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短暫的

從短暫的"蘇聯世紀"到普京的俄羅斯：

破裂和再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

凱薩琳·薩馬利(2015年2月9日)

反復慶祝柏林牆的倒塌，是用一個美麗的意識形態燈樹，掩蓋黑沉沉的森林。德國的統一是真正的社會經濟和地緣政治的轉捩點，其歷史意義因為戈巴契夫拆除蘇聯而得以加強。1989-1991年，這個轉捩點結束了短暫的"蘇聯世紀"(用墨舍·勒文（Moshe Lewin）的句話說）。它遠非一場"民主的革命"，反倒更具有社會反革命的性質，其內外行動者，把他們的目標藏在"民主-獨裁"議會的螢幕背後，沒有任何真正的選擇。

喚醒內外行動者 — 這樣做 — 意味著拒絕任何一個國際陰謀論，反對被迫服從帝國主義列強或"世界市場"的宿命論；但這並不意味著對可怕的國際約束和行動者有任何的低估。同樣，拒絕"民主革命"論，意味著對以工人名義的一黨獨裁的不滿，因為那是"真實的現存社會主義"失敗的"有機"成因。與此相反，它意味著不倒退至古拉格和柏林牆，並估量短暫"蘇聯世紀"對國際關係力量的影響現實，在相反的意義上說，正如湯瑪士·皮科提（Thomas Piketty）指出的那樣，有目共睹，"蘇聯世紀"後，"二十一世紀的資本"回歸到十九世紀的不平等機制。

"真實現存的社會主義"：一個反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及其自身的矛盾

二十世紀革命經歷的特定環境和發展無法在這裡涉及。但一切都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決裂，同帝國主義"中心"強加於其（半）週邊的統治和依賴關係決裂。[1] "在一個國家建社會主義"的邏輯，被克里姆林宮用來約束整個共產主義運動與革命，結果失敗了— 鐵托南斯拉夫和毛澤東中國的領導人的抵制，就是特別的見證 — 這個邏輯沒有制止官僚主義，包括出現在新革命中的官僚主義。

這些革命的基礎，是有關社會的廣大最貧窮人口，他們在國家社會的反帝國主義戰爭中動員起來，其每一次勝利實際上鼓勵了其他人。挑戰資本主義私有財產的支配權，挑戰它以市場利潤為投資動力的邏輯，他們可能使經濟選擇從屬於政治選擇；但這些選擇由一黨專政國家"決定"，這樣既可捍衛他們的特權又能保住其社會發展主義的邏輯。"蘇聯集團"國家的執政黨，試圖重現同樣的社會經濟機構和機制，優先考慮國家工業化的邏輯。

在"真實的現有社會主義"政權和他們認定的理想之間，尤其是在巨大極權暴力階段，比如首先在史達林主義化的蘇聯，然後在一系列國際社會主義國家，到處都有巨大的差異。除了直接的鎮壓外，這些政權根據特定的內容和形式，結合真實的社會文化成果，建立了官僚剝削和支配（性別、民族、文化)的關係。新政權試圖把自己立基於工人上，因為工人是其制度的產業核心，於是，確保工人有一些形式的社會主義化保護，特別是在大型企業中，通過官方的工會，在那裡分配某種"社會收入"(住房、日托中心、休閒中心及假期，醫療診所，消費品)。強勁的"粗放型"增長，得到高度保護而不受市場機制控制，確保人的(不好的)充分就業和自然資源的使用，還有，社會收益作為基本權利而出現。所有這一切，儘管有壓制性的一面，卻給這些政權提供了群眾基礎。

在"真實現存社會主義"的內部層面上，該制度培養的社會主義願望和其官僚的現實之間存在根本矛盾。在蘇聯和東歐國家[2]，20世紀60年代的局部改革嘗試遭遇失敗，因為他們試圖通過市場機制提高勞動品質和生產率：這樣做，他們同公認的充分就業權利發生衝突，同挑戰官僚特權的"平均主義"矛盾，擴大了由市場引起的貧富差距。抗議活動遭鎮壓後，改革受阻；七十年代是通過負債而增長的十年，因為負債使進口得以重新開放。

這造成了危機的第一個外部因素：債務可自由兌換成貨幣，那以後，主導這些系統的閉關自守，被打破了。上世紀80年代初，因為美聯儲提升利率而使這種債務增加了，把這些國家第一次置於債權人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壓力下。同時，1979年，蘇聯在其干預阿富汗後，遭到了羅奈爾得·雷根發起的終極軍備競賽的影響。

但這些外部壓力本身都不足以讓這些國家變成資本主義社會。是"纏結"把內外因素和行動者連接一氣。

關於戈巴契夫所作的選擇，有一個主要的國際說法：蘇聯的"解體"，目的是獲得西方信貸和減少軍事開支的比重，以便推進內部改革（"公開性"/透明度和"新思維"/經濟重建）。西德的信貸和技術，蘇聯撤軍的可能性，對這些，莫斯科算計得比不受歡迎的昂納克政權更多。戈巴契夫旨在拆除兩大冷戰軍事集團（北約和華沙條約組織），在歐洲"共同家園"框架的系統內"和平共存"。經過與科爾的洽談，他接受了柏林牆倒塌。美國推動統一的德國併入北約。戈巴契夫不得不接受這個既定的事實，北約違背了它不會超越德國的諾言。

無論1991年華沙條約組織解散與否，這一切都不會得到尊重。但就目前而言，美國熱衷的是蘇聯及其財產制度的終結。達成這些目標的內部盟友是葉裡欽（Yeltsin）。他與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共產黨領導人在1991年 12月通過談判達成的協議，策劃蘇聯的解體，導致戈巴契夫辭職。然後，他加速普遍的企業法人私有化進程（變成股份公司），在1993年反對頑固杜馬的政變後，私有化進程採取了"大規模私有化"的形式：免費分發優惠券給工人，讓他們可以"購買"企業的股份，以此表明歸還因他們的工作而產生的財富，而這些財富是被共產黨機器侵佔的。這表明，在某種程度上，社會的反革命並未宣佈其"資本主義"特性。雖然"大規模私有化"（沒有資本的輸入）慢了下來，在短期內，他們在按照資本主義的標準進行重組時，避免同集中於大企業的工人作危險的對抗：這些企業，失去了他們的生產物質，持續幾年，有越來越多的正式工作單位，經常不發工資，但其產品實物照樣分送各地。同時，關鍵部門被佔據，佔據者主要是政府和寡頭們。

柏林牆的倒塌和蘇聯自身的多元化，引起整個東歐的多米諾骨牌效應。繼葉利欽的例子，很多共產黨的"權貴階層"選擇鞏固其特權和權力，所用的手段是私有化和自稱"民主"的激進"反共主義"，也即是說，支持市場、私有化和政治多元化。這完全說不上是顛覆，因為在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反"人性化社會主義"的"蘇聯正常化"和1980年波蘭雅魯澤斯基將軍反對團結工會及其"自治共和國"計畫的政變之間，任何基於社會主義理想的反官僚運動，都被查禁。

新自由主義話語的公式看起來很簡單 — "市場 + 私有化 = 經濟效率與自由"— 而人們並不瞭解所說的"市場"和"私有化"是什麼，或要應用什麼樣的效率標準。遠不是什麼"民主革命"，他們用"歐洲計畫"一個重要而意外的轉折做標記，極度模糊地把社會反革命強加於人，後者反過來就可以對東歐國家制度的變革施加強大的影響力。

東德併入聯邦德國是歐洲經濟共同體(EEC)第一次向東的"擴展"。對於東德人，就業被毀滅，是一個重大的社會衝擊。但它還表現為德國財政預算赤字的擴大。1991年德意志聯邦銀行決定填補這一赤字，於是上調利率以吸引外資，使得歐洲貨幣體系(EMS)的各種貨幣的官方平價不穩定。投機資本利用外匯管制的解除（由 1986年單一法案決定）為歐洲貨幣體系(EMS)危機和經濟衰退提供了催化劑。

面對這場危機，德國同意放棄德國馬克，走向單一貨幣，以便消除利用匯率的投機活動。但它要求有嚴格的標準來管制未來貨幣的製造，表明其對通貨膨脹的關注，和對所謂"地中海俱樂部"國家的不信任。因此，建立了新歐洲聯盟（EU）的1992年“馬斯特裡赫條約”，納入了這些標準：尤其是政府赤字的限制，會員國的公共債務，以及禁止中央銀行資助公共預算赤字。

但是本世紀初，發生了向歐元的過渡，當時正值從東歐選擇要整合的"新會員國"（NMS），讓這些會員有權享用歐洲預算的"結構基金"。統一後的德國領導人，像法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那些領袖一樣，因為整合東德（GDR）和南歐國家以及愛爾蘭已經花了不少錢，並不願意再"支付"其他更多的錢。而在最貧窮和最富有國家之間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差距，在1986年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時為1至4.9，到了2007年，隨著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的到來，這個差距為1至20以上。然而，儘管在第一種情況下，"凝聚力"和結構性資金大為增加了，而2000年-2007年的歐盟預算，反而限制在歐盟GDP的1%左右，此時正值歐盟"慷慨"決定向東歐擴大10個新成員國的階段。

因此，在資本自由流通的情況下，被認為能確保增長和"趕超"的，正是基本的私人融資（通過信貸和外國直接投資 - FDI）。資本主義的復辟碰到極端脆弱的"國家"的資本。起于90年代末的金融服務自由化和加入歐盟的承諾，創造了條件，讓西歐的銀行得以絕對統治（約為70%到100%）所有候選國家（除斯洛文尼亞外)的銀行資產。在2003年-2008年期間，在波羅的海共和國，他們的大規模信貸持續增長率在7%至12%之間：在生活水準的大幅下降後，信貸到來，以回應消費的渴求，並由財務安排購買房產（並非沒有房產泡沫）[3]

總體來看，為了讓"歐洲結構"按美國所期望的方向轉化，東歐和東南歐（包括上世紀90年代的南斯拉夫及其戰爭）充當了馬前卒：通過巴爾幹地區的歐洲-大西洋"組織"，鞏固北約和東擴[4]。美國想要對付的，主要是歐洲"力量"的自主性。歐盟"自由貿易"特徵的重點正走向相同的方向。反對任何"歐洲社會模式"，就意味著一個激進的做法，要把工人置於相互爭奪之中。

加入歐盟，成為其新成員國前，要進行談判，這個過程冗長，所起的作用，類似於同強制實行"結構調整政策"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談判。

不過，歐盟不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南部歐洲國家發生擺脫獨裁統治的情況，但是正如我們已經在烏克蘭看到的，融入歐盟可以（仍然是）被視為脫離邊緣化，加入法治的和"有錢人的歐洲"， — 雖然危機與歐盟現實情況的披露，使得這種吸引力在下降。

然而，有必要根據與這些主導中心在地緣上和歷史上的接近情況，根據他們具體提供的計畫，區分俄羅斯與歐盟之間的不同"範圍"。對俄羅斯強權態度和行為的不信任，是不可否認的因素，促使一些東歐國家的新資產階級，採取"買辦"資產階級的熱心態度，服從歐盟和北約的政策和規則。這是波羅的海共和國的情況，這些國家曾被強行併入蘇聯。他們與中東歐國家（CEE）和巴爾幹地區國家，是最直接處在歐盟商業金融軌道上的國家，尤其是當證實他們有成為成員的可能性時。[5]

中亞各共和國情況則不同，有一個特殊之處，牽涉到國際能源問題和同中國的鄰近地緣。但他們是俄羅斯聯邦的歐亞聯盟計畫（起於2015年）最直接看中的國家，該計畫的目的是要在中國歐盟兩個方面都鞏固自己。在同歐盟現在接壤的六個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國家，這樣的一個項目計畫在繪製[6]。2009年，歐盟已徵求這六個國家加入其基於自由貿易的"東部夥伴關係"（是由波蘭特別提議的），未能得逞。這些國家面臨排他性的選擇（因為俄羅斯和歐盟兩者的原因） — 我們知道，這是一種異常現象，例如，烏克蘭的外國貿易大致分為：三分之一到歐盟，另一個三分之一到俄羅斯和獨聯體，最後三分之一到世界其他地區。這也是一個痛苦的選擇，如果這些國家的內部衝突被利用和挑起：就很難預測他們將墮入什麼樣的"混亂"或公開的戰爭。

上世紀 90年代是俄羅斯力量解體的十年 — 儘管有十年骯髒的車臣戰爭。寡頭佔有的租金大量外出到避稅天堂，而這個經濟體的所有部門都大幅下滑：1998年國內生產總值仍然低於1989年的水準，一半以上的國內貿易通過以物易物的方式進行：沒有工資和稅收；古老的實物分配方式通過大型企業得以維持，而主宰石油工業的寡頭正在同政府談判，要用其債務（稅）兌換政府持有股份，並維持家用能源分配的低費率。

變弱的俄羅斯卻被接納進八國峰會，被美國當作為其擴張的一個重要箭頭，當作為一個盟友。向外資開放石油部門和部分行業，得到了俄羅斯自由主義者和買辦階層的支持。但1998年的國際收支危機有利於較為"保護主義"的傾向的興起，有利於回歸到普京年代的成長[7]。

推向一個強大的俄羅斯國家的第二個因素： 2003年-2004年的"顏色革命"，特別是在格魯吉亞和烏克蘭：現有"親俄"政權的選舉舞弊和大規模腐敗，激起了支持"自由"與親西方黨的大規模抗議活動；莫斯科指責後者在全球被美國"收買了"。西方陰謀論和包圍俄羅斯論開始形成了，得到了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著作的支持，外部融資資助反對運動，格魯吉亞和烏克蘭新政權要求加入北約和歐盟，要把他們加在東歐新成員的長長名單中。

新的俄羅斯強大政府把寡頭們和錢幣流通置於控制下，同時將社會運動和抗議者定為罪犯而壓制，把他們作為外部敵人的潛在工具。儘管增長強勁，然而俄羅斯的經濟仍然有明顯脆弱的元素：首先是圍繞本身構建經濟空間的困難，這個空間包括前蘇聯加盟共和國 — 一個歐亞聯盟須要緩解的問題。還有危險的"荷蘭病"("比較性"的優勢，通過出口原材料，扼制了經濟的多樣化，成了一個"食利者"）。最後，政治衝突引起了對歐盟的依賴問題 — 並非沒有資金流動的透明度；在2012年，在俄羅斯所有外國直接投資資本的記錄中，幾乎60％來自避稅地（可能大量的源頭在俄羅斯），約 30%來自西歐、亞洲為1.6%，0.6%則來自美國。對歐盟的出口（包括能源）在2012年大約為總出口的50%，而18%出口至獨聯體國家，至金磚四國的出口則少於 10%（而40%的進口來自歐盟、約13％來自獨聯體，20％來自金磚四國）。

2008 年，俄羅斯大張旗鼓地回到國際舞臺，這得益於信譽掃地的格魯吉亞總統薩卡什維利的錯誤(高估了美國對他進攻南奧塞梯的支持）：莫斯科鞏固了其軍事存在並決定承認南奧塞梯和阿布哈茲的獨立，而其他大國承認的是科索沃獨立[8]。與此同時，普京玩起"天然氣大戰"（運用價格武器，同時使用天燃氣的交付量），特別是對付2005年後的烏克蘭"橙色革命" — 對歐盟並非沒有產生影響，因為後者極度依賴於烏克蘭管道接收俄羅斯天然氣。

自那時以來，開始（無處不在）瘋狂尋找新能源供應來源和另外的"戰略性"走廊：針對由歐盟委員會和美國支持，擬議的繞過俄羅斯的"納布科"石油管道，莫斯科避開烏克蘭，談判了其他專案，談判對象是歐盟的幾個成員國 — 包括德國、法國和義大利。在2013年，由於成本過高，不得不放棄納布科項目；但與俄羅斯的緊張關係有所加劇，圍繞南流項目（South Stream project），把幾個歐盟成員國或候選國，置於重大的經濟和地緣政治困境中，夾在俄羅斯的好處與歐盟的約束之間 — 直到 2014年底，俄羅斯決定放棄該管道。

但我們身處的世界，其強權之間的聯盟是不確定的，強權在一定程度上是競爭對手，但又共用階級利益和真實辦法，還有一致的話語 --- "反恐戰爭"的說法，體現了這一點；但俄羅斯也擔任敘利亞問題的調解人腳色，同時，俄羅斯寡頭在倫敦金融城很受歡迎，而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Gazprom）正在擴大其在歐洲的網路。普京的俄羅斯對歐盟的批評是它排斥俄羅斯。還有它的"墮落" — 引發了反對運動，即引起了基於反對同性戀和性別歧視的宗教正統觀念的"保守革命"。但是普京歐亞聯盟（Eurasian Union）計畫想要複製的，是歐盟模式；該聯盟的目的，是創建力量關係，重新談判歐洲的所有關係。它的靈感部分地來自"歐亞文明"的理論家，對應于"俄羅斯世界"的宏偉和多樣性，從沙皇到蘇聯 — 已有變種，無論有或沒有普京 — 都反對美國[9]。在此基礎上，紅-白或國家社會主義的陣線形成，吸引了整個歐洲的極右派（不幸的是，有時是極左派）。

俄羅斯在"大聯盟"中發揮的"好處"是其軍事力量 — 在2011年的軍火市場，相對於美國30%的份額，它佔有24%的份額，但它還有豐富的原料。可是它在世界GDP的比重卻比巴西和印度低（2.5％）。根據雅克·薩丕爾（Jacques Sapir）的說法，20世紀中期，自由主義者和俄羅斯的貿易保護主義者之間，達成了不容易的妥協。摩擦點是：用石油收入使經濟多樣化，求助國際融資、政府的直接和間接控制的劃界問題。2009年的國際以及隨後的歐洲銀行業危機，導致了轉變，傾向于在金磚四國內部有更多的貿易和金融自主。但它只是自2014年至今在烏克蘭推動的重大調整的擴大。

中國（40%）-俄羅斯（60 ％）聯合投資基金成立於2012年，但隨著對莫斯科的制裁，它變得越來越重要。它已經投資了40億美元，主要是投在石油和天然氣管道的基礎設施、鐵路和航空運輸上。但已有計劃，在現在和2038年之間，通過俄羅斯石油公司（Rosneft，（公有））出口到中國的碳氫化合物將達3億 6500萬噸的石油。目前的數量少得可憐：2014年的200萬噸，相比之下...2013年輸送到歐盟以外的歐洲國家有2億800萬噸。

換句話說，國際制裁的影響促使俄羅斯經濟有更大的自主性（通過進口替代和貿易重組）；但短期來看，經濟變得脆弱。資本外逃導致盧布下跌，增加進口產品的價格；大量動用儲備金紓解受制裁的銀行，並為新項目提供資金。但同時，正如雅克·薩丕爾指出的，中央銀行選擇了提高利率以限制盧布下跌，犧牲了大規模國內信貸政策對經濟的作用。

最後，尚不清楚魯莽沖向烏克蘭的"混戰"，是否有利於普京的目標。北約在烏克蘭"合法化"；俄羅斯的合作夥伴（歐亞專案）表現出緊張情緒，因為他們珍惜自己的獨立。最後，雖然普京已經取得了短期內的主要目標 — 鞏固了權力，該權力受到2011年-2012 年運動的挑戰，而那個運動本可以從烏克蘭獨立廣場運動（Maidan）汲取新鮮的靈感 — 在烏克蘭被殺害的俄羅斯士兵的第一批母親抗議者，以及反戰運動，正在開啟愛國主義共識方面的巨大差距。

歐洲大陸，包括烏克蘭和俄羅斯的和平與平等的重組，將既不是普京，也不是歐盟的工作。

[1] 我在這裡使用的概念和理論，是布羅代爾（Braudel）和沃勒斯坦（Wallerstein）對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或"世界體系"的論述，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出現於十九世紀該行星的某部份（隨著時間而演變）。它並不涉及所有的國際關係，只涉及那些整合進"系統"者，而這個系統則由（帝國主義）中心強權施加國際分工（IDL）。嚴格地說，"週邊"就是殖民地。半週邊則通過來自"中心"國家的信貸融資而依賴國際分工（IDL），但他們是形式上獲得獨立的國家。因此，我們不是在帝國裡（中心國家本身是競爭對手），但在國家與統治關係構成的空間裡，那主要是經濟的，即便它們基於新殖民主義的軍事和政治勢力。

[2] 這裡沒有涉及中國情況。七十年代末期，它的農業份量特別不同，最初的改革側重於這個部門，有相當大的空間，提高生產效率，同時造成了大量的農村人口外流，創建了新的工人階級，該政權的"歷史性"的社會基礎並沒有一起受到保護。

[4] 見"大西洋歐元能給巴爾幹穩定嗎?"，債務舒緩計畫手冊(和平研究和文獻研究所)、2009年6月：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5] 2004年八個中歐和東歐國家成為歐盟成員(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和波羅的海三國），隨後在 2007年是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在2013年是克羅地亞。在2003年薩洛尼卡理事會，其他的前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共和國被確認為"可能的候選國"，儘管談判過程的結果是不確定的。見"西巴爾幹半島" 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6] 白俄羅斯、亞美尼亞、烏克蘭、阿塞拜疆、格魯吉亞和莫爾達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