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华

王振华、黎洁霜夫妇

熊安东

王振华又名王叔本(树本)，东北哈尔滨人，“九‧一八”事变后入关，北京大学读经济系，在反日反国民党的左倾学生运动中，参加了陈独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一九三二年十月陈独秀被捕后，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陷于散漫分裂状态，三次组成临委会又三次遭破坏。一九四六年六月，四个北平激进托派学生到了上海，他们是斯朝生、刘家良、王叔本、扈文章、他们推开“老人”陈其昌、尹寛，组成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委员会。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又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以示不再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一派，而是一个新的共产主义党。三月，斯、刘、王、扈被逮捕，判刑后关押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刘七年，其余三人各五年。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他们与其它政治犯同时提前释放，扈文章去了东北，斯朝生去了武汉，刘家良和王振华回到上海，王振华去了香港，他们分别在沪港两地从事托派组织活动。一九四零年，沪港两地因对组织原则发生意见分歧，王振华回沪与《斗争》编委(编委代行中共同盟中央职位) 彭述之、陈其昌、王文元、刘家良、楼国华、郑超麟等争论，一时争论不出结果。久住，王振华生活无法解决，因为编委们都是靠卖稿维持个人生活。王振华要求组织给他买张船票回香港，编委们没人答理。因此，他向蒋振东讲：特务盯上他，与特务周旋甩不掉。《斗争》编委们恐惶起来，命蒋振东速买船票给他送去，他又向蒋振东讲了实话。《斗争》编委们很气愤，一致认为王振华严重违反了组织纪律，决定开除。上世纪80年代，郑超麟向我讲述这段故事时，曾表示说：当时做出开除的决定是有点过份的。同时也告诉我，当时王振华对抗日战争的看法是倾向陈独秀的观点，而《斗争》编委们没有人同意陈独秀的观点。

王振华回港不得容身，就去了广西，暂住女友黎洁霜家。一九四一年初，王振华到了抗战时期的首都重庆，由大学时的同学介绍到《益世报》做校对工作，解决了生活问题。同时与已在重庆开展托派组织活动的梁贻接上头，梁贻为筹划出宣传刊物《工人呼声》，正愁缺一位有理论功底、有写作水平的人，王振华正是他需要的，在北平时，梁贻就同王振华相识，且知王振华的组织活动能力强，立即命王振华负责主编《工人呼声》，同时把21兵工厂当工人的十多位托派学生交王振华联系。

王振华负责主编《工人呼声》后，除了宣传陈独秀的十项抗战主张，加大了对蒋党政府的批评力度，批评蒋党政府对日消极应战错误政策，反对蒋党借口抗战任意剥削工人，使之不能维持最低的悲惨生活。

王振华勤于到各工厂去联系做工的托派学生们。曾在21兵工厂做工的孟宪章，于一九九四年四月写的信回忆说：“王振华定时到21兵工厂来，给我讲革命理论，布置工作，多数是在临江门对面嘉陵江的沙滩，边走边谈。”“有一次天黑了，王振华就在陈家馆街我租的房子住了一夜，察看能否把印刷机放在我的住处。”

一九四一年上半年是重庆地区托派初期组织最活跃时期。从一九三九年冬到一九四一年夏，国立六中托派思想的学生，先后三批到重庆进入工厂当工人，共约三十多人，都是为了信仰，为了真理而走向社会实践孟浪少年人，活动热情有余，政治经验严重不足。王振华被上海托派中央开除来到抗战的大后方，遇到这群有思想有抱负青年，精神为之一振，何尝不想好好干一番事业。

一九四一年初，他刚到重庆时，梁贻尚不知他被上海托派中央开除的事，就把他拉进自己的组织中，而他又无法向梁贻说明被开除的底细。大约五月间，梁贻得到沪港方面的通知，梁贻既要听托派中央的，又无法一下子把王振华推开去，同时，对这群思想激进的青年学生又失去了掌控信心，从他写的《回顾》中可知他感到组织危机，打算离开重庆。

一九四一年十月八日，农历八月十八日，蒋党特务对重庆托派组织进行了第一次大搜捕，在五十兵工厂的梁贻被捕，在二十一兵工厂和其它工厂的十多名托派学生被捕。在二十一兵工厂的孟宪章没有被捕，一九九四年四月，孟宪章的信上回忆：那天他不在工厂里，所以没有拘捕他，过了两天，王振华特地到他住的地方通知他，次日送他到长江南岸弹子石织布厂暂住，日后跟一位工人老师傅去乐山武汉大学校办工厂当木模工。

第一次大搜捕后，王振华离开《益世报》社转到华岩高级农校教书。一九四二年二月，蒋党特务又对重庆托派组织进行了第二次搜捕，王振华在华岩农校被捕，他的女友黎洁霜在江津白沙镇国立女子师范被捕。同一时期被捕的有电力公司的刘振基和王坤荣，南川飞机修配厂的赵风田(赵金生)。

一九四三年，王振华和黎洁霜由重庆押到贵州息烽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监禁。当时，张学良、杨虎城和新四军被俘军长叶挺等人都关押在息烽集中营。抗战结束后，息烽集中营撤销，王振华又被押回重庆关押在磁石口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监狱，在狱中与黎洁霜结婚。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兵临山城重庆，蒋党特务在磁石口集中营进行了一场血腥大屠杀，王振华一家四口全被杀害，连两岁的王小华和一岁的王幼华也不放过 ! 同时遇难的还有王坤荣和赵金生。月底，重庆解放后，托派王振华一家四口悲壮牺牲的事迹，被幸存的难友们纷纷传遍山城。

重庆托派组织的领导人隗寛和刘志超、李绩到磁石口查找王振华等人的遗体，隗寛写了王振华，黎洁霜、王坤荣和赵金生四烈士的小传，刊登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的《新蜀报》上。一九四九年底，重庆地区政府在大同路小学展出王振华、黎洁霜和他们的两个幼儿一家四口被杀害的事迹，作为对蒋党残酷的典型来宣传、控诉。一九五零年初，隗寛和李绩专程到南温泉访问在那里疗养的罗广斌，他与王振华曾同时关押在白公馆监狱。罗广斌详细谈了王振华在狱中的情况，称赞王振华意志坚定。

《红岩》有江姐抱起“狱中之花”的一段描写，说明罗广斌在创作他的革命典型人物时，他的意识中没有忘记王振华、黎洁霜的事迹，反托宣传使他不能不讲出“狱中之花”的父母是谁。

王振华、黎洁霜一家四口人虽被敌人杀害，但在烈士总名录上却没有他的名字。“一一‧二七”大屠杀《被害人登记表》注明：“王振华、黎洁霜，托派，不列名”。

反托宣传，或反托运动，不是国产，是斯大林时期的苏联进口货，它影响我国政治生活半世纪之久。因为王振华、黎洁霜是托派，他们牺牲时的英勇悲壮的事迹，被反托的历史尘埃埋没了三十多年。

直到上世纪80年初，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搞清这个问题，不仅是对一百多名死难者及其子女负责，也是对现代史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负责”的精神，四川省委组织部复查了“一一‧二七”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三百多名政治犯中尚未被承认烈士的九十多名政治犯的事迹，复查结果，这九十多名政治犯中有六十多人被追认为烈士，其中有王振华、黎洁霜。

其实，王振华、黎洁霜的事迹无须复查，早在三十年前，重庆一解放，那些幸存的难友们就已传播他们英勇的事迹。王振华一家四口遭灭门杀害的事迹是悲壮感人的，而王振华、黎洁霜夫妇俩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仰是意志坚定的，更使幸存难友们感动不忘。从“托派，不列名”到追认为革命烈士，是历史性的一大进步。

一九八三年八月，中国有四家报纸分头报导了王振华、黎洁霜的事迹：八月十三日《光明日报》，八月十六日《文汇报》，八月二十八日《四川日报》，八月三十一日《重庆日报》。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六日星期二上海《文汇报》《‘狱中之花’的托派父母》一文的摘要如下：

(黎洁霜)“的同狱难友任x x 同志回忆道：‘黎洁霜没有乳汁就舂米羹，以仅有的一点简单坎具为狱中受刑的、生病的难友服务。车跃先同志牺牲前管图书馆时补破旧书用的浆糊，也是她夫妇搞的。白公馆为抗议十月二十八日在大坪公开枪杀同志，绝食两天，她夫妇断了火种，娃娃饿得大哭’。”

“国民党特务对王振华的经历是非常清楚的，他们曾要求他配合反共，但是，王振华坚决拒绝了。”

“据韩子栋同志回忆：王振华对我们同志的忠贞不渝表示出敬佩同情。”

“王振华的同狱难友毛xx同志回忆说：王振华知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已于十月一日成立，《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国歌，他曾跑到窗口悄悄向罗广斌、陈然他们，告诉了这个喜讯。”

“从难友们的回忆材料和刽子手杨进兴(绰号猩猩)的交待材料看，经过是这样的：一九四九年一一‧二七大屠杀开始，白公馆楼上的难友被屠杀后，从楼下最先押出的是王振华、黎洁霜夫妇和两个孩子，夫妇俩都铐上手铐，一人抱一个孩子。王振华身体非常虚弱，但是还是尽量挺起胸，抱好小华向前走，脸上毫无惧色。黎洁霜身体极度虚弱，吃力地抱着不满周岁的‘狱中之花’幼华，跟在丈夫身后。”“当他们经过四号、三号牢房时，难友们清楚地看见黎洁霜脸上没有一滴眼泪，神态异常严峻，像一座晶莹的大理石雕像。”“他们夫妇俩一步一回头，依依不舍地用目光向拥在鐡窗前的难友告别。”

“两岁的小华，看见凶神恶煞般的刽子手，吓得大哭起来，他尖声呼叫：妈妈，我怕，我怕 ! ”

“黎洁霜回头对刽子手杨进兴说：你们多打我几枪，把孩子放了。”

“杨进兴瞪着血红的眼睛，大声吼道：把孩子一齐打，斩草除根。”

“王振华对黎洁霜喝道：一起就一起，你同这群狗讲什么 !”

一九八四年，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编写的《党没有忘记他们……红岩英烈》(上下两册)，在上册中有一篇：《一对宁死不屈的患难夫妇-----王振华、黎洁霜》。

“九‧一八事变”后……年青的王振华、眼看着故乡被敌人占领，只好流亡到关内。有家不能归，他对日本帝国主义十分仇恨，胸中燃烧着抗日救国的怒火”。

“一九三四年，王振华在北京大学经济系读书时，积极参加了东北流亡学生的抗日宣传活动。那时的北大学生联合会中有喊着抗日口号、打着革命招牌、装得十分激进的托派学生。由于王振华年轻幼稚，思想偏激，不识托派的真面目，被介绍参加了托派，误入岐途。[一九八四年，写这番反托套话，不足为奇，是以《毛选》第一版第一卷一六八页那个对托派定性的注为基调的 ]……“在蒋介石反动统治下，抗日有罪，他被北大开除了学籍。……触怒了反动派，……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逮捕，关押了两年多”。[他到上海积极参与了托派组织，他参与了陈独秀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改组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成了一个新的共产主义党，一九三五年三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 ]“七七事变后，抗日的烽火燃遍了祖国大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他才被释放出来，在上海从事托派的组织工作。由于他公开提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这就在政治上背离了托派破坏抗战的反革命纲领，与托派中央发生了严|重分岐，被勒令离开上海，出走香港。”[ 这番反托套话，是依据《毛选》第一版第一卷一六八页那条给托派定性为汉奸反革命的注为基调的 ] ……“不久，他和黎洁霜一道到了广西梧州，住了一段时间。随后他……只身到重庆……参与和领导重庆的托派组织四川地委会的工作，负责编辑油印的内部刊物《工人呼声》报。这时候虽然他还没有完全摆脱托派思想体系，但着重宣传抗日救国，坚决主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妥协投降和揭露国民党的腐化与无能。他的文章，文笔流利，富有感召力，很受当时一部份青年工人和学生的欢迎。上海的托派中央对王振华恨之入骨，立即解除了他在重庆托派地委会中的职务”。[ 最后两句是反托派谎言加反托呓语 ] “他再次受到打击后，写了《我们组织工作应有的方向》和《我们的任务提纲》两文，……他在文章中明确指出：‘国民党随时都有妥协投降的时候……也只有我们在各工厂内能够发动改良生活的斗争和反对国民党政治压迫的斗争及暴露国民党腐化与无能’，并指出我们‘和国民党统治是不可调和的’‘中国的主要敌人，仍然是日本帝国主义，因此，在战争中我们要尽一切方法使帝国主义失败’。这两篇文章的主要精神表明，他在思想上基本已脱离了托派的思想体系。”[ 这一大段文章是以中国共产党抗日、中国托派破坏抗日为基调，企图改造王振华的面目。王振华主张抗日，‘在政治上背离了托派破坏抗战的反革命纲领’，‘因此被托派中央开除，他仍然主张抗日反国民党’，在思想上基本已脱离了托派的思想体系。因此被托派中央‘恨之入骨’、‘解除他在重庆地委会的职务’‘他再次受到打击’云云。一九九一年，《毛选》第二版修改了《毛选》第一版对托派的定性。《毛选》第一版的定性是：‘完全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人民的卑污工具’、‘从事各种有利日本侵略的活动’(《毛选》第一卷一六八页)。《毛选》第二版的定性是：‘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第三国际……错误论断而造成的’(《毛选》第二版第二卷二七o页和第二卷五一六页)。一九八四年，引用王振华主编的《工人呼声》上发表的抗战言论，从一九九一年《毛选》第二版对托派定性看，恰恰说明了重庆托派组织活动真像：‘只有我们在各工厂内能够发动改良生活的斗争和反对国民党政治压迫的斗争及暴露国民党腐化与无能’。]

“他办的《工人呼声》报公开在一些学校和工厂中散发，鼓动工人罢工，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一九四二年二月，王振华再次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经过严酷审讯，认定为重犯，关进‘中美合作所’白公馆监狱。”

关于黎洁霜，《一对宁死不屈的夫妇》有如下的记叙：黎洁霜，原名黎琦清，祖籍广西苍梧，父亲黎庆裕，清末梧州经商，家业富厚。黎洁霜一九二零年五月出生在梧州。父亲早死，由母亲黄衍文将兄弟姐妹数人抚养长大。”“黎琦清少年时代就同情封建压迫下的劳动妇女的悲惨遭遇，她对家中婢女不但平等相待，而且很尊重。一九三二年，她从广西省梧州女中附小升入女中，后转学到梧州一中读书。她文静持重，学习勤奋，语文很好，深得老师喜爱。她从初中起，一直订阅《中学生》杂志，从中学习到不少新的知识开阔了眼界。她对旧社会的种种黑暗，深怀不满，逐步树立起抗日救国，争取妇女解放自立的思想。”“黎洁霜初中毕业后，于一九三六年春到南宁集训，夏天，她参加了广西第一届学生军。在学生军中，她追求进步，不倦地阅读进步书刊，特别是苏联文学，扩大了视野。”……“黎琦清从广西学生军复员，升入广西大学附中读高中，受进步同学影响，参加了广西大学进步同学组织的读书会。……她常和一些进步同学一起，热烈探讨抗日救亡，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等问题。”……“七.七事变”爆发后……“她就在学校积极地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一反过去文静持重的性格，成了广西大学附中女生中活跃分子之一。虽然她才十七岁，才华出众，能歌善舞，喜欢演剧。梧州爱国话剧社每次演出，都邀广西大学学生会出节目，黎琦清常去参加，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黎琦清的胞兄黎超贤是中山大学学生，广州沦陷后，他与中山大学教授高承元等人先后来到梧州。”“以后，他们去香港筹办日报，黎琦清随他们前往。去港后，黎琦清发现高承元等人只是口头抗日，不作实际抗日工作，就离开了他们，自己停留香港，继续寻求抗日救国门径。她在留港期间，与正在香港宣传抗日的王振华相识。”[ 没有记叙黎琦清在留港期间，进工厂做工，参加了托派组织活动的事迹 ]“她仰慕王振华抗日坚决，学识渊博，才华洋溢，品格纯朴，就发生了爱慕之情，和王振华在香港住了一段时间，结伴回到广西梧州家里。……不久，王振华赴重庆。为了大学深造，赴重庆和王振华相会，黎琦清改名黎洁霜，一九四一年秋以广州私立南京中学文凭考入重庆(白沙镇)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读书。”

“王振华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敌人立即搜查其住处，发现了黎洁霜写信给王振华的信件和照片。这时，黎洁霜也在打听王振华被捕后的下落，准备去探亲。结果，反动派把她也抓起来。她被捕，想尽快与王振华见面，就声称她已和王振华结婚。……以后，她同王振华一起被押解贵州息烽集中营，长期监禁。”

“集中营的敌人了解到王振华、黎洁霜有较高文化水平与才干，妄想软化拉拢他们……要他跟他们一起干。这个阴谋被王振华当场揭穿，严词拒绝。”

“敌人用尽了各种威胁和利诱手段，都无法使王振华、黎洁霜屈服，只好无可奈何地以精神折磨来惩罚他们。他俩关在同一监狱，虽然近在几呎，却长期不让他们见面，妄想动摇他们的意志，从精神上拖垮他们。”

“抗日战争胜利后……撒销了(贵州)息烽集中营。但是敌人认为的‘危险人物’和‘重犯’，并没有被释放。王振华、黎洁霜等人，被转押重庆白公馆继续监禁。在王振华、黎洁霜一再抗议和难友们的呼吁下，敌人把他们同关在白公馆楼下一间阴暗潮湿的小牢室里。他们终于在敌人的监狱里举行了婚礼。”

“一九四七年，黎洁霜生了第一个儿子取名为王小华。由于狱中生活艰苦，黎洁霜同其它难友们一样，伙食没有营养，吃的是有霉味的‘平价米’，菜又没有油水，常常是白水煮豆芽，生活很凄苦，还要给孩子喂奶。她身体极度虚弱，脸色苍白。……特务头子徐远举见此情景，觉得有机可乘，假惺惺地表示关心和同情，企图以写悔过书为条件，释放他们。但当场遭到了黎洁霜的拒绝，王振华称赞妻子有骨气。”

“他们夫妻俩除了用那简陋的炊具为生病或受刑的难友服务以外，还参加狱中党组织领导的为抗议敌人在大坪公开杀害许建业等革命同志的绝食斗争。当年的难友，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们参加绝食斗争时，全家灭掉火种两天，孩子饿得哇哇直哭的情景。”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正当解放重庆的隆隆炮声震撼山城，美蒋反动派即将最后崩溃的时候，盘踞在‘中美合作所’的国民党的特务们，开始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对(三百多名)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的集体大屠杀。刽子手们从白公馆楼下牢房最先押出王振华、黎洁霜夫妇和两个孩子。夫妻俩在敌人的长期折磨下，身体虽然十分虚弱，还是昂首挺胸，竭力抱好孩子，毫无惧色地迈着坚定步伐，高呼着口号，向刑场走去。在鐡窗内的难友们，含着泪花为他们送别。难友们看不出他们夫妇俩有丝毫的恐惧与忧伤，而是神态严峻，步履坦然地向前走去，还不时地回头依依不舍地向难友们告别。”

“临刑时，两岁多的小孩王小华看见押着他们一家的刽子手们一个个凶神恶煞的样子，吓得大哭起来，不住地叫喊：‘妈妈，我怕 ! 妈妈，我怕 !’ 黎洁霜看着紧紧伏在他们夫妇俩身上的两个儿子，听着儿子凄惨的哭声和惊叫声，……她转过身对押着她的刽子手杨进兴说：‘你们多打我几枪，把孩子放了’。”

“一起就一起，你跟这群狗讲什么 ! ”王振华高声喝住妻子。

“刽子手们夺过他们手中的孩子，就在他们的眼前把孩子残杀了。

“王振华面对凶残的敌人，大义凛然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 毛主席万岁 !”[ 个人崇拜、造神运动，在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定势，想象一九四九年的王振华，应该是“大义凛然地高呼”这两个口号才能算得上是革命烈士。可是，当时幸存的难友们的回忆中没有提到这两口号，《红岩》作者之一的罗广斌也只是说王振华意志坚定，没有提到这两个口号]。

在《光明日报》、《文汇报》、《四川日报》和《重庆日报》，四篇报导文章的煞尾都同样加上一段喊两个口号的“特写”。如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一日《重庆日报》的报导中最后的“特写”是：“他被捕前两年还是托派思想……尤其最近一年，他已完全接受了共产党的思想和主张……接受了真正的共产主义……一一‧二七临刑时，他高呼的是：中国共产党万岁 ! 毛主席万岁 !”

信仰马克思创建的资本掠夺剩余价值学说和辩证唯物论的王振华，会去接受无何有之乡的“真正的共产主义”吗 ?一一‧二七临刑时，他也会高呼“家天下”式的口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