阮金兆同志在耄耋之年與世長辭，消息傳來，使我感到無比悲痛，原因是他與我有着半個多世紀的真摰友誼，他是我最親愛的朋友中最親密的一個，即使在我們長期音訊隔絕的情況下，我們的心總是相通的。

　　阿金冋志姓阮，原名金兆。他在中學讀書時便接受馬克思主義、托洛茨基主義的教育，是當時學生中抗日運動的積極份子。四十年代初，他曾從師鄭超麟學習俄國革命史，他曾把托洛茨基著作中有關蘇聯問題的言論編輯成一本小書，書名《托洛茨基論蘇聯的命運》，署名劉綺英編，由上海歷史研究所出版。這本小書簡要介紹托洛茨基對蘇聯社會性質、斯大林官僚集團的形成、蘇聯社會發展的前途，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托派保衛蘇聯的政策等問題觀點，揭穿了當時流行的斯大林主義者對托洛茨基和托派進行無恥的誣衊和中傷，使讀者從中明白事實的真相。

他離開中學之後，曾有一段時間到農村去開展群眾運動，後來即轉去香港從事工人運動。在群眾集會上，他是個出色的演說家，能夠深入淺出地把革命的道理講解得明白易懂，使聽眾易於接受。

　　1947夏天，我第一次到香港見到他時，他的公開職業是一間小商店的伙記，但他卻是香港托派華南臨委的領導人之一。有一天他帶着我從西營盤坐電車到筲箕灣去，沿途給我介紹香港的市容市貌，路經當時太古船塢廠區時，他對我說：如果適逢上工或放工的時候，你就會看到延綿幾里路的浩浩蕩蕩的工人是何等的威武雄壯。工人階級是當代大工廠作為基地集合起來，任何社會都離不開勞動生產，工人階級就是當今社會主要的生產階級。十月革命的經驗証明，現代社會可以沒有資本家和地主，但不可以沒有工人和勞動農民。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農民只要具有社會主義的覺悟，組織起來進行鬥爭，使自己成為社會的真正主人，就一定能夠使社會沿着公正、平等、自由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他的這些話使我終生難忘。

　　那一年也是香港二萬多機器工人大罷工的時候。當時香港托派組織一直是在工人中進行宣傳和組織工作，阿金作為托派領導人之一，自然是義不容辭地同工人同志們一起日以繼夜進行工作，動員廣大的工人群眾投入到罷工鬥爭中去。我有幸參加過一次托派組織召集的各工廠罷工積極分子的會議。那時的香港是在大英帝國的軍警統治之下，這樣的會議只能秘密召開。會議的地址就選在某山洞裏，會議從夜幕降臨後開始，議題就是如何發動全體機器工人群眾團結起來去爭取罷工鬥爭的勝利。會上的討論非常踴躍熱烈，其程度的激烈使我作為旁聽的人也感到熱血沸騰。會議一直開到第二天剛亮的時候才結束，雖然經歷了整晚的唇槍舌劍的辯論，與會者卻沒有一絲疲勞之意，便精神抖擻地各自回到工廠投入到火熱的群眾鬥爭中去。這就是當時真真正正為工人的利益進行鬥爭的香港托派。

 　　1948年中國托派中以彭述之、劉家良為首的一派籌備成立中國工人階級的革命政黨，阿金積極參加這一建黨工作，他帶領一個地方組織開展黨綱、黨章的學習和討論，並為建黨開展群眾活動，他雖然沒有出席1948年8月在上海召開的托派建黨大會，但卻被大會選為新成立的中國革命共產黨的中央委員之一。

　　我在80年代才得以離開牢獄大門，此時，我與他已經是40年不知音訊，但，當他知道我生活困難，雖然他並不是富有，卻盡可能給我經濟援助，使我得以免除挨飢受寒的痛苦。對於他的無私援助，我既感激，也愧疚。當我流露出深心的感情時，他總是說：不要說什麼感激的話，我們為社會主義事業而建立起來的友誼，比什麼都珍貴，這絕不是用金錢來衡量的。他的話使我非常感動。我由此也常想起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時代流傳的各國工人階級互相支援的許許多多故事。有個故事說：某國的一位工人同志，在國內被捕，逃到別國去，但由於人地生疏，孤零零單身一人陷入了絕境，但他會唱國際歌，因此得到了別國工人階級同志的幫助才渡過了難關。這個故事固然說明了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精神，也生動地反映了肩負工人階級解放事業的同志之間大公無私的關係和純真的友誼。這同當今統治階級中追名逐利，爭權奪利，鈎心鬥角，你虞我詐的人際關係是多麼鮮明的對比！

　　金無足金，人無完人，阿金在個人生活中有着應當受到責備的缺點，但爭取工人階級的解放，實現社會主義的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他確實做到了他所能做的一切，盡到了他所能盡的責任，這就足以使他感到此生無憾了。

　　阿金同志永遠離開這個直到今天到處充滿了種種災難的世界走了，但他的音容笑貌，言行舉止一直留在我的心中，永遠也不會抺掉。我們面對的當今世界，到處的貧困、飢餓、疾病、死亡，以及野蠻的恐怖主義，報復主義，復仇主義和帝國主義者的戰爭威脅，這一切禍害，歸根結底都是由於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的。阿金仇視這個制度，也堅信唯有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才能使人類免除陷於野蠻和毀滅的厄運。阿金為此奉獻了他的一生，這就是我懷念他的原因。

200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