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在他的“極端時代”一書中，把一次世界大戰開始的 1914年8月，標記為“短二十世紀”的開端。

按霍布斯邦的說法，那個短世紀結束於德國統一和蘇聯“東方集團”解體的1989-1990 年。他認為，1914-1918 年的“大戰”，是該世紀的決定性事件。

就像霍布斯邦所寫的，正當九十年代早期南斯拉夫遭肢解時，他觀察到社區間的衝突重新點燃，地點就在代表“凡爾賽宮的老雞們再一次回巢”的“巴爾幹火藥桶” — 意思是，1919 年施加在巴黎以外地區的懲罰性和平的回蕩，一直持續至70 年以後。如果他今天還活著，他當然會注意到，那場“結束所有戰爭”的戰爭之創傷在如何地繼續潰爛。

工業化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第一次廣義“全面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奪去了數百萬人的生命 —  總共的傷亡人數、 包括軍人和平民，估計高達 4000 萬 —  受傷者更多，並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破壞。士兵被芥子氣噎死，或落得終身殘疾。

這場戰爭結束了數百年來由凱撒、 沙皇、 皇帝、 中歐東歐皇帝和中東蘇丹的王朝統治；把大英帝國帶到了最終消亡的階段；並把法國進一步降為次等強權。它結束了搖搖欲墜的“歐洲病夫”，君士坦丁的奧斯曼帝國，這個帝國曾經統治過南歐洲的大部分地區、西亞和北非。它助長了日本想成為主導東亞地區的帝國主義強權的欲望。

帝國的核心競爭

這場戰爭破壞，為1917 年2月和10月的俄羅斯革命創造了條件，而且就像列寧在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大膽宣佈的那樣，導致了第一次 “構建社會主義秩序”的 嘗試。同時，它預示著一個新帝國秩序的到來，因為美國已經具備了一個強國的生產力，從債務國轉變為債權國，正在最終取代英國成為資本主義首要超級大國的路上。

雖然把戰爭完全點燃的火花幾乎是個意外 —  1914 年 6 月末，奧地利王位繼承人弗蘭茲大公費迪南在塞拉耶佛被波黑塞族極端民族主義者刺殺 — 但這場戰爭的根源顯然則更深刻。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基本原因是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競爭，但不止於此，還包括一系列具體的因素 —  資本主義追逐的市場、 原料、 廉價勞動力、靜態投資市場，或者週期性生產過剩危機的解決方案。

在某種意義上，第一次全球戰火確實是國際範圍內綜合資本主義不平均發展的結果。雙方都有最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首先，協約國方面是英國以及法國和日本，後來加入了美國。同盟國方面由統一的德國領導， 1914 年時德國是歐洲大陸上最強最先進的經濟體。

各自的戰爭聯盟還包括半工業化舊秩序政權，這些政權已經被法國、 德國和英國的資本滲透了。俄羅斯加入了協約國一方，雖然奧匈帝國和土耳其已經是衰落中的帝國，他們卻站在德國方面。一旦開戰，戰爭也提供了或真或幻的機會，讓一些 “次級帝國主義”強權義大利、塞爾維亞、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強化他們的民族身份認同和收復領土的野心。

在這場戰爭結束時，為了懲罰性戰爭賠償，1919 年戰勝者在凡爾賽宮迫使德國為這場戰爭擔負唯一的責任，這種強迫做法導致了阿道夫·希特勒與納粹的興起。但有很多“戰爭罪責”涉及者是多方面的。

戰前德國的執政圈肯定都渴望擴大該國所謂“陽光之地”的全球政策（Weltpolitik）。在製造業實力方面，德國已經是該大陸僅次於美國的主要軍事力量，德國起而挑戰英國，後者不再是“世界工廠”，但仍主導世界資本主義的金融、商業和保險中心。

英國霸權的關鍵在於其“統治海波”的能力，瞭解到這一點後，不只是德國，還有美國和日本計畫建立自己的海軍，把它作為一種在全球投射實力和威脅的方式。長時間的進展，一個大國爭相獲取和控制正式和非正式的殖民地，“勢力範圍”和以前瓜分的或令人垂涎的領土，也加劇了競爭者之間的相關“陸地軍備競賽”和戰爭計畫突發事件。

重要的是，推進帝國野心的不只是經濟因素，還有突出相應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 — 膨脹的民族優越感觀念，“命運”和神定的“使命”。

那個時代充斥著“科學”種族主義 — 關於人民的種族等級劃分和變種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說法，那虛假的教義（達爾文自己從未聲言的說法)“生存競爭，適者生存”被投射到所有民族。

各個主要交戰方都推銷自己的軍事成就或者“軍事種姓”，名義上總是“防禦”，推銷者是帝國主義戰略家，企業“說客”，保守政黨、 一個沙文主義新聞社和一個致力於“男子氣概”的男性神秘軍國主義。

在大多數人仍然相信他們王國統治者的神授權力時，把戰爭是治國的合理媒介和淨化全民健康的關鍵力量的說法，通過學校及大眾文化和講壇散佈開來。

在某種程度上，這場戰爭是作為一個嘗試來臨的，它試圖清算民族主義的舊賬 — 像法國的那些資源豐富的省份，如被普魯士在1871年扣押的阿爾薩斯和洛林。另外，它不過成了多個強權長期爭奪戰中的一個確定回合而已，強權進行了一連串的長期爭奪，目的是控制東歐、中東、非洲、高加索地區和黑海及裡海地區 — 這些地區至今仍然令人覬覦，因為其具有地緣戰略的重要性、富有碳氫化合物和其他“至關重要的”資源。

在某種程度上，引起這場戰爭的原因，還有各交戰方都嘗試解決其內部的階級對立和社會動盪的影響，因為，在他們的基地出現了資本主義轉換和日益嚴重的週期性危機。並不是各個統治階級都一致地把戰爭看成一條通向民族團結和社會安定的路。但是，肯定有人把帝國的擴張設想為補救國內階級動盪的一種辦法。

此外，許多在政治上有影響的企業金融公司，不受國界限制，插手破壞長期的既成結構，破壞帝國內部關係準則的穩定。正如霍布斯邦指出的：

“…資本主義積累的典型特徵，恰恰是它沒有節制。標準石油公司、 德意志銀行或德比爾斯鑽石公司的 ‘自然邊界’是宇宙的盡頭，更確切地說，是其擴張能力的極限。”(帝國時代，318)

先是兩場巴爾幹戰爭和北非及其他地方帝國主義內部的爭端，導致1914 年的強權陣營形成，大戰則接踵而至。還有，大戰之前，早些時候的衝突和社會動亂，也改變了歐洲強權的看法和現實。

最值得注意的是，1905年俄羅斯敗在日本手中，導致俄國革命的“預演”，鼓勵了維也納執政圈把奧地利當成地區強權，犧牲俄羅斯的“南方斯拉夫人”塞爾維亞表親 — 這成了巴爾幹緊張的一個關鍵原因。

全面戰爭，全面恐怖

中產階層年輕人— 來自法國、德國、英格蘭、奧匈帝國和其他地方 — 執著於民族主義熱情，相信他們將“在耶誕節之前”回家，成群結隊的在8月份迅速地從軍。其他人，尤其是工人階級，表現了較少的熱情，而在俄羅斯和其他地方，動員起來的炮灰，大部分是裝備不良的農民募兵。

1914年11月，毀滅性的陸地戰激鬥到東面，法國東部僵持不下的軍隊已經深挖戰壕，為了超過四年的結局不定的互相殘殺而挖掘。

這場戰爭付出的代價越來越可怕，受害者主要是大眾階層。總的統計資料肯定是低估了，但傳達出某種意義。被動員參戰的人數估計有 6500 萬人。其中，估計有 680 萬人的死亡與戰鬥有關，同時也許還有 300 萬人死於疾病。另外失蹤的 770 萬人，估計已死亡，而且大約有 800 萬人落下了終身殘疾。

由於一連串可怕但無結果的戰鬥，西部戰線的戰爭成為一個人間地獄，德國士兵會稱之為“榨血機”（blood mill），英國士兵“湯米們”，稱之為“大型香腸機”。

單是一個無結果的相互殘殺，1916年7 月至 11 月第一次索姆河戰役，估計造成了 120 萬人死傷。在接仗的第一天，單是英國就遭受了約 60,000 人的傷亡，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死亡，在總共400 000 人的傷亡中居第一。德國人的傷亡者約 50 萬人、非死即傷。

經常被忽略的是，總的傷亡人數，包括軍人和平民，在東方 — 奧匈帝國，俄羅斯、 巴爾幹半島和奧斯曼帝國 — 就更高了。

 戰爭國家資本主義

對於那第一次真正國際化的“全面戰爭”，一個人要如何開始把握它的性質呢？最新近的大戰史學家之一，約翰· H·莫繞，總結說：

“這場戰爭造成大規模的肆意屠殺。各條戰線成了屠宰場；軍官即屠夫；而文官政府，無論獨裁或民主，成了炮灰的動員者和屠殺的執行者。企業家和科技大師們提供和創建了數量令人驚歎的破壞工具；知識份子、新聞、 電影和藝術為屠殺準備心理上的題材。合資格的男性人口成為炮灰；其餘的成年男子、婦女和青年成了勞工，生產屠殺他們的工具；孩子們，是未來戰爭的潛在參與者，參加愛國主義教育社交活動。這場戰爭使整個社會深陷泥沼。”（大戰 — 帝國主義歷史，The Great War — An Imperial History,72)

所有交戰各方訴諸於某種形式的戰爭國家資本主義，也即生產工具和生產力的所有權仍在在私人手裡，但國家購買戰爭物資，支付方式主要是貸款、信貸和通脹，那時及以後，這些費用都轉嫁到普通百姓身上。因為經濟服務戰爭，於是由軍人或者文人領導的規劃機構，或者兩者一起，做各種協調，對資源作分配。

軍事化的國家資本主義運用所有可用的技術、工程和科學專長服務於這場戰爭。結果，這是一個先兆，更糟的還在後頭，國家資助的研究與開發，導致那個時代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上，出現一連串快速的技術進步 — 改進的機槍、長程火炮和火器、引進了火焰噴射器和坦克、戰機、潛艇和毒氣。

如果說 20 世紀初帝國主義代表了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那麼戰爭國家資本主義則孕育了災難的最高階段。

最初，戰爭需求拉動了工作，至少帶動了英國 法國和德國那些與戰爭相關的技術和半技術行業。在美國，戰爭生產幫助把“大遷徙”中的黑人工人拉到北部工業中心。由於大規模的傷害仍在繼續，數以百萬計有經驗的產業工人受制於戰爭草案。他們在戰爭工廠的位置被非熟練者代替，其中有婦女，年輕和老年工人，戰區難民、殖民地義務兵和戰俘。

工廠越來越軍事化，這時工廠業主重組並加速適應美國式的大規模生產技術，而所有人都在忍受剝削率的增長， 這就是 安東尼奧·葛蘭西所謂的“福特主義”。

國內戰爭也把新的約束紀律強加給整個人民。交戰各方立法，或頒佈“國土安全”措施，把持不同政見者定為刑事罪犯。國內監視和審查激增 — 聽起來不是很熟悉嗎？—  因為國家不僅擴大了它的控制鎮壓機構和機制，還有募招的線人及愛國團體舉報“可疑行為”並強推思想一致性。

自然減員及其成本

作為其“全面戰爭”的另一部分，英國和法國利用軍隊和從其殖民地徵集來的勞工，並且從整個非洲、印度、印度支那和加勒比地區徵集來有色男人，為“文明”參加他們的戰爭。

有時，在西部戰線，法國和英國的指揮官把他們用作可犧牲的攻擊部隊，以便白人士兵不會“浪費”掉，在後方，這些殖民地居民依次經歷各種等級的種族主義、種族隔離和歧視，無論他們是從法國非洲殖民地運來的成千上萬的士兵，還是120 萬左右的印度戰鬥人員及在每個戰區為英國人服徭役的勞工，都是這樣。

當法國和英國動手攫取德國在整個非洲的土地時，殖民地軍隊也付出了代價。英國也犧牲了一些男子，這些人來自後來所謂的“白色統治”地 — 加拿大、 澳大利亞、 新西蘭和南非。

由於沒有一方能贏得一場決定性的“突破”戰鬥，全面戰爭成了消耗戰，旨在削弱敵人的戰力和鬥志。因此，各條戰線的戰爭經常抹殺戰鬥人員和非戰鬥人員之間的區別，平民成了攻擊目標，如果不是直接的目標，就是經由貧困和苦難的攻擊而遭到傷害。

早期，英國海軍封鎖德國的北海各港口，部分原因是為了封堵德國戰爭艦隊，但更多的是為了制止任何與戰爭有關的物資包括食品的進口。德國人用潛艇戰對付英國商船，但西方協約國汲取巨大資源 — 來自於他們所有財產和美國的金融、 原材料、農產品和人力 — 的能力最終提供了物質上的有利條件。

封鎖造成的消耗影響加深了，因為大批農村男性和牲畜尤其是馬，都被徵召。他們的缺乏，導致整個中歐和東歐的農業生產、特別是穀物，大幅度下降。剩下來可用的東西，首先供給忙於糟蹋整個東西部農業地區的軍隊。

在對戰爭生產至關重要的工業城市，由於食品供應減少，於是實行配給。到1916年-1917年，黑市興盛，價格膨脹，大眾階層的購買力被削弱。

在這場戰爭的第三年，整個德國每週人均基本食品消費量暴跌。其結果是，婦女和兒童的死亡率達到 50%；死亡歸因於結核病增加了 70%以上。出生率下降了 50%，而德國衛生局把約730,000 人的死亡歸因於“饑餓封鎖”。奧地利，尤其是在維也納的條件則更加糟糕。

營養不良成為普遍情況，饑餓並非不尋常現象，而傳染性疾病、斑疹傷寒和霍亂，橫掃整個東歐的弱勢群體 —在俄羅斯有超過300萬人，而其他數百萬人在羅馬尼亞、 波蘭、 塞爾維亞和小亞細亞。

奧斯曼帝國的25%人口，多達 500 萬人喪生。絕大多數是平民，死于疾病或饑餓；其中有數以百萬計的亞美尼亞人、亞述人和土耳其種族清洗的希臘受害者。

革命的後果

條件繼續惡化，徵兵或監禁的威脅再也不能阻止罷工和群眾的示威活動，活動的領導者越來越多地是遭受重壓和低工資的勞動階級婦女，她們常常是單獨養家的負擔者，常常不得不每天花費額外的數小時尋找食物。

1918年1月下旬，在柏林開始了全國性群眾罷工，涉及人數超過 100 萬人，要求的不只是食物，還有和平與政治變革 — 未來事件的前兆。國內動亂，伴隨著疲憊士兵們發起的大小不同的兵變，被形容為工業化戰爭的群眾罷工。

其中一個在 1917 年 4 月， 由俄國二月革命發出聲音，集體拒絕繼續發動無謂的屠殺攻勢，涉及44個戰區的軍隊，有一半是法國軍隊，並且要求“停止屠殺”，要求“正義”和“和平”。

歷史學家認為，在西部戰線，新鮮的美國軍隊和物資的大批到來，是德國戰敗的決定性因素。但主要的同盟國已經筋疲力盡。各條戰線上的士兵實際拒絕忍受殺戮，整個歐洲一聯串爭取麵包與和平的平民罷工，顯然發揮了其歷史性的作用。當1917年-1918 年俄羅斯和德國軍隊從內部垮臺時，當戰爭令人厭倦得“用腳投票”時，那時發生的這些事情，是特別重要的。

這場戰爭難以想像的艱辛和大規模混亂，迎來了1917 年的俄國二月革命。俄羅斯專制主義死亡，取而代之的臨時政府願意繼續這場戰爭，協約國的措辭改為伍德羅·威爾遜 重新定義的戰爭目的，“使世界有民主的安全”。然後在 1917 年 10 月，布爾什維克奪權。

面臨著巨大的革命挑戰，並決心拯救年輕的革命，在 1918 年 3 月，布爾什維克同德國在布列斯特締結了一昂貴的單獨和議。雖然俄羅斯統治階級的被剝奪，向世界各地被壓迫民族發出了革命希望的資訊，該協定加上對私有財產的革命徵用以及國有化，同時誘發俄羅斯資本主義盟友的永久仇恨。

這以後，十月革命立刻使得各地統治階層的最首要目標是反對革命，協約國的一個主要目標，即刻就變成了戰爭，目的是要使他們的世界免受布爾什維克“細菌”的傳染。

受到革命承諾的鼓舞，但也被可怕的條件和可能的歷史性轉機推動， 1918年-1919年世界各地的階級衝突都點燃了。在很大的程度上，戰爭破壞催化造成的自發起義，都被反動勢力擊退。最災難性的，是1918年 - 1923年德國革命的命運。（這個故事顯然過於複雜，無法在這裡詳細說明。關於背景知識，請參閱‘查理郵報’評論保羅·利未著作的論文，http://www.solidarity-us.org/site/n....)

當然，如果德國革命和義大利、匈牙利和其他地方工人階級的起義成功，就能為俄國革命提供一些喘息的空間，這樣的話，世界本來就會不同的。然而，在那些地方，來臨的是反革命和義大利法西斯主義以及德國納粹主義的種子，因為在凡爾賽宮施加的報復性條件，確保了社會政治和經濟危機的怨恨持久，從而滋生了納粹主義。

與此同時，協約國武裝干預1918年-1920年的俄國內戰，早期由隱蔽的美國資金資助，讓伍德羅·威爾遜關於自決的戰時說法成了謊言，使得蘇聯涉及敵對的“包圍”中，這個問題至今仍然迴響在後冷戰時期的美俄關係中。

與此同時，在東歐的廢墟之上，新的國家興起或舊的國家復興，其中有波蘭、 立陶宛、芬蘭和天生不穩定的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估計有 3000 萬人傷於新邊界上的錯誤一方，成了幾十年來摩擦的一個根源。

勝利者，法國、 尤其是英國，極力重排帝國地盤和重繪地圖，不只是在歐洲，還要在中東、非洲和其他地方這樣做。

阿拉伯人民曾被引導，使得他們期望，因為他們的戰時努力，其民族性會得以承認，可是英法否認了阿拉伯人民的民族性，瓜分了奧斯曼中東。他們劃定邊界，界定了今天的敘利亞和伊拉克、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及外約旦的最終“託管”，他們不理會種族、宗教或社區的關注，至今這仍然是個問題。

該區域的主要對抗的種子，已經通過‘戰時貝爾福宣言’ 種下了，英國承諾促進“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人民的家園”，規定“......任何可能損害巴勒斯坦現存非猶太社區的公民和宗教權利的事都不應做......”

戰爭的教訓激發了正在進行的結束歐洲殖民主義的鬥爭，來自印度、非洲、東南亞和加勒比的軍隊回國後，要求權利和“自決”。那些來自巴黎的人中有年輕敢鬥的越南人胡志明和南非泛非大會的成員，凡爾賽宮無視他們，自由主義的民主言論和帝國主義現實之間的鴻溝，教育了他們。

協約國的盟友日本，試圖在凡爾賽宮的《國際聯盟盟約》中加上一條譴責種族歧視的條款，遭到英國和法國的拒絕後，突然離開。在戰爭期間日本攫取了德國在中國的租界，它很快就尋求擴大帝國在中國大陸的利益。義大利否認了加入協約國的領土的承諾，也離開了會議，並且很快轉向了墨索里尼，“糾正”凡爾賽宮的“錯誤”。

美國在這場戰爭之後上升，轉向確保未來全球金融動盪的經濟措施。非常簡單地說，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它提供貸款給德國，努力把動搖年輕的魏瑪共和國的戰後經濟危機穩定下來。柏林用這筆錢支付賠款給法國和英國。這些付款然後被後者用於償還大規模的戰時美國貸款。

一路賺取利息，當黃金跨過大西洋，以及直接投資流入德國時，相對穩定和信心得以恢復。那就是“道威斯計劃”的工作 — 也即，直到 1929 年美國股市崩盤迫使銀行要求收回貸款時，發生國家債務違約，以及國際信貸枯竭。

正如他們所說的，其餘的是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