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的不断革命和反革命 - 我们的任务
2014年2月第四国际的国际委员会关于世界局势的报告
这是2014年国际委员会关于世界局势的讨论报告,它所处的局势是前三年的继续:我们继续处在2008年至2011年间开始的情况,处在金融和经济,生态和社会层面的危机中; 一个全球不稳定时期,各个机制的不稳定深刻而广泛,令人印象深刻的群众运动直到阿拉伯地区的革命进程......,而在同时,这个时期大为缺乏成型的进步开放的政治。 很明显,对一些发展问题,要进行更详细冷静的考虑。这里分为三个部分讨论这些问题:
1.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机制,两难和矛盾;
2. 这场危机引发的动荡的不同方面。
3.我们作为一个政治流派,同我们利害攸关的是:如何参预阶级斗争的当前变换,如何参预群众起义这个真正革命的进程,这是一方面,还有,要如何面临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弱化的整体过程,比如被剥削群众作为一个整体,如何面临反革命机制的兴起以及社会环境组织的破坏?
1. 世界经济危机 --- 我们在哪里?
1.1 危机特性
2011年2月在这同一个国际委员会上,弗朗索瓦·萨巴多(François Sabado)就2007-2008年爆发的危机问:“过去已知的所有资本主义危机,其接踵而来的都是暂时的衰退,这一幕金融危机的情节也会类似吗? 抑或它是两个层面上的制度性危机:因为发展了三十多年的金融积累王朝已经筋疲力尽,因为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达到了地球及其自然资源的有限性极限。”而在第二个假设的情况下,可推出直击问题根源措施的紧迫性:整体上重组生产和社会的反资本主义的措施,使陷入这种螺旋式危机的人民的基本需求得以满足。
三年后,虽然有点后见之明,我们或多或少的主观印象,以及最近在国际研究和教育学院(IIRE)经济研讨会上那一类更深刻的马克思主义讨论,都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的定义。 而且,在持相反主张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很少有人感到乐观!
有很多方法把当前的危机定义为制度性的。 我把目光留驻于那些我们接近的经济学家上:米歇尔·胡森(Michel Husson),他立基于曼德尔界定的“生产秩序极限”[1],或艾萨克·乔舒亚(Isaac Joshua),他讲的是“第三型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2]。 这里漫话危机的历史如下:
19 世纪的危机,可以做竞争力的调控,办法是残酷降低原材料费用,价格和清偿债务,而在这一切之上的是降低工资,尽量压低它,在资本的显著破坏之后,依赖一个或几个驱动性生产行业,可以让利润复苏。 这些危机是激烈而短暂的。
1929年的危机是非常强烈的,时间也很长。 资本主义进入工薪者为主流的时期。 因此,在生产过剩危机的时候,在小生产的环境下,不再有任何生产和消费的累积崩溃可以被稀释淡化掉。 最初的影响倍减,通过竞争退出危机变得不可能。 积累不再是内生于经济运行,而本质上是由于政治因素 --- 具体地说,是战争及其结果,使资本主义的积累全面重起。
当前的危机似乎比较不那么强烈......但它的长度也起伏不定,其终点尚在未定之天!
目前制度性危机的基础有哪些? 为避免像1930年代和1940年代那样的新阵发性危机,资本主义在20世纪下半叶所采用的对应措施,是一般所称的“福特主义”,国家对工资关系,对市场和货币的调控,进行经常而普遍的经济干预。 而当20世纪60年代中期利润下降时,一种新形式的资本主义危机在20世纪70年代形成,福特调控有效地保护了制度免受以往危机的暴烈影响,但代价是延缓了利润的恢复。
从1980年起,借由大规模失业和金融全球化的复杂性,“新自由主义”重新启动资本主义的攻势。在需要显著提高剥削无产阶级的速度之前,已经有超过30年的时间,跨国公司和全球化的金融加剧了资本主义竞争以确保资本的再生产。 金融资本对人与自然的掠夺力量已经达到空前的地步。 在全球化的工业,农业和服务业中,这股力量积累了新层面的雇佣奴隶制,它是主导经济里的“剥夺式积累”,渗透进最外围社会,攫取其土地和垄断其出口,造成一个对整个世界生存条件进行破坏的新阶段。
因为工业和商业保护主义的成分非常显著,世界经济的自由化在某些方面比在19世纪末更加激烈。 但是,国家的作用不具可比性(在1913年,国内生产总值中公共开支的比例,在美国和法国不到9%,相比现在,它分别超过30%和50%)。 它在目前的动荡中,仍然是特别的,尤其是央行的干预行动,先要强调的是,在目前的“新自由主义”和19世纪自由主义的古典时期之间,它构成一个本质的区别,。
这种新自由主义的运作,使剥削得以恢复,从结构上和地域上延伸商品空间,利润也因此增加。 但投资资本的效率并没有随之而行,尽管速度快和数量多,却没有任何创新驱动铁路,电力或汽车的发展。 从这个角度看,让我们记住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所阐述的悖论:“你可以看到计算机时代无处不在,但除了在生产力的统计上”。 这种缺乏效率的特性,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利润增加的难度,导致整体投资变动,从而使积累从危机中真正退出。
一时间,信用经济允许的增长足以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这场危机是可以克服的,但世界各大经济区之间的增长差异有所增加。 最后,全球化也产生了把经济不稳定的动态延伸得更为迅速的效果! 因此,矛盾激化了。 就像艾萨克·乔舒亚所说的那样,“一方面是政府的干预,另一方面,是工资和价格上的脆弱灵活性,两者减少了当前危机的广度... 相反,生产资本的全球化和实体经济的金融化,增加了不稳定。”
对消费具有负面影响的强大工资压力,极为复杂的信用经济和资本主义区域的扩展,暂时对这种生产产出效应作补偿。 但我们现在知道,当前危机之前有一个利润率转机。 截至2007年底,信用经济和广义投机达到了极限,并导致了始于著名的“有毒信用资产”的金融泡沫破裂。 此后,亏损由银行转移到公共财政,政府的理由是 “拯救经济”,这个做法允许资产阶级夺回主动权,发起对公共赤字的攻击。
这个趋势导致了非常强硬的紧缩计划随处可见,不过伤害最大的是欧洲。 这些方面已经大体上讨论过了。 我们当时得出的结论是,在起初的大消费背后,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仍然牢固地坐落在新自由主义上,而完全不转向凯恩斯主义。 因此,打击投机活动的银行监管改革似乎非常有限,而银行业务的集中变得惊人:美国最大的投资集团黑岩(Black Rock)管理的资产价值,接近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三菱银行,德意志银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和法国巴黎银行(按降序排列)则接近法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那么,在2013年有什么样的结果,在2014年会有什么样的前景?
2013年的经济增长仍然疲弱,不同国家的衰退深浅不同。 然而,债务危机似乎现在已受到控制,而今年也已见到了缓慢的恢复性增长,但问题是如何稳固?于是有一个问题出来了:欧债危机将预示着该制度的一个新的深度脆化?抑或从重新整合在净化基础上的资本的角度来看,这是最后一个必要之恶吗? 这要把几个因素考虑在内。
1.2 根据主导的中央银行的作用,情况非常不同
在美国,美联储用货币扩张,对抗经济衰退(大规模收购金融证券,贷款利率非常低,即所谓的“导引”利率),在2009年的经济暴跌后,今年它导致各地恢复了3.5〜4%的增长,但有明显的脆弱性:新的泡沫 --- 房地产或互联网 --- 凶像已露。
在中国,央行也不断用金钱来创造通货再膨胀以刺激经济,而增长率再次企高(7-8%)。 但连带着新的脆弱性:银行和地产,猖獗的腐败,竞争力的丧失。在美国还不止于此,对银行倒闭及其未知的后果,人们怀有恐惧。
在全球,欧洲是资本主义的“病夫”:欧元区所受到的最大威胁是,汇集资本主义大杂烩的体制大厦的脆弱性,以及把危机扩大到意外程度的货币和信贷政策。 国内生产总值的发展差异达到创纪录的水准(2007年北欧增加3%,而南欧则减少9%)。 即使2007年以来它们没有减少,公共和私人债务却似乎深受欧洲央行和新调控工具(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欧洲稳定机制)的紧压,因为后者使用仍然严格的货币政策,缓和借贷利率的紧张情况。 被贬责为“欧猪五国”的国家,南欧和爱尔兰将受到控制,以换取大幅度的“债务清偿”。 德国和北欧正在做得够好,但法国正经历20世纪中期以来前所未有的社会攻击,而且财政竞争的压力无处不在加强。 在2013年的停滞之后,我们会看到一个资本主义解决方案的开始而让所有雇主获利吗? 或者至少是一个冲击,一个危机新阶段的真正通货紧缩(经济压缩情况下的物价和工资的下降)的猛烈出现吗?
大型央行的政策对其他经济集团,对老牌(日本)的或“新兴”(东亚、印度、巴西和拉丁美洲、俄罗斯、土耳其)的经济体有影响:他们不但不是获胜者,相反,他们会不会是美国及中国开始复苏以及货币巨大差异的受害者? 货币市场确实表现得很狂热,其中一些经济体如阿根廷,印度和俄罗斯在2014年初被美国或欧洲的动荡困在邪恶中,因为货币和金融的战争动摇它们。
1.3 工作、失业和利润
各国都用经济危机这个因素把统治阶级的进攻合理化。 为获取竞争力而反对人民权利和社会利益的斗争,为环境商品化的斗争,把国家规则改变,而这些规则仍然服务于新自由主义的管制放任做法。
这种进攻依赖于大规模的失业,失业人口还在增加(全球超过2亿人),欧洲最多:欧盟有2600万失业者或劳动人口的11%(德国有6%,而欧洲南部大陆则有20%的失业者)。 而且不稳定的就业普遍上升。 在这些领域中,妇女以及青年受影响最严重,因为这两种人是全部临时工作方案的首批受试者。
争夺国际投资,以及各大洲,国家甚至每个国家内部之间的复位位,日益明显是用来强化工资奴隶制的......但是它们也在工薪工作者数量的增长中结束。因为他们里面的全球生产分工相互关联,也因为被冻结在这种情况下的每个企业内部的有保障工人和贫穷较不稳定的工人相互关联,这些工薪工作者越来越屈从于临时工作。 我们注意到,经济复苏时,这是第一个“就业的光环”反应。
利润:跨国公司继续其凝集运动,加强他们在有关政府的力量。如果证券交易所指数恢复到其2008年之前的水准,尽管剥削率增加,但投资资本效率(或资本生产率)仍然疲弱,到现在为止利润似乎并没有整个恢复,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与此有关的分析是复杂的。 因此,利润不断指向食利者,利润分配给股东而不是生产性投资。 我们应该把分析明确落实到每个部门,为了做更精确的研究,这里以汽车行业为例,因为又汽车业回到了危机前的生产水准,它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结论:当前的经济危机已经遍布全球,但各地情况不同。 现在,在其爆发6年多后,我们无法谈论全球金融危机的淡出:利润不稳固,经济“复苏”是脆弱的,不稳定因素非常显著。
资本主义继续运作,受到其成熟的组织及其巨大灵活性的保护。 但经济动荡和不平等的增长令人目不暇接,阻碍其合法性得以坚实的恢复,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获取信息的方法是空前的,例如,可以展示这样的事实:“85个最富有的人所拥有的,多达世界一半人口的所有”(乐施会报告,2014年),让这个说法到处传播。
2. 动荡和不断增长的社会-政治危机
2.1 帝国主义内部竞争的动态
尽管美国欧洲仍然是两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集团,但美国的地位已经削弱,而欧洲则削弱得更甚,首先是利益,但还不止于此,权力转向亚洲,主要是中国。 因此,为了恢复或获取地缘政治统治地位,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加剧。
布殊时代的美国新保守主义反攻显然失败了。 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已证明是灾难性的,而在阿拉伯革命的背景下,奥巴马采取较为温和立场的试图,已不再有说服力。 美国首先关注远东,关注欧盟,要在某处采取主动的欲望,并不是真的有用。 因此,我们看到,它一方面尝试与伊朗发展“美式和平”,另一头,又与以色列...收效甚微!来自维基解密或斯诺登/国家安全局的事情,使美国政府在世界的信誉受到的影响。 与此同时,奥巴马的管理力被削弱了,他的国内政策有执行上的困难:预算“停摆”,奥巴马医改(Obamacare)受限。 同时,美国仍是最大资本主义强权,它试图不断地推进其强处。 因此,在2013年说服欧盟各国政府进入最后的 --- 和秘密的 --- 谈判,订立一个新的跨大西洋市场自由贸易条约(TAFTA),这将把欧洲经济全面(公共服务和合同,社会,文化,环保等)开放给无节制的竞争,因此给大型私人集团以剥削人民和自然的庞大权利。
在结构上汇聚了新自由主义之资本主义利益的欧盟,在这同一时间,很少体现出政治上的团结。 欧盟的外交政策是不一致的,英国,还特别有法国帝国主义试图玩弄少数几个并发性后果:西方干预利比亚后没有抓紧它; 非洲萨赫勒地区的动乱不断增长;叙利亚冲突开始让俄罗斯在中东再担重任。为了在欧洲以外“突出”自己,奥朗德和卡梅伦试图恢复其帝国主义的传统政策,结果削弱了他们的政府,而围绕默克尔的联盟受益于欧洲内部的“中心-外围”的关系。 最后,某些国家内部离心力的高涨已确定:在西班牙、英国、比利时等。
结构调整政策和帝国主义干涉非洲的模式打乱众多的国家结构。 目前在一些国家可以看到的经济增长,只导致了不平等状况的增加,粮食作物经济的毁灭和绝望。 中国成了一个新的帝国主义演员,法国-美国的竞争者; 机会主义的宗教原教旨主义勃发为新的意识形态演员,以及西方帝国主义的反应(干预马里和中非共和国),这一切继续把这个大陆推入战争,混乱和人道主义灾难。 南苏丹后,是否会轮到喀麦隆还是其它地方?
在远东地区,我们有好几年目睹了帝国主义间紧张关系的高涨,它发生在日本,中国和东盟的保护者美国之间,特别是争夺对中国海的控制,而且还有朝鲜问题。 在2014年初,还有其它的紧张局势激化发生在东欧,因为普京拒绝任何削弱俄罗斯掌控其邻国的新动作,比如乌克兰。 随着经济竞争的恶化,和重新使用从每个国家内部的社会政治问题衍生出的沙文主义,国家之间对抗程度增加的风险是真实的和增长中的。
2.2.生态灾难,环境的商品化和人口的流离失所
在整个世界,气候变化的后果才刚刚显现,但首先感受到的是热带地区。 我们已经看到目前的破坏(干旱和洪水),还有可以归因于这一变化的灾害,如突发的暴风雨,这些引出的问题是,当国家和国际机构在这个层面越来越无效的时候(见海地的资产负债表中),如何提高人道主义声援和重建的水准。 我们对灾害之特定反应的发展,从第四国际参与菲律宾台风的声援经验开始,是本次会议特殊贡献的主题。
面对这些针对人类的危险,资本家扮演了环境危机,尤其是气候能源危机中秃鹰的角色,开辟新的利润来源(“绿色资本主义”,碳股市,等等)。 无论人们的生态觉悟如何,对环境的威胁仍然是大规模的,而且降低许多领域和地方的生存条件:特别加速赤道区的森林砍伐; 海洋和河水的污染以及清新水的攫取; 掠夺性采矿,叶岩气的丑闻,核电的危险和价格(因而福岛灾难的后果远未得到解决)等等。 同时,跨国公司继续施压,要征用土地,农业投入和生存的专利。 所有这些动作是今天彻底斗争的引爆器。
最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社会环境和政治危机倍增了武装冲突和被迫流离失所的人口,两者都有一个可怕的人道成本。北方国家,首先是欧洲国家,正在变为难以进入的堡垒,它们毫不含糊地把海洋移民和难民推回去,而这同一时间,千百万人被留在南方国家的临时营地中。 这些现象都重新出现在非洲或亚洲,现在则围绕叙利亚冲突。 抛弃难民将成为世界局势动荡和丑闻增加的源头。
2.3 针对危机不同方面而爆发的群众运动
不断涌现的群众运动具有经济,社会,体制和生态等方面。 面对他们的情况恶化以及缺乏未来的青少年,民众以不同于旧工人运动的更新方式的反抗阐明这些方面,因为旧工人运动不是整合到主流政策里,就是基本已过时了。
阿拉伯地区的革命过程 :在突尼斯和埃及的独裁者倒台后,我们看到群众运动延续,直到后继的政府特别是伊斯兰政府倒台,穆斯林兄弟会的危机已经达到了土耳其。 群众起义在一些国家(摩洛哥、约旦等)已经消退,但在其它一些地方(例如苏丹,甚至沙特阿拉伯)继续出现。 然而,由于叙利亚人民以一个英勇而可怕的方式经历了国家机器的反攻,还有宗教法西斯主义潮流在扩大。而社会主义前景的弱点越来越成问题。 吉尔伯特·阿查(Gilbert Achcar)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工具,理解其过程中的复杂性和其有进有退的长期延续的可能性,并帮助其发展。
城市危机和反腐败斗争所显现的社会政治爆炸,摇动了一些被认为是统治阶级稳定的国家:在2013年年中,我们在同一时间看到,在土耳其出现了保护格兹公园(Gezi park)和塔克西姆广场(Taksim square)的抗议运动,在巴西出现了一个反对运输价格和足球世界杯条件的抗议运动。 追求民主和社会正义的抗争在许多新兴国家酝酿,只待爆炸。
我们也看到,在东亚出现新的特定的无产阶级起义,不过政治代表性有时很薄弱或不连贯:孟加拉国,柬埔寨等等。有一些新领域寻求激进的替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措施。
在欧洲南部和巴尔干地区,面临着生活条件前所未有的退化,社会挫折,起义和群众运动是结构性的,即使胜利是罕见的,即使没有击败紧缩,即使没有政治出路,运动还是不断更新或发展:希腊,葡萄牙,西班牙,保加利亚,现在的波斯尼亚 --- 虽然老的工人运动在消亡,但新的社会运动有什么样的潜力? 由此,希腊局势的命运有一个特殊的重要性。
在前苏联, 作为安全服务的特定制度“民主独裁(democratures)”的反对派,寡头和腐败在2012-2013年的俄罗斯得以强烈的展现。 2014年初,在乌克兰围绕基辅中央广场“迈丹”发生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运动,大规模活动推翻了统治集团。 这是必要的做法:尽管有非常强烈的压制,有超越西方帝国主义的动作,并有极端的政治混乱,民众运动仍然在寻求他们的道路!
在拉丁美洲,在多样性方面,从最反帝者(委内瑞拉),通过中介形式(阿根廷),到最大程度整合进新自由主义者(巴西),抽取式新发展主义的极限已经达到。 有新的群众运动出现,但反动的右翼也在伺机而动。
尽管他们经常混淆,但因为他们的诉求是正义的,我们支持几乎所有这些非凡的街头暴动。 罕见的例外是泰国和委内瑞拉,因为据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他们自始至终被极端反动的阶层所构造。 我们看到,最后,若在中间阶段没有进展结果,群众运动可以转化为破坏性的社区暴乱,并且在统治阶级动用反革命工具反攻的情况下,多在全球遭到挫败。
2.4 反革命的推进
随着经济危机的尖锐化,反革命倾向在统治阶级先前攻势的基础上形成:随着新自由主义固有的社会回归组织,一方面是政府“反恐战争”机器的发展,另一方面是极端反动分子派别的兴起,两者结合起来。
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受到深深震撼,通过国家机器做反应,以捍卫国家利益为名,挑战民主权利:从美国到中国,都有广泛的电子监控; 新的法律威胁结社和活动的自由; 完善残暴的反示威设施。 最近很多事都证明,没有大陆不把工作阶级的民主文化活动定为刑事罪:在欧洲(西班牙、法国、俄罗斯),亚洲(巴基斯坦、中国),非洲(南非、埃及)和拉丁美洲(阿根廷)。
包括在民主成果最稳定的欧洲,我们看到各级民主权利都在减少:“三驾马车”(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反活动分子法律以及法律决定,膨胀的保安和警察机器,包括那些私人设备,都在挑战议会的作用;
在世界各地,极端反动的法西斯主义派别越来越有力地干预公众场所,干预的形式非常不同,有时结合起来,把女权,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和变性恋(LGBTI)的权利犯罪化,挑战社会公共服务:
• 美国茶党,法国“全民示威(Manif pour tous)”运动;
• 欧洲的种族民粹主义运动,针对的是阿拉伯人和穆斯林,黑人,还有更广义地针对罗姆人;
• 匈牙利的极右民粹主义掌权,或许很快在印度也会有极右民粹主义政权;
•新纳粹运动出现在希腊或东欧,有时出现在跨阶级的民主反对派里面;
•所有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到处出击,威胁受教育的权利,妇女和同性杂性恋者(LGBTI)的权利,艺术表现的权利,并且越来越多地采取谋杀方式; 宗教原教旨主义转移并尝试粉碎人民解放运动;
• 圣战者开展武装行动直至名副其实的军事冲突,在非洲和亚洲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军事冲突在恶化。
在此背景下,我们应强调指出暴力和反革命的攻击决心无处不在,妇女各个领域的权利遭到反革命攻击,并在制度层面受到广泛的威胁,例如西班牙有关堕胎的权利。
结论:
我们面临着一些反革命,提出了一些旧的但是更新了的战术问题:
•可能反对他们的是什么级别的政治联盟呢?
•如何处理渗透到愤怒民众的运动中的法西斯或原教旨主义派别呢?
3. 21 世纪初的长期革命和反革命---我们的任务
我们必须在一个非常矛盾的情况下采取行动,面临许多两难问题:(我们有幸能够辩证地思考!)一方面是在世界水准上工人阶级和群众斗争大量增长; 在另一方面,存在筋疲力尽的资本主义危机和显著的反革命攻势,其背景是工人运动组织结构的损失和社会主义视角的丧失。 但一个重要的事情是,在很多情况下,同既定权力对抗的恐惧已经断然地下降了。
起义和革命(在列宁的客观意义上)是非常强大和确定的,它们创造新的斗争形式,但有一个有限的自我组织,而且没有制定多少权力的替代方案 --- 在获得或巩固斗争成果方面,他们并不成功。 因此,他们只是部分意义上的“实例”,大的混乱仍在继续。 要如何推进呢,特别是在觉悟水准上?
资本主义不可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用资产阶级民主的方法无法获得稳定的局面。 这给更直接的反革命工具提供了空间。 但是,重新部署工人运动及其革命成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困难?
老工人运动的危机在继续:社会民主党越来越紧密地整合进资产阶级机器(在16个欧洲国家的大联合政府,法国总统奥朗德等),并整合了大工会联合会。 社会民主党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另一种形式,以历史左派文化“为画廊”。由老共产党或新左派联盟政党代表的新改良主义,为他们能够创造的社会民主主义左翼发展空间而烦恼。 他们遇到了制定动态观点的困难,有时提倡新保护主义的绝路,而且对大国之间的关系往往有 “选边者(campist)”的看法,这导致他们拒绝群众争取自由的起义,像叙利亚和乌克兰人民的起义。 也有必要分析民族主义运动渐进起源的演变,面临着多种形式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这使他们处于决定性方向的挑战前面。
最后,现在全球正义运动回潮,风起云涌,企图克服这些危机,关于这个,我们可以总结些什么?
革命和反资本主义的左翼寻求脱出边缘化而出现在新的群众运动中。 它仍然介入社会运动,有时会取得显著的选举结果,优于其真正的影响力。 但它没有找到足够的支撑点,展现一个可信而进步的政治开局和片段。
目前,我们第四国际自己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寻求群众的自我组织,团结的自我组织以赢得基本的社会和民主诉求;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选边投机主义(campism),制定反资本主义和生态学的女权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方案,适应动荡和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形势,首先是征用银行,把大集团社会主义化,像那些毁坏人类和地球的能源集团,要首先社会主义化。 但在这个阶段,强烈排斥“政治机器”是不够的,不能取得显著的影响力!在组织群众斗争的水准和组织政党争取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的胜利之间,我们需要找到桥梁。 我们必须密切关注激进或革命左派再集结的新经验,关注他们的特定情况:在西班牙,在英国,在阿根廷等等。
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事做,我们量力而行参预许多国家的活动,但也有一些地方,在这个时候尤其可以表达我们当前的责任,像希腊、叙利亚、波斯尼亚、委内瑞拉,我们应该在这些地方反映我们的国际贡献。
我们的核心问题是,要在被剥削阶级之间,在各种形式的反压迫斗争之间找到新的国际关联。 如何重振国际团结和政治斗争? 因为做不到这一点,社会趋于反革命的四分五裂的倾向就可能占上风!
2014年2月22日
注释
[1]米歇尔·胡森: “论危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及其长期动荡”,2013年12月。
[2]艾萨克·乔舒亚: “从1825年到1929年,再到 2008年:第三类危机---历史源头”。 11月18日,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