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天*的佔領行動，肯定是香港史上，至今最波瀾壯濶的民主抗爭行動。這次事件亦是一個分水嶺，讓公眾重新審視和質疑社會上原有的權力、價值、抗爭策略.....。  *

(到12月下旬，立法會外行人道仍有示威者紮營，拒絕離去，所以其實行動未算完結)。

        今次運動的核心事件，是公眾追求政制民主化。「佔中三子」依據理論仔細部署，用逾年多時間，希望在議會制度以外，藉公民抗命向中央施壓，以求政制民主化，有實質的發展。

        北京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人大8‧31的決定，令北京對香港選舉控制變得更嚴密，而令爭取民主的人士更感絕望。泛民以往在「民主回歸」框架下的信念，已變得空洞。他們幾十年來爭取民主的企圖，亦變得蒼白無力。以往抗爭的渠道、政圈分子的力量，似乎再難令大眾有懸念。「佔中」展開以來，在民間凝聚相當多的支持。上一次政改，泛民妥恊的策略，並不能換來甚麼進展。議會敗壞、特區政府不濟、 建制派囂張拔扈等等，都令港人徹底失望。難怪法律學者戴耀廷亦要喊出：「這是一個抗命的年代」，爭取民主自然亦要找另外的途徑。

        「佔中」運動出現，事實上已顯示民間的抗爭，再難用以往的模式進行。之前政制的博奕，很多都是所謂「政圈中人」的事。政黨、議員、特區和北京官員，以至那些所謂中間人，都是主要參與者。而這次運動開始時，已是由非政圈中人 (雖然「三子」是與現有政界仍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去策劃。

        嚴格來說，「佔中」未曾發生，事件未如「三子」心目中的劇本展開。「學聯」和「學民思潮」在罷課集會中突然發難，呼籲重奪公民廣場，警方粗暴鎮壓，引起公憤。9‧28 警方瘋狂的87枚催淚彈，令情緒澎湃的群眾自發地佔領金鐘，其後包括旺角、銅鑼灣、尖沙咀。「佔中」在「佔鐘」中誕生。

        這次運動高度自發性，和對政黨政治的不信任，令運動參與者有高度自覺，抗拒單一和傳統政團領導。在金鐘佔領後期，有民眾更提出「無大會」和要拆走「大台」，避免一個強大的集權中央。這些傾向似乎亦是重新思考，在社會運動中個體與個體的權力關係。政黨和傳統社運團體亦很小心，以免被人指責參與只為「抽水」，希望邀功。

因為沒有「大會」，亦沒有團體自稱「領導」，個別團體和小組有自由採取行動，例如：佔領龍和道、試圖阻止政總公務員返工，衝擊立法會等等。這些去中心化，由下而上，講求自發自主的傾向，在這次行動中是十分明顯。直接民主、直接行動等等概念，就通通拿來實踐。

        當然，這些做法對運動是好是壞，抑或令力量變得零碎，缺乏持續性，是值得深入討論。以往社會行動那些固有模式：談判、集會、示威、請願，遊行，再不被認為是唯一選擇。其他形式的行動，對抗性、甚至激烈的行動，都有人提出，再不認為是禁忌。無可避免地，不同分析、不同策略，會有意見相左，互相指責。另方面，所以若果今次堵路和佔領，這些以往被認為激進行動，都未能取得成果的話，之後的行動將會是怎樣？會否是走向「更激進」層次？

社會上的權力關係，亦重新被審視。無論「佔中」、「佔鐘、銅、旺、尖」，從現有法例上來看，本質上已是抗命違法 (在抗命者眼中，已別無他法)。抗命者守護著佔領區，對抗是拿著「公權」的警察。在特區和中央的高壓政策下，警察其後暴力對付示威者，赤裸裸顯示出其國家機器的本質。特區現政府只懂緊跟著中央的政策，對港人的訴求充耳不聞，它管治的合法性，亦肯定被數以十萬計的抗命者進一步所質疑。從這次事件，抗命者亦深深體會到，中國和香港之間的文化、政治鴻溝，民族主義的大統一，不再是必然的。

        「佔領運動」的佔領區，是位於原本繁盛的商業地段，與周圍環境起著強烈對比。留守者和支持者把這個鬧市中的孤島，興建出一個「另類社區」：喜歡的話，可躺在馬路看星星，學生可在街頭溫功課。這裏沒有嗆鼻的廢氣，却有著溫馨互助的人際關係。政總旁邊更有人闢出一畦田，讓人裁出花卉和植物，提醒我們耕種仍可以是生活一部分。佔領區內的浪漫氛圍，是對既有的經濟制度和社會價值的反思：我們想要一個甚麼樣的社會？為甚麼我們不可能過著自己所追求的生活？一些看似虛無飄渺的概念，大家却可在佔領區實實在在地體驗。所以，公眾看得見的，不單只是追求民主選票，是現有社會制度改變後的各種可能。

        「潘朵拉」盒子已打開了，民眾的眼界和想像，肯定已再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