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是正式的，仿佛它過去一直是不明顯的：以色列正在打擊它的目標，包括幾十個居民區裡的被困家庭，醫院，學校，甚至清真寺以及空投過傳單要加沙居民避難的地方。總理內塔尼亞胡說，襲擊這些地方是因為那裡是哈馬斯掩藏火箭攻擊以色列的地方。

        即使這是真的 — 至少部分可能是這樣的 — 它也只是把以色列和哈馬斯放在同一個道德水準上，也即他們都漠視平民的生命。這個概念大致標記了自由一點的媒體公司所允許討論的範圍，就如“紐約時報” 專欄作家尼古拉斯·克利斯托弗（Nicholas Kristof,）、 湯瑪斯·弗理德曼（Thomas Friedman） 和 羅傑·科恩（Roger Cohen）講演"極端"分子和壞政治領導雙方彼此是如何相輔相成的那樣。

        當然，在美國國會的說法中看不到這種道德上的半斤八兩，在那裡，僵局已經讓位給兩黨在大規模謀殺中的歡樂合謀。參議院，回應先前的眾議院決議，以100票贊成 0 票反對 — 投出贊同票，包括“進步”的民主黨人和伯尼·桑德斯以及所有其他人 — 支持以色列的“自衛”，反對“無端挑釁”(!) 的火箭攻擊，並要求解散巴勒斯坦各派系最近組成的團結政府。

        隨後，巴芭拉（Barbara Mikulski）的辦公室自豪地宣佈“美國參議院撥款委員會主席巴芭拉·米庫斯基參議員（馬里蘭州）今天宣佈，委員會通過了2015年財政年度（FY）的國防部開支法案，其中包括6.21億美元用於美國和以色列的導彈合作開發專案，比2014財政年度的水準增加了1.17億美元。這包括支援鐵穹導彈防禦系統的3.51億美元，是行政當局2015財政年度預算計劃所要求的2倍。”

        我們能夠打破僵局嗎？

        不過，以色列和哈馬斯在品行上是半斤八兩的，這個論點本身只有在實際生活的災難和歷史環境的抽象中才成立。要理解這一點，我們必須暫且從即時頭條新聞上退一步，因為在那裡每一天的暴行會模糊前一天的記憶。不只是美國全力支持的以色列政府有實行屠殺的壓倒性火力和技術優勢。我們必須剖析有關加沙的大謊言，因為這個謊言通過無休止的重複給人洗了腦。比如："以色列撤出了加沙，搬出了所有的定居點，讓它和平自由地發展，可得到的回報是火箭彈。

        事實是，加沙從來沒有過一周的和平。從阿理爾 · 沙龍的 2005 年“撤退”的那一天起，以色列飛機就故意飛在空中製造音爆。自 2006 年起，加沙實際上被以色列 封鎖了起來；其港口被禁，大部分的出口受阻，它的漁船無法進入漁場，其人民退到完全依賴聯合國援助的地步。農民在自己邊境附近的土地上耕耘遭槍殺。孩子們遭以色列狙擊手槍擊。有目標的暗殺成了日常生活的一個特色，甚至在“安靜”期也是如此，更別提2008-2009年和 2012 年以色列軍事入侵的時候了。

        在內塔尼亞胡以前很久，號稱聖人的伊紮克 · 拉賓曾說過，他的願望是“加沙沉入大海”。加沙人民不可饒恕的罪行就在於未能實現這一願望（似乎他們真的能夠選擇）。佔領迫使以色列為其定居者承擔一些最小的社會服務和沉重的安全負擔。單方面“撤軍”讓以色列把佔領變成一種用現代戰爭監控技術進行的中世紀式圍堵。圈押，沒有乾淨的水，擁擠得讓人忍無可忍，加沙今天的生活條件就像非納粹時期那些歐洲的猶太貧民窟一樣糟糕。在以色列的猶太人群內部，公然的種族滅絕態勢正在落實。

        在巴勒斯坦社會成功地組織了一個結果令特拉維夫和華盛頓不喜歡但確實是民主的選舉之後，巴勒斯坦社會最終要裁決它自己的領導，是哈馬斯還是腐敗的巴勒斯坦當局，前者為其武裝分子構建了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地下管道，卻沒有為保護其人民，後者則勾結以色列和美國中情局策劃了一場未遂政變（2007年）。

        裁決很可能是嚴酷的，但事實是，今天，儘管加沙地帶的大多數人遭受令人難以想像的日常慘狀，但如果不啟動解決被圍困者緩慢死亡的方案，他們就不想停止抵抗。哈馬斯要求的停火條件 — 開放邊界，允許捕魚和商務，釋放數百名囚犯，這些人是以色列用尋找被謀殺以色列少年藉口而重新逮捕的 — 是完全合理的。

        阻攔通向切實可行的休戰之路，是奧巴馬當局的政治和道德上的崩潰。是我們審判“我們自己政府”的領導力，直接面對這一幕所帶來的致命後果的時候了。不可有這樣的幻想，認為現在發生的任何事情都會開啟出路，導致一個“兩國方案”或者“單一的民主國家”。除非以色列本身的行為使它對華盛頓而言有比資產更多的戰略義務，除非全球草根階層的憤怒和抵制/撤資/制裁（Boycott/Divestment/Sanctions） 使以色列成為一個國際“無賴國家”，否則沒有解決方案是可能的。

        除非發生這種情況，否則巴勒斯坦將成為喬治 · 奧威爾 1984 年描繪的形象：“如果你想要看到未來，想像一下，一隻腳踩在一張人的臉上  — 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