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尼斯

突尼斯:“胜利虽苦涩，但真实不虚”对话:

对话:阿楞·贝尔哈德、彼得·德鲁克

突尼斯民主妇女协会（ATFD）前任主席阿楞•贝尔哈德，是一名儿童精神科医生，也是隶属于突尼斯总工会（UGTT）的大学医院医师全国联盟的成员，是第四国际突尼斯分部的一个长期活动家。突尼斯 2010年12月起义爆发后三年，贝尔哈德仍然在突尼斯社会斗争中看到了令人希望的动机和活力。 “革命仍在进行。”但是人民阵线在2012年10月的形成，仍然只开启了极少数的政治前景。

不管怎样，贝尔哈德高兴的是，由原教旨主义的复兴党主导的政府被赶下台，而所通过的宪法，制止了对世俗主义和妇女权利的威胁。

据贝尔哈德的看法，同阿拉伯复兴党作斗争，是绝对必要的。 “我相信温和的伊斯兰教，它有进步的解释，但不相信温和的伊斯兰主义。” 尽管突尼斯伊斯兰主义有它的异质性，但它连带其所有不同的倾向，都要以宗教的名义执政，强制社会的伊斯兰化，要“伊斯兰教干预个人生活的细节”，“以真主的名义统治社会” --- 从政治人物垄断宗教并以它的名义进行统治的那一刻起，“一切都完了”。

突尼斯人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形成了对原教旨主义政权的意见：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与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缔结的协议，它的腐败，还有它的无能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生活成本高，失业，通货膨胀和债务，可是付出代价的却是最贫穷的社会阶层。贝尔哈德作为一名医生，每一日都见证了 “那些摇摇欲坠的公共卫生服务。”不是改革和拯救这个系统，而是相反，阿拉伯复兴党的部长们从自己人里雇用“数量庞大的顾问”，以低廉的价格把国有企业变卖给自己的亲友。在任何情况下，贝尔哈德都没有看到经济的解决方案，“除了包括整个马格里布（Maghreb）的新发展模式。”

该阿拉伯复兴党政府被民众抗议者推翻了，原因不仅是经济危机，而且还因为他们打击了妇女的权利和艺术自由，他们想强推突尼斯人陌生的社会模式，比如结束与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协定。它被推翻，是因为所有这些原因 --- 还有因为它主导的暴力行为，最终导致人民阵线领导人乔科里·贝莱德（Chokri Belaid）和穆罕默德·布拉姆（Mohamed Brahm）的被谋杀。根据贝尔哈德的看法，尽管阿拉伯复兴党本身没有杀他们，但对左派使用暴力的萨拉菲分子（Salafists）和复兴党之间有相当密切的联系。她引用阿拉伯复兴党部长们的儿子为例，那些人是众所周知的萨拉菲武装分子，阿拉伯复兴党民兵（“保护革命联盟”），他们袭击工会运动，有一个视频在网上流传，在该视频中可以看到阿拉伯复兴党成员在一个萨拉菲分子聚会上说：“要有耐心”

贝尔哈德认为，关于在革命过程中的民主和社会任务的衔接，关于所需要的联盟类型（统一战线？），缺乏理论和政治上的清晰度，除此以外，在极大程度上还有萨拉菲分子的威胁，导致人民阵线领导人 ---它在开始的时候是那么有生气，汇集了几乎所有的激进左派 --- 并与自由资产阶级，其中包括许多前本·阿里独裁政权的关键人物结盟。

萨拉菲分子（Salafists）的暴力和威胁是真实的，它表现了“精心策划的灌输恐惧的政策。” 但阵线领导人的反应是选择接受警方的保护，而警方总是被视为前独裁政权的势力 --- 因为“基于事实的过渡期司法”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任务。

因此，人民阵线的形成是一个“重大成就”，在最贫穷阶层看来，它不像是一个可能的第三条道路，一个原教旨主义以及世俗资产阶级势力的替代者。它迅速融入了统治秩序，它受到美国大使的接纳，就是象征。

此外，事实上，对萨拉菲暴力的恐惧，并不是对人民阵线右倾化的唯一解释。贝尔哈德引用了其它方面的因素：几乎所有的阵线成分，尤其是“那些没有修正的旧传统”的组织弱点。在人民阵线的政党中，你可以看到各种派别，包括过去的亲阿尔巴尼亚者，毛泽东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和崇拜萨达姆的民族主义者。这导致思想混乱，可是人们还没有质疑这些混乱的准备。相反，混乱使支持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趋势加强。

这种混乱的表现之一，就是人民阵线和资产阶级政党突尼斯之声（Nidaa Tounes）组成了救国阵线，接纳前政权的成员。所以贝尔哈德认为，战胜复兴党，这个胜利是“苦涩的，很偏面的，但是真实的。” 如果结果是“实现一个自由主义的政府，”那就会变成一个“伤心的胜利。”

工人左派联盟（LGO），第四国际突尼斯小组，在其最近的会议上，谴责人民阵线，同时选择留在那里进行斗争。贝尔哈德没有看到太大的希望。三，四个反对救国阵线的组织已经离开了人民阵线，只留下工人左派联盟（LGO）作为一个小而孤立的关键力量。有几十个成员，尤其是年轻人，甚至离开了工人左派联盟（LGO），在人民阵线之外另立一组，尝试建立一个真正独立的左派联盟 --- 但贝尔哈德并不看好其前景。

贝尔哈德担心一个“艰难的选举进程。弃权的水准可能会非常高，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 考虑到仍然颇具实力的伊斯兰主义者，他们有精心准备的结构 --- 清真寺，可兰经学校和慷慨的资助 ---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他们仍然是得益者，有“选举日倒退的风险”。

仍然存在“活跃”的社会运动，尤其是强大的突尼斯总工会（UGTT）。突尼斯总工会（UGTT）前领导的很大一部分是当权者的支柱，尽管如此，贝尔哈德还是认为，该联盟现在是 “该国的主要社会力量”，大多数突尼斯总工会（UGTT）领袖是抵制本·阿里的活动分子。但现在“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角色，不再捍卫其代表底层的政治力量的理念。得益于此，自由民主党现在掌握了权力。”

突尼斯总工会（UGTT）的内部运作没有任何改革 --- 贝尔哈德作为一个处在其中间领导层的女人，经常看到其后果。突尼斯总工会（UGTT）是“一个性别歧视非常严重的地方，”她说：工会成员的44％是女性，但只有1%到3%的工会领导人是妇女，而且在执行委员会没有一个女人。为了在突尼斯总工会（UGTT）内争取性别平等，大会期间贝尔哈德遭受了各种谩駡。

另一方面，在突尼斯有一个相当强大的女权运动，包括贝尔哈德任主席的突尼斯民主妇女协会（ATFD）。因为新宪法，女权主义者“避免了最坏的情形。” 宪法肯定了妇女的工作权，有权防止暴力，有权在各种选举产生的机构内获得平等待遇，有权获得平等机会。但“并不能保证真正的平等，而且敞开了大门，给妇女权利有不同的解释。” 例如，在制宪会议上关于家庭的辩论，女权主义者输了：她们想确定个人自由组织家庭的权利，但最终文本断言，“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必须由政府保护。 “这就是为什么女性接受暴力的原因”，目的是“保全家庭。”

在突尼斯，丈夫仍是一家之主，父亲的监护权仍然是常态，在遗产分配上，有对妇女的歧视。贫困的女性化在继续和加速。暴力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影响到近二分之一的突尼斯妇女，没有真正的方法可以打击这种现象。突尼斯法律仍然允许强奸未成年人的男人与受害者结婚而不被定罪--- 甚至受害女孩仅是13或14岁。

此外，要求实施消除一切形式的对妇女歧视的国际公约，让伊斯兰主义者看到了引入同性婚姻的企图，他们正在让这一点成为反对女权主义运动的基础。

这个需求尚未在突尼斯的议程上，尽管有恐吓，突尼斯民主妇女协会（ATFD）仍要求同性恋合法化，还有一些小的同性恋和交叉性恋（LGBT）群体和个人自由捍卫者也开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