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闫子桂曾把一大批流亡内地的山东学生拉到托派组织。＂(唐宝林《中国托派史》214页)

“四川的托派组织也有相当的发展，复刊了机关报《电光》。”(唐宝林《中国托派史》214页)

        一九八六年，梁贻在香港出版《回顾》一书中，记述了一九三九年四月他由西安沿川陕公路步行进四川，走到罗江，“见了闫子桂”，“和子桂盘桓了一天”(当时闫子桂是国立六中四分校的教员)，“他在学生中有了信仰，已经谨慎地建立了(托派)组织。” “我俩有同一观点：学生一定要进工厂，不经过锻炼是靠不住的。”(梁贻《回顾》62页)

        抗日战争时期，四川产生了托派组织，可以说是梁贻和闫子桂两个人做起来的。闫子桂在国立六中四分校影响发展了五十多名托派思想的学生，梁贻先到重庆进工厂，然后把陆续到重庆的托派学生引进工厂做工，实践他同闫子桂的“同一观点”。

        梁贻于一九三九年五月到了重庆，经熟人介绍，到距市区四十多里的磁器口军政部制呢厂电灯房干了三个多月后，又考取了金陵大学电机系开办的电气训练班，校址在曾家岩，对面是重庆电力公司。梁贻在制呢厂时结织的青年工人师傅刘振基已转到了电力公司，两人朝夕相处，受他影响，刘振基成了托派成员。

   一九三九年十月到十二月，第一批托派学生孟宪章、杨寿元、曹庆华、孙鸿智、尹纯德、张圣时、杨承章等先后到了重庆，他们大多数进入工厂当工人。杨寿元先进益世报印刷厂学排字，后进二十一兵工厂技术学校；孟宪章进二十一兵工厂步枪厂学徒工；孙鸿智进二十一兵工厂当锻工，因不能适应锻工工人生活，又回到了学校读书。

    一九四0年暑假前后，第二批真理读书会员到了重庆。他们是刘志超、苏学常、范文华、任玉玺、康至全、刘广恩、赵盛文、曹庆华、刘恒新、郭桓参、陈汝霖、牟家义等十多人。刘志超进南方印书厂排字工；苏学常南岸织布厂工人；刘恒新磁器口军政部制呢厂；刘广恩军政部制呢厂；康至全公共汔车司机；曹庆华公共汽车售票员；赵盛文郭家沱五十兵工厂勤杂工；任玉玺南岸氿精厂。

        一九四一年暑假前后，第三批会员到了重庆，他们是单才、单松岑、王香臣、张洪仁、杜文林、隗寛、赵风田、王学诚、李广智、蒋复学、李雨亭等十多人。单才江北鐡厂抡大锤；单松岑江北鐡厂锻冶工；王香臣二十一兵工厂制图工；张洪仁二十一兵工厂制图工；杜文林南方印刷厂学徒工；王学诚、李广智、蒋复学三位会员因没有及时找到工作，流落街头，夜宿嘉陵江岸边的废弃船上，都死于霍乱。

        大批托派学生进工厂当工人，梁贻策划着要成立个核心领导小组。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上海重庆两地通航通邮，经上海托派组织介绍，梁贻与在重庆的张维良取到联系。张维良在施复亮开的南方书店当伙记，帮施复亮主持南方书店业务。由于张维良的关系，刘志超和杜文林先后进入南方印刷厂。一九四O年底，梁贻与在部队上当排长的赵芳举取得联系后，赵芳举脱离部队，考入重庆电力公司当职员。赵芳举，山东青州人，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山东读师范学校时参加入托派，与梁贻是同一时代的一代托派，他们参加托派时，正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三国际指令下，执行左倾冒险政策时。

        一九四O年九月，梁贻离开金大电训班到五十兵工厂电气间当电灯工。五十兵工厂位于长江边的郭家沱。轮船从朝天门码头下行一小时的路程。每逢星期日，梁贻都到重庆与刘振基、张维良及六中学生范文华等聚会。

        范文华是受闫子桂影响较早的学生之一，一九三九年上半年他与同班同学孟宪章发起组织“真理读书会”。他曾被选为第一届学生自治会主席，因向校方交涉解决学生的生活福利问题，他脾气暴躁，与总务主任发生争吵，被校方开除，后改为记大过一次。一九四O年暑假他离校去了重庆。梁贻在《回顾》中写到“罗江来了个首座学生，老范(范文华)，长清人，大脸盘，大眼睛，能读书，能讲话，能打架，便由他担任联络安排六中来的学生，他暂不进厂。” (《回顾》72页)，三个“能”字把范文华的特点说齐了。在五十多名真理读书会员的心目中，他是最信得过的，都敬重他，他熟读列宁选集(共十二卷，只买到九卷)。他到重庆后，就成了梁贻的副手，专职跑组织联络工作。他也是后期重庆托派组织领导人之一，化名艾夫。在重庆托派组织中，只有他一个人始终脱产的，他的生活费用和有限的活动费用，全靠在职的同学支持。

        一九四一年初，王振华到了重庆。王振华又名王叔本，据说他崇敬叔本华而取此名，“树本”是他人误听传讹。东北哈尔滨人，“九一八”事变后到北平，在大学读书时，参加了陈独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托派)，一九三二年陈独秀被捕后，上海的托派临委员屡遭破坏，一九三四年六月，北平的托派大学生王叔本、刘家良、斯朝生、扈文焕到了上海，夺了上海托派临委会的权，成立托派中央委员会，一九三五年一月，他们将陈独秀领导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表示托派不再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一派，而是一个新的共产主义党。一九三五年三月，他们被国民党逮捕，判刑后关押南京军人监狱。他们定名的“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却一直延用了下来。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他们和其它政治犯同时获释，王叔本回到上海，以后又去了香港，一九四O年，他回到上海，在抗日战争的认识问题上、组织原则问题上，他同当时上海托派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的编委们发生意见分歧，争执过程中，编委们借他犯了组织性的过错而将其开除(关于他被开除事，在下一节中再谈)。他被开除后，回到香港不得容身，就去了内地广西，暂住女友黎洁霜家，他的女友在香港做工时受他影响而参加了托派。一九四一年初，他从广西到了重庆，由他大学同学介绍进入《益世报》社做夜班校对工作。同时与梁贻接上了头，他们在北平时就相识。梁贻佑道他理论水平高，会写文章，就让他主编机关报《工人呼声》，并让他负责指导二十一兵工厂的工作，那里有十多名托派学生在厂里做工，是重庆托派组织活动的一个重点。他被上海托派中央革出教门，到了抗日战争的首都重庆，意想不到地又被拉进托派组织，主编机关刊物《工人呼声》，又直接指导一群热情有余，政治经验不足的托派学生，他的兴奋之情是可以理解的。

    到一九四一年春节为止，在重庆由梁贻聚拢起的中国共产主义同盟“老人”有梁贻、张维良、王振华、赵芳举、闫子桂等人。

    梁贻-----是六中托派学生在重庆的组织者。

    王振华------《工人呼声》的主编和各种传单的编写者。

    赵芳举------《工人呼声》的刻印和发行。

    张维良------经济支持和介绍会员进厂。

    闫子桂------是六中托派学生的启蒙老师。

    刘振基------是梁贻到重庆后首先影响发展的一位工人师傅， 负责财务保管工作。

  以上这些人都有工作，星期日他们才能有时间聚会。

  一九四一年上半年，是前的重庆托派组织最活跃时期。有了组织刊物《工人呼声》，分散在十多家工厂里做工的托派学生可以用来扩散托派思想进行宣传活动。由于米价暴涨，各工厂里的工人，常为要求增加工资和米贴而举行罢工，王振华根据各厂反映来的情况，及时印发传单，为工人写出心中的诉求。在工厂里的工人中发展了托派成员，如刘毅原是江北鐡厂工人，他在工人罢工中很积极，他把无法用语言表述的思想告诉了在那厂里的托派学生，然后由王振华整理成宣传文字写成传单散发，刘毅受到了思想影响而成了托挀成员。抗战结束后他到上海参加了彭述之的建党大会。在电力公司的刘振基影响发展了黎昌堃和刘有绶成为托派成员；孟宪章在二十一兵工厂影响发展了技工白玉玺成为托派。只有二百多任务人的磁器口制呢厂的托派学生刘广恩等领导该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和米贴的罢工斗争取得胜利，工人们给他披红绸，戴红花，共同庆贺。

   曾在二十一兵工厂做工的孟宪章，于一九九四年四月五日和二十九日写给李雨亭的信中回忆说：“王振华定时到二十一兵工厂来，给我们讲革命理论，布置工作，……多数是在临江门对面的嘉陵江岸边的沙滩上，边走边谈。”“有一次天黑了，王振华就在陈家馆街我租房子住了一夜，察看能否把印刷机放在我的住处。”

   王振华初到重庆与梁贻接上头时，梁贻尚不知王振华被上海托派中央开除的事。大概五月前后，梁贻和张维良才得到上海托派中央和香港托派组织的通知，虽没有言明开除的内情，但他们绝对相信中央的决定。他们已经把王振华拉进组织，主编机关报。“我们正需要一个这样角色(指王振华理论水平高，能写文章)只要他讲的是革命的语言，就不必信什么叛徒了。”(《回顾》74页)这些话表明他们处于两难的心理矛盾中。

        王振华主编《工人呼声》后，继续宣传陈独秀的十项抗战主张，又加大了对重庆国民党政府的批评力度。在各工厂里的托派学生们，初出茅庐，工作热情大，政治经验差，不知如何掩护自己。梁贻是有经验的地下工作者，他已预感到隐藏着的危机。他向托派学生们提议：“我们的(宣传)印刷品暂停散发”(《回顾》73页)，还说：话说冒失了，可以不认账，白纸黑字落到特务手里，就要麻烦了！” (《回顾》73页) 这群为了信仰、追求真理而进入工厂当工人的孟浪少年人，像初生牛犊不惧虎，对梁贻的意见听不进，还责怪梁贻是“取消主义”。

 “面对组织的危机，却无法唤醒他们的注意，李申(赵盛文，与梁贻同在五十兵工厂的六中托派学生)和我谈话的机会最多，却也难说服他” (《回顾》75页) 。

“记得大概是从六月末起，碰头会只有梁贻、张维良、刘振基三人在另处召开，不让王振华和我两人参加。”(赵芳举《夕阳忆语》68页)“《工人呼声》第四期记得六月初或中旬出刊的，这一期王振华的文章，被梁贻和刘振基扣留不予刊登的”(《夕阳忆语》61页)“这种情况，我向王振华谈过，他不愿多谈，似有难言之隐。” (《夕阳忆语》75页)“王振华没有多谈这方面的话，但仍然可以感觉得出来，他们之间确有一定的分歧，当然不是一般生活上的。” (《夕阳忆语》69页)。赵芳举还有一种说法：“一九四一年六月上旬或中旬，从这时起，王振华被剥夺了《工人呼声》的主笔、主编任务，我也同时被免除了对《工人呼声》的刻印、发行工作。从此，把王振华和我排除在组织之外，成了‘编外人员’。” (《夕阳忆语》114页)。

        从赵芳举的这些回忆的只言词组中，可以判断，一九四一年五月，梁贻和张维良得知上海托派中央开除了王振华的通知后，梁贻开始做了些疏远王振华的举措。而王振华明白梁贻只能相信托派中央的，不会听他的任何辩解，正如赵芳举回忆的：“他不愿多谈，似有难言之隐”。

        梁贻也明白，王振华的理论水平高，工作经验和组织能力都比自己强，且已取得了众多托派学生的信任，而这群学生都是读了马恩列托的理论书，信仰了马恩列托的学说是真理，才走进工厂当工人的，他们都能独立思考，不会盲目崇信任何个人。

  “我得离开这里，到哪里去呢？” (《回顾》75页)，梁贻遇到困难产生这种想法是符合他的性格、脾气和一贯作风的，他曾多次在一个地方活动一阵子，呆不下去了，挪一个窝，一走了之。立即写信给在江苏乌江私立为群小学的张立民，他们是在山东时相知的老朋友。得到张立民的回信后，梁贻决定离开重庆去乌江。

        一九四一年十月八日，农历八月十八日，蒋党特务先走了一步，梁贻在五十兵工厂被逮捕。

        在逮捕梁贻的同时，蒋党特务对散布在各工厂里的托派学生进行了大搜捕，杨寿元、张洪仁、任玉玺、杜文林、曹庆华等十多人先后被捕。这些托派学生大都被送到巴县大兴厂集中营----战时青年训导团。“皖南事变”被俘的新 军团级以下的部份干部也送到那里。

 梁贻被捕后，在重庆兵工署督察处关押了一个月，逃出后去了云南。上世纪90年代看到他写的《回顾》，才知道了他逃跑的详细经过。

        范文华、苏学常、王香臣、工人刘毅等人先后逃到贵州遵义。

        李雨亭、郭桓参、刘恒新等逃离重庆，去了成都。

        二十一兵工厂制图室的老工程师沈正功，大学毕业，机械专家，他同情工人，痛恨胡作非为的驻厂特务，知道特务要到工厂捕人，他马上通知王香臣走人，并脱下自己的西装给王香臣化装出走。

    孟宪章于一九九四年给李雨亭的信中回忆说：那天他不在工厂里，没有捕到他，过了两天，王振华特地到他租住的地方。约定好于第二天把他送到长江南岸弹子石织布厂，暂时躲避了些日子，以后跟一位工人老师傅去乐山武汉大学校办工厂做木模工。

        一九四二年二月，蒋党特务又对重庆托挀组织进行第二次破坏，逮捕了重庆托派另一主要领导人王振华。他是在一九四一年十月第一次搜捕后离开《益世报》社转移到华岩高等农校教书的。他的女友黎洁霜在江津白沙镇国立女子师范，同时也被捕。

        同一时期被捕的有电力公司工人刘振基和王坤荣，在南川飞机修配厂做杂务工的赵风田(赵金声)，他的被捕是因为他身边有两本《列宁选集》引起驻厂特务 注意而发生的。

        经过一九四一年十月和一九四二年二月的两次搜捕破坏后，重庆托派初期组织五个核心人员中的梁贻、王振华、刘振基三人被逮捕，张维良躲藏起来,替梁贻跑组织联络工作的范文华也受到通辑而不得不逃到贵州。核心人员中只赵芳举一人似乎没有受到影响，仍然供职于电力公司。在他写的《夕阳忆语》中，没有记叙在两次大搜捕时期，他做了那些相应的对策活动。

        我在重庆时与赵芳举始终没有见过面，我是一九四四年春节后到重庆的。遭受蒋党特务两次搜捕破坏后，于一九四三年重新组建起来的重庆托派组织领导核心中只有张维良是一位“老人”，其它都是托派学生。范文华和隗寛都曾与赵芳举联系过，,希望他继续参与领导工作，他表示不干了。上世纪80年代， 中六四川组织部门公布被蒋党特务杀害的王振华一家四口人的悲壮事迹，并追认王振华夫妇为革命烈士后，赵芳举根据当时报纸上公布的材料，结合他所知道的王振华情况，写了综合报导发表在《陈独秀研究动态》上，我才开始与他通信多年。上世纪90年代初，他看到梁贻在香港出版的回忆录《回顾》，梁贻写到：“文升(赵芳举)经由王平一给他办了投降，保住了职业”(见《回顾》一03页)，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四日，赵芳举写封长信寄我，对梁贻的说法进行分析和辩驳。我曾将赵芳举的信念给郑超麟听，问如何回信。 郑老说：梁贻已经去世了，无法由他本人来更正事实，赵芳举可以写一个简单的说明，附在《回顾》后做为一个附录处理。我回信后，赵芳举始终未按郑老的要求写个简单的说明寄来。二O O五年五月，收到他那本在香港出版的《夕阳忆语》，才知道赵芳举参加重庆托派组织活动，仅仅是一九四一年上半年的事。 他写道：“一九四一年六月上旬或中旬” (《夕阳忆语》一七五页)，他就被“倾轧排桥”出重庆托派组织而成了“编外人员”。一九四一年十月蒋党特务大搜捕前三个月，他就离开重庆托派组织。《工人呼声》的三个主要负责人，梁贻和王振华先后被捕，赵芳举不干了，未被捕。二O O四年十月，曹玉林编写《战争年代成长的青年群体》时，我们还没有看到《夕阳忆语》，还不知道《夕阳忆语》中所说的那么多勾心斗角的复杂情况。至于“消极不干了”和“怕死不干了”的说法，我还是看了《夕阳忆语》才知道的。

    一九四三年六月，逃到贵州避难的范文华、苏学常、刘毅、王香臣和他在贵州新婚的妻子杨大媛等五人回到重庆，找到了末被捕仍然坚持下来的单松岑、隗寛、刘志超、康至全、尹纯德以及被捕半年后释放的刘振基等，他们联系了托派“老人”张维良和同情者史逸民。范文华和隗寛先后去联系赵芳举，希望他参与领导工作，他表示不干了。

        一九四三年恢复起来的重庆托派组织，首先打听、联系走散人员和被捕人员的下落和情况，继之，出了内部油印刊物《电光》，由范文华负责刻印。

        一九四三年后，在成都也有好几个人在那里活动，他们是：考取四川大学的杨承志，在一家教会办的医院养肺病的王元勋，一九四一年十月遭蒋党特务破坏时从重庆逃到成都的李雨亭、郭桓参、刘恒新等，赵风田于一九四三年获释后也去了成都。他们几个人在四川大学贴出墙报，散发传单等活动。

        一九四四年春节过后，我和曹玉林、王春禄、刁长尧等到重庆时，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四川地委会已恢复得初具规模，主要成员是：范文华、隗寛、苏学常、刘毅、刘振基、刘志超，“老人”张维良作财务供应，不出面做具体工作，由刘志超与之联系。一九五四年法院判决书称张维良是：“渝地托匪最高组织的领导人和幕后指挥者”云云。我在重庆时，对于他们几个人的具体分工情况是不知道的，也不便多问，经常与我联系的是范文华和隗寛。

        隗寛于一九四一年秋到重庆时，他找到了在济南读小学时的美术老师张宁宇，是位会绘画、会吹笙、会吹笛、会拉胡琴的人，在战地服务团的巡回演出队工作。经张宁宇的介绍，隗寛到中法大药房当职工站柜台。他与组织还没正式联系上，组织遭到破坏，他躲过了十月那次大搜捕。一九四三年组织恢复后，他离开中法大药房到南岸弹子石军政部纺织厂的附属碾米车间当磨工，这个碾米车间一方面碾米供应本厂职工食用还磨面粉主要供应纺织工业用。

        另一个主要负责人范文华仍然脱职专门做组织联络工作，他住在两路口到菜园坝的复兴街，是一条沿着山坡盖的贫民区，很多房屋都是吊脚楼式竹木茅棚。范文华住的那间屋子我曾去看过，不远处就是个大粪坑。

        我和曹毓林、刁长尧、王春禄等到重庆后，曹毓林住到范文华那里，帮助范文华编写和刻印《电光》。刁长尧由他的一位小同乡介绍到中华书局做文书，王春禄考取邮电局在南岸邮局工作。我由我父亲的好友介绍到较场口社会部工人福利社管理文娱室。这个工人福利社是美国产联----劳联两个工会出钱委托国民党政府社会部代办的，表示它们支持中国抗日战争，帮助国民党政府做点社会福利事业。文娱室里主要有包括《新华日报》在内的重庆全市各报社的报纸各两份，是附近市民的阅报室，还有象棋、围棋、朴克牌等，没有麻将牌，因为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禁止打麻将赌钱。

        一九四四年暑假，曹毓林考取了浙江大学，由于重庆组织工作需要，他休学一年，留在重庆协助范文华编写和刻印《电光》和传单。我曾陪同曹毓林到离市区二十多里路的沙坪坝散发过一次传单，那里有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中央高职、中央剧专、美专等，还有几所中学。他做事老到，向墙上贴传单不是把浆糊刷在墙上，而是先把传单平铺在我的背上，用手把浆糊涂在传单上，让我后退，背紧靠上墙，趁无人注意，我们迅速离开，传单就被我用背挤贴在那里了。我们走进中央大学的学生分信室，他很熟敏地把宣传品投入有报刊的信箱里。

        一九四五年二月春节过后，重庆发生了“胡世合事件”。重庆警察局长唐毅的拜把兄弟田凯(田土兴)是军统特务，他们一伙人开的一家餐厅私搭电线偷电被人检举，重庆电力公司派用户股领班刘振基和电工胡世合等人前去查看，索赔罚款，特务恃势不认账，电工们按规定要剪断其供电线路，受到餐厅方面的阻拦，在混乱中，田凯开枪打死胡世合。震怒了电力公司及其三个发电厂的一千多职工，数百工人手持工具到苍坪街(今邹容路)，把餐厅门窗和厅内的物品统统砸掉。警察局长唐毅包庇田凯，指责工人聚众闹事，下令警察捉捕工人。刘振基和电力公司职工把胡世合的遗体安置在餐厅的正堂，从事件发生第二天的二月十九日(农历正月初七)至二月二十二日(正月初十)的三天里，餐厅的墙上挂满了市民和各工厂送的挽联。《新华日报》全体职工也送了挽联：“特务横行何处去，自由光明几时来”。艰苦的八年抗战中，官商勾结，大发国难财，囤积居奇，米价不断暴涨，民众生活苦不堪言，工厂工人要求加工资和米贴，常遭受驻厂特务的镇压迫害，特务的横行霸道，积压在民众心头的不满和愤怒像一堆干柴，特务枪杀工人胡世合，又像是一根引火棒，重庆市全市工人酝酿着一场总罢工。市长贺耀祖由于职务工作关系，常与中共人士和民主人士接触，思想不太顽固，头脑清醒，怕事态扩大不好收拾，二十三日(正月十一)向上汇报请示，蒋介石是个政治老手，立即做出“处决田凯，平息民愤”的决定。二十五日(正月十三)处决田凯后，重庆市政府也送了挽联。刘振基和电力公司职工在市民的支持下，把胡世合的遗体从餐厅移到通往朝天门的古刹长安寺内，设灵堂公祭三天，有数万人前往吊唁。

        胡世合事件发生时，我正在江津白沙镇大学先修班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从胡世合被杀害的二月十九日到二月二十八日公祭结束的十天里，重庆的《新民报》、《新华日报》等报纸，对事件的进展情况，都逐日报导。暑假我回到重庆后，才知道重庆托派组织积极参与了这一事件，范文华和曹毓林多次到现场与刘振基  联系，暸解情况，编印隗寛写的传单，刘志超及时散发，把反对偷电的斗争引向反特斗争，起了重要酵母作用。刘振基是重庆托派组织的重要成员之一，他始终处于这一事件的中心位置上。

        为形势逼迫，蒋介石不得不处决田凯，特务的拜把兄弟们，兔死狐悲，无可奈何。整整过了四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重庆前夕的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磁器口“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白公馆监狱里，特务杨进兴(绰号猩猩)枪杀托派王振华一家四口，连一个两岁和一个一岁不到的两名幼儿(被难友称为“狱中之花”)也不放过，残忍凶狠，为其拜把兄弟报仇泄恨 !(杨进兴于一九五五年被捕，一九五八年处决)。

        一九四三年恢复起来的重庆托派组织调整了部署，坚持城市产业工人工作之外，为扩大社会各阶层的影响作准备，部份人员考进高等院校。杨承志四川大学，刘恒新武汉大学，张圣时和熊安东中央大学，尹纯德和牟家义西南联大，张洪仁东北大学，曹毓林浙江大学，杨寿元山东大学，杜文林复旦大学，王香臣重庆教育学院。以上九所高等院校，除四川大学和重庆教育学院，其它高校于一九四六年复员，分别迁回到南京、上海、北平、杭州、沈阳和青岛。国共两党内战时期，他们分别参加了反内战、争民主的学生运动。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抗日战争结束，手里都握住枪杆子的国共两党和平建国谈判开场。国共两党的明争暗斗，也影响到中央大学的校园里，我旋进了争取自由反对专制独裁的民主运动中(另一章节讲)。寒假我回到市区，见到了范文华、隗寛和苏学常，从他们那里知道，张维良已与上海托派中央联系了，上海托派中央分裂成了两个派别，先收到少数派意因(郑超麟)的亲笔信，问重庆组织是少数派还是多数派 ;又收多数派欧伯(彭述之)的亲笔信，也是问重庆组织是多数派还是少数派。隗寛执笔回信：四川组织不分派别，希望知道上海中央两派的政治思想主张。分别收到了上海两派的机关刊物《新旗》与《青年与妇女》(后改称《新声》)，仅从两份刊物上看不出分裂成两个派别的原因。当时，四川的一批托派学生都很敬仰上海的几位托派老人，希望能得到他们的直接领导。

        一九四六年五月，中央大学提前停课放假，准备六月复员南京。离开重庆前，我到市区，只见到隗寛一人，苏学常、范文华和刘毅三个人都已去上海。苏学常有个比他大二十岁的大哥，上海邮政局工人，苏学常由大哥抚养长大，他一定要去看望大哥。范文华是想亲自暸解上海托派中央为啥要分成两派。刘毅想回徐州老家看看，与范文华同行。他们三人都是四川地委会的主要成员，隗寛不同意他们三个人一齐离开，特别对范文华说：你到上海，只能以个人身份，不能用四川组织的名义。他们三个到上海后，苏学常与刘毅就被多数派“争取”，范文华被少数派“争取”。人容易受宗派观念支配，参加了多数派的说多数派好，参加少数派的说少数派好，重庆的隗寛还是不能明白上海分裂成两派的原因。叫我复员南京后，一定要到上海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后写信告诉他。

        与隗寛同在南岸碾米车间的李绩接受托派思想影响后，到化龙桥一家工厂当技工，在那里影响发展了一个姓刘的和一个姓田的技工，姓刘的认识了豫丰纱厂一个姓高的女工，隗寛定时去同他们联系。姓高的女工是四川人，原来在成都读中学，初三时与几个要好的同学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的文艺书，在学生中被视为新派人物。校长要她们解散读书会，要她们不要读进步文艺书，她反驳了几句，要求校长讲明白为什么不准成立读书会，为什么不准看进步文艺书? 她闯祸了！学生竟敢反驳校长！有损师道尊严，勒令退学。她幼年时，父母包办婚姻，给她与一个粮绅的儿子定了婚约。读中学后，为这婚约她常同父母争吵。父亲威胁她，只供她哥哥和弟弟念书，不再供她念书。学校不要她了，她决定离家出走。她读过高尔基的书，她要学高尔基那样地到社会上去闯。她给《新华日报》社写信，诉说自己的遭遇，想到延安去学习，她没有得到《新华日报》社的回信，那时正是第三国际宣布解散后，国民党反共喧嚣时，在几个要好的同学资助下，她到了重庆，考进了豫丰纱厂当工人。在厂里她看到了些支持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呼吁工人组织起来的传单，知道这些传单是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散发的，她以为找到共产党了。她向隗寛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共产党宣传要为三民主义彻底实现而奋斗呢?隗寛回答她：这个问题不是几句话能够说明的。先要懂得马克思列宁的基本理论，还要知道中国革命史，这个问题就会自然弄明白。她表示愿意读到这些这些方面的书，隗寛首先介绍她读的是《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 隗寛认为她对理论问题的理解能力很强。

        隗寛告诉我，李绩等人都是参加朱学范“劳动协会”的会员，她们大都是知识分子型的青年工人，他们的政治思想是倾向共产党的，李绩因第三国际宣布解散引起怀疑和失望，接受了托派思想影响。朱学范是当时一位有名的社会活动人士，他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制。重庆的“工人之家”是他开办的，从事工人福利工作。

        一九四九年“一一、二七”惨案中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王坤荣也是“劳动协会”会员。隗寛没有向我提到王坤荣的名字，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新蜀报》上有隗寛以记者身份写的“王荣坤小传”，从这小传的文字中，我推断王坤荣和李绩是同一时期接受托派思想影响的。

        一九四六年六月，我随校复员南京后，七月到了上海，住苏学常大哥苏学志的家中。苏大哥是位善良敦厚的老邮政工人，基本是文盲，一辈子就是在火车站接送邮件。我们从四川回来的托派学生就把他的家当成了联络站。因此，共产党说他被托派利用了，始终没有给他升级，他也不在乎。我被关管二十七年后，上世纪80年代初，我去看望他，他说：“你们是托拉机派还是托拉斯派，我也不明白”! 他对我们这些人的遭遇不胜叹息。

        苏学常和刘毅参加了彭述之的多数派，范文华参加了郑超麟的少数派，他们三人在苏大哥家常争论不休。我请他们把一九四一年发生争论导致分裂的文件要 来给我看。冒着酷暑，我在苏大哥家的阁楼上，整整一个星期看完了《校内生活》。

        上海的几位托派老人----彭述之、郑超麟、王凡西等，我虽未与三位见过面，但早已读他们写的文章和翻译的书，思想受他们启蒙，视他们为老前辈，尊重敬仰。《校内生活》中，他们争论的是两个问题：中日战争性质问题和组织原则问题。中日战争性质问题实际是探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

        《校内生活》看完后，感到困惑不解，我总觉得争论的双方是在打抽象概念仗，同时夹杂些人身攻击。作为晚辈，我不好理解。想不到事隔整整四十年后，上世纪80年代初，他们几位老人家还在争吵打架，我感到无奈 !

 一九四七年暑假后，范文华回了一趟山东老家，把他妻子和儿子从种的几亩棉花地里拾的棉花卖掉当盘缠回到南京，乘民生公司江轮去四川，他想去争取些人参加少数派。唐宝林《中国托派史》377页“附录”《电光》上“艾夫”即范文华，他争取了那几个人，我不清楚。

        一九四八年春节我来上海时，刘毅告诉我，隗寛已表示参加多数派。彭述之召开建党大会时，刘毅代表隗寛出席，彭述之打算把隗寛调上海工作。建党会后，割断了我与隗寛横的关系，由刘毅代表中央与他联系，一九五O年刘毅去香港后，大概一直联系到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为止。

        四川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解放的，解放前后，重庆的托派组织活动情况，刘志超于一九九四年给李雨亭的信中说托派组织与中共地下组织是联合行动对敌斗争的。如何联合行动? 根据一九五四年“最高法院西南分院对反革命犯张维良的判决”书中，有一段反说的文字记述：“临解放时与隗匪寛等积极策谋应变计划，伪装积极，争取群众，假借护厂为名，欺骗工人，组织工人，暗地进行反革命活动……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如何“策谋应变计划”的呢?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四川《新蜀报》上有隗寛以记者名义写的被蒋党杀害的赵金声(小传)，其中一段文字；“他曾组织‘劳动者社’，主编‘劳动者’，为扩大工人阶级的团结，去年底筹组‘重庆工人联合会’，创办‘工联报’，展开工人如何‘应变’和‘保护工厂’‘保护机器’的宣传和鼓动，以迄被蒋党西南公署第二处逮捕为止。”在为被杀害的王坤荣《小传》中，隗寛写道：“王君为扩大无产阶级的团结，去年冬季组‘重庆三八联合会’，创办‘工联报’，展开讨论工人如何‘应变’和‘保护工厂’‘ 保护机器’的问题，不幸于六月间第二次被捕……”

    隗寛以记者身份只能把托派组织的“应变计划”写成个人的主张和行为加以宣传报导。

    人民解放军攻克重庆前夕的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蒋党特务在歌乐山下，对三百多名中共人士和其它革命人士进行了大屠杀。托派领导人王振华夫妇和两个幼儿，一家四口惨遭灭门杀害，是蒋党特务杀害政治犯暴行之最。同时遇害的还有工人王坤荣和托派学生赵金生。

        苏学常于一九四六年离开重庆到上海，参加了彭述之的多数派，一九四八年彭述之建党后，苏学常改名苏涛，奉派去台湾开拓托派组织活动，一九五O年被蒋党逮捕，判处无期徒刑。

        范文华于一九四六年离开重庆去上海，参加了郑超麟的少数派，后回四川又去北方活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一网打尽”，在山东被捕，判处无期徒刑，疯瘫于劳改农场。

        张维良的判决书上，定性为“渝地托派组织的幕后首领和指挥者”判刑十二年，押送西昌以西某矿山劳改工地，死于工地。四十年后，他的儿子曾去工地查找，档案材料中只查询到姓名，遗骨遗物无处寻觅。

        隗寛被定性为“渝地托匪首要份子”。与他同时被捕的刘志超和康至全等回忆说，隗寛在看守所里给其它犯人教唱革命歌曲，由此说明隗寛在狱中的心情和生活态度都达观，不消沉，曾在松山劳改农场劳改。上世纪90年代，他的侄儿从济南给我的信中说：一九六二年之前，家人曾知道他关押在重庆，曾寄去衣物，一九六二年后，音信全无。

        关于赵芳举，我还要多讲几句。重庆托派组织从一九三九年底算起，到一九五二年底为止，共存在过十三年整。赵芳举于一九四一年上半年在组织核心小组中干过半年，负责《工人呼声》的刻印工作，他的字迹工整。一九四一年十月，组织遭蒋党特务第一次破坏前，他不干了。在蒋党政权下， 他未受逮捕之苦，但在中共政权下，他未躲过“一网打尽”之劫，幸好他有不干了的历史，只网了一下，经年余的“学习教育”，无罪释放。一个不干托派的托派，又不是右派的右派，在无情的历史浪涛中苦挣扎了二十多年，晚年把“我的托派生涯”写成《夕阳忆语》一书，文如其人，从《夕阳忆语》看他的为人处世的态度，有几分像鲁迅笔下介绍浙江地方戏中的二丑。

        我还要写一写闫子桂和梁贻的下落，做为记叙重庆托派组织始末的结束语。

        闫子桂是三十多名到重庆进工厂当工人的托派学生的启蒙老师，一九四一年十月，重庆托派组织遭蒋党特务破坏后，他离开重庆去西安军校执教，他的学生们很不理解，认为避难也不应去蒋党军校执教，一九四六年，曹玉林随校复员路经西安时，曾当面向他讲述学生们的不满。一九四七年他考取公费留学，去美国攻读经济学，以后流落海外。上世纪80年代初，从梁贻那里闻知闫子桂晚年困居台湾，受当局监视。

        梁贻，是托派学生进工厂当工人的组织者，一九四一年十月被蒋党特务逮捕，逃脱后远去云南西双版纳与老挝交界的勐腊，呆到抗战结束，回到上海，参加郑超麟和王凡西的少数派，自称“做一粒铺路的石子”，上世纪80年代末，因车祸死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