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爲什麽脫離印度共產黨

我爲什麽脫離印度共產黨？

──痛恨斯大林及其領導的共產國際斷送許多國家的革命

馬根•迪賽（印度）著鄭澤鏗譯

這是馬根•迪賽（MAGAN DESAI）同志從巴羅達(BARODA) 監獄發出來的一封信的全文。當時他正式脫離了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派 (CPI[M])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Marxist)。信的原稿是用古則拉特(GUJARATI)文寫的，由沙勒•扎華里 (Sharad Jhaveri) 同志翻譯成英文。-----------出版人。

　　斯大林主義者在他們控制下的工人運動中，對一般黨員的獨立思想，總是極力地加以抑制或摧殘，因此，要明白斯大林主義的反馬克思主義本質，對一個真誠的但在錯誤領導下的共產主義工人來説，首先需要一個在其思想上及行動中的知識革命。但過去事實證明，人們要進行思想革命，尤其是在一般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一向將斯大林主義誤解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這卻構成唯一致命的弱點。很多人往往由於反對斯大林主義的墮落和腐化的影響，結果對革命運動失望和放棄，而不在思想的創造性上對共產主義作健康的評價。霍華德法斯特(Howard Fast)，“上帝的沒落”(The God that fail) 的作者，以及很多的斯大林主義者，都有着這類的同一演化過程。

　　與這類“前共產黨員”例行的演化相反，馬根•狄賽的反對斯大林主義（無論它的右傾及左傾，無論它的親莫斯科或親北京等各種不同的傾向）的鬥爭，在他宣佈脫離印共聲明的文件中雄辯地證明，他從懷疑而終至否定整個斯大林主義的原則立場，是思想一致的，不認爲需要摒棄馬克思主義，相反，不像那些一時傑出的斯大林主義者轉過來反對共產主義那樣，他認爲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在思想上及道德上，是認識他過往的斯大林主義錯誤的唯一的方法。

這裏無須把馬根•狄賽的思想演進理想化，我相信，所有與這文件有關的人(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展望”編輯部)，他們最先連續刊登馬根•狄賽脫離印共的信，更不是想去創造任何的“個人崇拜”。這文件的發表，不僅標誌着馬根•狄賽同志在沒有協助之下，盡了最大的努力去獲得及研究里昂•托洛茨基的著作以及托洛茨基主義，那時他還在獄中，仍然保持着是一個斯大林主義者；而且在斯大林主義對共產黨一般基本成員控制的條件下，他爲了獲得真理的艱苦鬥爭，也傳達了馬克思主義同志般的溫暖。

許多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曾反對將這文件在“馬克思主義展望”連續登載，他們認爲在印度唯一的真正馬克思主義期刊的寶貴篇幅中，不應刊登這樣次要性的文章。關於這一點我要特別地指出，這文件雖然沒有在斯大林主義傳統的印度共產黨刊物出版過，但已經引起了斯大林主義圈子内強烈的爭論，廣泛地幫助了許多斯大林主義影響下忠誠的工人層份所同樣經歷的思想進程，由此而脫離了斯大林主義的運動，參加了印度托洛茨基主義者所代表的真正馬克思主義的運動。反對將這文件出版的人，我以爲他們還沒有看到這文件在道德上、思想上和感情上的力量。

總括説來，沒有比這文件更充滿人性的了。如同在現實生活一樣，它清楚地描述了一個堅貞的共產黨員，不屈不撓地為着共產主義的目的而奮鬥。在五十年代初，當馬根•狄賽在學生時期，他已經是一個共產黨員，在每一個斯大林主義發動的鬥爭中，他總是站在最前線。他是古則拉特地方印共組織的創建者之一，他是最早用古則拉特語將共產主義讀物通俗化及系統地銷行的人。目前他是里昂•托洛茨基所創立的第四國際印度支部，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領導人之一。

由於他個人觀念明顯的重新確立，因此這封信是值得共產主義者隊伍中人嚴肅的關注。在這國家裏，我熱烈希望它的發行將有助於別的忠誠的共產黨員在重新確立他們的思想觀念時，能夠抓到斯大林主義的問題。

長久以來，當我在監獄中時，經過廣泛的閲讀和嚴肅思索，配合了自己的經驗和觀察，已經把個人和黨交織的許多錯綜複雜的問題得出了一個結論；研究下來，發現我和黨之間的鴻溝一直在擴大，我不以爲在現在或長此下去的情形中會把這距離縮短。

對印共政治意識形態關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概念方面我沒有不同的意見。偉大思想家馬克思和列寧考慮問題是從整個星球和時代出發的，馬克思主義積累了人類社會各個階段發展的經驗，因此，他們的思想早已成爲世界的願望。

我贊成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歷史唯物論，而且力圖儘可能地把它的基本觀念結合到自己的智慧中。

但今天，我並不認爲那些被稱爲「正統馬列主義者」的斯大林及其隨從們（不管是“右傾”的柯西金或“左傾”的毛澤東）會有任何的前途。所以我不贊同自列寧死後官方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所實行的戰術和策略。由於局勢的改變，國際斯大林主義便開始倒退且面對着一個嚴重的危機。事實不能否認，在印度和世界上別的國家一樣，共產黨也分成左右兩翼，不是跟隨“左的”北京便是跟隨“右的”莫斯科路線。

　　十九及二十世紀過去社會上的變動都是國際性的，以後的轉變亦將如此；在印度，一個政黨也不能逃出這規律。我不同意印共對馬列主義前途的分析，和它對實際鬥爭的戰術與策略。這點需要澄清的，我不相信現在還會含糊。真正的馬列主義是簡單準確的思想，而不是巧立的詞句。這說法表明它何以是一種具有精神的智慧的推動力；但這樣一個水晶般清澈的思想，特別是早在列寧死後已經消失，那被稱爲“正統”的斯大林主義已把它作成爲另一種宗教式的崇拜了。

真正的馬列主義並不是僅僅從馬列的原著中引用一些語錄，而是把它作爲分析轉變中的局勢與作出判斷的科學方法。可是在印共的傳統中 ── 由斯大林主義建立起來的傳統，不管左派或右派這種方法都是不存在的。保持馬列主義作爲一種宗教的各種方法仍然推行和實施着，黨内依然遵循着武斷和自欺，用這個來代替真正馬列主義的科學分析，這一切都同樣承襲自斯大林主義。

下面是我對馬列主義認識的幾個基本論點：（一）階級鬥爭；（二）無產階級專政（基於生産手段的社會公有，而非一個直接由工人階級實現的獨裁）；（三）運用列寧主義管理社會主義國家的原則；（四）社會主義國家工人階段的領導地位；（五）蘇聯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定義；（六）工人民主或蘇維埃民主；（七）關於不斷革命論的列寧主義原則；（八）階級鬥爭的絕對必要無論戰爭或和平，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反對階級合作的觀念；（九）在社會主義兄弟國家中，蘇維埃民主的絕對必要；（十）以列寧主義的組織原則，在世界革命運動中建立革命的領導；（十一）無條件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

這些要點可以概括為兩個原則，那就是：1‧辯証唯物論和; 2‧歷史唯物論。這兩者我已毫無動搖地及永恒地對之深深信服。我現在開始相信，斯大林時代已經在上面所提及的許多要點上把馬克思主義和革命運動貶值和庸俗化了，在斯大林時代中革命的大退卻，這個罪惡的陰影即使現在仍然投射在各地的革命運動中。

自列寧死後長期以來，真正馬列主義的優秀遺產，已經而且還正在給斯大林主義所消滅，現在每一個有思想的共產主義者起來公開保衛它的時機是成熟了。

所有親莫斯科或親北京的官方共產主義運動的派別，都自稱爲代表真正馬列主義的傳統，但他們的全部行動都是需要我們再作嚴肅的檢討的。

依照列寧的標準，現代階級鬥爭可以劃分為四個範疇：（1）資本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間的矛盾；（2）資本主義國家中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階段鬥爭；（３）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鬥爭；（4）全世界勞苦群衆反帝國主義戰爭的鬥爭。

由於它的本性，帝國主義努力於從事反對社會主義國家的鬥爭，和武力征服沒有抵抗能力的弱小民族，它經常為爭奪殖民地和市場造成帝國主義内部的衝突，而且在備戰經濟和國際帝國主義計劃的壓力下，必定要向勞苦群衆挑戰。

在斯大林時代，共產主義運動對於世界形勢根本沒有一個均衡和科學的列寧主義分析。對國際革命運動的分析，都是機械和片面的，沒有將事變作全面均衡的比較。印度共產黨的歷史，它所追隨的國際和國内政策，便是它破產的活生生的明證。

在1942年，帝國主義戰爭突然轉變為“人民戰爭”。面對着一個民族解放鬥爭，他們居然採取了機會主義和逃避的態度。黨在群衆被捲入了民族解放鬥爭後陷於孤立；全世界所有共產黨都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和獲得一個臭名。因爲他們把自己完全附屬在蘇聯的國家利益下。這是一個關於保衛蘇聯的錯誤觀念。

蘇共黨稱他們在東、西歐共產黨的領導地位，與中共宣稱其革命的立場時，兩者都忘記公佈他們自己矛盾的立場。當蘇聯領袖在強調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的矛盾時，中共只在強調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事實上兩個黨都只看到他們自己狹隘的官僚扭曲了國家利益和眼前好處。因此彼此都採取了機會主義的態度。

就整個國際意義來説，殖民地革命鬥爭和中蘇民族利益互相間是並無矛盾的。但中國目前追求這種進步性有限的反帝政策，最後是否可能重新恢復和蘇聯領袖間的友好關係是可疑的。（譯者註：作者這文件是1965年年底寫的，現在中共早已從勉強的反兩霸改為只反一霸，根本連「進步性有限」都談不到了。）在1957年之前，當蘇聯領袖在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鬥爭中採取機會主義政策時，中共對所有重大問題的沉默態度是很有意義的。中國共產主義者必須記取第二國際伯恩斯坦修正主義者所實行的和第三國際斯大林主義者所實行的政策，都同樣挫敗了資本主義國家的階級鬥爭。斯大林主義的共產黨，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仍然扮演着機會主義的角色。

在先進資本主義社會中需要推進階級鬥爭的形成，這是馬克思主義的ABC。相反，實踐四個階級聯盟的口號乃是爲了什麽目的呢？不是爲了實現社會主義而是爲了獲得民主的權利和通過憲法的手段去“改變”。當納粹及法西斯失敗以後，在法國、意大利和希臘的共產黨變成爲一種力量時，斯大林提出這個口號。這不是偶然的，而是斯大林和羅斯福、邱吉爾簽署了菠茨坦和瓦爾達協定的結果。在這戰後的兩次會議中彼此同意：斯大林處理東歐不得干涉西歐，同時，帝國主義列強亦不得干涉東歐。

西歐各國共產黨戰後的策略，完全從這個協議的精神出發，而絕不根據這些國家已成熟的革命形勢。依照客觀形勢的要求要去發展一個社會主義革命的策略，等於要向斯大林戰後策略挑戰，這種布爾什維克精神，早已給改良主義和機會主義的斯大林主義傳統殘暴地抛去了。在希臘，在反墨索里尼的人民戰爭的覺醒中，共產黨本來已經變成一種力量，但大戰以後是誰讓這個黨給英、美的僱傭兵屠殺，是誰讓戴高樂在法國建立起統治，讓意大利反動的資本家走回政權，又讓希臘建立起軍政府來的呢？所有這一切都是在毛澤東所頌揚的“偉大馬列主義者”斯大林隻手遮天時代發生的。

所有歐洲的共產黨都患了改良主義及機會主義的疾病。斯大林在列寧主義掩護下養育改良主義，赫魯曉夫領導層一方面反斯大林，卻另方面收穫了這改良主義的果實，而毛澤東則用公開指摘蘇聯的非斯大林運動來代替對斯大林的責難。他把輓近四分之一世紀的歷史都忘記得乾淨了。難道這就是列寧主義的真義了嗎？

落後資本主義國家不能憑其本國市場發展生産力，因爲面對帝國主義的壓力，這些國家無法建立起本國的社會經濟結構。依列寧說，沙皇時代俄國資本主義的生產主要得助於法國資本，在那時候，俄國是一個殖民地國家（但依據最近中國也發現，在1917年的俄國已是帝國主義國家了）。怎麽談到保衛列寧主義時，中共領袖竟忘記了列寧的歷史文件了？是記憶上的錯失還是機會主義？中共領袖的手總是搖擺於經驗主義和機會主義之間。

十月革命是解決生産力與國界矛盾唯一的方法，其戰略是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結合在一起。這兩個革命階段無法分得開來，並且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才有可能完成。事實上，十月革命已經是社會主義性的了。

十月革命證實了這一個無可否認的歷史論點：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不論從歷史上和組織上，都是無法完成這過遲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的。這一意見已變爲指引全世界所有落後或未開發國家革命的明燈了。

1924年列寧逝世之前，東方革命浪潮已在蔓延，中國1925-27年正是處在革命的漩渦中。可是剛好在列寧死後還不到一年；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共產國際便把孟什維克的方法代替了布爾什維克的戰略，中國共産黨不是反對蔣介石；最低限度俄國的孟什維克還堅持：資產階級應該在工人階段幫助之下奪取並保持政權，但不需要工人階級的機構附屬於他們之下。可是在中國，在斯大林主義的孟什維克戰略諷刺劇之下，中國工人把自己的手和腳完全綁住。最初支持所謂資產階段右派蔣介石，最後支持所謂左派汪精衛。在中國，資產階級獨裁便仍舊維持，連俄國孟什維克還不致走得這樣遠。結果，中國革命流產，殖民地和落後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運動便這樣在列寧主義外衣和孟什維克改良政策下給絞殺了！

在整個斯大林的年代裏，共產國際的政策經常向兩極跳躍，時左時右，沒有一個國家的革命在這樣的政策下達到成功的。今天赫魯曉夫只不過執行着同一的政策。在中國，當戰鬥的工人階段被大屠殺以後，重新給了蔣介石二十五年血腥的統治。毛澤東應該不會忘記，中國1948年和南斯拉夫1945-47年的革命都是越過了斯大林的限制才取得勝利的，兩國的革命都曾為斯大林所反對。

毛派的“新民主革命”觀念只不過是對抗斯大林支配共產國際鐵的紀律一種自衛的反應。毛澤東在1925-27年流產的革命中得了教訓，將它的“新民主革命”觀念應用於斯大林主義的戰略。在口頭上毛派的理論是二元性的，但在事實上毛是跟隨了列寧主義的實踐，中國1948年革命的發展突破了斯大林主義所限制的範圍，結果走上社會主義革命。這就是所謂列寧主義觀念的一個不間斷的革命。

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本質上是進步的嗎？不是的。對斯大林認爲“進步的”民族資產階級這理論，毛只是在口頭上加以宣揚，毛曾知道中國1925-27革命領袖陳獨秀的悲劇命運。陳獨秀不同意斯大林主義的路線，經過自己的探索終於徹底認識了列寧傳統的意見，共產國際最後用官僚的紀律制裁他，但陳仍在黨内不斷地反對斯大林的政策。蔣介石和右傾的國民黨當然歡迎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政策的，藉了它的幫助，他屠殺了年青的共產黨及無數的工農戰士幹部。作爲失敗的代罪羔羊，陳的黨領導地位由李立三代替。於是斯大林命令中國共産黨承認這個所謂左派國民黨汪精衛的領導，同時還拉攏着蔣介石，委任他為共產國際最高委員會名譽委員。到戰鬥的城市工人及鄉村的農民先後給蔣、汪屠殺以後，陳獨秀向世界共產主義者發表了一封公開信，揭露了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叛賣政策。因此，他被斯大林污衊為工人階級的敵人，關在蔣介石的監獄裏，後來以至死亡。在他的公開信裏，他徹底分析了斯大林不民主地強加於中國共産黨的自殺政策。不管一九二五──二七事實的經過，陳獨秀一直被視爲中國人民的敵人。毛澤東應該從陳的經驗中學得一些教訓的，但今天他的列寧主義演變到這個地步已和斯大林主義分不開了。

馬克思和列寧從來不用這種態度對待過去及同時代的人甚至階級敵人的，馬克思相信每一個個別領袖都自會從其在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給他自己以適當的評價，他給資產階級和經濟學者如亞丹斯密和里加圖以很高的稱讚；列寧也從不用謾駡來反對他的對手──十月革命頑強反對者普列哈諾夫，甚至如高爾基，一直到十月革命以後都給予很大的讚揚，普氏的“史的一元論”在十月革命以後最少也教育了兩代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列寧把他尊為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之父；高爾基也被重視為無產階級的作家。在這方面，毛澤東和他的“偉大的馬列主義者”——斯大林有些什麽紀錄呢？

歷史證明，除了他自己以外，斯大林將整個布爾什維克及所有列寧的親密戰友不僅排斥而且都消滅了。他把歷史的真實情況和地點、日期與名字都任意更改，以便能專斷地將革命的功勞都歸於他自己，他以列寧的繼承人自封，把列寧全部有關反對他的文件封鎖，只准把有利於他的，或特別是把原文經過大量刪節後的部分發表。

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是全世界工人的集體財富，斯大林憑什麽權利去操縱和窜改列寧的著作呢？難道他完全爲了世界革命的“利益”而做，抑或這是國際革命運動的異化或衰退情況呢？我們又怎能夠解釋這一顯示道德墮落的惡棍竟絲毫沒有受到挑戰呢？

最近赫魯曉夫出版了一些迄未發表過的列寧文件，這可能是有利於目前蘇聯官僚領導層的利益所致，但列寧的著作仍未全部出版。查禁了陳獨秀“公開信”的毛黨對斯大林查禁列寧文件的行爲說過什麽呢？在散播真正馬克思主義的名義下，毛澤東黨用世界好幾種文字出版了十多本摘錄自列寧著作關於世界革命運動前途的小冊子，這一步驟是值得受歡迎的。但爲什麽中共忘記出版列寧最後的遺囑和他許多關於社會主義國家内社會主義民主的論述呢？是不是俄國和中國的分工合作只出版有利於自己的列寧著作呢？在俄國，赫魯曉夫集團採取些表面的措施使黨和國家行政實行虛僞的民主化，這樣做只爲了保衛赫魯曉夫輩官僚層的狹隘利益。毛澤東黨指責他是修正主義，而赫魯曉夫輩則譴責中國對國際主義的立場敷衍塞責。爲了促進各自的民族利益，他們採取的是僵化的宗派主義立場。不僅這樣，每一方面都互相指責對方變成了托洛茨基主義者，以及叛賣了列寧主義！這個已經不算時髦的誹謗，使全世界有責任感的共產主義者都引為羞恥的。

　　事實上，蘇聯及中共領導層所採取的有限度的進步措施是應該讚許的。同時他們雙方的黨和政府都把自己裝成爲列寧的唯一的真正繼承者，他們對社會主義民主，這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基本原則所造成的破壞，卻更應該受到強烈的批評。因此全世界自覺的共產主義青年們便升起了一個要獲得更多原本馬列主義思想的願望，這一願望現在是更加大大地增長了。

中共在理論立場上的許多污點阻礙了人們對中共政策的進步性方面作客觀的理解和判斷。中共爲了要表示他們愚蠢的自稱為無所不知者，他們用盡了一切辱駡、傲慢和放肆的言語。最近中共領導層用好幾種文字出版了一本題為“人民戰爭勝利不朽”的手冊，作爲世界革命的新“藍本”，宣稱為列寧“十月道路”的補充，而且可作爲應用於世界各國的新“藍本”。

列寧的“十月道路”是全世界被剝削大衆的國際康莊大道。中國領導人要把他們的新“藍本”作爲列寧十月遺產的直接產物，提出的理由是證實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時俄國被斷定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列寧的十月道路已不適合於當前這時代。

事實上，這一點一定要加以嚴正駁斥的。根據列寧的意見，沙俄是個殖民地國家，她雖然統治了中亞細亞的落後地區和西、南俄羅斯的少數民族，但這並不是沙俄統治在十九或二十世紀帝國主義的單一的特徵。相反，外國資本‘特別是法國的’在俄國經濟中握有很大的支配力量。在現代，一個殖民地國家就是她的經濟為外國資本所控制，因此，用馬克思主義的説法，我們不能把革命前的沙俄認作帝國主義。法國資本控制了俄國經濟，這便是爲什麽列寧把一九一七以前的俄國稱爲殖民地國家。

爲什麽自稱爲馬列主義的毛黨會把馬列主義這些基本的定理也忘記了呢？正如我們在上面指出的，毛澤東像附着了斯大林那“偉大的馬列主義者”的陰影，對這個問題始終保持沉默。列寧在許多演講和文章中對十月革命的教訓作過很多精確的分析，以進一步闡釋他那著名的“四月提綱”，他的共同工作者——國際著名的共產主義者——也給他的著作加以發揮。但自列寧死後，斯大林對這些文件不是扣壓起來，便是索性把它毀滅掉，今天袛有一些流傳在歐洲的副本保存下來。蘇聯官僚統治層否認列寧合作者們這裏無疑指的是托洛茨基——譯者的著作，可是不管怎樣，現在追隨他們的人早已遍及全世界。中、蘇兩國的領導層對列寧關於十月革命的敍述和分析一直保持沉默，假如列寧的著作曾被官方發表的話，對斯大林時代的許多爭論都已結束，但那是不可能的。

從狹隘的民族利益出發，中、蘇兩國的官僚層便築起了一個大障礙。不論過去或現在，蘇聯領導層在這方面都被揭露和受人嘲笑的。因爲從斯大林到柯西金，所有蘇聯的領導層，無論在國内或國際政策上都是背離了列寧主義，讓覺醒中的蘇聯工人和青年們去比較統治集團今日的政策和過去列寧時代的政策作個分別吧！今天的領導已不可能容許將列寧時代的傳統作出一個真正的客觀評價，這領導層正坐在斯大林過去三十年來所造成的矛盾的火山上，受着群衆和官僚派系間的壓力，而各派系在内部鬥爭中被強迫作爭取下層群衆的支持。

由於各方面的壓力要將列寧的著作照原本出版，數年前莫斯科曾宣佈過計劃把全集編為五十五卷出版，但除了俄文及英文版出了第一至第二十二卷外，跟著便直接出版第三十五卷，此外其他各卷都禁下來了。第二十三卷至三十四卷和第三十六至五十五卷怎樣了呢？沒有出版的各卷包括了列寧1917-24年時期的著作，而這些著作正是使斯大林憤怒的。至於列寧經過深思熟慮後指責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作風寫出來的列寧遺囑，當然同樣被禁止下來了。這説明了爲什麽毛澤東對這些一直保持謹慎的沉默。如果他真的去着手出版列寧的全部著作，那他為着世界革命所製訂的“藍本”的命運會怎樣呢？不正是將它的基本缺點、模棱意思和前後矛盾都暴露出來嗎？全世界馬克思主義者將會很容易地比較出列寧原本的十月道路和中共“藍本”偽造的道路之間分別出來的，毛當然不想這樣，但從拉美革命動力在全球階級鬥爭紅爐中考驗了真正列寧主義的道路與斯大林所提倡的虛僞的道路。危地馬拉、波利維亞和最近哥倫比亞與拉美國家都誕生了新的布爾什維克黨，這些黨都抛棄了斯─毛的臭包袱和騙人的舊技巧，這反映了原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嚴肅風格和崇高精神。拉美革命運動對列寧主義概念的實驗是遲早會發展到亞洲、非洲來的，但毛澤東會收回他那殘缺矛盾的藍圖嗎？

我不相信中共會表現出這樣真正布爾什維克的坦率精神來，相反，它是極其教派的。他們指責赫魯曉夫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卻並沒有避免這種病毒的傳染；同樣，中共自己的表現也是沙文主義的。像“斯大林是最高無上”、“毛澤東戰無不勝”的神話已經早在中國努力散播了。中國的世界革命藍圖（指“人民戰爭的勝利不朽”一書所代表的農村包圍城市戰術――譯者）早為印度共產黨於一九六四年在加爾各答召開的大會中接受了。我們的黨曾解釋過中共領袖爲什麽採用這條路線，但假如這是適合中國國情的，難道它也一樣適合於我國（印度）嗎？

今天拉美國家的情形和三、四十年代的中國相似。但正如我上面說過的，不管她們之間有些地方相似，拉美國家的共產主義又無在革命實踐中是採取列寧主義的道路的。從印度經濟發展的工業水平來説，它是大大的超過了革命前的中國或今日的拉丁美洲的，印度資本主義是全世界落後資本主義國家中最進步的一個，以中國國情作背景的“藍圖”不可能也適合於印度。主要的問題是，是否如我們（印度共產黨左派）綱領中所說的“人民民主專政”，城市中弱少的民族資本家和鄉村中的富農能否一起協助工人階級和農民去達成社會主義？革命的動力是工人階級和受壓迫的農民，那富於經驗而又警覺的資產階級，和那些不為千萬民衆的貧窮或甘地（GANDHI）與溫奴巴（VINOBA）的呼喚所動搖的所謂“反專利工業家”們，會被驅使去為社會主義革命工作嗎？黨當然不會相信這類奇跡出現的，可是它又盲目的仿照着中共的領導層去做。爲什麽我們要不理會本國的特別實情，習慣像尾巴般跟在別個黨後，過去跟著蘇聯，現在又跟著中國變成毛黨的附庸呢？

　　　無產階級專政，廣義來説就是工人階級行使國家政治權利去建立在社會和經濟上統治的地位，由此而使得無產階級的主要階級利益得到保持和保證。馬克思及列寧從來不曾在説明無產階級專政時，把他們的思想公式化而不去分析它的各種憲法形式。像資產階級專政一樣，無產階級的統治也可能揀取民主或極權的形式。列寧主義明白到，當革命變成内戰時期，無產階級專政對它的階級敵人是應該無情的。但往後這個政權穩定了便需要實施更多的民主。俄國革命即使在内戰發展到最嚴重的轉捩關頭時，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一直容許各種不同政治傾向通過蘇維埃作充分的自由表達，爲了革命本身的利益，共產黨僅僅實施了有限度的管制。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藉口蘇聯已經踏入社會主義第二階段，亦即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廢除了蘇維埃民主。事實上當時俄國只是踏上工業化的第一步，工業上進展的每一階段並不就是社會主義，這本來是列寧主義者的公理，但誰要是把這公理提醒斯大林便會被標誌為社會主義的敵人。無產階段專政已給斯大林個人獨裁所代替，而個人獨裁和馬列主義觀念中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全無共通之處的。每個人都已清楚知道，在斯大林統治的恐怖時期，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裏的情形（真的，這個問題的爭論已發展到矇騙了工人階級，以爲那恐怖階段是不可避免的）。這斯大林主義恐怖的陰影，即到如今還在困擾着亞洲的社會主義國家。

　　在二十世紀中葉（後半期）的社會主義運動中，提出的主要問題是：這時期的左派革命運動應該由誰來控制？是專橫獨斷，不負責任的黨官僚呢，還是真正代表千百萬被剝削的下層人民自覺的工人階級？

　　在斯大林執政的年代，所有通過人類智慧在物質上和精神上成就的價值都受到了危害，而主要的解決辦法應該是工人的管理。我堅信社會主義民主的蘇維埃形式終必勝利，但目前全世界的社會主義國家還沒有一個開始做到這樣的社會主義民主，事實上這樣的民主已給窒息了。

這便說明了爲什麽一九五六年匈牙利工人公開反叛斯大林的追隨者，和匈牙利無產階級在工廠内建立起蘇維埃可以抵抗斯大林主義者的鎮壓達六個月之久。“溫和的”赫魯曉夫和“極端的”毛澤東同樣為這情景所驚嚇，立即派軍隊把革命粉碎。反動份子企圖奪取領導層，想把革命引導到錯誤的方向是毫無疑問的，但沒有人解釋過，是不是列寧的蘇維埃民主觀念已經過了時。人們只是教徒般虔誠在口頭上高唱列寧主義，這也不阻止他們無恥地將列寧著作對他們不利的部分隱瞞。一向以來對每一事件，或對統治與經濟上的發展和轉變的馬克思主義認真的分析，都被為符合於為保衛蘇聯與中國官僚統治層狹隘利益的機會主義政策所代替。

斯大林是善於這一技巧的，毛澤東又怎樣呢？中共領袖們就南斯拉夫的墮落寫了許多大文章，但對南斯拉夫的真正發展卻不屑一顧，中共的作家是憑他們的喜惡去寫作的。當然，我並不袒護倒退的南共，所有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都經歷了這些基本的錯誤，難道在捷共和波共中找不到和南斯拉夫同樣的缺點嗎？事實上，南斯拉夫建立了工人議會（當然它存在有許多缺點），而赫、毛份子卻狡猾地避免加以討論。他們都背叛了蘇維埃，結果，他們[對南斯拉夫]的批評都充滿矛盾，變成片面的、逃避現實和不平衡的。在印度共產黨内，我們似乎只決定盲目的追隨毛派，對事實的發展閉上眼睛。

列寧在十月革命前三個月，當他還隱藏起來的時候寫成了他的《國家與革命》，後來這著作便在革命中應用了。在我們來説，資本主義國家的性質也是沒有很大不同的。我對於工人國家的觀念已經在上文中說過了，這裏只有幾點需要提及：列寧寫了許多補充的文章去給《國家與革命》這理論加以詳細的解釋，現在已出版了的還是不完整的。列寧把社會主義建設、蘇維埃民主、集體化、工業化和工會作用等各種問題連接在一起來討論，所有這些關鍵性問題可以提出如下：

社會主義經濟是從建基於供求原則的資本主義經濟的潛能經已用竭的時候開始的。到了社會主義便立即為“各取所值”這一原則所代替；從資本主義遺留下來的經濟是國際性的，社會主義經濟不能孤立建設。同樣，階級鬥爭的力量和生産力的發展也是如此，所以社會主義革命的需要必然也是國際性的。因此，社會主義經濟便根本不可能在一個國家範圍内自己單獨發展和鞏固起來[一個已經推翻了資本主義的國家──譯者]，它可以開始建設社會主義，但它不能完成社會主義。高度發展生産力和豐富的物質與文化是社會主義的先決條件。

俄國十月革命前沒有這些先決條件，她必須在無產階級監督之下發展沒有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反對國際資本主義；只有在完成了這些以後，一個社會經濟和新的社會主義關係、法規和文化藝術形式方能隨著一起發展起來；到時，“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便將成爲治理這樣一個社會的原則。從社會主義的第一階段到下一階段，即共產主義之間將會是一個尚難確定的過渡時期。在共產主義經濟基礎上，不能有別的什麽像用“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原則更直接的了── 這樣的社會是人民生活豐衣足食的預想，也說不定要多少十年後才能實現和建立起來。

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即使通過計劃經濟，也要耐心地經過一段過渡的階段才能取得有效和廣泛的發展，同時世界革命也要得到推進。對這艱巨的事業，不經過深思熟慮光靠強硬及專斷的試驗是行不通的。工人國家發展國有工業是目前這特有社會的經濟趨勢，有計劃的工業化必須着手進行，輕重工業的生長是要均衡的配合工人生活水準逐漸提高，才能夠保證廣大的群衆自願自覺地參加經濟的生活。要這樣實行，計劃一定是由下而上，被剝削的群衆必須監督整個計劃。工業化可以加強無產階級力量，工業化和集體化是互相依存的，但兩者之間的進度也有一定的限制，決定一個落後國家發展的速度是生死攸關的。要求農業社會的勞苦大衆去為光明的未來犧牲，在物質和文化上如此落後和城鄉關係的不平衡都有其本身的限制。最優越和有利的發展是能夠製定一個適合的速度，並保證工業化和集體化的進程不致中斷。

由此，國家的社會結構得到了需要的穩定和安全，這就是說，工農的聯盟不應受到危害，因爲將來的成就有賴於這樣的一個聯盟。這才瞭解到列寧主義關於社會經濟平衡發展的精髓，也叫作“適當速率理論”。列寧的經濟計劃體系裏是從沒有“大躍進”這回事。不幸這些原則在斯大林時代的蘇聯和東歐國都早抛棄了，他們不理會一切經濟上的法則，在一個國家的孤立環境中居然盲目和瘋狂的推行工業化和集體化的競賽。現在事實告訴我們，結果在經濟上已造成了怎樣的災難和禍害。工業和農業的距離還是很大，要把兩者聯系起來直到現在還談不到。

列寧主義者認爲經濟的生長不能違反基本的經濟原理，光靠命令去強制達成，也正如社會主義不能靠命令去建立起來一樣。經濟發展不可能當作政治因素去處理。在蘇聯農業的集體化過程是強迫農民參加的，結果造成生産的衰退，農民對社會主義不感熱情。列寧教導我們：必須勸導農民使他們心悅誠服，不能強迫他們參加集體化。當斯大林強迫農民集體化時，列寧主義者（這裏作者分明指的是托洛茨基——譯者）曾提醒過這一基本原則，但他們被指責為農民的敵人和叛徒，被送去西伯利亞而最後被清算。同樣的悲劇在二十世紀的東歐又再重演。

毛澤東也同樣盲目地想在中國越過這些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一下子跳到共產主義去。只是經歷了農民的強烈反抗以後，如今企圖去建立一個強國及安定的經濟才去修改了他們的政策。不到十年，這個用強迫速度去建設共產主義的烏托邦便不得不放棄了，大的公社也解散了。中共黨内對這樣急速的步伐曾經引起批評，但他們的政策是否仍然繼續下去還看不出來。無疑中共在糾正他們的錯誤比之蘇聯好些，其變化我們還不知道。可是不管在理論或實踐也好，他們也像斯大林一樣裝着永遠不會犯錯的，因爲他們總可以在自己的每一錯誤政策中找到替罪羔羊的。

事實上證明，反列寧主義的一國建設社會主義口號是斯大林時代環境下實行的一項革命退卻。今天回頭看看，它所表現出來的完全是斯大林官僚層騙人的破產政策的典範，而不是真正領導實踐與行動的革命綱領，過去和現在一樣是個白日夢。說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已經是一個社會主義社會，那簡直是荒謬與對真理的曲解。其實，即使今天蘇聯還不是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她仍然是在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階段的發展中。例如俄國共產黨能有一個比斯大林（毛澤東的“偉大馬列主義者”）更有遠見的才智和更體驗人民基本需要的領袖，斯大林死後的蘇聯經濟和軍事力量都會有更快和更有效的發展的。可是像這樣的領袖那裏去找呢？幾代優秀的布爾什維克都給流放到西伯利亞去，讓他們自生自滅，或經過死刑或肉體上的摧殘僥倖生存的也終於死在集中營裏。當時老布爾什維克曾有一個使蘇聯經濟平衡發展的經濟綱領，反對斯大林――布哈林要使富農和城市小工農業者致富的綱領。由於他們強烈反對這錯誤政策及提出代替這政策的綱領，當時（1925-28年）被指控為農民的敵人，只有到1928-29年間富農起來反抗和私人營利及黑市猖獗時，斯大林才改變他早年的政策。於是他着手以危險的高速度進行工業化及土地集體化（毫不考慮反對者的意見，這種態度以社會主義者的道德來説也是不容許的），以旋風式速度強迫工業化所得到的成就補償不到野蠻官僚錯誤政策造成的經濟損失。這一官僚恐怖的結果，造成蘇聯與東歐國家工人熱情的低落，即在今天還不能轉變過來。

俄國和中國的領導層對布爾什維克先烈們在經濟發展上堅持列寧階級路線的仍然繼續強烈譴責，甚至連他們的著作和名字都加以禁制。當然，爲了適合他們的需要，是不會妨礙中、蘇的統治官僚們隨便從這些布爾什維克的原著和綱領中任意剽竊和引用的。這種完全不忠實的笨拙手法也實在太可悲了。但爲什麽印度共產黨對這些都緘口不言呢？

今日的馬克思主義者一定起碼要保證接受下面這幾個基本的立場：

我們對以上幾點的態度應該是毫無疑問而又互相關連的。在這信的前面我已將這些問題的一些重要點提出來討論過了，我曾經指出我認爲可以接受的和不可以接受的；我批評印共的官方路線是“知識分子的” 、“改良主義的”或“修正主義的”立場，而不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立場，我重視社會主義國家或社會主義運動所獲得的成就，但我強調我和印共領導之間我誠實的不同意見。更補充一句，我認爲現在的共產黨甚至還不足與第二國際比較。我正想進一步探索爲什麽世界各地共產黨所遭遇到的慘敗結局，以及各社會主義國家離開了傳統的馬列主義路線。不管所有的缺點，社會主義國家的許多成就是無可否認的，我認爲這些成就都對各國的革命運動起了支持的作用。

我認爲應該無條件保衛工人國家的社會主義成果，反對帝國主義甚至社會民主主義。我認識了共產主義運動左右兩派之間的基本分歧，但只有馬列主義是唯一的標準去衡量國家或國際共產主義的左傾或右傾，我想這是沒有妥協餘地的。

像我上面解釋過的，當今的社會主義國家還不能算是像化學定義般純正的社會主義國家，主要因爲在所有這些國家中都不存在蘇維埃民主。沒有蘇維埃的引導，政治組織便像無疆的馬，也像沒有靈魂的軀殼；缺乏蘇維埃民主，黨領導必然墮入官僚主義獨裁。我的意思不是說，甚至一個健全的社會主義國家裏不會出現官僚主義，在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裏都潛伏着官僚主義的先天因素。還有什麽比推動落後國家經濟走向社會主義，更成爲無產階級先鋒隊主觀責任的事嗎？列寧去世前對蘇聯官僚主義的危險已好幾次發出警告，同時還提議發動鬥爭去糾正它，在遺囑上他便總結了這個意見------ 這是一份給斯大林的起訴書，難怪斯大林把它扣壓了三十年。因爲斯大林和他的同謀都考慮到官僚化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讓它吞沒整個蘇維埃社會，他在官僚制度下得到庇護。這一災難的後果使蘇聯和東歐工人階級直到今天仍然蒙受其害。還不只這樣呢，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都同樣變成了官僚主義的犧牲品，變成為荒誕和虛僞，完成失去了其本身的真實意義。

斯大林將列寧不斷革命的原則顛倒過來。最近中國的、南斯拉夫和古巴的歷史都充分證實了列寧不斷革命原則的正確。中國共産黨在一九四八年擺脫了斯大林的控制，改變策略在中國完成了一次革命。可以明白，中國的革命並沒有依照中國共產黨的理論邏輯，這僅僅補充證實了列寧不斷革命的意見。任何落後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由於它的不穩定、不可靠和反動性是無法擔當革命角色的。只有在反帝鬥爭中，落後國家資產階級會在某些策略上扮演起有限進步的角色，但即使這樣也是要大大提防的。列寧常常強調：一個腐朽的資本主義，特別在十月革命以後，本質上是缺乏任何進步性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要真實認識這點，在目前這個時代不能把列寧的基本教訓忘記。

由於這三點都關係到國際革命運動，也可以概括在“革命的國際主義”一個題目之下。像上面說過的，馬克思列寧考慮問題是從整個時代及全球出發的。 [所以他們的學説] 絕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項方法論。通過他，馬克思探尋改變世界革命的局勢，革命國際主義的原則是按照現存資本主義各不同的階段運用的，這原則也不是馬、列所創見而是從資本主義本身的生産力和階段鬥爭的國際性質中反映出來的。在馬、列的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概念中，根本不容許由一個層份，或單一個無產階級的政黨獨佔領導權，各國的共產黨都一律平等而各自有其本身的獨立自主，他們的職責在建立一個集體性的領導，基層幹部都可以無須懼怕或偏袒地批評甚至更換他們本國和國際的領導，黨的領導層應在基層幹部監督之下領導着黨。這便是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列寧就是在這樣的基本原則上發展布爾什維克黨的。黨的領袖從選舉的自然秩序中產生出來。甚至列寧也可以被公開的批評，他說的話黨員們多份都經過猶疑考慮後才接受；在很多的場合下列寧只是處於少數的地位，只有待局勢明確了，列寧的意見才為黨所接受，任何問題都是公開討論的。

布爾什維克黨不能被塑造為一個機械的結構，這對於列寧建立的第三國際也如是，在平等的基礎上，全世界的各國共產黨都有權批評蘇聯和蘇聯的黨。第三國際曾經討論甚至解決俄國的問題。俄國的少數派可以向國際上訴，這基本的觀念在當時來説就是將俄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作爲我們國際運動的一部份（一國建設社會主義還不想到的）。

十月革命曾經帶動了西歐──像德國、波蘭、匈牙利、捷克等國的革命。歐洲的社會民主黨人則幫助反革命力量把這些革命擊敗了。這些國家的布爾什維克都被迫趕入地下工作，當鎮壓在這些國家裏進行得最厲害時，列寧歡迎他們到蘇聯去，使他們感到自豪而又借助他們的技術去幫助蘇聯社會主義的建設。

國際間這種兄弟般親切關係的實踐到列寧死後變成怎樣了呢? 1924年以後，列寧一向是工人的民主集中制的布爾什維克的領導層已為官僚的集中所代替，最後更變爲全蘇聯廣大勞苦大衆的無上至尊。在列寧時代工人階級的言論是有決定性的，現在則變成了僅是官僚手上的工具。最初只是一些有自覺的工人階級及勇敢的布爾什維克領袖們的抗議，最後和在列寧時代從歐洲流亡到俄國的革命家也結合起來。有些反對派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另外大批的被作爲政治犯關在集中營裏幹苦工，好些在面對死亡時仍高呼“世界革命萬歲” 、“列寧萬歲”和“托洛茨基萬歲”口號的，由逃脫出來的人所報導這段時期的悲慘故事，今日已經得到反應而且傳遍了整個世界。

一九五六年赫魯曉夫投擲出一個驚人的炸彈，雖然他是在兄弟黨的背後進行而且是片面的，他在蘇共二十次大會的演辭對那黑暗的年代卻也透露出了一點光亮。這個反斯大林的企圖毫無疑問是機會主義而程度上又是半吊子的，他想藉此避免招供出他自己也是同謀者的罪惡，斯大林的繼承者不是用乾淨的雙手去從事這個嘗試的，他們仍然認爲：那些真正被斯大林犧牲的人──老布爾什維克們是叛徒。同樣，那些東歐國家在斯大林時代不計其數的犧牲者雖然都恢復了名譽，但並沒有企圖去解釋這整個災難是怎樣發生的，和這許多烈士是給誰殺害的，一九五六年以後，一層神秘和沉寂的烏雲又把斯大林年代這些悲慘的事件遮蓋了。

只是真理是不可長期給壓住的，非公開地人們大家都早明白真相了，可是爲什麽不拿出布爾什維克的勇氣來公開這些歷史真相呢？是否蘇聯共產黨認爲這樣便會給全世界共產黨引起不利，是否共產黨的官僚領袖們害怕這樣做便會給他們自己在斯大林年代所串演的反動角色也同時被揭露出來呢？兩代的布爾什維克都給斯大林屠殺了，毛澤東黨還照樣指他們是叛徒或德國法西斯的特務，我們的黨［印共］卻在《洛其•勒哈》(LOK LAHAR) 黨的期刊上依舊登出這類譭謗的文字。

我倒要問，“爲什麽這些老布爾什維克當年在沙俄的鎮壓下能夠如此堅強的參加革命，他們在革命的内戰中不惜冒生命的危險，而最後為真正的列寧主義傳統反對斯大林而戰鬥竟會做法國的間諜，甚至於在十月革命以前和那些間諜合作嗎？最可悲的是像今天的毛澤東黨仍在散佈這種陳舊無聊的斯大林主義謊言，試圖給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許多新起的共產黨注射毒素。可是拉美不但排斥這些毒素，同時更唾棄毛澤東投降民族資產階段的政策和他“四個階級聯盟”的政策，他們採納列寧十月革命之路作爲走向革命的國際大道。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當斯大林還在世的時候，國際法庭將納粹份子作戰犯審判，在法庭前的供詞沒有半點證據可以提供證明斯大林主義者的謊言，說這些老布爾什維克的反對派是德國間諜的，爲什麽中國共産黨還死死的在宣傳這類謊言呢？

蘇聯的領導目前是不會改變的，因而“斯大林、毛澤東及赫魯曉夫萬能”的神話便用得着了。當這些老布爾什維克正在監獄被殺害或流放去西伯利亞時，那些孟什維克中前些時的叛徒們，都視如革命者被釋放和集結起來，去幫助斯大林實現他的“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白日夢了。不管在赫魯曉夫年頭有某些改變，現在蘇聯的領導還是面對着同樣的老問題，基本上依然還是一樣，甚至那個比赫魯曉夫走得更遠的陶里亞蒂(TOGLIATTI)，他在去世前的“遺囑”中也不自覺地流露出：當今任何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都不存在蘇維埃或社會主義民主。

“一國社會主義”是兩個革命階段理論在一九二五年提出來的“國際產兒”，第一階段是資產階級民主，經過幾十年或更長的憲政時期後過渡到社會主義階段。這觀念斯大林稱爲“工農民主專政”、“新民主”或“人民民主”，赫魯曉夫卻把它叫作“國家民主”。可是不論在中國或東歐革命的實踐上都從來分隔不出一個資產階級民主的階段來，全世界各地的革命都不停留地直接發展到社會主義，爲什麽還不抛棄這套理論呢？難道真的爲了滿足最先是斯大林，現在是毛澤東心理上的狂想嗎?

後來，也永遠沒有一次革命拖長地分隔開成兩個階段的（柯西金和達恩茨[DANGE]之流當然不同意這點），如果堅持這樣一個觀念，修正主義和改良主義的勢力便會加強，革命勢力便將消失和浪費，這只有給統治階級帶來好處。像陶里亞蒂也承認的，這就是斯大林錯誤政策在1930-33 年德國所發生的，結果引致希特拉上台。爲了達成蘇聯官僚層國際國内眼前的需要，犧牲和破壞了整個世界的革命運動，難道這就是斯大林革命的國際主義？根據經驗，我認為斯大林把列寧的革命國際主義完全倒轉過來了。

只有通過國際主義，蘇聯的社會主義才能得到保證。只有通過國際的革命運動，蘇聯走向社會主義的發展才能獲取力量，列寧主義者的政策是用加強世界革命運動去保衛俄國革命，並以此轉變蘇聯成爲反對反革命力量的堡壘，斯大林卻和這個戰略相反。戰略決定策略，反之策略也足以改變戰略。列寧對這問題的著作被禁刊，他的觀點也被曲解去符合斯大林錯誤的策略。要在落後和孤立的俄國建設社會主義，控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以適應俄國外交政策的需要便變成他的戰略了。反對他的老布爾什維克都被殺害了。結果，在斯大林有生之年沒有一處的革命是像十月革命般取得勝利的，東歐的革命只是在紅軍的支持下進行的。

印度共產黨同樣爲了配合斯大林外交政策的需要，被牽引着去經歷一條被扭曲的彎路，結果在一九四七年以前，它執行着一條完全不考慮這個國家實際和解放運動需要的路線。獨立以後，印度共產黨並不依照列寧的十月道路，卻跟隨着蘇聯，現在又是中國外交政策上的需要搖擺。

我們一直跟着斯大林主義官僚經常跳躍的“左的”、教派的或冒險的和極右的外交政策中間搖擺。在中國1925-27 革命失敗是個例子：斯大林對殖民地資產階級採取了狹隘的教派主義政策，在1930-33 年時，印共不支持反帝的解放鬥爭，便首先招來了“反對國家獨立”的銜頭。

在德國，斯大林提出一套新理論，把社會民主黨說成爲社會法西斯，不容許所有左派工人階級政黨成立反對希特拉的聯合陣綫，希特拉得到德國工人階段運動分裂之助，最後將強有力的德國共產黨消滅了。在德國失敗後，斯大林極力尋求與各國資產階段的民主政府結成聯盟在歐洲反對法西斯。我們的黨---- 印共立即決定參加在印度的議會黨。把往日無產階級黨獨立性的原則抛去，代替開展的是和資產階級議會合作的“國民陣綫”，爲了討好印度資產階級和斯大林，印度共產黨在1935-38的“國民陣綫”時期，把它的階級鬥爭路線也放棄了。

一九三九年，黨最初對帝國主義戰爭採取正確的立場。但當斯大林和邱吉爾簽了協約以後，印共又承認這個戰爭是“人民的戰爭”了。黨再次出賣了印度工人階級，對一九四二年“滾出印度”(QUIT INDIA) 運動採取消極態度，不理會群衆對國家獨立的願望，無條件支持戰爭，為印度的統治者大英帝國主義出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斯大林的政策也和今日赫魯曉夫的一樣，是和國際資產階級謀求諒解。印共歡迎印度資產階級在一九四七年所取得的表面獨立，錯誤地支持回教群衆的民族自決權，而又支持印度的社會劃分和巴基斯坦建國。

到了一九四八年由於蘇聯和帝國主義的關係越來越壞，於是又開始了一個新的冷戰階段，一個左的反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教派路線又為各國的共產黨所採用了。蘭拿迪夫(RANADIVE) 同志給印共路線一個左傾教派主義的方向，不管事實上工人階級和人民對國大黨的統治幻想所遭受到的損害，也不考慮群衆的準備達到了什麽程度，黨魯莽地發動一個反政府的冒險行動。跟隨着失敗和幻想破滅而來的工人運動便是：資產階級的國大黨強迫工人加入印度國家工聯會(INTUC)*。公會運動便被破壞了。由於他們自己在全印工聯會 (AITUC)**中官僚教派控制的結果，黨於是又鼓勵其他政黨一起去建立像印度工黨(HMS) *** 和統一工聯會(UTUC) ****等獨立的中央集權……

到斯大林死後，特別是一九五三年間，赫魯曉夫輩在和平共存的名義下希望同國際資產階級的關係和緩下來。這個新政策的轉變表示應該將民族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區別開來。合併後的印共領導層立即無條件支持這個政策，結果在黨内引起了嚴重的鬥爭。我們都知道印共内部這場戲劇性的演出，直到最後分裂為：親莫斯科的丹吉(DANGET) 右派，和我們親北京的左派。

我個人認爲這次分裂雖然有限但也前進了一大步，一九六四年在加爾各答召開的大會，黨領袖們發言的中心精神是：在國際共產運動中我們不參加任何的集團（這些集團固然是因斯大林已破壞了共產國際以後才產生的）。這意思就是要我們結束過去盲從附和的做法，今後採取真正列寧主義的道路。　

　　可是現在我們好像決定抛棄了我們革命的獨立性，又在追趕着一條盲目親北京的路線。我們又採用了“人民民主”的口號。作爲所謂“人民民主”的代表，我們不需要深思一下：蘇加諾總統在印尼的結果怎樣？我想除了採取真正可靠的階級鬥爭來代替這“人民民主”便實在沒有別的什麽方法了。一九二五--- 二七時斯大林把希望放在“左派”資產階段汪精衛的實驗失敗了，今天周恩來又把蘇加諾看作為印尼的汪精衛。蘇加諾已經放棄了他的強大的聯盟者印尼共產黨(PKI) ，而且早已變成軍人的傀儡。在一九六二年中印邊境衝突事件中，赫魯曉夫和毛澤東都犯了違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的罪惡。

我們的黨，對這些頑固的，在某些程度上是錯誤的以及態度傲慢的中共領袖不敢說出任何反對的話，這表示什麽呢？各國共產黨對目前發生的國際爭論，在某些問題上認爲中國是對的，難道這就表示中國政府或毛澤東黨可以爲了配合它的需要便能左右印度的黨和左派運動嗎？

我絕不支持印度資產階級統治者，我站在無條件保衛社會主義國家的立場，我恐怕斯大林主義的傳統整個籠罩着中國共産黨。斯大林領導的蘇聯已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絕緣，現在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又亦步亦趨。毛好像要決心迫使印度共產黨去無情地打擊印度資產階級。我相信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任務，即使他不能幫助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社會主義運動，最少也要考慮到他們的政策起碼不損害國際主義呢？這讓我記起了斯大林那個“因加得減”的口頭語，在現實生活中他是不願看到的。是不是中共正重演着斯大林的做法呢？儘管他們某些地方也有其自己的一套，中國共産黨還是沿著斯大林那不名譽的行徑的。我不同意我們的黨拒絕承認中、蘇共黨這些基本的錯誤。我站在革命馬克思主義的立場，這是活的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不是斯大林、毛澤東所註釋過的馬列主義。我正擔心着印度共產黨不準備和那和沾辱名譽的斯大林主義思想決裂。

故此，我決定斷絕我和印度共產黨(CPI-M)的一切關係。當我離開黨時------- 這個黨和我青年的歲月分不開的，讓我向你們保證：我將會為印度的社會主義革命目標貢獻我自己，在勞動人民反對共同敵人的一切鬥爭中，我隨時準備和你們一齊並肩作戰，雖然今後分開了，但戰鬥時還是連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