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國家的雙重性

拉美國家的雙重性

克羅迪歐·卡茨(2014年2月13日)

在過去的十年，拉美國家獲得了自主性還是變得依賴性更強？是擴大了還是減少了其主權邊際？面臨全球經濟危機，有更大的保護還是只有更多的無奈？（這是該文章三個部分的第一部分）。

南美洲的演變為自治的論題提供了許多論據，中美洲的進程也同樣為依賴性提供了判斷論據。如果我們把委內瑞拉或墨西哥進程的軌跡一般化，也可作同樣的對比。如果重點放在地緣政治層面，當經濟評價列為優先事項時，週邊重整躍然入眼，那麼，該地區獨立的新邊際就出現了。

"後自由主義"和"商品共識"是綜合這兩個願景的兩個概念。第一個概念注意到，出現了一個以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為標誌的新階段、出現了進步政府同倒退右翼的結合[1]。第二個概念強調以初級產品出口為中心的模型的均勻強化[2].

哪個是正確的表徵？答案需要評估過去兩年在該區域發生的巨大經濟、社會和政治變革。

從上世紀80年代起，拉丁美洲的新自由主義重組得以加強，出現了一個出口專業化的模式，重新把該地區創建成國際鍥子，成為一個基本的產品供應商。這種分量重新加大的商品，意味著農業方面的深刻變革，促進為出口而進行的種植栽培，造成當地供應的衰落。在所有國家，都加強了一種商業模式的運行，用密集積累的資本主義標準營運農村企業。舊寡頭與"農業"大公司密切聯繫，領頭這個轉型。

小生產者必須忍受投入的增加、更大的競爭壓力和日益增多的轉嫁風險，因為合同都是按照出口規則訂造的。他們必須調整活動適應新的製冷、運輸和農業化學的投入要求，以便生產出全球行銷的成型製品。他們經常負債累累，賣掉土地，最終加入移居到城市的大眾裡。

這種提高產量的壓力，傷害殘存的非資本主義農業，沖淡了關於這一部門不同生產模式調節的以往討論。在外部需求的約束下，初級和次級部門之間的界線減少了，泰勒模式的雇傭勞動份量得以擴大。

大豆是這個新農業計劃的一個典型例子。它在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烏拉圭擴散，摧毀其他種植業，所用的手段是直接播種轉基因作物和對孟山都公司作為種子供應商的依賴。由於生產油或動物飼料需要的勞動力不大，每100-500公頃只產生一個工作 [3].

但在其他區域和產品方面，也能看到相同的轉型。智利的水果和葡萄酒是隨著外銷的新參數而發展的，隨著農村臨時工的密度及轉包的增加而發展的。厄瓜多爾和哥倫比亞的花卉種植，靠的是密集型灌溉技術和高度剝削婦女的體力勞動，它取代了傳統的營養生產。在中美洲的種植園裡，新鮮冬季蔬菜的出口以犧牲傳統生產為代價，而它們已經使基本糧食的進口出現了大幅的增加[4].

在採礦業方面，也出現了同樣的初級商品出口專業化，採用新模式的露天採礦作業方式。為了提取礦物，高山被炸毀，用化學化合物 (水力壓裂法）裂解岩石。因為替換老坑的這些技術都需要更多的投資，外國公司的出現增加了，而且獲得很多減稅。加拿大的公司 — 以及澳大利亞、比利時、瑞典和美國的公司 — 控制了大部分這樣的企業。

智利是這種活動的天堂。不再只有國有的智利國有銅業公司（CODELCO）開採銅。其他公司也參與開採，付出低稅(7.8%)而獲得高收益（50%）。秘魯也是這樣，在康茄（Conga）地區，正在開發規模巨大的採掘專案[5].

這類採礦挖掘使用大量的水，直接影響農業企業並增加污染。這就加重了環境災難，該區域正在罹受災難影響，面對安第斯山區的冰川融化，亞馬遜河流域的森林退化和沿海地區的洪災。以出口為導向的礦物萃取，使氣候變化的所有影響更加尖銳[6].

工業衰落是農產採礦業繁榮的另一面。拉美國家國內生產總值第二產業的比重從 12.7%(1970-74年）下降到 6.4%(2002-06年)，在生產、生產率、技術、註冊專利和研究與開發支出方面，同亞洲行業的差距已經擴大[7].

這個向後倒退的運動經常等同於拉丁美洲經濟的"再原始化"。但工業並沒有消失，它會更準確地調整到一個新的依賴性再生週期。巴西和阿根廷作為戰後工業化最具代表性的兩個經濟體，其發展是非常明顯的。

在巴西，生產率已經下降，成本增加了，外部工業赤字有所擴大，處於投資滯後，能源和運輸的基礎設施大為惡化的情況。一些分析人士認為，巴西的工業設置已經淪為其1980年代規模的一半[8].

在阿根廷出現了同樣的工業衰退，儘管在過去十年中有復蘇的紀錄。這一行業佔有的地位較上世紀80年代小 (GDP從23%降到17%），而且高度集中在五個部門，受外國控制，進口增加，國產度低。

在墨西哥，傳統產業 --- 通過替代進口以供應本地市場而建立的 --- 已經被崛起的自由貿易區出口加工廠(maquilas)而取代。這種類型的工廠以出口為優先，通過網路運作，以適應靈活積累的規範。它們開始於服裝和電子產品，然後擴展到汽車，它們已占墨西哥GDP的20%。這種模式的象徵位置是美國的邊界。在位於邊境區的兩側，1965年的50個初始工廠發展到2004年的3000 工廠。

從低品質勞動裝配廠發展起來的這些工廠，包含影響整個拉丁美洲經濟的基本專業化的許多特點。其主要的輸入是廉價的勞動力。公司聘請來自農村的工人並把工會刑事罪化。生產率同母公司的水準相仿，工資卻比美國的平均水準低幾倍，而且低於墨西哥有工會的行業。

這種勞動剝削模型的固化，在位於多明尼加共和國、瓜地馬拉和洪都拉斯的新一代公司裡更易見到。那裡，他們用合同讓年輕人屈服于使人筋疲力盡的紀律。由於同亞洲的競爭，因而提高生產力的壓力重新出現了，而且是永久的。

基本出口專業化模型創造的就業機會沒有幾個，加劇了移民，並在該區域的一些小國家形成了一種新型的對各種匯款的依賴性。拉丁美洲是這些資金的主要接收者，這些資金是多明尼加共和國、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圭亞那、海地、洪都拉斯、牙買加和尼加拉瓜的主要收入來源。這種外幣轉移是伯利茲、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厄瓜多爾、巴拉圭和蘇里南的第二大外幣來源。他們已經取代了薩爾瓦多的咖啡和洪都拉斯香蕉的首要地位[9].

因為匯款，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雙重困難局面，即在一個國家賺錢但在另一個國家消費。在一處獲得報酬的勞動力，卻向另一個地區中同輩人的再生產負責。全球通信和運輸價格的減少，已經創造了一個穩定的多國空間，讓人在同一時間生活在兩個世界裡，移民與他們的原生地區的聯繫，在某些社區鍛造出一種雙重模式的生活[10]。這一進程加強了出口過剩人口的國家和選擇性地吸收流民的經濟體之間的裂痕。運動是多方向的，但被拋棄的地區和尋求到的地方總是相同的，就如目前居住在美國的3000萬拉美裔人所表明的那樣。

此外，旅遊業已成為該地區的小國生存所必需的。這個服務業已經取代香蕉，成了哥斯大黎加的主要出口品，而且是洪都拉斯、瓜地馬拉和加勒比地區的第二大經濟活動。基於標準化的服務，拉丁美洲的現成廉價勞動力、祥和的自然環境和豐富的文化遺產，讓它具有吸引力。

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用個人主義的標準取代了社會旅遊的老規則，把富人(有享受閒暇的權利）和窮人（有提供服務的義務) 之間的劃分自然化。大眾媒體烘托異國情調的吸引力，進行文化同化，並把第三世界國家變成了一個"快樂的週邊"。中產階層置身於這些新的體驗，把自由貿易的神話內在化，漠視圍繞這項業務的日益不平等的情況。在恢復種族主義和精英主義方面，全球旅遊業有非常重要的思想影響。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把拉丁美洲重新轉變成一個高度集中于農產出口、採礦和服務業的經濟，其代價是犧牲工業的發展。但在最近的全球危機時期，最明顯的是這些趨勢的連續性。

這種持久性反映了全球金融震動對該區域的中度影響。在危機以前的期間（2003年-2008 年）和以後的階段（2008年-2013 年），拉丁美洲的增長速度一直高於國際平均水準。近幾年那平均水準在下降，但並沒有變多少。在 2013 年它達到3.2%左右，而前一年則在3%的水準[11]。

同發生於1980年至2003年之間的災難性崩潰相比，到目前為止，危機對拉美國家的影響有限。既沒有發生銀行崩潰也沒有發生外債爆炸。這種中立情況，在中部比南部更有意義，但該區域中部國家沒有經歷強烈的衰退。

與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做對比，能說明問題。在那崩潰期間，拉丁美洲出口減少了65%，進口減少了37%，而多數國家經歷了財務狀況惡化，迫使他們暫停支付外債。那個下滑被伴隨著二次世界大戰的出口增長與儲備的積累而逆轉過來 [12].

此外出口專業化格局的連續性，得利於大宗商品維持的高價格水準。2008 年，物價下跌，但它們很快就恢復了。內部貿易條款的一個改善得以持續，在過去十年的記錄中，原材料價格增長了三倍。石油價格翻了一番，銅增長了四倍，而大豆已上升了2.5倍。這個升值刺激了出口量增加55%[13].

對於原材料價格這種上漲的原因，存在不同的解釋。一些解釋注重金融投機活動的發生率，其他解釋則強調農業燃料的擴大，然而有一些人則認為中國的需求建立了一個新的價格水準。但無論如何，這一過程激發了之前的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深化。

最後，外國投資流的運作，一直是趨勢連續性的決定因素。2012年這筆收入總額1730億美金，超過前一年百分之六，比十年的最高數額還增加一倍。資本流入和出口價值促進了外匯儲備的增加，並減少債務比率[14].

近幾十年來的畫面和最近的危機加強了這種判斷，即強調商品在拉丁美洲經濟體系中的中心地位。通過這樣的權衡，就綜合情況(國際收支、外匯儲備、債務)而言，該地區不是那麼脆弱，但其結構的脆弱性有所增加。

本區域作為一個基本的產品出口者得以鞏固，也影響到統治階級的概況，促使舊的民族性資產階級轉化為本地區的資產階級。第一種模式對應於內部市場的製造實業家，連帶有進口管制與補貼，優先擴大需求。第二個概況所涉及的是一個部門，這個部門不再限制它的活動於製造、不提倡自我慢跑式的開發。它促進出口，而不是內部市場，傾向於降低成本更甚於擴大消費。

這種轉變加劇了一個百萬富翁精英階層的暴發。這樣的暴發戶中的一些具有象徵意義的名字是：斯利姆（Slim 墨西哥）、西斯內羅斯(Cisneros 委內瑞拉)、Noboa(Noboa 厄瓜多爾)、聖多明哥(Santo Domingo 哥倫比亞)、安得羅尼科·路斯可（Andrónico Lucski 智利）、布林戈羅尼、羅卡（Bulgheroni、Rocca, 阿根廷）、黎曼，薩夫拉，墨拉爾（Lemann, Safra，Moraer 巴西）。他們的財富可追溯到過去，但近幾十年來通過出口業務，他們的財富有了巨大增幅。

整個來說，拉丁美洲資本家是全體人口中的少數部分。他們的力量和其成員數目之間存在巨大的差距。業主和公司經濟利益的接收者不超過經濟活動人口的1-2%。如果我們把管理和控制勞動力或一些在公司具有戰略作用的高管和專業人士包括進來，那麼這一比例增加到10%。通過這些功能，他們參與了沒收他人勞動的活動 [15].

最後十年的轉換，增加了主要資本主義集團的集中度和國際化，那些集團走到一起，成為區域性企業集團。新的拉美跨國公司興起，它們來自富裕家族，因為這些家族用全球管理方式和區域優先專案擴大他們的公司。巴西和墨西哥的企業集團領頭這種趨勢，其次是阿根廷和智利。

土地採礦、工業和銀行業各部分之間的傳統差異並沒有消失，但由於引進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產生巨大的競爭壓力，導致互相聯繫增加了。這種競爭已修改了500個最大拉美國家公司的組成。1991至2001年期間國家企業的參與下降（從 20%到 9%），而外國的比重增加了 (27%至39%)[16]。

本地集團用更多的外部融資和股票交易資本重組他們的活動。股票市場的進入同迴圈在所謂的"發展中"國家（從1981年的800億美金到2005年的5兆）的股份增加一致。這增加了國際資本對拉丁美洲公司所有權結構的滲透。

今天的公司功能更強大，但該區域的資產階級無法克服其次要的全球角色，而且面對來自東方的新競爭不知所措。這一結果符合基本分支中的專業化，同製造活動漸行漸遠。因此，同東南亞國家的工業差距變成了無法恢復的裂痕。

地區資產階級增加了其與外國資本的聯繫，但作為一個受歧視性對待的部分，其狀況並沒有消失。它維護特定積累的要求，這些要求超出了國家框架，影響到地區活動範圍。與外國公司較多關聯的資產階級業已鑄成，加強了一個進程，這個進程始於 1960 年代的巴西，繼續於1980 年代的阿根廷，鞏固於1990年代的墨西哥。這一部門起源於工業，擴展到農業-採礦業和服務業 [17].

最近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加入G20峰會，標誌著現存資產階級與外國資本關係的又一次飛躍。但在各部分之間存在拮抗性的合作，同這比較密切有關的原因是，要維護北方更大的合作夥伴與南方較小者之間的差異[18].

雖然與外國資本的貿易已成倍增加，但原籍國堅持要作為業務基地、利潤的優先來源，以及本地區資產階級決策的中心。國際化的信用、市場和股權並未消除主要的資本主義集團的地域特徵。

相關的地方資產階級，帶領出口專業化、分享外國公司的利潤，但不順從"新寡頭"。這部分資產階級的前資本主義特點，在資本化過程的進展之前，就完全熄滅了。舊的拉丁美洲精英---訴諸過時運作方式，企圖支配其農業採礦財產的使用權 --- 正在失去份量。

有一些做法強調統治群體的跨國性質，因為這些群體選擇將其業務全球化[19]。但在這裡，協作同融合相混淆，忘了正在發生的國際化來自現存的階級和國家。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並沒有取消這些結構，也沒有消除相同民族出身的資本家之間的優先互連性。

目前，全面的跨國化（trans-nationalization）僅限於國際化管理部門或全球化機構中較高官僚層的部分。然而，公司所有權仍然植根於不同的地理區域，而且國家政府持續是唯一可以合法約束工作者的機構。

拉丁美洲地方的資產階級不是由大都市操縱的衛星。他們作為資產階級而活動，利用農業採礦業的出租，榨取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他們的行為像統治階級，而不是寄生，買辦或外國資本的附庸。他們缺乏發展當地的能力，不意味著對這一目標缺乏興趣。

拉丁美洲經濟受競爭、投資和經營模式控制。由於這些規則同掠奪有很大的不同，要描繪這個資產階級，一個簡化的方法是，稱之為"傻乎乎的資產階級"[20]。這個說法只對應于遊走在法律邊沿而積累資本的那部分。例如，毒品販運，賺取財富，這筆收入部分地在財務或生產性活動中做漂白清洗。它符合邊際部分，但不被納入統治者的穩定俱樂部。

把小飛地的具體情況一般化也是錯誤的。拉美地區構成一個分析單元，但基於洪都拉斯或巴拿馬的刻畫並不適用於巴西。只有由華盛頓遙控的"新殖民主義資產階級"的情況，到處盛行。

商品轉向使拉丁美洲壓迫者的個人資料尖銳化。他們是資本家，在經濟上剝削雇傭勞動者、是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壓制工人，又是統治者，在意識形態上篾視被統治者。在地球上其他地方，它的同輩也發展了相同的功能。

但他們這個階層的權威也薄弱，並未導致民族鬥爭，沒有招募到對其統治重要的人員，也沒有促進中產階層的流動性。此外，在出口專業化之新的積累格局下，這些弱點加劇了。

拉丁美洲社會結構的轉變也改變了統治階級的組成。因為這種變化的一個主軸位於農業，我們看到，老式農業的凝聚力消失，越來越多的人口湧向城市中心，老式農業因而受到影響。為此，農業的緊張局勢成了另一個方面。

舊式的大田地併吞，重新製造農民的苦難，妨礙土地資產階級的管理，它在資本主義公司面前衰微，後者剝奪他們土地的農藝師、雇傭不穩定的合同勞工，並強迫過渡轉向城市。

在拉丁美洲的剩餘人口沒有多少就業出路的情況下，城市裡沒有什麼工作，收入非常低，這增加了城市人口的大遷移。出於這一原因，無論榨取式經濟處於衰退之中還是正在蓬勃發展，非正式性成為常態。移民--- 19世紀和20世紀歐洲積累失衡的幾個時刻的逃生閥門--- 目前無助於壓力的緩解。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該區域的年輕人都找不到工作。

這種排斥的直接後果是犯罪率成指數式上升。毒品為基礎的經濟已成為推向邊緣化的行業的生存避難所。該區域的兇殺率記錄在全世界最高。犯罪率隨同社會分裂和淫穢消費以及富人的享樂而增長。

由於榨取式模型創建的是低品質工作，拉美地區的勞工不穩定率超過中部國家的平均數。在前資本主義的土地流轉裡或在熟悉的勞動力再生產的情況下，這個非正式就業率不會重新創建。它隨同資本主義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而延伸。一些調查認為，不穩定的部門涉及46%的拉丁美洲工人 [21].

另一個關鍵因素是貧窮的擴大，在拉丁美洲這已經超出了非正規經濟部門。它也影響範圍廣泛的穩定工人。不同于發達經濟體，在這裡，收入太低，連基本必需品都得不到滿足的人的範圍，並不局限於受排斥者。它延伸到現代企業裡的受剝削工人。窮孩子的百分比（總數的45%）顯示了這一禍害的利害程度[22]。

非正式工作的擴大，也是加工廠（maquilas）和工業倒退的結果。在區域製造的情況下，技術變革的加速增加了專門工人與不合格工人之間分化。同沒有任何保護措施的合同工職位相比，有社會保障的穩定職位在減少。

這種分裂的嚴重程度是勞動力市場的突出特點。戰後時期的典型男性工會工人往往被更靈活的女工取而代之。正規部門的這種衰落發生在加工廠（maquilas）。工人階級的擴展已經失去了其過去的動力。製造行業的無產階級並沒有消失，但其產生率已萎縮。

在目前的初級商品出口模型中，與先進國家相比，拉丁美洲中產階層的狹隘傳統仍存在。在填補分隔富人與窮人的鴻溝方面，這個階層的貢獻仍然微不足道。此外，舊的中產階層堅持同這個範疇的新部門的聯繫。多種小型零售商和自雇營業家持續存在，而高品質的專業人員或技術人員的數目成長得並不巨大。這個額外發展反映了行業的狹隘性。

當然，隨著信貸擴展和廣告以及大型商業連鎖的到來，中間階層正在增加他們的消費。但經濟體如此依賴基本產品的出口，所以消費力的生產基礎很脆弱。

過去的十年，許多分析師還強調減少貧窮、失業和不平等，但即便範圍狹窄的來自活動水準週期性上升的改善，都未見出現過記錄。

最大的新奇是旨在緩解貧窮的社會援助的普遍化。不過，官方的援助只暫時保護被遺棄者，而不會改變這一問題的原因。這些計劃帶有更大的臨時性，並且確認勞工分化。

另一方面，不平等的輕微減少並不會修改該地區處在全球不平等指標頂部的位置。在這一區域，衡量這種兩極化的基尼係數（51.6）高於全世界平均水準(39.5)，是發達經濟體平均值的雙倍，拉美國家中有四個國家（哥倫比亞、玻利維亞、洪都拉斯、巴西）處在世界貧富差距表的頂端。拉丁美洲人口中20%的最富者的收入超過20%的最窮者的收入近20倍[23]。

後自由主義的診斷不適合拉美國家目前的經濟情況。基於農業出口、露天採礦，整個地區生產專門化模式盛行，還有傳統產業、匯款和旅遊的減少。這種模式意味著廣義週邊的或半週邊的再融入國際勞動分工。

連同這些傾向，新自由主義促進了民族資產階級轉化為本地的資產階級，但國際化了並且連結到外國資本。相同的改變已加劇了農民的外流、勞工的不穩定、城市的邊緣化以及中產階層的脆弱。

這種情況與整個拉丁美洲的"商品經濟"的對應願景比較一致。但這第二特點不是純描述性的，因為它假設存在一個圍繞榨取主義的"共識"。因此，它超越了經濟領域，有政治意味，需要評估在地緣政治和政府範圍裡發生了什麼事。我們將在該文的第二部分作分析。

通過分析該區域中的變化，闡明了“後自由主義和商品共識”（Post-liberalism and Commodities Consensus）概念的有效性。資本主義已在農業中擴散，巨型礦業很興旺，強調基本出口的首要地位。供應國內市場的行業已經跌回到出口加工廠的狀態中，匯款是生存的手段，而旅遊是小國家的主要收入。自全球危機開始以來，這些經濟的趨勢得到了加強。

民族資產階級的優先需求已由本地資產階級的要求取代，後者優先考慮降低工資。通過與外國公司建立夥伴關係，其少數地位得到了鞏固。它的前-資本主義特點消失，而且不會創建新的寡頭。它保持其基地積累而沒有成為跨國化的集團。只有輕微分量的傻瓜資產階級和新-殖民附庸地位沒有延伸到中等規模的國家。

在貧窮、失業和不平等的情況下，非正式工作的擴張、農民的出走和新中產階級的停滯，重構了統治階級。經濟形勢並不能佐證對後自由化的評斷，應納入政治方面的考慮對相反的觀點作評價。

-阿達莫夫斯基·伊茲奎爾（Adamovsky Ezequiel），中產階級的崛起神話， www.clarin.com, 2012/12/26

-基博伊托·Jr·阿曼德（Boito Jr Armando,），"新自由主義階段的巴西的階級關係"，拉丁美洲近代歷史中的社會主體和新形式的抗議活動，CLACSO（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社會科學理事會），布宜諾賽勒斯，2006年。

-波榮·阿提略（Boron Atilio），依賴關係理論，經濟現實，238期，2008年8-9月。

-古格列爾莫·卡爾凱迪（Guglielmo Carchedi），政治經濟學前沿，Verso 1991年，（第2章）

-法齊奧·雨果（Fazio Hugo），"過去15年拉丁美洲的巨大危機"、全球危機的爆發，LOM，聖地牙哥，2009年。

-弗蘭克·安德魯·崗德爾（Frank André Gunder），在拉美地區的落後和資本主義、二十一世紀、布宜諾斯愛麗絲 1974

-甘達塞吉·馬哥（Gandasegui Marco），拉美國家和外國投資，alainet.org, 30/05/2013

-古丹那斯·厄多爾多（Gudynas Eduardo），"進步政府辯解"，2013/12/23， www.mediosdelospueblos.org .

-傑索普·鮑勃（ Jessop Bob），福利國家的危機。男性世紀編輯，波哥大，1999年。

-卡茲·克羅迪奧（Katz Claudio）, 資本統治，阿根廷版，盧森堡，2011 年 12 月

-曼德爾·歐尼斯特（Mandel Ernest），"評論"，拉丁美洲的社會階級和政治危機，二十一世紀，1977 年，墨西哥

-奧索裡奧·傑梅（ Osorio Jaime）"資本增殖的標準：一個理論建議"，資本增殖的標準，Boitempo出版社，聖保羅，2012年

-帕薩林和·保羅（Pasarinho Paulo） - "中產階層"暴發的宣傳奇跡，‘南風’雜誌，2012/06/08

-薩拉馬·皮埃爾（Salama Pierre），歐洲必須學習阿根廷，第12頁， 2012/10/28

-塞昂·約瑟（Seoane José,），塔代伊·俄米略（Taddei Emilio），阿爾戈蘭納提·克拉拉（Algranati Clara），榨取，剝奪和氣候危機，編輯版，2013

-塞拉諾·佛蘭克林（errano Franklin），巴西應該是機車， www.pagina12.com.ar, 2013/4/26

[1] 這是薩德爾·俄米爾（Sader Emir）前瞻："拉美國家的權利危機"、 2013/5/12，www.rebelion.org/mostrar

[2] 這是項帕（Svampa Maristella）的看法："商品共識和拉美語言的評估"， 2013/2/5，www.iade.org.ar/modules/noticias

[3] 卡茲·克羅迪奧（Katz Claudio），"大豆的農業-資本主義"，EDI年鑒，第4期，2008年，布宜諾賽勒斯

[4] 請參見：羅賓遜·威廉姆一世（Robinson William I），拉丁美洲和全球資本主義：關鍵的全球化觀點，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巴爾的摩，2008 年，58-101頁

[5]參見: 古丹那斯·厄多爾多（Gudynas Eduardo），"關於康茄舞案的五個假設"，brecha.com.uy，2012/7/17。另外：赫南德茲·納瓦羅·劉易士（Hernández Navarro Luis），"拉丁美洲的改造"，2013/12/26，alainet.org/active

[6] 拉加經委會（CEPAL），"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氣候變化經濟學"，綜合分析2010年，www.eclac.cl

[7] 羅德里古茲·約瑟·劉易士（Rodríguez José Luis），"拉美地區產業化的目前辦法"，2012年下半年，www.espaciocritico.com。

[8] 帕爾馬·伽布里爾（Palma Gabriel），"退出主義"，第12頁， 12/7/15

[9] 匯款產生利潤豐厚的速匯金中間機構（西聯匯款（Western Union），通濟隆公司（Thomas Cook），速匯金國際有限公司（MoneyGram））。參看華爾街日報，"匯款幫助新興國家"，24/9/2012, online.wsj.com.

[10]參閱：安德森·本尼迪克（Anderson Benedict）"出埃及記"，關鍵質詢，第二期，1994冬季

[11] 見: 烏嘎特車·奧斯卡（Ugarteche Oscar），"危機的三種速度" ， 2013/3/5，alainet.org。另外見：魯賓雜爾·迪果（Rubinzal Diego），"贏得了十年"，2013/2/17，第 12 頁

[12] 見: 格拉·維拉博伊·色季奧（Guerra Vilaboy Sergio），拉丁美洲簡史，哈瓦那、社會科學，2006 年，第163-165頁

[13]阿日阿組·日卡多（Arriazu Ricardo），"小警告跡象"，2013/1/27，號角日報

[14] 南· 莫伊塞斯（Naim Moises），“歐洲的拉丁化”，國家， 6-11-11。號角日報，2013/1/27

[15] 見: 珀特·阿勒見德羅（Portes Alejandro）。拉美國家未來的發展：新自由主義、階級社會和跨國主義，Antropos版本，波哥大，2004 年 5 月，第一章

[16]桑提索·加威爾（Santiso Javier），"拉美跨國公司的出現"，拉加經委會 95年雜誌，2008 年 8 月

[17] 轉折意味著民族資產階級更加從屬於外國資本以及隨後放棄實施進步改革：多斯·桑托斯·提托尼奧（Dos Santos Theotonio），依賴理論---一個歷史和理論的平衡，在全球化的挑戰中，教科文組織，卡拉卡斯，1998年

[18] 這種特徵是馬尼尼·瑞·毛羅（Marini Ruy Mauro）預期的： "巴西資本主義發展的辯證法"、不發達和革命，21 世紀，1985年

[19] 這是羅賓遜·威廉姆一世（Robinson William I）的觀點，拉丁美洲和全球資本主義，176-178 頁

[20] 此錯誤的起源在：弗蘭克·安德魯·崗德爾（Frank André Gunder），傻瓜資本主義和傻乎乎的發展，拉美一體化協會，巴賽隆納， 1979

[22] 見：拉美經委會-聯合國兒童基金會（CEPAL-UNICEF）, “新聞挑戰” 第10期, 2010年5月, www.oei.es/notici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