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

斯大林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

──关于第四国际的历史和理论根源

托洛茨基着（1936年8月29日）史丹译

像我们现在处身期间的反动年代，不仅会令工人阶级和她的先锋队解体和削解，并且还会把运动的一般理论水平降低，把政治思想抛回到许久以前已经经过的无数阶段。在这种种条件之下，先锋队的首要任务是不能让倒退的潮流把自己拖到后面，而必须逆流而上。要是不利的力量关系使先锋队无法守住他已经取得的阵地，那至少必须坚守他的思想立场；因为就是这些立场表述了过去用高昂的代价换来的经验。愚人们将会把这种政策看成是“宗派主义”。实际上，这是在行将来临的历史潮流中，能够为新一轮向前突飞猛进的浪潮作出准备的唯一手段。

重大的政治失败必然触发对各种价值的重新思考，而这一般又会朝着两个方向发生。一方是失败的经验所丰富的真正先锋队，它会尽其所能保卫革命思想的遗产，并且以此为基础，尝试教育新的干部，以迎接未来的群众斗争。另一方是那些循规守旧者，中派主义者和业余玩票者；他们为失败所吓怕，用尽一切方法来毁坏革命传统的权威，并且回到过去搜索他们的“新圣经”。

人们可以指出大量思想反动的例子，它们最经常采取的形式就是降服。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全部文献，以至还有它们的卫星组织伦敦局，实质上就包含着如此的例子。在它们的文献里，并无任何属于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提示，没有一次为失败的原因尝试作出严肃的解释；关乎未来，也没有一句新鲜的说话。除了陈词滥调、遵奉旧套、谎言，以及最首要的，为它们的官僚自保而忧心忡忡的说话之外，别无其它。只消往那些希法亭、奥托·鲍威尔们的数行文字去嗅嗅，就足以知道那种腐败的程度了。至于共产国际的理论家们就更不消提。著名的季米特洛夫，说起话来就像一个店东摸着啤酒杯闲扯起来那样的无知和俗套。那些人的脑袋太过懒惰，以至不会抛弃马克思主义---他们出卖马克思主义就是了。但我们感兴趣的不是那些人。让我们转而谈那些“革新家”吧。

前奥地利共产党员威里·施拉姆就莫斯科大审判写了一本小书，这本小书有着其表现力的书题：《谎言的专政》。施拉姆是个有天资的记者，他主要的兴趣在时事方面。他对莫斯科大审判的捏造冤案的批评，及他在揭露“自愿悔过”的心理机制方面，做得十分出色。可是他却不自限于此：他要为社会主义创造一种新理论，以保证我们能在将来对抗失败和冤案。而由于施拉姆完全不是个理论家，并且他显然不熟悉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他于是完全走回到马克思之前的社会主义去，尤其是回到从前德国的那一类社会主义去：也就是最为落后，感伤和滥情的那一种。施拉姆把辩证法和阶级斗争抛弃，更不必提无产阶级专政了。对他来说，社会改造的问题删减为实现某种“永恒的”道德真理的问题；他使人类满溢着这种真理，甚至在资本主义之下亦然。

威里·施拉姆用插入一根道德腺来拯救社会主义的尝试，得到了来自克伦斯基的杂志《新俄罗斯》的欢欣荣誉的敬礼（这份外省古老杂志现在于巴黎出版）。这份杂志的编辑们言之有理地作出结论说：施拉姆得出了俄国式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原则；按这种社会主义在许久以前已经用对于信仰、希望和慈爱的神圣理念来对抗阶级斗争的严厉和苛刻。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的“新”学说的“理论性”的前提，只不过是回复到德国三月前（1848！）的社会主义！不过，要是要求克伦斯基和施拉姆对思想史有更为深切的知识，就会是不公平的。更为重要的事实是，现在声援施拉姆的克伦斯基，当他担任政府首脑的时候，正是他唆使把布尔什维克党人当为是德国总参谋部派来的间谍来迫害；也就是说，施拉姆现在发动起那些形而上的封尘的绝对真理来加以反对的，正就是这个克伦斯基过去组织过的同一样的捏造冤案。

施拉姆和他那一类人的思想反动的心理机制完全不复杂。这些人曾经一度加入一场深信阶级斗争及受到唯物辩证法的吸引---若不是思想上就是言词上---的政治运动。在奥地利和德国，事情以灾难结束。施拉姆下了一个全盘的结论：这是辩证法和阶级斗争的结果！而既然选择何种启示是由个人经验和…个人知识所限，我们这个革新家便转而到一堆破难中搜寻他的圣经，勇敢地拿它和布尔什维克对立，并且还和马克思主义对立呢。

骤眼看来，施拉姆那种牌子的思想反动是太过原始了（从马克思到…克伦斯基！），不值得留步一顾。但它实在是十分有启发性的：正由于这种思想反动的原始性，使它代表了其它各种反动形式的共同准则，特别是由全盘责难布尔什维克主义来表达的那类反动的形式。

马克思主义在布尔什维主义内找到了历史性的最高的表述。无产阶级在布尔什维主义的旗帜下得到了第一次胜利，建立了第一个工人国家。没有任何事物能从历史抹去这宗事实。而由于十月革命在现阶段导致了官僚的胜利，具有官僚压迫，掠夺和捏造冤案的制度---用施拉姆大快人心的表述来说，是“谎言的专政”---许多形式主义者和肤浅的头脑便得到这个归纳性的结论：不抛弃在布尔什维主义便无法进行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我们已经知道，施拉姆走得还要远一些；他说：堕落为斯大林主义的在布尔什维主义是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出来，因此仍然立足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便无法战斗斯大林主义。又有另外一些人，他们没有那么贯彻，然而数量更多，则说：‘我们必须从在布尔什维主义返回马克思主义去。’但怎样返回去？回到什么马克思主义？早在马克思主义以在布尔什维主义的形式“破产”之前，它已经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形式下经历了破产。“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口号的意思是否表示，跃过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时期…，回到第一国际呢？但第一国际在它那个时代也已经是破产的了。因此，分析到底，问题是在于返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集去。人们可以不必离开书房，甚至不用脱掉拖鞋，便能够完成这种英雄式的跳跃。但我们怎样能够省略数十年来在理论和政治方面的斗争---这当中包含从我们那些经典（马克思在1883年去世，恩格斯在1895年）进而来到我们所在的时代任务呢？提议把布尔什维主义作为历史上一个“破产”的倾向来抛弃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提出其它的路向。所以问题就缩减为最简单的建议：研究《资本论》。我们难以反对这个建议。在布尔什维党人也同样研究《资本论》，并且不是闭上双眼来研究。然而这也无法阻止苏维埃国家的堕落和莫斯科大审判的演出。那么，怎么办？

斯大林主义真的是如所以反对派说的，如斯大林本人所公开宣布的，又或如孟什维克派，无政府主义者以至某些自以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左翼教条主义者，是代表了布尔什维主义的合法产品吗？‘我们向来就预见到了，’他们说，‘从禁制其它社会主义党派开始，到镇压无政府主义者，在苏维埃内设立布尔什维克专政，十月革命只能以官僚专政来结束。斯大林主义是列宁主义的延续，同时也是列宁主义的破产。’

这种推理的漏洞产生自不言而喻的把布尔什维主义，十月革命和苏联等同起来。敌对力量之间的斗争的历史进程，由在真空中演化的布尔什维主义所替代。然而布尔什维主义只是一个政治倾向，它和工人阶级紧密融和，但却不等同于工人阶级。而在苏联内部，除了工人阶级之外，尚有上百万、上千万众的农民，各类少数民族；并且还有着压迫，苦楚和无知的遗产。由布尔什维党人建立起来的国家不仅反映了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和意志，并且同样也反映了国家的文化水平，人民中的社会组成，野蛮的过去和同等野蛮的世界帝国主义。把苏维埃国家的堕落过程呈现为纯粹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演化，就是仅仅拿苏维埃国家内其中之一种元素之名来妄顾社会现实，用纯粹的逻辑把这种元素孤立出来。人们只须用其名来称呼这种基本的错误，便能把它彻底干掉，片甲不留。

无论如何，布尔什维主义从来不把自己和十月革命等同起来，也不会和由它颁布成立的苏维埃国家等同起来。布尔什维克自视为历史的各种因素之一种，是其中‘自觉’的因素---这种因素十分重要，但却不是决定性的。我们从不曾犯历史主观主义。我们把不仅在一国范畴且也在国际范畴上的阶级斗争---在既有的生产力的基础上---视为决定性的因素。

当布尔什维党人向农民中的私有制倾向让步，对党员资格设立严格规条，清除党内异己分子，禁制其它党派，引进新经济政策，准予设立企业作为让步，或是和帝国主义政府达成外交协议的时候，他们便从那个一开始在理论上便显而易见的基本事实里得出片面的结论。清楚的基本事实是：不论夺取政权本身是多么的重要，但它绝不会令党摇身变为历史进程的绝对的统治者。党在夺得国家政权后，不错是能对社会的进程发挥前所未有的影响力，但它同时也反过来十倍地承受着来自社会各种元素的更大影响。它能被敌对的力量直接攻击，掷出政权之外。在尤为趑趄不前的发展下，它能够从内部堕落而同时又保住权力。那些试图在斯大林官僚体的腐败中寻得歼灭布尔什维主义的宗派主义逻辑家，正就是不明白这项历史发展进程的辩证法。

那些先生们实质上是说：无法保证自身不会堕落的革命党是坏的。布尔什维主义按照这个先决条件自然是要受到责难---它是没有护身符的。但这个先决条件本身就错误。科学思维要求具体的分析：党是如何及为何堕落的？除了布尔什维克党人本身之外，迄今还没有其它人对此作出分析。为了作出分析，并不需要和布尔什维主义决裂。而且相反，他们从本身的火药库中找到澄清其命运所必需的一切。他们得出这个结论，斯大林主义不错是从布尔什维主义中“生长出来”，但并非是逻辑地，而却是辩证地从中而生；斯大林主义之生成不是作为革命的确认，而却是作为特尔米多热月反动对革命之否定。两者全无共同之处。

但是布尔什维党人毋须等到莫斯科大审判才能解释苏联执政党解体的诸种理由。他们在许久以前已经预见到这点，并且说出了这种发展在理论上的可能性。让我们记忆布尔什维党人的预测吧；这项预测不是在十月革命的前夜作出的，而是在十月革命前许多年便已经作出了。在一国和国际战场上，力量的特定的整合是能够有助于落后国家如俄国的无产阶级首先夺得政权。可是，正是这同一的力量整合在事先就已证明到，在没有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相当迅速的胜利下，俄国的工人政府将不能生存。孤立无援的苏维埃政权必然倒台，或是变质。更确切的是：它将首先变态而后倒台。我本人从1905年开始已经不止一次撰述过这个问题。我写的《俄国革命史》收集了布尔什维克领袖们从1917年到1923年就这个问题发表过的全部声明。他们全都带出一个结论：没有西方的革命，布尔什维主义将会被国内发生的反革命，或外来的干预肃清。列宁一再强调，苏维埃政权的官僚化不是个技术上的问题或组织问题，而却是工人国家走向堕落的潜伏开端。

在1922年3月党第十一次大会上，列宁谈到某些资产阶级政治家，尤其是自由派教授乌斯特里亚洛夫在正值新经济的时候给予苏维埃俄国的支持：“虽然乌斯特里亚洛夫是个立宪民主党人，资产阶级，支持干预，但他说：‘我赞成支持苏维埃政府’，‘我赞成支持苏维埃政权，因为它现在走的道路将会把政权带向一个寻常的资产阶级国家。’”比起“共产党人多愁善感的谎言”，列宁宁取敌人尖酸刻薄的声音。他对党发出清醒严肃的危险警告：“我们必须坦白说出来：乌斯特里亚洛夫说到的事是有可能的。历史知道各种各样的蜕变。依靠坚定的信念，忠诚和其它显著的道德素质来对待政治，并不是严肃的态度；一些人或许赋有光彩夺目的道德素质，但历史的课题是由广大的群众来决定。要是几个少众不适用于那些历史课题，历史有时是不会对他们太客气的。”（《列宁全集》英文版第33卷（1937年版）286-287页）一句话，党不是发展的唯一因素；而在更大的历史范畴上来说，更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列宁在同一个大会上继续说（这是他最后出席的一次大会）：“…这很简单，每个人都可以明白。但那些民族的文化会发生什么事情？事情到此便不那样简单了。假如胜利的民族要比被征服的民族较有文化，前者会把自己的文化强加在后者身上；但假如情况是相反，则被征服的民族会把自己的文化强加在战胜者身上。这种事情不是在[俄罗斯共和国]首都上发生过吗？那4700个共产党人（接近军队整整的一个师，并且他们全都是最优秀的人）有受到异己文化的影响吗？”（同上，288页）

上述的一番话是在1922年说的，并且不是第一次说。历史不是由几个人造出来的，即使是“最优秀”的几个人。还不止此呢---那些“最优秀”的几个人并且能够堕落到异己的精神去，即是资产阶级的文化去。不仅苏维埃国家能够放弃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在不利的历史条件下，也能丧失自身的布尔什维主义。

从清晰理解到这个危险中，派生了左派反对派；它自1923年确定的组织成立。左派反对派日续一日的纪录了堕落的症候，试图运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意志来对抗日渐壮大的特尔米多反动。然而这种主观因素证明是不足够的。按照列宁说的决定斗争结局的“广大群众”，对国内的匮乏和长久等候世界革命感到疲倦了。群众的情绪消沉了。官僚占了上风。它唬吓革命的先锋队，践踏马克思主义，出卖布尔什维克党。斯大林主义战胜了。布尔什维主义透过左派反对派这个形式与苏维埃的官僚层及其共产国际决裂。这就是发展的真实路向。

在形式的意义上，斯大林主义确乎是从布尔什维主义派生出来。即使时到今天，莫斯科的官僚继续自称为布尔什维克党。这简单是由于动用布尔什维主义旧有的标签能更好地愚弄群众。可悲的是那些理论家们会把外壳当作为果实，外观当为现实。借着把布尔什维主义等同于斯大林主义，他们替特尔米多反动派们提供最佳的服务；而正是这个原则，令他们扮演了一个清楚无误的反动角色。

鉴于政治战场上所有其它政党受到取缔，人民各种层分间的对抗性的利益和倾向，便必定或多或少地从执政党内找得表述。当政治重心从无产阶级先锋队转移到官僚体，党的社会结构和党的思想亦相应的发生了变化。势如破竹的发展过程令党在过去15年来承受堕落的迅速程度，比起社会民主党在过去半世纪来更甚。[苏联]当前进行着的清算，在布尔什维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不单划下了一条血淋淋的界限而已；横跨在两者之间的，完全是血流成河。布尔什维克整整一个老辈代，参与了内战的中生代的重要部分，以及对布尔什维克的传统采取严肃态度的年轻人，他们所有人之受到消灭，不仅显示出布尔什维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在政治上是水火不容，并且还是彻头彻尾的，在肉身上也水火不相容。这点能够被视而不见吗？

无政府主义者试图把斯大林主义看成是布尔什维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有机产物，并且更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产物。他们意欲用更为现代化的自由苏维埃联盟来代替巴枯宁主张的父权式的“自由公社联盟”。但是他们和以往一样，反对集中的国家权利。事实上，“国家”马克思主义的其中一个分支社会民主主义一旦踏上政权之后，便公开成为资本主义的代理人。其余分支产生了新生的特权阶层。罪恶之源在于国家，这是明白不过的。

从展阔的历史观点来看，这种推理含有一定的真实性。国家作为约束性的机器，无疑是政治和道德炎症的一个泉源。而按照经验所示，这项推理同样适用到工人国家。以致最后能够得出这个结论说，斯大林主义是一种社会条件下的产物：这个社会尚无法摆脱国家这件紧身衣。可是这种局面并无包含任何有对布尔什维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作评价的东西，而只是刻划出人类文化的一般水平，而更主要是刻划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关系。我们同意了无政府主义者所说的，国家---即使是工人国家---是阶级野蛮主义的泉源，而人类的真实历史将由废除国家后才诞生；然则，以下这个问题仍然以其全部力量摆在我们面前：什么道路和方法将导致废除国家？最近的经验证明了那些道路和方法，确乎不会是无政府主义的方法。

全世界唯一一个重要的无政府主义组织CNT的领袖们，临到关键性的时刻，成为了资产阶级的部长。他们用“不寻常的情势”的压力来解释他们之公开叛卖无政府主义的理论。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在他们的时代中，难道不也是引用过同一个口实吗？自然啰，内战不同于和平常态时期，而是个“不寻常的情势”。然而每个严肃的革命组织正是为了“不寻常的情势”而做准备的。西班牙的经验再一次显示到，在“正常情势”下被资产阶级国家准予出版的小册子可以“否定”国家，但在革命的条件下便没有“否定”国家的余地了；正要相反，革命的条件要求把国家征服。我们全无意思怪责无政府主义者没有挥动笔杆，把国家一笔勾销。一个革命的党，即使在夺取政权之后（而对于这点，无政府主义的领袖们是无能为力的，尽管无政府主义的工人们英勇非凡），也仍然不是对社会有绝对权利的统治者。但我们十足责难无政府主义的理论，这种理论在和平时候来看完全合适，但当革命的“不寻常的情势”一旦展开，这种理论便得迅速放弃。在昔日（大概现今亦然）有些将军认为，对军队最为有害的事物莫过于战争。那些革命者和那些将军处在同一层次，他们声称其学说被革命毁坏了。

关于最终目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完全一致：消灭国家。是在人们无法简单地用不闻不问来达到消灭国家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者是所谓的“国家主义者”。斯大林主义的经验并无否斥马克思主义的教导，却是从反面确证了这个教导。革命学说教导无产阶级在形势之中正确地摆正方向，积极利用形势；但学说当然不包括保证自动胜利。然而却是惟有通过运用这种学说，才有可能胜利。再者，绝对不应把胜利视为单一的事件；必须从历史的远景出发考虑问题。第一个工人国家---这个工人国家处在低下的经济基础，备受帝国主义包围---变成了斯大林主义的宪兵队。但真正的布尔什维主义向这个宪兵队发动你死我活的斗争。斯大林主义为了保存自身，现在被迫发起直接的内战，攻击布尔什维主义---在攻击“托洛茨基主义”的名义下进行，并且不仅在苏联，甚至在西班牙。旧有的布尔什维克党已死，但布尔什维主义到处冒出头来。

从广义来说，从布尔什维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推论出斯大林主义，就和从革命推论出反革命一样，全无二致。自由派---保守派，及随后的改良主义思想，向来就是以这种陈词滥调为其特点。由于社会的阶级结构使然，革命经常会产生反革命。一些逻辑学家于是乎会问，这难道不是表明革命方法的内部有着某些瑕疵吗？可是，不论自由派或改良主义者，迄今仍无法成功地发明出一种更为“节省”的方法。不过，要是不容易合理地说明活生生的历史进程的话，为这个历史进程的潮汐交替作出合理的诠释却是不难办到的；因此，借着纯粹逻辑便能从“国家社会主义”推论出斯大林主义，从马克思主义推论出法西斯主义，从革命推论出反动。一句话，从命题推论出反命题。一若在其它许多领域，无政府主义思想在这个领域里是自由派理性主义的囚徒。没有辩证法，就不可能有实在的革命思想。

理性主义者的论据，至少从表面看，有时具有更为具体的特征。他们不会在整体上从布尔什维主义推论出斯大林主义，但却是从布尔什维克的政治罪孽推论出之（这类型思想的最为特出的代表是着有论斯大林一书的法国作家B.苏瓦里纳。B.苏瓦里纳本书中的事实和文献方面，是漫长而认真的材料搜集的成果；可是作者在历史哲学观方面的庸俗性却教人吃惊。他从布尔什维主义内在的弊端来解释接二连三的历史不幸事故；对他来说，历史进程的真实条件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影响作用是不存在的。就连泰纳的“社会环境论”，也比苏瓦里纳更为接近马克思）。按照戈特、潘纳却克，某些德国“斯巴达克斯派”和其它人的说法，布尔什维克人用党专政取代了无产阶级专政，而斯大林则用官僚专政取代了党专政。布尔什维克毁灭了所有党派，只余自己；斯大林则为了波拿巴小集团的利益而扼杀了布尔什维克党。布尔什维克和资产阶级作妥协；斯大林成了资产阶级的盟友和支持者。布尔什维克宣扬参加到旧有工会和资产阶级议会的必要性，斯大林则和工会官僚和资产阶级民主交朋友。人们可以随意作出诸如此类的对照。这些看来有力的对照，全都空洞无物。

无产阶级只能通过他的先锋队夺取政权。无产阶级本身之所以必需要有国家政权，乃是由群众不充裕的文化水平及他们的芜杂性而来。组织成为政党的革命先锋队是群众热烈追求自由集结而成的结晶体。先锋队若是没有阶级的信任，没有阶级的支持，就无从谈到征服政权。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整个阶级作出的努力，而只不过是在先锋队的领导下而已。苏维埃只不过是先锋队和阶级之间的联系在组织上的形式。只有党才能为这个形式赋予革命的内容。十月革命的正面经验和其它国家的负面经验（德国，奥地利，以至西班牙）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没有人通过实验来表明或试图在纸上清晰地说明，无产阶级在没有一个知道它的需要的党的政治领导之下，如何能夺取政权。这个党之把苏维埃在政治上从属到党的领袖去，就同保守党多数的统治之废除了英国的议会制度一样，不多不少。

至于在禁止其它苏联政党方面，那并非出自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却是一个备受敌人包围的落后、破落的国家为了保卫专政而实行的一项措施；这项措施随后更以禁制执政党之内的派别来完成。布尔什维克从一开始便清楚无误的知道这项措施巨大的危险。可是危险的根源并非埋伏在专政的学说或战术之内，而是埋伏在专政物质上的弱势方面，埋伏在国内及国际形势的困难之内。假如革命胜利了，比如说，单是在德国一国胜利，那么禁制苏联其它政党的需要性便会立即消失。一党统制成为了斯大林主义的极权制度在法理上的起点，这绝对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可是造成这种发展的理由，既不在于布尔什维克主义，也不在于禁制其它政党这项临时性的战时措施，而却是在于欧洲和亚洲的无产阶级发生了连串的失败。

这同样适用在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方面。在革命的英雄年代，布尔什维克党人和真正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携手作战。他们中有许多人被吸引成为党的基层。本文作者曾经不止一次的和列宁讨论到，在当地居民的同意之下，把某些地区拨给无政府主义者的可能性，以让他们可以维持无国家的实验。然而内政，外国封锁和饥荒不容这种计划的空间。至于克朗士达脱的起义吗？然而革命政府自然不会由于有少数几个可疑的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到反动的农民-士兵的起义，就把保卫首都的堡垒“赠送”给起义的兵士去。就关于克朗士达脱，马哈诺（Makhno）和革命中的其它插曲，对这些事件作出具体的历史性分析，便会使这些由无知和滥觞大吹特吹而成的传奇没有发挥的余地。

最后只余一宗事实，即布尔什维克从一开始不仅动用了定罪，并且还动用了强制力量。后来，从革命中生成的官僚垄断了强制制度以为己用；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发展的每一个阶段皆是从之前的阶段而来，在之前的阶段扎根，并且具有之前的阶段的某些特点；即使在翻天覆地的发展阶段如革命及反革命，也无例外。包括韦伯斯在内的自由派，经常强调布尔什维克的专政只不过是沙皇专政统治的新版本。他们对以下这些“细节”闭眼不顾：废除君主制和贵族，把土地交给农民，褫夺资本，引进计划经济，推行无神论教育，等等。无政府主义自由派同样地闭眼不顾这项事实，即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纵有着压迫，但它是在群众的利益下颠覆了各种社会关系；而斯大林派的特尔米多反动的颠覆，是在特权少数的利益下连带令苏维埃的社会发生转变。把斯大林主义等同于布尔什维克主义，此当中没有一丝一毫的社会主义准则，这是清楚不过的。

布尔什维克主义其中最为出众的特点，是它对待学说的问题有着严厉，准确乃至于是爱争吵的态度。列宁全集的27卷著作永远都会是理论的最高觉悟的例证。布尔什维克主义要是没有这个最基要的素质，便永远无从完成它的历史作用。在这一点上，粗糙，无知及全然的经验主义性的斯大林主义处在截然相反的另一端。

左派反对派在超过10年之前在纲领上宣布：“自从列宁死后，一整系列的新理论被创造出来；这些理论的唯一一个目的，是为斯大林主义者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上往后退作辩解。”还在数天之前，曾经参加过西班牙革命的美国作家列斯顿·M·奥克写道：“斯大林主义者实际上是当前首屈一指的马克思和列宁的修正主义者---在修正马克思方面，伯恩斯坦是难望斯大林的项背，没有他的一半胆量。”这个说法绝对正确，人们只须补充一点，即伯恩斯坦实际上颇为感到有理论的需要：他认真地试图把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实践与其政纲拉上关系。至于斯大林主义官僚，则不仅和马克思主义全无共同之处，并且是与任何学说和体系迥然陌生的。它的“意识形态”从头到脚渗透着警察的主观主义，它的实践是暴戾的经验主义。它对任何理论的敌意态度与簒权者阶层的根本利益完全吻合：它不能为自身的社会作用作出交代，也无法向任何人作交代。斯大林不是用理论家的笔杆子修改马克思和列宁；他用的是格柏乌的铁蹄。

被布尔什维克主义撕破他们的廉价面具的那些自吹自擂的无足轻重的人，尤多抱怨布尔什维克主义“不道德”。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社会主义者”，文人，议会，及其它圈子里，传统的价值观大行其道，又或者是用传统的语言来掩饰他们之缺乏价值观。这个庞大，混杂，互相保护的社会---“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敏感的皮层，无法忍受马克思主义的手术刀的触碰。在两个阵营之间犹豫不定的理论家，作家，道德家，他们在过去和现在仍然认为布尔什维克党人恶意地把分歧夸大，没有能力和其它人“忠诚”合作，并且“阴谋”工人运动的团结。还有，那些易于大动肝火，神经过敏的中派主义者，经常认为布尔什维克党人“恶意中伤”他---只简单地由于布尔什维克党人把他那些半吊子的思想推行到底，而他本人却从来办不到。但事实是只有这种宝贵的素质即用毫不妥协的态度来对待所有遁词和逃避，才能教育一个革命的党不会对“不寻常的情势”视而不见。

分析到底，每个政党的道德素质皆来自于它所代表的历史利益。布尔什维克主义具有自我牺牲的精神，不偏和，勇猛，蔑视各种虚饰和谬误；这些道德情操---人类天性的最高素质！---来自于为被压迫者的利益服务的革命的不妥协性。斯大林主义官僚在这个领域里仿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言词和姿态。可是当警察机器应用上“不妥协性”和“没有弹性”来为特权少数效劳的时候，这些素质也就成了道德沦丧和作恶多端的泉源。对于那些把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英雄主义等同于特尔米多分子的官僚犬儒主义的先生们，我们只能嗤之以鼻。

时至今天，尽管发生过近期许多充满戏剧性的事件，那些凡夫俗子仍是宁可相信在布尔什维克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的斗争，是一场关乎个人野心的勾心斗角，或至好也不过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两种“形式”之间的冲突。持这种意见的人当中，美国社会党的领袖罗曼·汤马士有着最拙劣的表述；他写道：“没有多少理由相信，假如胜利的是托洛茨基（！）而不是斯大林，便会结束俄国的阴谋，密谋和恐怖统治。”（《美国社会主义者评论》1973年9月号第6页）这个人竟自视为…马克思主义者。人们也可以有权利说：“没有多少理由相信，假如是罗曼一世占据全知圣洁的皇座而不是皮乌斯十一世，天主教教会便会变为社会主义的堡垒。”

汤马士无法理解，问题不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角力，而却是官僚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水火不容。即使时到今天，苏联的统治阶层诚然还是被迫去适应仍未消除殆尽的革命遗产，同时又一面通过直接的内战（血腥的“清算”---大量铲除不满者）来为社会政权的转变作准备；但在西班牙，斯大林主义集团已经公开地担任资产阶级秩序的堡垒来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波拿巴主义官僚的斗争就在我们的眼前变成了一场阶级斗争：是两个世界，两种纲领，两种道德之间的斗争。要是汤马士认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对不名誉的压迫者的胜利，不会令苏维埃政权从政治和道德上恢复朝气，那他只会证明哪怕他有多么的保留，支吾其词和虚伪的叹息，他是远为接近斯大林主义官僚而并非工人。汤马士就和其它揭露布尔什维克的“不道德”的人一样，干脆就不会长进而成为有革命道德的人。

那些企图越过布尔什维克主义而“返回”马克思主义的“左派”，一般都自限在各种孤立的万应灵药：杯葛旧有工会，杯葛议会，创立“真正的”苏维埃。在战役的第一轮热潮之际，所有那些万应灵药看起来还会是极端有深度；但时到今天，经过最近的经验之后，这样的一种“幼稚病”已经唤不起哪怕是人们的好奇心了。荷兰的霍尔特和潘纳却克，德国的“斯巴达克派”和意大利的博尔迪盖派人士，只不过是借着人为地把布尔什维克主义其中的一个特点大吹特吹，并且反对其余各点，藉以来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分立开来。但所有这些“左”派倾向，无论在实践和理论方面已经荡然无存。这便是一项间接的，但重要的证据，证明布尔什维克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时代唯一可能的形式。

布尔什维克党在行动中表现出最高度的大无畏的革命勇气和政治现实主义两者的相结合。它首次在先锋队和其阶级之间确立起能保证胜利的唯一关系。它用经验来证明，只有通过传统小资产阶级党派的政治失败，无产阶级和农村被压迫的群众及城市小资产阶级才有可能结成同盟。布尔什维克党向全世界作出示范，怎样进行武装斗争和夺取政权。那些拿抽象的苏维埃和党的专政对立的人应该明白，只是多亏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才使苏维埃能从改良主义的泥沼中脱颖而出，竣至无产阶级国家的形式。布尔什维克党在内战里达至把军事艺术和马克思主义政治正确地相互结合。假如斯大林主义官僚真的会成功地破坏了新社会的经济基础，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计划经济的经验也将永远作为人类最伟大的教导之一载入历史。只有那些背对历史的进程，受到挫败，受到冒犯的宗派主义者才会对此不顾。

但那还不是全部。只因布尔什维克党用理论照亮它的每一个步伐，所以它才能推行它那无与伦比的“实际”工作。这套理论不是由布尔什维克主义创造的：它是由马克思主义装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是运动的理论，而非停滞不前的理论。只有规模浩大的历史事件才能丰富这套理论本身。布尔什维克主义对帝国主义时代作为战争和革命的时代的分析，对资本主义腐朽时代下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分析，对罢工和起义之间的互相关系的分析，对无产阶级革命时期下党，苏维埃和工会的作用的分析，对苏维埃国家的理论，对经济的过渡时期的分析，对资本主义没落时代的法西斯主义和波拿巴主义的分析，及最后对布尔什维克党本身和苏维埃国家的堕落的分析，俱为马克思主义带来无比珍贵的贡献。有哪些其它倾向曾经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结论和归纳作出本质性的补充，且举出这些倾向的名称吧。范德费尔德，德布鲁凯尔-希法亭，奥托·鲍尔，莱昂·勃卢姆，济罗姆斯基，以至更不消提到梅杰·阿特利和罗曼·汤马士这两个人了；所有这些人不论在理论上和政治上都依靠过去的破烂残余来讨生活。共产国际之在理论上沦落到第二国际的水平这个事实，是其堕落的最为赤裸的表述。至于其余所有种种中间性的团体（英国的独立工党，西班牙的POUM之类），每隔不久便摘取马克思和列宁的片言只字来应付它们的当时需要。他们无法教育工人什么。

唯有把马克思和列宁的整套传统的第四国际的建立者，才是持着严肃的态度对待理论。凡夫俗子或会取笑道，继十月革命胜利后的20年，革命者们又再一次投身到谨小慎微的宣传准备工作去。在这个问题上，一如对待其它问题一般，大资本家们比起那些自视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更有洞察力。有关于第四国际这个题目，经常见于世界报章上的专栏，决不是出于偶然的。历史对于革命领导的危急需要，向第四国际承诺了特别迅速的发展速度。第四国际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有机的产物而非历史大道之外的旁枝这个事实，是第四国际取得更进一步的成就的最大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