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國家

工人國家、熱月和波拿巴主義

托洛茨基

1935年2月1日

斯大林主義官僚的外交政策，在其兩個方面的管道---居主要地位的外交管道和居附屬地位的共產國際 --- 採取了截然的轉向，就是投向國際聯盟，保持現狀，與改良派和資產階級民主人士結成聯線的政策。與此同時，國內的政策也轉而朝向市場和“富裕的集體農民”。對反對派及半反對派團體以至最無批判性的個別分子的最新一輪的攻擊勢頭，還有黨新近的大規模清算行動的目的，都是讓斯大林肆無忌憚地走上右傾的路向。目下正在發生的事情，基本上是回復到過去的固有路線上（把一切寄託在富農身上，與國民黨及英俄委員會結成同盟等等），只是這一次的規模更加浩大，條件也是無比艱巨得多。這個路線將把蘇聯領往什麼方向？ “熱月”一詞再次不絕於耳。不幸的是，這個詞被用成了陳詞濫調，已經喪失掉它的具體含義；要界定斯大林主義官僚目下正在經過的這個階段，或是它正在準備的大災難，這個詞語顯然是已經不敷應用，無法做這個界定了。我們必須首先確立起我們的術語。

“熱月”的問題，是和蘇聯左派反對派的歷史緊密相聯的。要在今天確定是誰首先用上熱月這個歷史比擬詞，實在不容易。無論如何，1926年時就這個問題上的立場大致如下： “民主集中制派”團體（V.M.斯米爾諾夫，沙普倫諾夫等人在流放期間被斯大林被追逐致死）宣佈：“熱月是個既定的事實！” 接受布什爾維克-列寧派---左派反對派---主張的人士明確地否定了這個論斷。在這個問題上發生了分裂。事實證明是誰正確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就有必要確立各個團體對“熱月”的含義的理解。有關於歷史的類比，允許有各種不同的解釋；正因這樣，歷史類比往往容易被人濫用。

老布爾什維克學派最優秀的代表之一，已故的V.M.斯米爾諾夫認為，工業化之墮後，富農和新經濟人（新資產階級）的生長，新經濟人和官僚層的聯繫，最後是黨的墮落，這一切發展到了如此深的程度，使得蘇聯不通過一場新的革命就無法回到社會主義的道路上。無產階級已經喪失權力。隨著左派反對派的粉碎，官僚開始表示有意恢復資產階級的政體。十月革命的基本成果已經蕩然無存。上述就是“民主集中制派” 的立場的精粹。

左派反對派則認為，儘管國內無疑已經有雙重政權在萌芽，但從這些元素過渡到資產階級霸權之間，除了通過反革命顛覆之外，不可能經由其他手段來發生。官僚機構誠然是已經和新經濟人和富農聯繫起來，但其主要根鬚仍然在工人階級之間擴展。官僚在進行打擊、反對左派反對派的鬥爭其時，背後無疑拖拽著有著新經濟人和富農形狀的沉重尾巴。但這條尾巴不久將會對它的頭顱，也即是執政的官僚發出攻擊。在官僚隊伍裡必然要發生新的分裂。中間派官僚的基本核心在面臨反革命顛覆的直接威脅的時候，將會向工人階級尋求支持，以打擊日益增長的農村資產階級。衝突的結果仍遠未到勝負已有定案的時候。要把十月革命埋葬，尚言之過早。粉碎左派反對派帶動了 “熱月”的工作，可是“熱月”仍然不曾發生。

為了讓布-列派的立場的正確性從所有顯而易見的事實中展現出來，我們只需要在繼後的事態發展的光照下，對1926年至1927年的爭論要點作出準確的回顧便可以了。早在1927年，富農通過拒絕提供集中在他們手中的麵包，向官僚施予一擊。 1928年，官僚層發生了公開的分裂。右派主張向富農作更多讓步。至於中間派，他們拿了與右派聯手合力粉碎左派反對派的思想，把自己武裝起來，在工人階級之中尋得支持，把右派打垮，並且走上工業化乃至集體化的道路。在付出了無數不必要的代價之後，終於挽救了十月革命的成果。

布列派的論斷（更正確地說，是布列派論斷的 “最適度的變體”）得到了完全的證實。在這一點上今天是不會有任何爭議的了。生產力的發展，並非通過恢復私有財產的方式進行，而卻是通過計畫管理方式在社會化的基礎上進行。這項事實在世界歷史方面的重大意義，只有政治上盲從的人才會毫不知情。

時至今天，我們已經能夠而且必須承認，熱月這個類比毋寧是把問題搞渾而不是澄清。 1794年的熱月在國民公會中產生了權力的轉變，權力從一部分勝利的“人民”中轉到其他階層，從一個集團轉移到另一個集團。熱月是反革命的嗎？對在這個問題的回答，取決於我們給 “反革命”這個概念的意義在特定情況中的範圍有多寬。 1789年到1793年的社會顛覆的特性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本質上，它不過是用“自由的”資產階級財產替代固定的封建財產。 “對應”這場革命的反革命，必會重新獲得封建性質。但熱月甚至沒有任何企圖走上這個方向。羅伯斯庇爾向中層資產階級的執政團手工業者尋求支持；波拿巴則與銀行界結盟。可是，所有這些轉向 --- 它們誠然不僅有著重大的政治意義，並且也有著重大的社會意義 --- 俱是在嶄新的資產階級社會和嶄新的資產階級國家的基礎上發生的。

波拿巴霧月十八日政變具有相同的重要性，這是反動道路上的下一個重要階段。在這兩種情況下，問題不在於恢復舊有的財產形式，或是恢復從前的統治等級權力，而是在勝利的“第三等級”的不同部門之間瓜分新生的社會政體的成果。資產階級吞占了越來越多的財產和權力（不論是直接地，即時地，或是通過特別的代理人像波拿巴特而吞占），毫無意思去反對革命的社會成果；與此相反，資產階級孜孜以求的是把財產和權力鞏固起來，組織起來，予以穩定。拿破崙守衛資產階級的財產，其中也包括農民的財產，以防範“亂民”或被褫奪了財產的財主的訴求。封建的歐洲把拿破崙視為活生生的革命體現，對他恨之入骨，按照它的標準，它是正確的。

今天的蘇聯無疑與列寧在1917年描繪的蘇維埃共和國的類型，沒有幾分相似之處（沒有常設的官僚或沒有常設的軍隊，群眾在不論何時，“不論對誰”皆有權撤換所有當選官員，並且有權對他們予以積極管制，等等）。官僚統據全國，以及斯大林統據全體官僚，已差不多達到極致。但從這裡會得出什麼結論呢？有一些人，他們會說，既然這個從無產階級革命中出現的實在的國家與理想中先設的規範互不對應，所以他們便掉身不顧好了。這是政治勢利眼，在和平主義者，民主人士，自由意志論者，無政府-工團主義者，以及小資產階級知識階層間，一般的極左派圈子中屢見不爽。也有另外一些人，他們會說，既然這個國家經由無產階級革命而生，所以任何對她的批評都是褻瀆和反革命。這是偽善者的論調；在這聲音背後往往隱藏著那同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階層中的若干集團，或是埋藏著工人官僚的若干集團的直接物質利益。上述兩類人 --- 那些政治勢利眼和政治偽善者 ---根據個人的境遇而隨時能夠對調。我們且不必管他們也罷。

馬克思主義者會說，當前的蘇聯和蘇維埃國家先設標準明顯的不相近；可是，且讓我們探索我們在制定綱領性的標準時未能預見到的東西吧。此外，我們還要分析是什麼樣的社會因素對工人國家造成扭曲；要再一次檢視，這些扭曲是否有延伸到國家的經濟基礎方面去；也就是說，去看無產階級革命得來的基本社會成果是否得到保存，如果這些都被保存下來，那麼，就讓我們找出那些成果是朝著哪個方向發生改變；我們並且要找出，在蘇聯和全世界範圍內，是否具有可能促進和加快進步性的發展趨勢的因素，以壓倒反動的因素。像這種處理問題的態度是複雜的。這種態度不會為懶惰的腦袋帶來現成的答案，雖說那卻是他們最甘之如飴的。不過，持這種態度所得到的回報，是能夠免於受到勢利和偽善的磨擦，並且還存在著對蘇聯命運發揮積極的影響力的可能性。

“民主集中制”團體在1926年宣佈工人國家已被肅清其時，顯然是把仍然活著的革命埋葬。和這個立場鮮明對照的是，左派反對派為蘇維埃政權制定出一套改革方案。斯大林主義官僚之作為一個特權階層，為了守衛自身，牢固樹立這個特權階層，因而把左派反對派搗個粉碎。可是，就在斯大林主義官僚為自保地位而作鬥爭的時候，它發現自己被迫採取左派反對派綱領內的所有措施，因為唯有所有那些措施才有可能拯救蘇維埃國家的社會基礎。這是無價的政治教訓啊！這則教訓顯示了特定歷史條件---農民的落後性，無產階級的困乏和缺乏西方的決定性支持---是怎樣為革命的“第二章”作出準備；革命這“第二章”的特點，是由保守的國家官僚對無產階級先鋒隊進行鎮壓，粉碎革命的國際主義者而表現出來。但是，就在這同一個例子裡，顯示了革命的“第一章”即使受到“第二章”的勝利者的恣意踐踏，正確的政治路線，是怎樣的使馬克思主義團體從這樣的發展中取得成果。

膚淺的唯心論者那種在現成的規範下運作、把活生生的發展過程機械地套入自己那一套標準的思想模式，會很容易使人的熱情虛脫。只有教導人們從所有事物的發展過程及其各種內部力量的衝突之間做觀察的辯證唯物法，才可以賦予思想和行動所必要的堅定。

我們在之前的多篇著作中，已經確立了這個事實：蘇維埃社會雖然有著很多經濟成就---這是由生產資料的國有化決定的---它完全保留了一個互相矛盾的過渡性質；而且，從它的生活條件的不平等性和官僚具有的特權來衡量，這個社會仍然更為接近資本主義的政體，而非未來的共產主義。

同時，我們也確定了另一個事實：即蘇維埃國家雖然有萬惡的官僚墮落，但只要她一天仍是在生產資料國有化的基礎上保證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便仍然是工人階級的歷史工具；而且，正是在生產資料國有化的基礎上，她為貧苦大眾在通過社會不平等肅清之後而達致真正的解放提供了條件。

誰要是對這兩個基本前題不予深思和接受，誰要是總的來說沒有研究布-列派自1923年以來有關蘇聯問題的文獻，便有失去對每宗新的事件抓得要領的風險，同時也有摒棄馬克思主義分析而陷入怨艾尤人的風險。

蘇維埃（說反蘇維埃會是更為正確）官僚主義是城市與鄉村之間的社會矛盾，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的社會矛盾（這兩種矛盾並不是對等的），民族共和國和地區之間的社會矛盾，農民不同群體之間，工人階級不同階層之間，不同的消費者群體之間，和最後是蘇維埃國家作為一個整體，與它所處的資本主義環境之間的種種社會矛盾下的產物。在所有關係都以金錢來計算的今天，經濟性的矛盾帶著非比尋常的尖銳性走到最前列。

官僚層把自身淩駕在貧苦大眾之上，對這些矛盾做出調節，利用這種調節功能以鞏固它的控制。官僚以其不受控制、自把自為、目空一切而積累了更多新的矛盾。官僚借助新的矛盾而製造了官僚專制主義的政權。

官僚層內部本身的矛盾造成了揀摘參謀部要員的政體；在特選的任命中所需要的紀律形成了寡頭統治，乃至對戰無不勝的領袖的個人崇拜。這同一個政體推廣至工廠，集體農莊，大學和政府之內;領袖擔當其忠心耿耿的軍隊的首腦；眾人則追隨領袖，處處唯命。斯大林按其本性，從來不是也永遠不可能是群眾的領袖；他是眾官僚 “領袖”的領袖，是他們的盡致，他們的化身。

經濟任務越趨複雜，人民的要求和涉及的利益更多，則官僚政體和社會主義發展的需求之間的矛盾便更形尖銳，官僚為了保存地位所作的鬥爭便更為粗暴，更加玩世不恭地訴諸暴力，欺詐和賄賂。

政治政體面對經濟增長和文化發展的不斷惡化--- 這個昭然若揭的事實有以下的解釋：在極大程度上，凡壓迫，迫害和鎮壓在現時不是用來保衛國家，而是用來保衛官僚的統治和特權。這就是日甚一日地需要用欺詐和各種各樣手段的大混合來把壓迫掩飾起來的原因。

“像這樣的國家，能稱得上是工人國家嗎？” 各種道學家，唯心主義者和“革命性”的勢利小人嗤之以鼻地說。另一些較為謹慎的人則作出如下表達：“分析到底，這或許是個工人國家，但無產階級專政已經蕩然無存了。眼前這個是處在官僚專政下的墮落工人國家。”

我們看不到有任何理由去重新展開全面的爭論。在有關我們立場傾向的文獻和正式文件裡，就此問題必須發言之處已經全部論到。在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上，沒有人試圖對布-列派的立場作出駁斥，糾正或補充。

我們在此僅限於討論這個問題：能夠把官僚在事實上的獨裁稱為無產階級專政嗎？

專政這個詞有時會用於限定的政治意義方面，而有時會用於更深刻的社會學意義方面，這個事實使得給該術語作界定產生困難。我們會說“墨索里尼的專制”，並在同一時間，又會聲言法西斯主義只不過是金融資本的工具。哪一方面是正確的呢？兩者都正確，但正確的層面不同。說全部的行政權力都集中於墨索里尼一身，這是無可爭議的了。然而，國家全部活動的實際內容是由金融資本的利益來支配主使，同樣是不爭的事實。一個階級社會的統治（其專政）可以有甚為迥異的政治形式。從中世紀到現代，資產階級的全部歷史證明了這一點。

蘇聯的經驗已經足夠把這社會學的同一條規律引伸開來--- 在附以所有必要的變更之下 ---適用到無產階級專政。從征服政權到工人國家消融到社會主義社會中間時期裡，無產階級統治的形式和方法，有可能變化多端，視乎內外階級鬥爭的路向而變易。

因此，斯大林當今的統治和革命初年的蘇維埃統治絕無相似之處。一個政權之取代另一個政權並非是一夜之間的事情，而是經歷了一連串的措施，通過由官僚向無產階級先鋒隊發起的多次小型內戰而發生。歷史分析到最後，是社會矛盾的壓力令蘇聯的外交爆裂。官僚層利用了社會矛盾而從群眾組織的手中搶奪了權力。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談官僚專政，甚至乎斯大林的個人獨裁專政。可是，僅由於無產階級革命所創建的那些生產關係決定著官僚專政的社會內容，官僚的篡權才有可能發生，才有可能維繫自身。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能夠有充分的理由說，無產階級專政從官僚中得到扭曲的然而是不容置疑的表達。

在俄羅斯反對派和國際反對派內部的爭論裡，我們對熱月的有條件的理解，乃熱月是資產階級反革命的第一階段，其目標是反對工人國家的社會基礎。儘管在過去，論戰的內容，並沒有受到這種理解的干擾，然而，歷史類比日益被加上與現實無關的，純粹是條件性的屬性，而對蘇維埃國家的最新演變需要作分析，這個需要同條件性的屬性發生的矛盾日益增加。只消提出這個事實便夠了：我們自己經常談論 --- 而這是有著充足理由的 ---斯大林的公民表決式政權或波拿巴主義政權。然而法國的波拿巴主義是尾隨熱月而至的。我們要是留在歷史類比的框架內，便必須自問這個問題：既然仍未發生蘇維埃的“熱月”，那麼波拿巴主義又是從何而來呢？我們在毋須對以前的評估做本質上的改變之際---那是毫無必要的---必須徹底修正這項歷史類比。這麼一來，將有助我們在更近的距離上觀看某些舊有的事實，對某些新的表徵則有更佳的理解。

熱月9日的政變並沒有肅清資產階級革命的基本戰果，但確實把權力轉移往資產階級社會較為富庶的分子，那些更為溫和保守的雅各賓派的手中。人們在今天已經不可能對蘇維埃革命在很久以前發生之右轉視而不見；這個轉向全然類似於熱月[熱月反動]，儘管節奏上較為緩慢，在形式上有更多偽裝。蘇聯官僚對付左派的陰謀在最初階段之所以能夠保有相當“乾淨俐落”的特性，乃由於在執行方面，這場陰謀本身比即興發生的熱月9日更為有計劃和徹底得多。

從社會方面來說，無產階級比資產階級更為單一，然而無產階級內部自有著整一系列的層分級別；奪取政權後，在官僚和工人貴族與權力掛鉤逐漸成形的期間裡，表現得分外明顯。在最直接、最即時的意義上，搗碎左派反對派就意味著權力從革命先鋒隊手中移交到較為保守的官僚和工人階級最上層的手中。 1924年這一年，就是蘇維埃熱月展開的一年。

當然，問題涉及歷史的類同性，而非歷史的一致性；社會結構和時代上的差異是歷史類比的局限性。但這個特定的類比不是表面上的，也不是出於偶然：是革命與反革命時期內階級鬥爭的高度緊張決定著這個特定的歷史類比。在法國和蘇聯這兩個例子裡，官僚層俱是淩駕在令新政體得保勝利的平民民主的背上。雅各賓俱樂部被逐漸絞殺。 1793年的革命者戰死戰場；他們成為外交人員、將領；他們在壓迫重槌之下倒下...或轉入地下。繼之而起的是另外一些雅各賓黨人，他們成功地搖身變為拿破崙的憲兵。這批人當中，充斥著為數愈來愈多的舊有黨派的變節者，昔日的貴族以及粗鄙的野心家。至於俄國方面嗎？是同一幀的墮落圖像，只不過幅員更浩大，背景更成熟，由最先是蘇維埃狂熱的棍子和黨棍，逐漸過渡到憑藉“至為熱愛的領袖”而巧取豪奪的各級書記，在130-140年後再扮演一次。

在法國，由於生產力的發展從封建主義的桎梏中解放出來，致令波拿巴主義熱月政權得到長時間的穩定。幸運者，掠奪者，官僚的親戚和盟友魚肉自肥。幻滅的群眾聽命屈從。

國有化生產力從1923年開始，令蘇維埃官僚出人意料的飛升，為官僚層的穩定創造了必要的經濟前提。經濟生活的興旺為積極能幹的組織者、機關人員和技術人員的充沛活力提供了出處。這批人的物質地位和道德地位迅速得到改善。與統治圈的頂層密切相系的一個廣泛的特權階層創立起來了。勞苦大眾要麼生活於期望，要麼陷入漠不關心。

企圖把俄國革命的不同階段，逐一套入法國臨近十八世紀末時發生的相若事件，是迂腐的做法。可是蘇維埃現行的政權和法國第一執政[1799-1804]時候的政體，尤其第一帝國臨近之時的執政府末期的政體的相似性，確實醒人耳目。儘管斯大林缺乏勝利的神采，他在組織一個阿諛奉承者的政體方面，無論如何都超過波拿巴一世而無不及。斯大林那種權力，只能藉著把黨，蘇維埃，以致工人階級整體絞殺，才能獲得。斯大林所憑藉的官僚層，同一個既成的民族革命結果有物質上的聯結，但這個官僚層和發展中的國際革命毫無聯繫。今時的蘇維埃機關人員之和革命的布爾什維克派的差別，就和拿破崙治下的將軍和憲兵之與革命的雅各賓派的差別一樣，全無二致。

蘇聯駐倫敦大使邁斯基最近向英國工會人士成員的一個代表團，解釋斯大林派對“反革命”季諾維也夫分子的審判的必要性和理據。這個驚人的插曲 --- 不過是成千上萬宗插曲的區區一件 --- 立刻把我們帶入問題的核心。我們知道季諾維也夫分子都是些什麼人。不論他們犯過多少錯誤，有過多少搖擺，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們是“職業革命家”式的代表。世界工人階級運動的問題，這些問題已注進他們的血液中去。邁斯基是何許人呢？此人是孟什維克右派，在1918年與他所屬的黨破裂，好讓自己空出身來，以便在白軍高爾察克的庇護下，有機會到跨烏拉爾地區白黨政府裡當個部長。就在高爾察克被殲滅之後，邁斯基認為時機已經成熟，可以掉過臉來朝向蘇維埃。對於這一號人，列寧 --- 我與他一道 ---最不信任，更不必說嗤之以鼻了。現在躋身大使行列的邁斯基，指控“季諾維也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致力於煽動軍事進犯，以圖恢復資本主義--- 邁斯基本人曾經用內戰的手段來攻擊我們，以保衛那個資本主義。

現今駐美國的蘇維埃大使，A 特羅揚諾夫斯基，在年青時參加了布爾什維克，不久之後脫離了黨；在戰爭期間，他是一個愛國者；在1917年時是孟什維克派。十月革命其時，他是孟什維克的中央委員會成員，並且在隨後的幾年裡，進行非法鬥爭以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在左派反對派被鎮壓後，他加入了斯大林派的黨---更正確的說，是加入了外交使節的工作。

蘇維埃駐巴黎大使波坦京，在十月革命時期是個資產階級的歷史學教授；他是在革命勝利後才加入了布爾什維克派的。前蘇維埃駐柏林大使欣丘克在十月起義的日子裡，以孟什維克的身份，聯同了蘇維埃現時的財務人民委員、當時的右翼社會革命黨人格裡尼科一起，參加了反革命的‘拯救祖國和革命莫斯科委員會’。替代欣丘克出任柏林大使的蘇裡茨，曾是蘇維埃第一主席、孟什維克黨人寄赫伊澤的政治書記；蘇理茨是在革命勝利之後才參加布爾什維克。至於其他使節，幾乎全部都是這一類人；與此同時，受任命的國外人員都是最可靠的人 --- 尤其在有過貝塞杜夫斯基、季米特耶夫斯基、阿加具可夫等人的經驗之後，更是這樣。

不久前，全世界報章刊登了多則有關蘇聯黃金開採業的重大成就的消息，這些消息還提到金礦業的組織者、工程師謝列布羅夫斯基。在今天可以和杜蘭蒂和路易·菲舍爾作為官僚最上層部分的官方發言人方面爭領風騷的“時代報” 駐莫斯科記者，尤其費盡心機的強調謝列布羅夫斯基從1903年開始，就是一個布爾什維克，是“老近衛軍”的一員這個事實。而這是謝列布羅夫斯基的黨員證實實在在地聲明的。但實情是，他在1905年時以學生和孟什維克的身份參加了1905年革命，接著便投到資產階級的陣營許多年。 1917年二月革命其時，他正在政府中出任兩所軍工廠的總監，貿易委員會的成員，並且積極投入反對五金工人工會的鬥爭。 1917年5月，謝列布羅夫斯基宣稱，列寧是“德國間諜”！布爾什維克勝利之後，謝列布羅夫斯基連同其他許多spetzes [技術專家]一道，應我之邀靠攏到技術工作方面去。列寧對他此人毫不信任；我本人對他也難有信任之心。而現在，謝列布羅夫斯基是黨的中央委員會的一員！

中央委員會的理論刊物《布爾什維克》在1934年12月31日刊登了謝列布羅夫斯基一篇題為‘蘇聯的黃金開採業’的文章。我們翻到第一頁看：“......在黨和工人階級的備受愛戴的領袖斯大林同志的領導下......”；三行以後：“......斯大林同志與美國記者杜蘭蒂的交談......”；五行以後：“......斯大林同志言簡意賅的答覆......”；最末一行：“這就是用斯大林主義方法為黃金而戰鬥的用意。” 第二頁：“...就如我們的偉大領袖斯大林同志對我們的教導......”；下四行：“...... 斯大林同志在答覆他們（布爾什維克黨人）的報告中寫道：‘祝賀你們的勝利’...... ”；在同頁下部：“在斯大林同志的指導的啟發之下......”；下一行：“......黨以斯大林同志為首......”；下兩行：“......我們的黨和（！！）斯大林同志的指導”；且讓我們翻到文章的結論部分吧。在半頁紙內，我們讀到：“......黨和工人階級的英明領袖斯大林同志的指導......”；三行下：“......我們摯愛的領袖斯大林同志的語錄......”

在如此排山倒海的拍馬屁當前，諷刺文學也得束手無策！人們應該會想到，“備受愛戴的領袖們”也毋須要文章中的每一頁發表愛的宣言5次之多；更何況，這篇文章不是寫來為領袖賀壽，而卻是為了......黃金開採哩。反過來說，能夠寫下如許奉誠的文章的作者，顯然的沒有任何革命家的素質。具有如斯才幹的是前沙皇時代下的大工廠的主管，資產者和愛國者，向工人發動鬥爭而是今日政權的堡壘，中央委員會的成員，百分之百的斯大林主義者！

另一類人種。當今的‘真理報’的台柱之一，紮斯拉夫斯基，在今年一月提出：絕對不能允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動小說出版，一如絕對不能允許“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反動著作”出版。紮斯拉夫斯基是何許人呢？在慘澹的昔日，他是個右翼的人民聯盟分子 [猶太人民聯盟的孟什維克]，稍後是個在1917年向列寧和托洛茨基發動最不堪的攻擊運動的資產階級新聞記者，把列寧和托洛茨基指為德國間諜。在列寧寫於1917年的文章裡，可以找到這些作為套語使用的句子：“紮斯拉夫斯基及如他之流的惡棍們。” 因此，紮斯拉夫斯基就是作為被金錢收買的資產階級誹謗者典型，如此這般的被載入黨的文獻裡。在內戰時期，就在他藏身在基輔的期間，他為白軍的出版物擔任記者。他是到了1923年才轉投到蘇聯政權去的。在今天，他保衛斯大林主義，嚴防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這些反革命分子！斯大林屬下的報刊，不論在蘇聯出版或國外出版的，充斥了這類人物。

布林什維主義的老幹部已經被粉碎。革命者已經被粉碎。革命黨人被軟骨頭的機關所取代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被恐懼、奉承和陰謀詭計所驅趕。列寧生前的政治局的成員中，現在只有斯大林仍在政治局之內，其餘是：兩名成員在政治上被折了腰，匍匐在地（雷科夫和托姆斯基）；兩人在監獄（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一人被放逐在國外，被剝奪了公民身份（托洛茨基）；至於列寧，就如[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婭作所言，僅由於死亡才倖免于官僚的迫害；篡權者沒有機會把列寧關進監獄，於是把他關進陵墓去了。整個統治層已經墮落。雅各賓派被熱月黨人和波拿巴分子覆滅；斯大林主義者取代了布爾什維克黨人。

對於那些大，中，小型的保守而利益攸關的邁斯基們，謝列布羅斯基們和紮斯拉夫斯們構成的廣泛的階層來說，斯大林是個法官仲裁器，恩典的泉源及抵禦各種可能的反對聲音和力量的護衛人。官僚層為了回報，不時給斯大林冠以全國全民擁戴的光環。黨的大會，就和蘇維埃的大會一樣，是在唯一一個前提條件召開的：贊成還是反對斯大林？只有“反革命分子”才能夠反對，而他們會得到應有的處理。這就是今時的統治機制。這是波拿巴的機制。在政治詞典上，除此外，還未找到另一種界定。

沒有歷史類比，就無法從歷史中學習。但這個類比必須是具體的；而在近似性的蛛絲馬跡之外，我們絕不能忽視差異性的蛛絲馬跡。[法國和俄國]兩次革命皆結束了封建主義和農奴制。但其中的一次革命，以其極端的一翼的形態，只能徒勞的把革命推向超過資產階級社會的界限；另一次的革命，則實實在在的推翻了資產階級，並且創造了工人國家。這個基本的階級區別，為歷史的類比帶來了必要的實在的界線，從而對革命的診斷具有決定性的重大意義。

在經歷了一場深刻的民主革命，把農民從農奴制中解放出來，給予他們的土地之後，一般來說，封建反革命是不可能的了。被推翻的君主政體可能會重整旗鼓，滿懷著中世紀幻想，但君主制本身無力重新建立封建主義的經濟體。資產階級關係一旦從封建主義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立即自動地發展開來。沒有任何外在力量能夠制衡它的發展。資產階級關係在此之前已經製造出它自身的掘墓人；它必定是自掘墓墳者。

社會主義關係的發展完全不同。無產階級革命不僅把生產力從私有制的桎梏中釋放出來，並且將它移交到由它親手創造的國家的直接管轄之下。資產階級國家繼承革命之後，把自身的作用設定為員警的角色，把市場交由市場自身的規律所支配，工人國家則是承擔經濟學家和組織者的直接角色。一個政權取代另一個政權，只會對市場經濟發生間接和膚淺的影響。相反，工人政府若被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政府取代，就勢必會導致取消計劃經濟，恢復私人所有制。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壁壘分明之處，在於社會主義不是自動產生的，而是自覺地建立起來的。朝向社會主義的進程，不能與國家權力分割開來，而且這個權力有意實行社會主義或受制於實行社會主義的願望。只當社會主義發展到十分的高度，其生產力遠遠超越資本主義，每個人的需要獲得充裕滿足，國家徹底消亡，與社會融為一體，社會主義在其時才會具有不可逆轉的屬性。但是，這一切仍然是遙遠的未來。在一段特定的發展階段之內，社會主義建設同工人國家是存亡與共的。只有在透徹考慮過資產階級形成的規律（“無政府性的”）和社會主義經濟的規律（“計劃性的”）這兩者的分別，才有可能理解法國大革命的歷史類比中那些無法逾越的限制。

1917年十月革命完成了民主革命，開啟了社會主義革命。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扭轉在俄國發生的農業民主革命；在這一點上，我們有著與雅各賓革命充分而完全的類比。但顛覆集體農莊的威脅力沒有片刻鬆緩；它還威脅著生產資料的國有化。一場政治反革命，那怕是一場回到羅曼諾夫王朝的反革命，俱無法重建土地的封建所有制。可是只消一個孟什維克或是社會革命黨集團的權力復辟，就足以令社會主義建設煙消雲散。

法國大革命和十月革命這兩場革命的基本區別，以至於“對應”這兩場革命的反革命之間的基本分別，對於理解構成斯大林政權的本質的那些政治反動的轉向的重大意義，是至關重要。農民革命，以及憑靠在農民革命的資產階級，是十分能夠與拿破崙政權和平共處的；以致，甚至在路易十八之下，它們也能夠安然泰然。無產階級革命在斯大林的現政權下已經面臨致命的危險；它將無法承受再進一步的向右轉。

蘇維埃官僚--- 其傳統是“布爾什維克派”，但在現實上，它從很久以來已經放棄了這個傳統，其組成和精神是小資產階級的---被召來為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的對立，為工人國家和世界帝國主義之間的對立進行調節；這就是官僚中心主義的社會基礎，就是它的左搖右擺，力量，弱點及其對世界無產階級運動的影響，是如此致命的所在。由於官僚愈來愈獨立，有越來越多的權力集中在單獨一人的手中，官僚中心主義便愈發轉變成波拿巴主義。

波拿巴主義的觀念甚為寬闊，有需要予以具體化。在過去的幾年中，對那些利用無產階級陣營和法西斯陣營之間的對抗，並且通過直接的憑靠在軍事-員警機器而凌駕在議會和民主政體之上，把自身作為“民族團結”的救星的那些資本主義國家政府，我們曾經應用過波拿巴主義這個詞。我們一向把這種腐敗的波拿巴主義與那個年青的、不僅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政治原則掘墓人，並且同時也是資產階級革命的社會成果的捍衛者的進步的波拿巴主義，嚴格地區別開來。因為兩者具有共同的跡象，所以我們對那兩種示象運用共同的名稱；在耄耋老人身上，雖然有過時間的無情蹂躪，我們仍是能夠辨認出他少艾當年的模樣。

當然，我們是拿資產階級興起時而非衰敗時的波拿巴主義，來與今日的克里姆林宮的波拿巴主義來並排對比：是拿執政官時期和第一帝國的時期，而不是拿破崙三世，更不是等而下之的施萊歇或杜米格。為了作出這個類比，並不需要把拿破崙一世的事蹟拿來與斯大林對比--- 波拿巴主義能夠因應社會條件所提出的要求，在口徑懸殊的軸心上鞏固自身。

從我們感興趣的方面來說，兩種波拿巴主義---雅各賓的和蘇維埃的---在社會基礎方面的差異，才是更為重要的。前者關乎的是資產階級革命通過取消它本身的原則和政治機構而鞏固下來。後者關乎工農革命通過粉碎它自身的國際綱領，領導的黨和蘇維埃而鞏固下來。拿破崙把熱月的政策推進一步，不僅向封建世界發動鬥爭，並且也向“亂民”和中小型資產階級的民主圈子發動鬥爭；通過這種方式，把從革命誕生的政體得來的成果，集中到新生的資產階級貴族手中。斯大林不僅守衛著十月革命的成果以防止封建-資產階級的反革命，而且還反對著貧苦大眾的訴求、急切和不滿足；他把普通工人大眾的內在歷史性進步傾向的代表---左派搗個稀巴爛；他運用各種極端懸殊的工資，特權，級別等等的差異為手段，製造了一個新生的貴族。斯大林憑藉社會新生的等級制度中的最上層的支持，來反對社會的最底層---有時是相反，即憑藉最低層的支持來反對最上層--- 從而令權力完全集中在他一人的手裡。這一政體若非稱為蘇維埃波拿巴主義，哪還能稱作什麼？

波拿巴主義按其本質來說，是無法長期維持下去的；平衡在金字塔頂尖的球總是要在這一邊或另一邊滾動。但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恰恰是在這一點上，歷史的類比碰到了它的極限。拿破崙的垮臺當然不會令階級之間的關係保持原狀；然而法國的社會金字塔在本質上仍然保持了它的資產階級屬性。斯大林的波拿巴主義勢無可免的垮臺，則將會令蘇聯之作為工人國家的屬性立即打上問號。沒有社會主義的政權，便無法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體。蘇聯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命運，取決於是由何種政治政權的興起，以取代斯大林的波拿巴主義。惟有無產階級的革命先鋒隊才能夠令蘇維埃制度復興---假如無產階級的革命先鋒隊能夠再次動員城鄉的貧苦大眾在它的周圍。

1.俄國大革命的熱月反動不是將來的事，而是已經發生了好一段時間。熱月黨人能夠慶祝他們大約十周年的勝利。

2.蘇聯現行的政治體制是“蘇維埃”（或反蘇維埃）波拿巴主義的政權，在類型上更接近帝國而不是執政官時期。

4.波拿巴主義的政權和社會主義發展的需求之間的矛盾，是蘇聯國內危機最重要的來源，並直接威脅到蘇聯作為一個工人國家的生存。

5.由於蘇聯的生產力水準低下，並且處在資本主義包圍的環境下，各個階級之間及階級自身的時緊時緩的矛盾，在未可知的長時期內，仍然會繼續在蘇聯之內存在；無論如何，將會存在至世界上多個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得到完成勝利為止。

6.無產階級專政在未來也仍然是蘇聯的經濟和文化發展的必要條件。所以專政的波拿巴主義墮落就是對無產階級征服得來的社會成果直接和即時的威脅。

7. 波拿巴主義在政治上已經窮途末路，踏入了無所不用其極的為生存而鬥爭的時期這個事實，最惡形惡狀的症狀之一，就是發生在共青團裡的恐怖主義傾向。

8.只當波拿巴主義是經由無產階級先鋒隊自覺的行為來撤除的情況下，斯大林主義政權的必然垮臺，才會導致蘇維埃民主的建立。至於任何其他情況下，代替斯大林主義而起的，只能是法西斯-資本主義的反革命。

9.個人恐怖主義的戰術，無論在什麼旗幟下進行，在特定的條件下，只會被無產階級最險惡的敵人玩弄於股掌之上。

10. 黨的掘墓人 --- 斯大林，須為共產主義青年團中的恐怖主義的發端，負上政治和道德責任。

11. 全世界無產階級持續不斷的失敗，是蘇聯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反對波拿巴主義的鬥爭受到削弱的主要原因。

12. 作為斯大林的波拿巴主義盲目的僕人，同時又是改良主義官僚最佳盟友和護衛者的共產國際，它推行的惡貫滿盈的政策，是造成世界無產階級失敗的主要成因。

13. 把國際無產階級先鋒隊從蘇維埃波拿巴主義敗壞士氣的影響下---即是從所謂共產國際的官僚買辦中解放出來，是國際無產階級在國際層面取得勝利的首要條件。

14.拯救蘇聯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鬥爭，以及為第四國際而鬥爭，兩者是不謀而合的。

我們的反對者（對此我們無任歡迎）將會抓住我們的“自我批評”而大吵大嚷---那麼你們對熱月這個基本問題改變了立場囉，你們過去談熱月的危險，現在卻突然宣佈，熱月已經遙遙在後！斯大林主義者大概會發出上述叫囂，並且還會加油添醋，說我們更改立場，為的是便於挑起軍事干預。此外，那些布蘭德勒分子和洛夫斯通分子，或另一方面，那些自作聰明的“極左派”，或許也會持相同的論調。所有那些人，他們從來不能向我們指出熱月的比喻有什麼錯處；現在，我們既然自揭錯處，他們就要更大聲吵嚷。

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我們對蘇聯的一般評價的錯誤之所在。問題完全不是我們把我們的原則性立場予以更改---那些原則性立場早已在多份正式檔中作出了系統的闡析；問題只是我們令這些原則性立場更為精確。我們的“自我批評”並非推及到對蘇聯的階級屬性或蘇聯墮落的成因和條件的分析，反而是通過運用著名的法國大革命的各個階段作為類比的手段，把蘇聯墮落的成因條件和過程作出歷史性的厘清。對局部的錯誤予以糾正，哪怕這項局部錯誤是重要的錯誤，不僅沒有動搖到布-列派的基本立場，反倒會讓我們通過更加準確，更為現實的類比的手段而使我們的基本立場更為精確，更為具體地確立。而且應補充說明，正是政治墮落的過程本身（我們刻下正在討論這個課題）具有更為突出的形態這個事實，在很大程度上促使錯誤披現出來。

我們的傾向從不聲稱戰無不勝。我們沒有斯大林主義那些教主們那種啟示式的現買現賣的真理。我們在存在的光照下討論問題，檢查我們的結論；我們公開承認既知的錯誤，並踏步前進。科學的覺悟性和律己嚴格是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優良傳統。我們要在這點上也一如其他，希望對我們的導師保持忠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