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2014

2011-2014：埃及革命三年

诺哈·拉德万

1月14日和15日，针对新宪法，埃及举行了公投，这个宪法是在穆尔西总统去年7月3日下台以后起草的。该宪法将取代此前在2012年颁布的宪法。

这是一个定局，因为公投显示了对国防部长和内部安全事务副部长阿卜杜勒 - 法塔赫·塞西将军的领导信心，这保证了产生广泛多数的“赞同（Yes）”票。但是，官方公布的所获选票是98％，考虑这个结果时必须着眼于38％的投票率。

未来政府的成功，有时取决于宪法，但这不会是埃及的情况。没有强大的人民组织，宪法可能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

自从穆尔西总统被推翻后，阿卜杜勒 - 法塔赫•塞西将军作为埃及救星的崛起，可以归因于一系列复杂的条件和事件，所有这些原因促成了一个政治的反革命和穆巴拉克政权的回归。

对于一场如此惨败的革命，要保持希望，可能是很难的，但我认为有希望。我作为2011年埃及革命初期的见证者之一[1]，尤其是在我经常访问那里的时候，一直在密切观察它的跌宕起伏和意外转折。

在2013年6月的最后一周和7月初，我在那里，深深地感觉到，2011年的革命仍在持续。议会，总统选举以及各色的宪法改革之路被迫消散，世俗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僵持无果，导致革命出轨，似乎无人有兴趣于任何革命性的变化 — 最终由极权的民族主义霸权话语取而代之，让整个国家陶醉在塞西将军的轻声细语中，除了穆斯林兄弟会（MB）的支持者之外。

前军事情报头子塞西，在2011年捍卫了“童贞测试”（由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下令对被捕的示威游行女子进行的测试 --- 编缉）。现在，他套用他最早的公告之一，把它用在军队上，向埃及人提供了革命未能提供的温柔呵护。

我在十二月返回到一个国家，在那里，随着8月14日的拉布大屠杀，对于穆斯林兄弟会（MB）和他们的支持者，死亡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现实。毫不奇怪，尽管只是暗示，大屠杀本身已经成为了下台总统支持者重新聚结的口号 — 通过任何方式，使用现在已经臭名昭著的图片，这个图中的黄色背景上有四个伸出的手指 — 这个口号已被定为要受法律制裁的罪行，而且更频繁的是，通过一支猎枪的枪管而判罚。（拉布是附近清真寺的名称，那里发生了大屠杀。反过来，这座清真寺的名字来源于一个14世纪的女苏菲神秘主义者。拉布（Rab’a）这个词也是阿拉伯语“第四”的意思。）

然而，最令人吃惊的，是对于这些恐怖之类的事，有相当的公众感到满意。然而，去年十二月，只是在国内的短暂停留，就让我对这种满意情绪较易理解了，虽然这不可原谅。

自七月以后，恐惧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政府产品。穆斯林兄弟会（MB）涉嫌恐怖主义，对它的恐惧，是许多人的心态，所以对国家恐怖主义他们没有什么可说的。埃及官方媒体掌握了妖魔化穆斯林兄弟会的艺术。在很多人眼中，他们已经成为恐怖分子，不仅是国家的敌人，也是埃及人民自己的敌人。

我12月前往埃及，寻找是主要动机。我去寻找革命希望的迹象，想寻找到最小的迹象能表明，穆斯林兄弟会对政府压制的蔑视，不是它仅剩的一切。这些迹象微弱，很难找到，但它们存在。

埃及工人在非常恶劣的时代恢复了英勇斗争，他们的罢工正在取得相当的胜利。九月份，一个小型阵线 Thuwwar [2]形成，只有150名创办人（其中28名是女性），但十一月及十二月它在开罗市中心号召了几次示威，吸引了500-1000名参与者。

该阵线的组成，是一些个人和团体不懈努力的结果，他们中间有一小组核心忠诚者，还有一些团体，如革命社会主义者，4月6日组织，埃及经济和社会权利中心。还有其它几个仍然致力于一个文官政府的团体，他们的目标是，这个政府既不由穆斯林兄弟会也不由穆巴拉克旧政权及其军队主导。

在担任总理的右翼经济学家哈赞姆·贝伯拉威和塞西将军领导下的后七月（post-July）政府，采取极度反动和高压的措施，做得不好。未能显示任何松动穆巴拉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日益加大的警察镇压水准的意愿，让大多数埃及人感到苦涩的回味。

群众正在痛苦地看到，无论是现在的政府，还是在未来几个月的议会和总统选举后产生的政府，都不会改善他们的状况。可以确定，造成2011年起义的客观条件仍然存在。

产生埃及“革命局势”的条件和不满，在今天仍然同三年前一样，但正如列宁所写的，单单是一个革命局势，远远不足以引起一场革命，还必须伴有革命阶级采取强大行动的能力，其行动要足以动摇旧政府。仍然不明朗的是，那样的“革命群众行动”什么时候会出现。

在军政府或其主导下，革命性的变化不可能出现。以新自由主义宗教为基础的组织也不能带来革命变化，因为它甚至不回避国家机器的老套的镇压措施。对一些人来说，这些事实可能已清楚，可是埃及人似乎是被迫艰辛地懂得了这些。

2011年1月，在警察和示威者之间的激烈和血腥的斗争之后，埃及军队部署到街头，导致了警察的失败，使警察从街头完全消失，这个行动所带来的欢呼，在革命的最初几个月一直持续着。“人民和军队手牵手。”

2月11日，那些欢呼情感变得更加狂热，当时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SCAF）的发言人宣布，穆巴拉克总统辞职，最高委员会接管政府。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SCAF）宣布，其治理将是一个过渡阶段，在此期间，它将监督宪法修改，议会和总统选举。

一个民族庆祝并宣布了革命的胜利，而且世界各地的问候纷至沓来。少数人对军队和人民的这个联盟持怀疑态度，就是这为数不多的人，不到一个月后，又回到解放广场（Tahrir）恢复静坐。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SCAF）很快露出了牙齿，并在警察继续缺阵的情况下，对示威者作了大规模镇压。

示威者的诉求集中于提高透明度，对革命目标即社会正义有更明确的承诺，以及真正地清除穆巴拉克政权，起诉被废黜的总统，起诉他的政府高级官员和埃及商界精英，后者通过贿赂穆巴拉克政府而使财富的积累得以扩张。

现在很清楚，没有作什么迎合这些要求的事情，所做的多为平息抗议活动，但并没有让革命更接近其目标。例如，虽然穆巴拉克，他的儿子和几个他们的亲信被逮捕，并指控他们贪污及酷刑甚至杀害2011年1月的示威者，但这些指控中最严重的罪行，在庭审时已经去掉了。

这里要注意的是，虽然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SCAF）的马歇尔·穆罕默德·侯赛因·坦塔维在2011年上半年获得赞赏，因为他“站在革命一边，拒绝攻击示威者，” 但在穆巴拉克的审判中，他的证词显然未涉及攻击示威者的总统令。埃及媒体避而不谈这个矛盾。

2013年夏天，穆巴拉克和其曾是商界大亨的儿子，还有国家民主党政策委员会的前负责人艾哈迈德·伊兹（Ahmad Ezz）及其它人，从监狱被释放。而穆巴拉克的内政部长哈比卜-阿兹利被判终身监禁，罪名是对示威者使用暴力，时间已经表明，埃及警方并没有多么改变其政策和程序。此外，同2011年3月，7月，10月及11月警察一再所作的事情相比，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SCAF）所实行的杀戮并不更少。

可笑的是，针对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SCAF）持续抗议活动的最具体收益，竟是迅速完成向当选总统转移政府的计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穆斯林兄弟会几乎消失于街头抗议活动时，在一片与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SCAF）同谋和秘密交易的声音中，该组织终于成了最大赢家，2012年6月穆罕默德·穆尔西当选为总统。

2011年1月及2月走到一起推翻穆巴拉克的联盟具有广泛的基础，在他们当中缺乏结构化的组织，这两个特点有助于产生这种壮观的起义，也是这些革命者在选举中失败的原因之一。

穆尔西掌权一年，这一年很快就表明，他更热衷于讨好穆巴拉克的“根基深厚的政商人脉”，而不是加强穆斯林兄弟会和反抗前政权的其它力量之间的联系。特赦穆巴拉克的国防部长和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SCAF）前负责人坦塔维，晋升一名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SCAF）成员及军事情报头子为国防部长，以及在2013年1月25日革命二周年纪念日，穆尔西低三下四地演讲，称赞埃及警方，只是这种兴趣最明显的迹象。

穆尔西总统也充分表明了完全的意愿，不退出过去四十年建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他的政府宣布，计划继续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借贷，把政府企业私有化，并通过税收减免和投资优惠的法规招引外国资本投资。

不用说，这样的计划与设定最低和最高工资，加强工会，甚至调整税收结构的任何愿望是冲突的。没有对这些愿望承诺的明确迹象，其理由是，首先“需要使国家重新站起来，”重点是稳定和恢复更高水平的国民生产总值，因为自2011年以来国民生产总值一直下降。

穆尔西掌权一年的特点应该是来自大众的压力，人民要求他的政府追求革命的理想，与穆巴拉克政权和它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决裂，并起诉那些压迫和掠夺国家三十年的人，但是相反，少数发出这样要求的人，被淹没在媒体策划的运动中，这个运动以最仇视伊斯兰教的说法丑化兄弟会和他们总统。

穆斯林兄弟会和它的支持者被妖魔化为“伊斯兰主义”，其目标不仅是接管国家，而是接管整个地区。埃及的世俗化，多样性，多元文化和现代性中的傲慢的大男子主义话语，以及由于兄弟会的掌权而让所有这些重要特点引起的危害，主导了国家的“独立”媒体，主要是电视。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即使是粗略地看一下这个媒体的所有权就会发现，他们不是独立的，而且永远不会为人民革命服务。其中一个最大和收视最广的电视频道，是反穆尔西运动的先锋，是纳吉布·索维利斯（据福布斯说法，净资产为27亿美元）所有的全国最大电信公司。

前军官苏莱曼·阿米尔，在穆巴拉克时代运用腐败手段获取低于市场价的保障土地，建筑豪华住宅度假村，大发横财，他拥有另一个收视者众多的电视频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频道的名称为 “解放广场（Tahrir.）”。

大多数人对持续的经济危机感到沮丧，而穆尔西政府内部确实缺乏政治远见和能力，埃及媒体利用这个形势，在短视和机会主义纠结一起的反穆尔西政府的领导人的帮助下，把革命引入了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之间的愚蠢冲突里。

穆尔西的反对派纳入了罕丁·萨巴希（Hamdeen Sabbahi）和穆罕默德·巴拉迪（Mohammed al-Baradei）之间的联盟，萨巴希是一个公开的纳赛尔主义者，主张国家控制经济，而巴拉迪是坚定的自由派，其党纲主张市场和西式民主。

该联盟成为一个阵线的核心，这个阵线是一个知名人士的大杂烩，包括一些像穆萨那样的人，穆萨曾在穆巴拉克政权任职。当然，“可怜的阵线，”萨迈·赫纳吉布在革命社会主义党季刊“参与杂志”（Awraq Ishtirakiyya ，23期，2013年6月）的社论上是这样称呼它的，只能阐明一个反对穆尔西政府的委屈：他们是伊斯兰主义者，对我们世俗主义的一个威胁。

“阵线説明把冲突转换成身份标识，一个是由阵线代表的民间潮流，一个是兄弟会及其在萨拉菲斯特分子（Salafists）中的盟友所代表的伊斯兰阵线，” 纳吉布写道。

如果世俗话语与伊斯兰话语的对抗习以为常而不明显的话，那么，接着穆尔西总统的下台，“世俗主义者”自己与埃及最保守的团体，萨拉菲斯特分子（Salafists）结盟，萨拉菲斯特分子就像丢弃一个烫手的山芋一样，抛弃它与穆斯林兄弟先前的联盟，“世俗主义者”还与该地区最残酷的政权沙特结盟。

“然后，自由主义者送给了兄弟会另一个免费大礼，就是与穆巴拉克政权的残余联盟并且不断地要求军事干预，” 纳吉布继续说，这个要求，遭到了革命社会主义者的断然拒绝。

纳吉布分析了6月30日群众抗议活动所透露出的难题：所有穆斯林兄弟会的对手都参加了这些抗议活动，但这些势力各有其性质不同的目标。穆巴拉克旧政权的支持者在那里同自由派资产阶级反对派站在一起，只是想更换穆斯林兄弟会，而不想继续革命。

革命者也会到场出现，纳吉布又说，但对于他们，结束兄弟会的统治是不够的。更有甚者，他们的目标是追随2011年的革命，起诉军队，警察和商界精英中穆巴拉克的人，并用直接代表埃及工人，农民和穷人的另一种政府取代目前的政府，响应人民对尊严和社会正义的要求。

要求军事干预的呼声，通过反对穆斯林兄弟会的群众狂热，压倒对手，而这种干预的获益者，无非是旧政权的代表们，现在这既不是秘密，甚至也不是新闻。

大部分那些以革命的名义反对穆斯林兄弟会的人，现在诡异地沉默。埃及内政部又回到了2011年以前的全盛状态。大规模逮捕，街头枪击，酷刑和非法拘禁，现在是家常便饭，所有这些都是以布什式的“反恐战争”名义进行的。

埃及人今天正在重复许多美国人在2001年所犯的同样错误，放弃公民自由和批判性思维，希望获得空前难以捉摸的安全。塞西将军主持下落实到位的伪公民政府，已获得大多数埃及民众的满意，因为它对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进行了政治追究，并屠杀其支持者，它所用的理由是陈年老调：要么支持我们，否则就是恐怖分子。

甚至显然未与穆斯林兄弟会结盟的活动分子，仅在去年还是公众英雄，今天就已面临压制，尽管不像“伊斯兰主义”那么严重，很少或没有公众的愤怒。阿拉·阿卜杜勒 - 法塔赫，一个活动分子和博客，在穆尔西当权的一年里被监禁，在11月底，从他家被非法逮捕后，一直被警方拘留。

十二月份，三名活动分子，艾哈迈德·杜马（Ahmad Douma，也是在穆尔西掌权时被囚禁的），艾哈迈德·马希尔（Ahmad Maher）和穆罕默德·阿德尔（Mohammed Adel，4月6日运动的领袖），被捏造的袭警罪名判以三年徒刑。数百人被逮捕，关押，骚扰和释放，这些行动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记录。

12月18日，警方突击搜查了埃及经济和社会权利中心（ECESR），逮捕所有在场的人，戴上手铐，蒙上眼睛，把他们带到一个警察局，在那里他们被骚扰了几个小时，才将他们释放。有关类似恐吓行为的报导罄竹难书。

在埃及的革命斗争中，一个重要的革命活动是工人运动，它一直是功用卓著的，而且今天它仍然是活跃的。毫不奇怪，关于这个运动的报告稀少，并受到埃及媒体的抹黑，而西方媒体则完全不谈它，它们似乎热衷于把埃及斗争描叙为反对政府的腐败及镇压和追求西方式民主的反叛。

这种描叙是歪曲的，尽管主导一切抗议行动的最基本口号是：“面包，自由和社会正义”，但其重点是穷人的基本需求和财富资源较为公平的分配。

马哈拉是纺织工业最大的中心之一，拥有的员工超过20,000人，必须承认，2008年工人在马哈拉的罢工，是2011年事件发生的前兆。罢工者的要求显示了引人瞩目的发展，越过他们自己的具体问题，为所有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工人争取1200埃镑的最低工资的要求。

从那时起，这个要求仍然在所有工人运动的议事日程上，不过几个月前，政府不得不作部分的响应（因为它的立场，对于公共部门的工人，那是理所当然的，但对私营部门工人则不是这样）。

马哈拉工人的罢工，对同年4月6日总罢工的呼吁而言是关键的，这个总罢工获得部分的成功。总罢工是4月6日组织（the organization 6th April）的跳板，有超过70,000名会员，对所有的抗议活动都有作用。

据埃及经济和社会权利中心（ECESR）的统计，工人的抗议行动，在2009年是447次，2008年是487次，2010年是530次。许多这些行动都表明，在他们的要求中，有同样的发展，具有2008年马哈拉罢工的特点，要求成立独立工会的权利，起诉并变换腐败的管理层，还有争取增加工资的典型要求。他们中间一些人是非体力（白领工作者 - 编者）的劳动者，这是运动的另一个重要发展。

一个经常被忽略的事实是，马哈拉的工人连同那些在赫勒万钢铁工业中的工人（12,000工人），以及在苏伊士，亚历山大和开罗的其它人，呼吁举行一个开放式的大罢工，不到24小时后，2011年2月11日，穆巴拉克即辞职。2011年政府的变换，只是暂时让工人抗议运动减缓，到三月份，抗议行动又变多了。

据埃及经济和社会权利中心（ECESR）的说法，在2011-2013年，尽管有主流媒体的抹黑运动，指责抗议者不爱国，只关注自己的需求，而不是为民族的幸福，但是工人抗议活动的总人数比以往十年都高，。

事实上，工人的要求不断地越过更高的工资或更好的工作条件。他们要求变换管理层，特别是在公共部门，那里在穆巴拉克的统治期，刻意忽视公共企业的管理不善和腐败情况，因为这样，然后就有理由，可以把公共企业以低廉的价格出售给私人投资者。

在一个亚麻纺织工厂的工人的长期斗争，最近迫使一个法院发出命令，让这些私有化的努力之一遭到逆转，那个工厂曾落在沙特投资者的手中。

后7月3日政府获得的一个教训 --- 穆尔西没有把握住这个教训---是必须安抚工人运动。（我个人的印象是，总统穆尔西可能把工人和穷人混为一谈了，他认为并不需要安抚前者，因为考虑到穆斯林兄弟会的基础是后者）。

因此，新政府的第一个，也是最令人吃惊的决定，是给劳工活动分子卡迈勒·阿布瑛太提供在内阁一个的位子，卡迈勒·阿布瑛太是2010年成立的第一个独立工会联盟的前主席，一个多年鼓动反对旧政权的人[3] 。

第二个决定是，满足国营企业工人最低工资标准为1200埃镑的要求。然而，让政府大为惊讶的是，工人的斗争仍在继续，他们的抗议聚会看起来此起彼伏。 8月12日，一辆军队坦克与其它安全部队出现在苏伊士钢铁工人静坐处，强行终止罢工并逮捕其领导人[4]。

几个较小的罢工和工人抗议活动接踵而至， 11月钢铁工人再次拿起了指挥棒。这一次，工会领导人采取了新的策略：不是罢工，而是呼吁占领管理总部，并要求不仅把工资和工作条件联系起来，而且也包含全面调整企业的管理政策。

他们解释说，这个钢铁厂在该国是独一无二的，代表了国家战略产业之一。它孕育于20世纪60年代，作为一个联合企业的一部分，它也生产其业务所需的焦煤。然而，在穆巴拉克政府期间，允许焦炭工厂出口其产品，使钢铁厂只能够运行其四座高炉中的一座。这导致了工厂工人的减少，从原来的25000变为当前的12000人。

虽然工人的抗议活动，开始于要求支付2013年扣留的全年奖金，但这个要求迅速升级，要求变换管理层，要求政府承诺让工厂满负荷运行。静坐23天之后，经过多重谈判，说服工人妥协并接受部分解决方案后，政府同意了工人的所有要求。

钢铁工人的斗争使阿布瑛太出了名，劳工领袖转变为部长，也不幸的表明，政府成功地收编了他，加固他对其政策的效忠。但是，笼络领导者并不等于收纳一个运动。

钢铁工人的胜利是相当有意义的。它不会带来政权的改变或革命的成功。然而，这是许多迹象中的一个，表明埃及的革命形势将继续，该国无产阶级的意识已经成长。

另一个必须提到的重要工人运动是，诺巴斯德（Noubaseed）公司的工人运动。这个公司成立于1976年，是一家生产种子和肥料的国营企业，生产60％用于埃及农业的种子。它在1988年被出售给沙特的投资者，但在2011年1月革命之后，调查报告连带非法交易，包括投资者非法收购土地的证据，都提交给了埃及司法部门。

投资者“阿卜杜拉·卡吉”反过来决定关闭该公司，撤销其银行账户，并且把案件提交到国际法庭。穆巴拉克的法律把反对工人和国家的权力给了外国投资者。对此，公司的工人接管了整个生产过程，在农业部专家和所在地诺巴利亚（Noubariyyah）地区人民的説明下，经营得相当成功。

两年后的这几天，目前政府正朝着与沙特投资者和解的方向行进，行将达成一个放弃起诉，归还公司给他的协议。工人们正在抗议，要求恢复诺巴斯德（Noubaseed）到原始状态，即国营企业状态。诺巴斯德（Noubaseed）故事是工人觉悟升起的另一种证明。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在埃及工人的抗议活动者中，有一个持续的医务人员抗议活动，为首的是一个组织，叫“无国界医生”，它为政府雇佣的医务人员要求较高的工资和较好的工作条件。这个觉悟，即普通专业人士和传统工人阶级之间的结合，在当今革命希望非常惨淡的景况中，代表了一个亮点。

毫无疑问，一旦尘埃落定和全民对轻声细语的将军的迷恋消退后，一切就会变得清晰，埃及的革命形势并没有改变，其革命阶级的觉悟已经成长，统治阶级将不能够再走老路。但是再一次，正如列宁提醒我们的：

“并不是每一个革命形势都会引发一场革命；使革命产生的唯一局势是，上述客观变化都伴随着一个主观的变化，即革命阶级采取大规模革命行动的能力要足够强大，对于一个即使在危机时期也从未‘跨台’的旧政府，这种能力如果不推翻的它的话，起码也要强大到足以打破（或动摇）它。”

显然，大多数埃及人一直试图推翻旧政权至今已有三年。他们是否会在可预见的未来取得成功，这还有待观察。

[1]见下文：埃及妇女如何在两个“黑色星期三”之间回到了街头：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