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東莞市高埗鎮裕元鞋廠4-6萬名工人參與罷工。工人要求公司補交多年來未能如實繳納的社保、大幅度提高工資、簽訂勞動合同。

裕元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宝成国际集团）由1970年代經營初期的純代工製造(OEM)轉型為代工設計製造(ODM)，代工的主要國際品牌包括：Nike、adidas、Reebok、Asics、New Balance、Puma、Converse、Merrell、Salomon及Timberland等。

根據裕元工人的講述，他們成型車間95個人，每天工作12個小時，必須生產2400雙耐克鞋。根據裕元集團2012年年報，一雙在中國製造的耐克或者阿迪達斯鞋，工人能得到的全部酬勞僅18.6元。而一雙鞋的平均售價約為620元，工人的薪酬僅僅占到了3%。換言之，品牌商和零售商攫取最大的利潤。

裕元偽造勞動合同，拖欠社保已有近20年。當有一位繳納了15年社保的老員工退休之後只能拿到每月400-500元的養老金，工人才發現廠方拖欠社保款項。有一名老員工每月總收入約3000，廠方應為他繳納社保330元，但是工廠以東莞每年最低工資為基礎繳納社保，即今年1810元的最低工資標準，每月才繳納27.15元。

罷工意義所在

潘毅撰文<裕元工人的團結鬥爭>指出， “工人為了爭取社保而團結鬥爭。城市社會保險，包括養老、醫療、生育、工傷、失業，是維持一個城市無收入人士的基本生活的保障。這次行動代表著，農民工從農村早已進入城市，要求在城市中生存、生活下來，這是他們對於從農民工徹底轉化為新工人的一種呐喊。”

文章分析道，被拖欠社保的不僅是流水線上的底層工人。除了來自台灣的高層管理，所有中高層管理的利益都被嚴重侵犯，這也是此次保衛社保的罷工行動能夠有如此之大影響力的關鍵。

Ashok Kumar撰文<裕元對跨國資本主義的影響>[1]指出，本次罷工規模大、時間長，是全球資本構成上的一個歷史轉折。這次罷工不僅對中國供應商的老闆、而且對跨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也是巨大的。

他認定這是現代中國規模最大的一次罷工。工人已經拒絕老闆的小恩小惠，而且現在罷工的影響已經蔓延到臨近的省份。正如Jacques Rancière所言：“今日全球資本主義的統治有賴於一個這樣的中國共產黨，給予去當地語系化的資本主義企業廉價勞動力以降低成本以及剝奪工人們自我組織的權利。”由於罷工，中國的平均工資自2009年以來每年上升17%，現在是2000年的近五倍。這次空前規模的罷工只會加深工業資本主義的危機。

他分析中國政府對罷工的鎮壓有所緩和。儘管在裕元也有逮捕發生，但是近些年來，中國政府不像幾十年前那樣對工人的激進運動進行壓制。過去5年，中國的消費債務增長了67%，遠高於美國同期的10%，由此催生了新興的虛假經濟。2012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報告認為中國經濟正處於轉型的過程當中，更重視國內投資以及試圖終結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模式。資本有賴於中國政府繼續扮演其買辦的角色；一種試圖終結這種配置的轉變會打破工業資本主義的底限。

再者，他認為品牌商和零售商轉向另外的血汗工廠的代價過高。鞋類產業仍然保持著明確的“買方驅動”，這意味著並非生產供應商，而是品牌商和零售商是全球價值鏈的驅動者。現時，寶成工業及其子公司(下稱「寶成國際集團」)為全球最大的運動鞋及休閒鞋製造商，鞋類年產量超過3億雙，約佔全球運動鞋及休閒鞋市場以批發價格計算之20％。因此，跨國品牌和寶成集團之間不僅僅是“買方驅動”的關係，而是互相依存的。現在，阿迪達斯、耐克這樣的公司離開像寶成這樣大規模的供應商要付出的代價非常巨大。

另外，消費耐用品的價格在上升。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經濟危機以來，後工業化西方經濟從迅速增長的債務以及諸如鞋之類的便宜消費耐用品中獲利頗豐。中國工人通過罷工提出更高的要求，人工成本及消費品的價格將會提高。加之實際工資、資產價值的下降、服務及工業部門自動化的加速、債務理財的減少，將會導致購買力的驟然下降。正如控制著中國向美國出口額4%的利豐集團CEO Bruce Rockowitz在2011年所言，“這是便宜貨時代的終結。”Rockowitz繼續陳述，沒有別的可替代的世界工廠會像中國南方這樣遏制成本並正在經歷著嚴重的通貨膨脹。

工業資本的泥沼

當下 “這樣遏制成本並正在經歷著嚴重的通貨膨脹”的中國，其實正在重複著19世紀末工業時代的俄國，當時的罷工浪潮此起彼落。列寧<談談罷工>（1899年底）描述當時俄國的經濟危機與相伴的勞資衝突: “近年來俄國工業生產發展得很順利，工業大為“繁榮”，但是現在（1899年底）卻有許多跡象清楚地表明“繁榮”就要變成危機了，譬如商品滯銷、廠主垮臺、小業主破產、工人災難重重（失業、工資降低等等）。”

罷工乃既必然又普遍的現象。他說 “近幾年來，俄國工人罷工的次數明顯增多。沒有一個工業省份不發生多次罷工的。在大城市裡，罷工根本就沒有斷過。”

他分析道， “罷工是由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造成的，但是它標誌著工人階級反對這個社會制度的鬥爭的開始。”

那麼， 列寧提問: “罷工在工人階級的鬥爭中究竟有什麼意義呢？”

列寧根據歐洲和美國的工人運動的經驗得出: “事實上，沒有一個實行資本主義制度 的國家，沒有發生過工人罷工。在歐洲各國和美國，工人處處都感到單獨行動沒有力量，要反抗廠主，只有聯合起來，或者舉行罷工，或者以罷工相威脅。資本主義愈發展，大工廠發展愈快，大資本家對小資本家的排擠愈厲害，工人就愈需要聯合起來進行反抗；因為失業現象愈來愈嚴重，資本家之間力求進行廉價生產（要廉價生產，付給工人的工資也應當儘量壓低）的競爭愈來愈激烈，工業波動和危機愈來愈厲害。在工業繁榮時期，廠主得到很多利潤，卻沒有想到分一點給工人；但是到了危機時期，他們倒要把虧損轉嫁給工人。”

當前， “歐洲各國和美國”已躍升至金融資本主義，而像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卻重複19世紀歐美勞資衝突的故事，只要把上述列寧的分析中“在歐洲各國和美國”換上 “中國或者其他發展中國家”，便是今日中國的真實寫照。

寶成工業聲稱: “為能分散生產基地及善用海外地區較低廉之生產環境，寶成工業透過轉投資之裕元工業(集團)有限公司 1980年代後期陸續前往中國、印尼及越南等地設廠。”

換言之，今日的中國與印尼，是否就是明日的越南? 全盤承受追逐工業資本必然帶來的社會矛盾與環境惡化的苦果?

迫在眉睫的問題是: 中國、印尼和越南等發展中國家的民眾，如何不受金融資本的操縱，也不陷入工業資本的泥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