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外散记——我的三十多年劳改生涯

塞外散记——我的三十多年劳改生涯(转载)

周履锵

十多年前，朋友鼓励我将三十多年的劳改生活写出来，我一直没有动笔。

苏联亚·索尔仁尼琴在劳改营蹲了十一年，写出了巨著《古拉格群岛》，三大卷，一百四十万字。我在劳改队的时间等于索尔仁尼琴三倍多，但不能写出中国劳改队的全貌，除了我没有写作能力之外，由于中国的劳改队管理制度，犯人是不允许串队的，所以我知道的很有局限。现在我也老了，因此只能以个人的经历写一点，而且是分段不连贯的，我取名《塞外散记》，不过是一些散乱的杂记而已。关于三十多年的苦难生活，天寒地冻的苦楚，也不拟多写。

中国解放初期，没有劳改队。镇反时杀人如麻，毛泽东在国务会议上说：“镇反杀了七十万”。农村土改中被杀被活活打死的人数更无法统计。由于杀人太多，加上犯人的劳动力还有利用的价值，于是学习苏联劳改营的经验，成立劳改队。

关押犯人的场所，有看守所、监狱、劳改队。对犯人说来，是希望到劳改队的，虽然劳动很重很苦，但比之牢房，空气和阳光是充足的。

公安部有一个局（可能叫十一局）专管劳改工作，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厅下设劳改局，局以下为劳改支队，对外称××农场、××工厂，下分大队、中队、小队。劳改局一度归司法厅，现在劳改局都改称监狱管理局了。不管归属和名称怎样变化，都是换汤不换药。

我和赵养性被押送到劳改队的时间是1955年4月下旬，我和赵从福州押到南平，和早已从各地来的犯人集合在一起，每人发一套棉衣裤，告诉将去劳改队，但没有说去的地点，大家估计是到苏北挖河筑堤。送到外地劳改的犯人，刑期大都在五至十五年之间，长刑期及无期死缓的关在监狱，短刑期的留在当地劳改。那时福建对外不通火车，从南平乘汽车到上饶，换乘闷罐火车，载有千人以上犯人的专列走走停停，走了二三天，觉得列车被分组推到船上，然后听到水流声，是过长江了。过江后又走了二三天还不停，越来越冷，有人从上端小窗看到长城，原来是过八逹岭要到塞外了。4月底火车停下，下车后只见白茫茫的一片，大家集队踏雪步行了约一小时到了郊外，一块用铁丝网围成的有十多幢工棚的工地就是我们的劳改队。按照南平出发时编好的队组，每小组二十来人，五个小组为一个小队，一个小队一百多人住一个工棚，三、四个小队为一个中队，共有三个中队，估计约有一千多犯人。我在第三中队第三小队，赵养性在第一中队第一小队。

几天后开会宣布，当地是内蒙古集宁，也叫平地泉。我们的单位是内蒙古第十四管教支队第五大队。允许犯人与家属通信，地址写邮政信箱××号（号码现在忘记了）。第十四支队对外称铁道部第二筑路工程队，当时的任务是修筑集宁到二连的铁路，第五大队的任务是建筑集宁枢纽站。

原来中苏之间只有满洲里一个通道，修筑的集二铁路是第二通道，经由蒙古直通苏联，比北京经由中东铁路到苏联近得多。苏联铁路轨距和世界及中国普遍采用的不一致，苏联是宽轨，满洲里是换轨枢纽站。二连到集宁路基也是按苏联的宽轨标准修成的，集宁要修换轨枢纽站。工程进行了几个月突然停下来了。过了好多年后才知道，原来中苏矛盾露头，不能让苏联宽轨火车直接开到离北京不远的集宁，所以改在中蒙边界二连建枢纽站。

当年劳改队的干部都是从部队转业的，他们从北方一直打到广东福建，又押犯人回到北方。这些人大都有北方农民纯朴憨厚的性格，但文化水平很低，不能适应城市工作，就将之转到劳改队管理犯人。有些人到了南方后还娶了妻子，也一起把南方的妻子带来了。那时的管理层干部人员很精简，一个小队一百多犯人只有一个小队长，一个中队也只有正副中队长二人，还有一名文书，是从当地招的文化青年，其实也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我所在的小队长是从福建带队来的，态度比较和善，他的南方妻子很过不惯北方生活，影响小队长的情绪。他每天把犯人带到工地，让大家劳动，他自己只管晒太阳打瞌睡，可到犯人工间休息时，喜欢和犯人东拉西扯。我知道的劳改队情况有些从他那里听来的。

内蒙古有很多劳改农场，一个农场就是一个劳改支队，还有煤矿、石棉矿、砖瓦厂、机械厂等，听说有一个单位叫二十四支队，那么内蒙至少有二十四个劳改支队了，所以内蒙可能有二十来万犯人。内蒙的犯人都是从华东、华南地区来的，以广东、湖南、福建、浙江人为多。大部分犯人都是“反革命犯”，我们托派主要革命对象是国民党，现在把我和他们都当作“反革命”关在一起，心里觉得很不平，处理托派是不公开的，又不许我们和他人谈案情，我就闷声不响了。后来接触的日子长了，逐渐了解到，原来共产党用的“反革命犯”的罪名是无所不包的大箩筐，装有国民党的党政军宪特、有共产党内的叛徒和反对派、还有宗教人士、圣母军、一贯道等等。

筑铁路的流动性很强，一段工程结束了就要搬家，我所在的大队，1955年底从集宁调到包头修包头钢厂的原料专用线包白铁路，调动时赵养性所在的中队却留在集宁，从此以后，我没有遇到一个托派老朋友，成为完全孤单的人。1956年修包兰铁路，我们从包头往西一直到了河套地区。因为经常要搬家，所以我所在的劳改队都没有高大的围墙，只在四周用铁丝网围上，估计也没有通电，因为我们照明都用油灯。外出劳动，那是遍地放羊式的。说来奇怪，竟没有逃犯，也许当年那批犯人，大都是经过镇反后活下来的，吓怕了胆，能活下来岂敢再逃。不像后来围墙越修越厚，还加上电网，进出口多重铁门，狱警越来越多，管理越来越严，反而不断发生越狱暴动事件。

修铁路人员有铁道兵、筑路工人、民工、劳改犯人。修铁路路基是遇洼地填土筑路堤，遇小丘挖开修路堑，遇河流建桥，遇高山凿隧道。最重最苦的工作是筑路基土石方工程，犯人就是干这种重活。当年没有筑路机械，全靠人工，全是肩挑镐挖，筑路堤时如遇到高填方，从取土坑挑一百多斤担子，爬上堤顶，等于要上到三层楼以上的高度，其苦楚一言难尽。我当年才是二十出头的青年，虽然从未从事体力劳动，但身体尚好，加上托派思想观念是重视体力劳动的，所以我咬牙练了几个月，终于过了劳动关，整日挑一百多斤的重担，也能承受。修铁路要掌握一定的规格和质量，进行劳动比赛要丈量完成的劳动工程数量，干部本身没有文化，于是从犯人中选稍有文化的人来做这项工作，我被选中了，工作的性质相当于工程施工的领工员。于是我可以有一小半时间从事非体力劳动。也因此，我后来被作为技术人员调到内蒙东部保安沼农场。

劳改队不同于看守所和监狱，没有刑审任务。劳改工作方针是“改造第一，生产第二”，但生产是硬任务，改造的成果是看不见的，所以干部们对思想改造并不重视，只要完成生产任务，犯人不逃跑就好了。大多数干部本人对犯人并不凶狠，但他们使用的犯人小组长，大都是改造中的“积极分子”，也就是牢头。由他们鞭策犯人劳动，有时动粗打犯人，此时干部庄做看不见，甚至避开。到了晚上，干部到工棚对犯人训话，他自己也不知所云的说上一顿，就算完成改造任务了。烛光昏暗，犯人闭目欲睡，根本什么也没有听进去。

劳改犯人的劳动，可以概括为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我没有在矿山等常年性劳动的单位劳改，不知道那里的情况，我所在的筑路和农业劳动都是有季节性的，塞外到了冬天，天寒地冻，冻土层超过一公尺，许多土方工程和农活都无法干了。在可以施工的季节，每天劳动时间长达十多小时，有时为了完成任务，组织犯人立功劳动竞赛，被逼得疲于奔命。到了冬天，无法施工了，劳动较轻松。劳改队实行大礼拜制，即每两个星期休息一天，实际上到了农忙季节，有时接连一、二个月不能休息。最苦的是防洪抢险，日夜不停地泡在水中劳动。

至于犯人生活情况，也就是吃的怎样？北方人的主食基本上是粗粮，犯人更不用说了，全是粗粮，以玉米为主，副食是没有油星的菜汤。1957年之前，在筑路工程队，因为要从事重体力劳动，基本上可吃得七八成饱，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所在的农场，凭口粮是无法吃饱的，好在农场自产的瓜菜土豆可以加一点，所以没有大批犯人饿死的情况。其它地方就不清楚了。

犯人是一堆“废物”，原只是作为劳动力使用的。但劳改队建工厂，设农场，筑工程，从设计到施工，都要有技术人员。解放初期，社会技术人才奇缺，于是从犯人中寻找。犯人中有不少人是有高等学历的，但以学文史政经的为多，他们在国民党政府中当官做老爷，这些人投入劳改队毫无用处，只能干体力劳动。少数学工科的犯人就被利用起来了,其中有水利专家，工程师，还有一些在大学学习过理工科。我在中学时理科成绩不错，本来打算读理工的，到上海听了彭述之讲课后，对社会主义理论发生兴趣，放异学工了。但到福建教书时，因为缺理科教师，我就充数教了几年数理化，投入劳改队后，我也就被利用了。

此外还有一类犯人被利用，就是原来是医师或学医的，各队设有医务室，用来为犯人治病。当时有二位原来是北京协和医院的医师，他们不仅为犯人治病，连干部和干部家属都要找他们看病。有时甚至被接到外面给某些领导看病。

这些犯人当然愿意被利用，因为不用参加体力劳动，而且吃的是和体力劳动者一样的口粮，就不饿肚子了。

1957年冬，从第十四劳改支队中，选了犯人中的医师、工程技术人员、技工三四十人，调到内蒙东北部保安沼劳改农场, 我也被选中。那时以后我生活在保安沼地区，直到1987年退休回到上海，在那里整整生活了三十年。也就是我能工作的年代，都是在那里度过的。就身份来说，前二年是劳改犯人，后二十八年是刑满释放留场就业人员，实际是受管制的人员，当地人把这些人叫做“二劳改”；就工作性质来说，从1957年到1961年约四年时间，从事水利工程设计，之后调到农场办的子弟中学做代课教员。文化大革命开始，把我赶出学校，到农场办的造纸厂做造纸机械设计。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又把我调回学校，担任数学教师，身份仍然是代课教员。先后送走了好几批学生上了大学，文革前教过的学生，有些已经当上领导了，似乎觉得我还是一个代课教员太过意不去了，到1984年我被批准转为正式教员。1987年才得以教员身份退休。

因为我在保安沼度过了一生中最好的年华，那里有我为之付出辛劳的可有利后代久远的水利工程，还有许多我教过的学生，至今还有人对我表示怀念。我内心对那个地区还是眷恋的。又因为我的工作关系，知道的情况比一般劳动的犯人多，现在就多写上几句。

嫩江是松花江的支流，绰尔河又是嫩江的支流，这条河流一般人并不知晓，其实日本人占领时期，就对这个地区作过勘测，还曾计划在绰尔河上游文得根修建小丰满那样的水电站。绰尔河下游汛期汪洋一片，千年沉积形成肥沃的沼泽地，这就是“保安沼”。实际上它是一个大区域。解放后内蒙古打算开发这个地区，派水利厅测量队进行勘测，曾编一个《绰尔河下游右岸灌区设计任务书》。要开发这个地区，首先要沿绰尔河右岸筑一条百里长的防洪堤，水利厅没有劳力，劳改局接下这个工程，成立保安沼劳改农场，开始规模不很大，只开垦了部分不易受水害的地块，并开始修堤。1956年一场洪水，冲溃了大堤，全场被淹。洪水退后，劳改局决定要复建并扩大规模，派一位副局长总管这个地区。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到保安沼的。

原有的保安沼农场，有五个犯人大队，只有耕地四、五万亩，农场有一个直属的犯人工程队，它有木工厂、建筑队、技术室。我去了后，就分到技术室。技术室又分房屋设计组、水利工程设计组、还有一个测量队。我被分到水利组，组内有一个犯人过去是水利老工程师，我作他的助手，边学边干。技术组的犯人，完成工作之后，可以自由地学习技术书籍，我利用这有利的条件，自学了大学工科的课程，且应用于工作，尚能够适应水利设计工作。一年后，原来的工程师调走了，水利组就以我为主。

保安沼地区地形西高东低，沼泽地带中的小丘就是住人的村落，村名都有北方的色彩，有三马架、五家子、半拉山、白土岗等，有一个村庄叫“合记公司”，与其它村名很不协调，有些像日本的“株式会社”腔调，后来知道，确是日本人搞的。日本侵占朝鲜和我国东北，把朝鲜人赶到东北，一些人在保安沼的一块高地住下，取名“合记公司”。朝鲜人带来了水稻种植技术，在附近一小块地区获得成功，由于当地土地肥沃，产出的大米质量甚佳。因此劳改局计划在这个地区开发一个大型的种植水稻的农场。工程首先要修复冲溃的防洪堤，提高抗洪标准，我去了之后第一项工作就是参加设计防洪堤和计算土方工程量。大堤保护的区域约五六十万亩，包括当地的村民土地，劳改农场划定的区域有土地三十万亩，可开发水稻田约二十万亩。堤内修建灌溉渠系，筑进水闸将绰尔河水引入灌区，通过各级管道流入田间。利用地形，全部是自流的，也即全部不用人工提水，生产成本就比较低。还在干渠上修建水电站，防洪堤尾端建泄水闸和扬水站。这些渠系的设计，大都是我参与完成的。经过几年的建设，耕地面积扩大了数倍，人员越来越多，于是保安沼农场之下设了三个分场，过了几年，分场都变成独立的农场，也就是这个地区有了四个劳改支队。整个地区成为一个东北生产优质大米的灌区。

内蒙古东部除了保安沼地区四个支队外，扎兰屯等处，还有一些劳改支队，为便于管理，在保安沼设立内蒙古劳改局东部分局。

每个农场都有学校，有小学初中高中，为了集中办学力量，后来把高中集合在一起，办成保安沼高级中学，归劳改分局直接管理。我最后就是从保安沼高中退休的。

1952年12月22日，全国大肃托，我在福建被捕，钱慧初在上海被捕，从此夫妻信息隔断，可说是生死未卜。钱慧初虽曾在大公小学听过课，参加托洛茨基被害纪念会，但她并未参加托派组织，只是一个同情者。1953年秋后释放，继续在中学教书，带着幼儿艰难地生活。1955年我到内蒙古劳改后，允许与家属通信，才恢复了联系，我告诉她被判刑七年，她也就有了可待的日期了，期待我到期后回家团聚。

1959年12月22日，我服刑七年期满释放，但不许回家，只能在劳改农场留场就业，当时说可以给假回去探亲，但春节时我提出请假，就是不准，没有任何理由，被专政的物件，只得忍受，钱慧初的期望落空了。到了1961年1月我又要求请假，又是不准，但说可以让家属到内蒙住些日子。我将此情写信告诉钱慧初，她盼夫心切，毅然决定到东北探亲。备置了冬装带着年幼的儿子冒寒启程，那时上海还没有直达北京的火车，到了南京火车站下车，坐马车到下关，乘轮渡过江，在浦口乘津浦铁路到天津，换乘火车出山海关到达沈阳，再换车到四平，最后换乘平齐铁路到离我所在农场四十里的江桥车站下车。她上海启程时曾打电报给我，我到江桥车站接她，当时只有一列晚上到达的火车，一连二晚没有接到。江桥车站是日本人修建的小车站，连电灯都没有，第三天晚上我又去接，火车到了，在漆黑的站台远处，一位妇女向人问路，我一听就是熟悉的妻子的声音，赶快跑过去，总算接到了母子二人。当晚住在农场的驻江桥转运站，第二天乘货运马车到达农场。农场已经知道我的妻子钱慧初是上海的中学物理教师，当地缺乏师资，有意要我的妻子调来，所以安排我们住场部招待所。

中国古有孟姜女千里寻夫，我没有计算过上海到大东北有多少路程，我说是“万里寻夫”可能有些夸张，但至少有七八千里。且钱慧初换乘了多趟火车和一次轮渡，领着幼儿坐的是火车硬座，其艰难程度不会低于孟姜女寻夫。

保安沼地区盛产大米，农场畜牧养殖业发达，绰尔河淡水鱼类丰富，所以可称塞外“鱼米之乡”。但这一切，生产者犯人是无法享受的，可干部食堂就能吃得很好。我获释就业后，那时这类人不多，就在干部食堂吃饭，生活得到改善，钱慧初到了之后，也在食堂买饭菜。1961年正值所谓“三年灾害时期”，上海生活供应已很困难，母子在农场吃的觉得比在上海还要好。（从1965年四清运动开始，强调阶级斗争，就不许就业人员在干部食堂吃饭了，只能在比犯人伙食稍好一点的食堂吃饭。）

一位领导干部找我谈话，询问了我的妻子的生活情况，表示关怀。接着就动员我把妻子调来农场的学校教书，我当时应付说，让她回上海后请求调动。幸好我们当年没有上当，和我一起的一位也是就业人员的工程师，把他在北京当教师的妻子调到农场，她原是北京的模范教师，来了之后深得好评，可到了文革时期，仅因为工资较高，穿着较入时，就被批斗，被迫自杀了。钱慧初如果那时也调去，恐怕也早十多年被迫而死。

那次钱慧初住了十多天回上海。1961年8月，把我调到农场办的中学任教。1962年1月我获准回家探亲，到上海与妻子团聚，还回温州探视年迈的父母，碰到我的姑母周蕙芳，她是周仁生和钱思敬的老同学，她告诉我：赵青音带着儿子，住在温州周仁生的父母家中，钱思敬在温州一个街道工厂劳动，有人看见拉板车。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老朋友的信息。

1963年7月，钱慧初又领着儿子到东北看我，那次住在学校里，暑假较长，他们住了五十多天。我被调到学校任代课教员后，就有了寒暑假，北方寒假长，暑假短，之后几年，都是我寒假过年时回家探亲。到了1966年文革开始，把我赶出学校，调到农场办的造纸厂劳动，去了后碰到的厂长是曾领导我做技术工作的干部，那时造纸厂要进行扩建，就让我参加设计工作，这样，我又边学边干了十年造纸机械设计工作。不过那时正是文革的十年，严格控制就业人员的行动，我的请假探亲不易获准，好在钱慧初有假期，那段时期，她三次在暑假到保安治探亲，在北方避暑了。1976年她在我处时，7月28日发生唐山大地震，山海关的铁路中断了，学校开学时还回不去，到了九月，她只得从沈阳绕道承德到北京转车，钱慧初过去都在天津转车，没有去过北京，这次准备在北京玩几天。到了北京，转车的旅客一律不许进城，原来正值毛泽东死了，她只得立即返回上海。

文革结束后，我又被调回学校教书，那时以后，钱慧初身体渐差，再也没有到东北了，直到她1981后去世，都是我回家探亲。从1959年我刑满到1981年慧初去世，我们艰难地两地奔波，过着牛郞织女式的短暂夫妻团聚，经济上为了筹足路费，平时只能省吃俭用。这就是我夫妻两人苦难的一生。

这里所写的只是在文化大革命和挖内人党运动中我身受的一些事情，也只是这两个重大事件中的小鳞爪。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所在的学校也很快波及，首当其冲的是一位语文老师，一次在礼堂开批斗会，被批斗的语文老师跪在台上，我和其它老师及学生坐在台下，会开了一半，一个平时对我很尊敬的学生，突然过来很凶狠地对我说：“周履锵，出去，你没有资格参加会议。”我被狼狈地揪了出去。原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央有一个公安六条，共中一条规定，地富反坏四类份子，禁止参加文化大革命。劳改单位的留场就业人员，不管有否公民权，都是专政的对象，都是没有资格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久把我从学校赶出去，调到离学校二十里的造纸厂劳动。从此被禁止参加文革，但管理越来越严，从原先分散居住，改为集中居住，住到由于犯人减少而多余的牢房，围墙照旧，住的是原来犯人的监舍，只是没有岗哨，晚上还要学习受训好几个小时。但躲过了社会上的斗、批、改，有人说我们进了文革的避难所，但这却是苦涩的“避难所”。在整个文革时期，除了“挖内人党”时受批斗外，我都是旁观者。

当时劳改队的干部，大都是从部队转业的，大队长以上的干部都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八路，文化水平虽低，但人品很好。就是这样的干部，文革中也被作为走资派批斗。不久，公检法实行军管，派到保安沼地区的是沈阳部队，为首的是一个大家叫他刘政委的团级领导。原来的领导有些继续受批斗，大部分都靠边站了。整个劳改农场，全部实行军管了，就业人员受到更严格的管制。这批进入的军管人员，除了不懂政策瞎指挥之外，其中有些人的人品也极差，为首的那位刘政委，竟在那几年奸污了多位女青年，后来只是调回部队，也没有听说处理的下文。

就业人员不准参加文化大革命，但生活检讨会批斗会也是经常召开的，不过不是革命群众斗四类份子，而是让这些人相互自斗，“积极的”斗“落后的”，我因平时不和他们工作生活在一起，虽然必须参加这些批斗会，但与我无关。可是内蒙古的“挖内人党”却把我也卷进去了。

我过去从未听说有一个叫“内人党”的党派，1968年开始在干部中挖“新内人党”，我才听说这个名词，原来内人党的全称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于1947年，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二年就成立了，是共产党人乌兰夫领导下成立的，首府设在乌兰浩特，区域相当于现在的内蒙古的东部地区。原来在1947年之前的确有一个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是反蒋但搞内蒙独立的，这就是所谓“旧内人党”，内蒙古政府成立后就不存在了。（不知是否被取缔？）文革中挖新内人党是忆想出来的。挖新内人党运动开始，声势凶猛，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都受到残酷的迫害，我是没有资格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人，详细情况不太清楚。《炎黄春秋》2009年第一期有一篇哈斯格尔勒写的《“内人党”冤案亲历记》，作者成为重残，可见当时的一般情况。我所在的纸厂厂长，被打断了二根肋骨那是亲睹的。这次“挖内人党”运动，受害最深的是广大蒙族人士和老干部，其危害之大，官方公布的数字见最高人民检院特别检察厅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的起诉书所指控：“内蒙古自治区因‘内人党’等冤案，有346000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16222人被迫害致死。”而民间统计致死4万多人，伤残人数为14万多人，被抓、被挖、被迫害的人数大约70万。不管用那一种数字，后果都是很严重的。事后把责任推到江青和康生的身上，因为1968年2月4日，内蒙革委会主任滕海清向之汇报准备挖内人党得到首肯，康生还指示：“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开始可能揪得宽点，不要怕！”有了江青和康生的首肯和指示，内蒙古的挖内人党运动，就大张旗鼓地张开了。

因为我是汉人，从来没有听说过内人党，又是没有资格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敌人”，所以对挖内人党并不关心，自认与己无关，只是冷眼旁观。但到了1969年3月，正是天天播放“满怀激情迎九大”的时间，即“九大”召开之前，突然叫我带行李去参加学习班。全班有就业人员十五、六人，大部分都是原来领导所重用的人，有土木工程、水利、机械、电机等工程技术人员。劳改队的领导对待使用的就业人员，在政治上无意或者无力改变这些人的身份，但在经济上给这些人较高的待遇。文化大革命中领导被打成走资派，在挖内人党运动中又被打成内人党，于是把我们这些被重用而不参加体力劳动且给以高工资待遇的人，视为可能是被发展成内人党，成为挖肃的对象。学习班设在原来的监房的一间大屋内，两张大土坑睡十五六个人。开始学习《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和《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接着要我们交待“内人党”问题。先文斗后武斗。挖内人党运动是由军管人员领导的，当时已进入中后期，各单位似乎都在比赛挖内人党的成绩，都要尽量多挖以显成绩。我们这些人被斗得没有办法只得承认自己是“内人党”，因为我们这些人头上已经有多顶帽子，再加一顶内人党的帽子也无所谓，可承认后就要交待是谁发展的，又发展了那些人。对于是谁发展的问题，大都说一个已经被打成内人党的原领导人，当我承认是内人党后，追问是谁发展，怎样发展的，我说是原领导蒙古人毕力格图发展的，方式是他对我说：“好好干，努力争取。”荒唐到这样一句劳改干部鼓励犯人的最普通的话，都变成介绍加入内人党的方式。承认自己是内人党之后最困难的要交待发展了多少人。我们一起被斗的一位电气工程师张君（我们过去在一起工作时都叫他老张，现在名字想不起了），广东人，曾为农场的水电站建设作去很大的贡献，被斗得承认自己是内人党，当天会上掌管的干部说，张某承认加入内人党，但不肯交待发展了那些人，吓唬他晚上好好思想斗争，明天继续交代。第二天早上起床，发现老张不见了，逃跑了吗？干部派人去寻找，到下午听说一个抓鱼人在水闸闸门启闭室发现一个上吊的人，原来正是老张。晚上干部召开就业人员大会宣布，张某抗拒坦白，死有余辜，一口棺材都不给的。（农场没有火化场，死后都是薄棺土葬。）

过了几天，批斗会的紧张程度似乎放松了，改批斗为学习，又过了几天，宣布学习班结束，大家回到原工作地方。随后听说，中央叫停“挖内人党”，后来干部中宣布给打成内人党的人一律平反。领导挖内人党的军管人员调走了，换了一批军管人员。但我们十五六个被打成内人党的刑满就业人员，而且还死了一个人，始终不给一个说法，当我们一再追问后，只轻描淡写地说，你们交待的内人党问题一律作废。就这样，我们被莫名其妙地、胡里胡涂地当上了“内人党”，最后还是不给说明白的不了了之。

[插曲]本来不想再写了，可是对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还想写上几句。

多年后，已经是邓小平掌权的时代，军管部队调走了，农场领导也已换了。有一天农场的场长找我们十几个被挖内人党而尚在的人，询问被挖内人党运动中被逼自杀的张君的遗骨下落，我们说，老张死后我们是“死未见尸”，怎样知道其下落呢？

事隔那么多年，为什么还要追查这件事？原来老张以反革命罪判刑后，妻子迫于形势与之离婚，但没有再婚，后来移居加拿大。文革结束后她给邓小平写信，要求得到丈夫的骨灰。此信批转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再经层层批转，最后转到劳改农场，于是才有场长找我们之事。但我们实在无法知道情况，场长为此发愁，因为邓办批转的信他不敢不办，后来有人建议他去找当年埋葬的人，找到后一问，也说当年只是用破席一卷挖坑埋的，无法找到了。情急之下，一位高人出了一个“高招”，暗示埋葬人随便去挖一具尸骨拿去火化，然后写一份证言。于是他领几个场部的人到乱坟岗，装模作样地一番寻找，居然挖出来“真正的老张遗骨”，用卡车送到七八十里之外有火葬场的地方政府所在地火化，买了一个漂亮的骨灰盒装上，最后连同火化证等寄给加拿大老张的妻子。至于老张妻子收到后如何痛哭，及随后如何置墓埋葬，我就不清楚了。

由此我想起多年前从一本杂志上读过一篇介绍瞿秋白遗骨发现的文章，配有杨之华痛哭和一具排成人形的尸骨的照片，也说是埋葬人找到的，还编了一个埋葬人当年拿一个砖头给瞿秋白当枕头的故事。这难道是真的瞿秋白的遗骨吗? 后来火化后在八宝山修了瞿秋白墓，文革中瞿秋白被打成叛徒，瞿墓也被毁了。去年还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一篇保存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国家领导人骨灰的文章，作者记述冒险保存的经过。后来另一人着文说是他保存的，争功吵起来了。这些亵渎死人的闹剧何时休呢？ 2011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