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崛起"這種流行觀念的基礎是所謂 5%-6%的GDP 增長速度。但這主要歸於初級商品，尤其是採掘業初級商品的價格飛漲。例如，每桶石油的價格，從1999年的20 美元上升到 2008年的145美元。雖然那以後價格便開始下降，但仍然遠高於上世紀 90 年代的水準。

其他礦物和糧食價格已經顯著增加。非洲是最富有的大洲之一: 它有世界上10%的石油儲量，40%的黃金和 80%-90%的鉻及鉑。

自 2000 年以來，天然資源開採和相關的國家開支占非洲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的 30%以上。對GDP增長的主要貢獻，來自少數幾個的石油和天然氣出口國(阿爾及利亞、安哥拉、乍得、剛果、赤道幾內亞、加蓬、利比亞和尼日利亞)，它們有非洲大陸最高的GDP，但也是多樣化最低的經濟體。

國際資本從石油、天然氣、礦物、掠奪土地和類似的可能性中，看到了大量的利潤。跨國公司促使非洲各國政府執行的政策，包括國有企業大規模的私有化，低額徵收甚或免征企業利潤稅，向蜂擁而入的製造商品開放市場。

所有這些措施對本地製造業的生存能力有破壞性的影響。根據麥肯錫的報告，"外國直接投資到非洲的年度資金流，從2000年的$90億增至2008年的$620億 — 相對於GDP而言，幾乎同流入中國的一樣多"，這一點不足為奇。這項投資的大部分進入了採掘業。

那麼非洲如何受惠於此呢? 根據非洲經委會（UNECA）執行秘書卡洛斯·洛佩斯（Carlos Lopes）的說法，"2010年，頭40名的礦業公司平均淨利潤增長為156%，而各國政府所得僅增長60%，其中大部分為澳大利亞和加拿大所得。"

他指出，相同的礦業公司在2010年的利潤是$1100億，相當於同一年所有非洲最不發達國家的商品出口額。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指出的，使事情更糟的是，非再生性資源的開採相當於截肢:對所謂的"發展"完全沒有幫助，榨取消耗非洲大陸最富的國家，除了讓極少數人致富而犧牲絕大多數人利益外，很少或沒有讓其人民獲益。

"非洲崛起"觀點的支持者所依賴的GDP增長率，掩蓋了以下事實，即整個非洲大陸製造業的下降，主要由新自由主義政策引起，因為這個政策把各經濟體開放給工業化國家的產品。

正如里克·若登（Rick Rowden）在其2011年貿發會議（UNCTAD）報告中分析指出的，在非洲GDP中的製成品增值指數(MVA) "從2000年的12.8%下降到2008年的10.5%"，而同期在亞洲的發展中國家，它從22%上升到35%:"在非洲的出口方面，製造業的重要性也下降，製成品在非洲總出口中的比例，從2000年的43%降到2008年的39%。就製造業增長而言，大部分停滯不前，有23個非洲國家曾在1990年-2010 年期間呈現人均MVA負增長，只有五個國家達到人均MVA增長4%以上"。2014年貿發會議（UNCTAD）關於最不發達國家的報告，再一次證實了製造業下降的趨勢。

所以雖然他們的"非洲崛起"意味著對GDP上升和跨國公司利潤的垂涎三尺，但非洲的現實是，我們有不斷上升的失業率，對自然和非可再生資源不斷加大的截取，土地剝奪愈加劇烈，跨國公司的利潤不斷上升，不斷上升的土地喪失率、不斷加劇的不平等、不斷上漲的食品價格，越來越貧窮的大多數人。

就像最近一份報告所強調的，世界其他地方在吸取非洲的資源。 “每年$1340億流入該大陸，主要形式是貸款、外國投資和援助；同時有1920億美元被取出，主要集中在外國公司的利潤、 企業偷漏稅和適應氣候變化的費用。結果是非洲每年淨損失$580億。”

不斷升高的不滿

但"非洲崛起"思想的另一個方面，讓我們對非洲大陸人民的未來和自治潛力寄以希望，對這個方面需要更加重視: 那就是橫跨整個非洲大陸的人民起義，這是我所經常強調的。

除了在突尼斯和埃及爆發的，導致本·阿里和穆巴拉克分別下臺的革命形勢，在阿爾及利亞、安哥拉、貝寧、博茨瓦納、布吉納法索、喀麥隆、吉布地、加蓬、肯雅、馬達加斯加、馬拉維、馬里、茅利塔尼亞、摩洛哥、莫三比克、納米比亞、索馬里、塞內加爾、南非、蘇丹、斯威士蘭、多哥、烏干達、西撒哈拉，辛巴威也有群眾起義。

最近，我們目睹了在其他一些國家，包括尼日利亞和乍得，爆發的起義。最近，在伯基納法索的起義，導致布萊斯·坎帕奧爾下臺，布萊斯·坎帕奧爾是殺害伯基納法索革命者湯瑪斯·商羯羅的兇手。

引發這些起義的，是俗稱為"新自由主義"之資本主義最新階段帶來的幾十年的剝奪和貧窮。還有，既成的普及教育、健康保險、社會福利、水、電力和廣泛的社會基礎設施，這些獨立成果遭到逆轉，也助長了起義的爆發。

但在新自由主義時期之前，南方就已經取得了經常被媒體、學術界和"發展"業界等遺忘的重大成就。根據蘇蘭德拉·派特爾撰寫的聯合國經濟發展世界學院（UN/WIDER）一份報告，從1950年-1990年的40多年來，南方國家，其人口比發達國家高出十倍，每年平均增長率持續超過5%。

這期間，出現了很高的工業化水準，製造業所占出口的比例越來越高；儲蓄率和投資率增加；包括醫療、教育在內的社會專案發展空前擴張，識字和平均壽命顯著改善(從35升到60歲以上)、教育規模空前擴張。

然而，整個非洲大陸所經歷的不只是物質剝奪，而且還有不斷增加的政治剝奪。對跨國公司、國際金融機構、銀行和帝國主義國家，我們的政府變得更負責任，而非對他們的選民(或至少對那些受他們政治控制的公民)負責。

我們見到，起義在某種程度上已開始挑戰這些政府的權威，但尚未給現有的權力關係帶來變革。

要改變現有的權力關係，需要我們超越對投票箱的迷信。公民(如果他們幸運)被允許每四至五年投票一次，但資本每一天，每一小時、每一秒都在股票交易所投票。資本的"投票"對人們的生活，甚至對食品價格有直接的影響。非洲國家需要重新控制他們的命運和尊嚴。問題是:我們如何能使我們的社會民主化?

為了讓我們生活的各個方面民主化，我們需要怎樣做? 誰決定製造什麼，怎麼生產，做多少，由誰做，為誰做? 誰來決定如何使用盈餘，以及他們是如何做出這些決定的? 這些問題也適用於其他部門:保健、教育、社會福利、電訊、農業、自然資源的利用等等。

非洲正在上升。但不是按照大眾媒體想像的方式。

Amandla第37/38卷 201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