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莎•卢森堡在革命运动历史的真正地位仍有待确定。斯大林巨型独石雕的解体意味着，很多人在承认她的优点时，他们会赶紧补充说，“她属于1914年以前的时代”  [1]

以这种方式把她分门别类的那些作家，用本质上是主观的标准处理工人运动历史，是自设障碍。按这种方式，罗莎的优点是──根据有关作者的奇想──她不妥协的捍卫马克思主义，反对爱德华•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她深深执着于群众行动和自发性的原则，甚或她捍卫工人民主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暴行” 。

当我们用客观的标准处理工人运动历史，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金科玉律于马克思主义本身时，困难立刻消失：在最终的分析中，是物质的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相反。为了解释国际劳工运动思想中已经出现的修改，包括使马克思主义本身变得丰富或贫瘠的一系列贡献，我们必须从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开始。照此方法，罗莎在1914年前（如果不是1919年前）工人运动演变中的角色，仍然是一致的，并不显现支离破碎的样子。只有通过这样的方法，而不是陈述历史和专门研究的实证方法，才能充分显示罗莎理论和实践活动的至关重要性。

危机中“久经考验的策略”

三十年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所谓“久经考验的策略”，已完全主宰了国际无产阶级运动。事实上，除了巴黎公社光辉的特立独行，和国际工人运动某些（主要是无政府主义的）分支的经验以外，阶级斗争的历史已盖上了社会民主党邮戳达半世纪之久。其影响力是如此突出，即使是像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那样的人，尽管他们在实践中在全国范围内打破了这一传统，仍然继续把德国模式宗教式地作为一种普世适用的模式。

        “久经考验的策略”有了第一等的血统。在其生命的最后十五年，尽管动荡不安，[2]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已成为它的斗士，甚至在他的“政治遗嘱”里使它成为一个真正的行动，这个“政治遗嘱”就是：他在1895年为德文新版的马克思的《1848-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导言》。1895年和1914年之间，来自这个“导言”最有名的摘录无数次地被欧洲各种语言引用。1918年至1929年，社会民主党遵循的就是这条道路，当是正值世界经济危机和社会民主党本身的危机结合在一起，把这个无结果的实习终结掉：

        发生在德国的利用选举，赢得所有我们可获得的职位的例子，到处被模仿。各个地方，自发发动的攻击已退居后台...走向投票箱的两百万选民，再加上他们背后年轻的男女非选民...形成数量最多，最密集的群众，是国际无产阶级部队决定性的“威慑力量”。这个群众已经提供了超过四分之一的已记录的选票...其增长在自发，稳步，势不可挡地进行，同时又像一个自然过程那样平静。针对它，所有政府的干预已证明是无能为力的。甚至今天我们就可以预期有2.25百万选民。如果这种方式继续下去，到本世纪末，我们将赢得较大部分的社会中层，小资产阶级和小农阶级，成长为这块土地上决定性的力量，所有其它权力将不得不低头，无论他们喜欢与否。保持这样的增长持续而不中断，直到它本身超越执政政府体制的控制，不浪费掉这个日益增加的先进保卫战中的威慑力量，而是要保持它完整不动直到决定性的一天，这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恩格斯选集，禾•汉德森主编，第294-296 。我们的重点） 。

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已可耻地审查了恩格斯的文章，并扭曲了它的意义，移除了这个老战士和马克思终身伴侣的言论中一切仍然是根本革命性的话。[3] 但所有这一切都是顺手牵羊地做的。以上的引述是真实的。它全面评判“久经考验的策略”：吸收尽可能多的成员，教育尽可能多的工人，获得尽可能多的选票，并把新的社会立法写进法律书（首先，工作周的减少） －－ 一切将会自动地实施：“所有其它力量将向（原文如此）我们低头”; 我们的增长是“不可抗拒的”; 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的威慑力量完整不动直到决定性的一天” （原文如此）...

比国际社会主义中可敬长辈的祝福更有说服力的是事实的判决。事实把信用给了倍倍尔，王德威尔得，维克托•艾德勒和其它实用主义者，这些乐意沉重缓慢地走这条此后被提升到圣旨地位的道路的人。在每一次选举中选票增长了。如果有时有意想不到的逆转（1907年德国“霍坦多特选举”），接踵而来的会是一个特别辉煌的即刻应答：1912年的国民议会选举，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赢得了三分之一的选票。工人组织不断聚集力量，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成为真正的“反社会”堡垒，促进阶级觉悟的持续发展。有工资的提高，有越来越多的保障工人的法例，而且贫穷在下降（即使它并未完全消失）。潮流似乎不可阻挡，不仅其忠实信徒即使是他们的对手也被它弄得晕头转向。 每次选举得票都增长。

但一如以往，觉悟落后于现实。这一切“不可阻挡的潮流”的产生，反映了国际资本主义的繁荣，世俗的欧洲“工业后备军”的减少，显然是通过移民，以及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日益增加的超级剥削而达到的。到20世纪初，使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矛盾得以临时缓解的资源，已开始耗尽。此后，社会矛盾的恶化而不是缓解进入议事日程。等待到的阶段，不是一个和平进步的时代，而是一个帝国主义战争，民族解放斗争和内战的时代。很长时间的改进之后，有二十年的时间，实际工资停滞不前，或甚至下跌。渐进演变的时代处在尾声; 革命的时代即将开始。

在这新时代，“久经考验的策略”失去了所有的理由;从一个组织的原则，转化为欧洲劳动阶级的死亡陷阱。1914年8月4日之前，绝大多数当代人并没有把握到这个。甚至列宁，也没有为了坐落在沙皇帝国西方的国家去理解它;托洛茨基则在犹豫不定。罗莎的长处是，她第一个清楚而系统地把握了西方工人运动战略和战术根本改变的必要性，因为面对的是一个变化了的客观形势：帝国主义时代的曙光初现。[4]

罗莎反对“久经考验的策略”的根本原因

当然，新的客观形势已被十九世纪末最富有远见的马克思主义者部分地掌握。殖民帝国扩展和帝国主义的开始，对这一现象－－目前它被表达为大资本的政治扩张，－－进行了分析。希尔弗丁已竖立了显著的丰碑即‘金融资本’。他记录了卡特尔，信托及垄断（修正主义者用来说明资本主义会越来越有组织，从而使其矛盾不那么尖锐; 阳光之下真的是没有新鲜事）的出现。斯图加特国际会议之后，列宁，波兰，荷兰，比利时和意大利的左派更加怀疑，考茨基在向修正主义让步，特别是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问题上让步。选举的机会主义和这个或那个地区或国家集团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战术”集团（如在德国巴登集团，比利时工人党的大多数，法国饶勒斯的追随者等）遭遇到猛烈开火。然而，这一切的批评仍然是局部的和零散的，最重要的是， “久经考验的策略”并未取消，以利于一个新的战略战术系统。与此相反，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得到更多的崇敬。

从1900年至1914年，罗莎是俄罗斯西方唯一按新方向思索的社会主义者。这个特殊的成就，不只是她无可否认的天才，她思路的清晰，和她对社会主义和国际劳工阶级事业坚定不移的献身的结果。最重要的，它可以由历史和地理亦即是社会的条件加以解释，她的理论和实践就是在这些条件下培养和发展起来的。

她作为两个社会民主党（德国和波兰党）领导人的独特地位，把她置于了解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矛盾趋势的一个制高点。一方面，有陷入德国越来越突出的官僚事物主义的危险，另一方面，在沙皇帝国，斗争的新形式和方法在兴起。因此，她能够为工人运动的策略演示同样大胆的行动，如同托洛茨基为革命远景所做的一样。最“先进”的国家不再必须显示“落后”的东西，他们自己未来的形象。与此相反， “落后”国家（俄罗斯和波兰）的工人，一直向西方国家显示必须采用的迫切的战术修改。

当然，这也为某些马克思主义者预见到。早在1896年， 帕武斯在‘新时代’上发表了一份长篇研究， 他设想使用“大规模政治罢工”作为武器，打击用政变压制普选的威胁。“ 该研究本身受启于考茨基提交给苏黎世社会主义大会第10次会议（1893）的方案，方案讨论的是对普选所受威胁的适当反应。[5] 过去恩格斯曾提出同样的问题，但所有这些出击被孤立了起来，而没有导致战略或战术的变化。

罗莎也受惠于对两个政治危机的深入研究，这两个危机已经动摇了该世纪结束时的西欧：法国德雷弗斯案件和比利时争取普选的总罢工（1902）。从这个两方面的经验，她产生了对议会愚侏病的深深厌恶。此外，她越来越相信，在议会以外的行动政治方面，以及在一般的选票至上主义和纯粹的经济打击方面，如果群众没有预先受过良好训练，“久经考验的策略”在“决定性时候”会失败。不过，最重要的是，1905年俄国革命的经验，使罗莎能够把她零散的批评，整合成为一个对“久经考验的策略”的系统性批判。事后我们可以说，毫无疑问，1905年，标志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实质上进步的角色的结束，迎来了长期的波动阶段，在这阶段中，以前的进步特征同稳步增强的反动影响日益结合，直到他们把党带向1914年8月的灾难。

要把握1905年俄国革命的重要性，我们必须紧记，这是巴黎公社时代以来欧洲目击的首次大规模的革命动乱：就是说，时隔34年！因此，这是完全自然的，即像罗莎那样的激情革命者，应认真研究革命爆发的每一个细节和其所有特征，以便为欧洲未来的动荡吸取1905年的重要教训。在这方面，她只是遵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脚步，对1848年的动荡和巴黎公社，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做了相同的检试。

面对社会民主党的“久经考验的策略”，为加速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新战略和新策略的发展，1905年革命的一面，尤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几十年来，一方面，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另一方面，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的辩论困陷在一个虚假的分裂中，把少数立即行动的支持者，同那些大规模有组织行动的支持者对立起来，这后者意味着实践中的“和平“，”法律“工作（在选举舞台上或在工会里）。然而，1905年的革命产生了一组事件，是双方都不曾预见到的。因为1905年出现了群众的直接行动，但这些群众，远非在一个自发和无组织的清白纯朴状态里愉快地辗转，他们正是通过其群众行动经验组织自己，为未来更大胆的行动准备自己。

因此，即使革命工团主义者已多年把总罢工“神话”同社会民主党选举至上主义对立起来，而且虽然它处在总罢工在欧洲第一次得胜这个非常时刻，列宁和罗莎都把握了这个在西方没有得到理解的事实：1905年吹响了俄罗斯革命工团主义死亡的丧钟！他们应该有补充说， －－ 当然，列宁只是1914年后才理解这一点 －－ 即俄罗斯革命工团主义的黯然失色只能用这个事实来解释：远不是反对大规模罢工或试图以任何方式遏制它，俄罗斯和波兰社会民主党（或至少他们的最激进的派系）已成为群众罢工的热心组织者和宣传员，并因此最终克服了旧的“渐进行动-革命行动”二难分法。 [6]

罗莎被1905年革命的经验弄得眼花缭乱，这个经验已在沙皇帝国西方的几个国家的工人心中敲起共鸣－－开始于奥地利，在那里它激起了赢得普选的总罢工。从而，罗莎在其生命的最后14年，持续努力，向德国无产阶级传导这一根本的教训：必须放弃渐进性，必须为再次列于议事日程的群众革命斗争做准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俄国革命和1918年德国革命的爆发，全都确认了她1905年估计的准确性。

1905年2月1日，她写道：

但对于国际社会民主党，俄罗斯无产阶级的起义也构成一些新的深刻东西，我们必须用我们的每根纤维去感受它。我们所有人，无论我们怎样自命掌握辩证法，仍然是不可救药的形而上学者，痴迷于我们对日常经验到的事物的执着中...只有在革命的火山爆发中，我们才能察觉到，年轻的鼹鼠取得了多么迅速和惊天动地的结果，并且是多么愉快地觉察到，它这是在破坏欧洲资产阶级社会脚下的真正地基。用选举统计和地区分部的成员去衡量广大劳工阶层的政治成熟性和革命能量，就像用一把尺来量勃朗峰！

        5月1日，她续说：

这是主要的把握点：我们必须了解和吸收这样的事实，即一个沙皇帝国革命的现实，将挑起国际阶级斗争节奏的一个巨大加速，从而即使在“老欧洲”的中心地带，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将面临革命形势和全新的战术问题。

        最后，在1905年9月22日耶拿大会上，在对抗像罗伯特•施密特那样的改革派工团主义者时，她愤怒地呼喊着：

到目前为止，你坐在这里，听了很多的发言，谈论政治性的群众罢工。难道它没有让你感到，你像是把头放在手中，并质问自己：我们是否真的生活在光荣的俄罗斯革命时期？抑或还是在几十年前呢？每天你可以阅读评估革命的档，每天你可以阅读新闻快报，但你显然没有用眼看也没有用耳听...难道罗伯特•施密特没有看到，我们伟大的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言的时刻实际上已到达？演变成为革命的那一时刻！俄国革命就在我的眼前。如果我们什么也没有学到，我们就是傻瓜。 [ 7 ]

回头看看，我们知道，她是正确的。没有1905年经验，以及它向数以万计俄罗斯工人干部提供的巨大革命训练，1917年的俄国革命胜利会无限的困难，同理，如果1914年前德国工人经历了准革命的或革命的群众政治斗争，1918-9德国革命的胜利会容易得多。不弄湿脚，你就学不会游泳，没有革命行动的经验，群众就不能获得革命觉悟。即使1905年和1914年之间的德国，不可能模仿1905年革命，它至少可能完美地全面改造社会民主党的日常做法， 把它导向一个具有更加革命模式的参预和干部的形成，从而为同资产阶级和其国家机器的必然对抗，准备好群众。拒绝踏上一个新的历程，和死抱着关于社会主义“无可避免的”胜利，面对工人“平静和安宁的实力”，资产阶级及其政权“无可避免”的退却这些越来越虚幻的公式，社民党领导者在这些决定性年代里播下龙的牙齿，它们在1914，1919和1933年德国工人收获惨痛的失败时，作为武士蹦了出来。

关于群众罢工的辩论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必须检查1905年在社民党内部展开的关于群众罢工的辩论。作为辩论标志的主要舞台有：1905年耶拿会议（某种意义上1914年之前最“左”的会议，显然是由于俄国革命的压力）; 1906年曼海姆会议; 同一年两个小册子的出版发行，一个是考茨基的，一个是罗莎的，谈的都是 “群众罢工”问题，1910年罗莎和考茨基之间的辩论; 最后是考茨基和潘那廓克的辩论。[8]

或许有点大纲式的，我们可以复述辩论的要点，内容如下。几十年来，把普遍总罢工的思想作为“普遍愚蠢性” ("Generalstreik ist Generalunsinn") 来打击，其借口是，在这样的罢工可能获得成功之前，必须先组织广大劳动者。虽然社民党领导人被1902-3比利时总罢工震撼，但对其“寂静无为”观念的任何修订，都只是以一个非常犹豫的方式进行的。[9] 在1905年耶拿会议上，工会领袖和社民党领导人间爆发了激烈冲突，当时工会领导人走得如此远，以至于建议总罢工支持者应启程前往俄罗斯或波兰，立即把他们的想法付诸实践。[10]虽然不愿意，但精力勃勃地，倍倍尔进入讲台攻击工会领袖，承认群众政治罢工“原则上”的可能性。然而，耶拿会议和曼海姆会议期间有一妥协敲定了。在曼海姆会议（1906年）上中央机构恢复了和平。此后，在他们权衡所有的“组织”，可用资金，“力量平衡”等问题后，认为只有工会首领们是“有资格” “宣布”罢工行动，包括群众政治罢工的人。在俄罗斯一项实际革命的事与愿违的干预以后，德国社民党领导人松了一口气，回到了熟悉而走顺了的道路， 即“久经考验的策略”之路。

这整个过程中，罗莎当然焦躁不安。她只是在等待最适当的时刻，为她的新战略战术，作出决定性的出击。1910年普鲁士国会选举带来了曙光，当时普选动员已经展开。人民群众要求行动，在数以千计的工人和激进分子的帮助下，罗莎举办了十几次群众集会。警方对会议的禁止导致冲突，最后，在柏林特拉扑投公园组织了一个200000人的中心示威。但社民党的领导，如同讨厌鼠疫一样讨厌这些“动乱”，并专注于为1912年的选举准备尽可能最好的选举参预。结果，动员被扼杀在摇篮中，这一次是考茨基自己，这个“正统”卫士，拿起了棍棒，并且领导了该组织对左派的理论上和政治上的斗争。他制作了无数的书卷气的文章和小册子，这些东西，除了显示对群众运动动态的把握完全失败以外，别无其它。[11]

乍眼看来，联盟的转折发生了。在世纪之交，罗莎和考茨基（左派和中间派）已被封锁，被倍倍尔和辛格周围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少数派的党机构封锁了。1906年曼海姆会议上，工会机构走向修正主义阵营，而倍倍尔-考茨基-罗莎联盟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因此，我们应如何评估这个联盟系统的突然逆转，就发生在四年（1906年至1910年）的时间内？事实上，问题的社会和政治现实，决然不同于外表。倍倍尔和党机构对“久经考验的策略”的迷恋，在1900年和在1910年，都是一样的。他们从根本上是保守的，也就是说，是工人运动本身心脏里的现状支持者（尽管不必失去他们的社会主义信念甚至激情，但把这些降级到一个遥远将来的地步）。伯恩斯坦和修正主义者扬言要破坏“久经考验的策略”（也即日常改革实践），社会主义的宣传，群众的社会主义希望和信仰，党的统一,以及群众和党之间的团结的微妙平衡。出于这个原因，倍倍尔和党机构反对他; 为了本质上保守的目的，以便不掀翻苹果购物车。

然而，1905年的革命和帝国主义对德国本身阶级关系的影响，加剧了工人运动心脏的紧张。当耶拿会议后出现分裂的可能性时，倍倍尔，埃伯特和谢德曼剧均表明，他们属意于组织机构的统一，更甚于团结激进工人－－他们就是这样解释“组织的首要性”的。从这一刻起，整个党的机构同左派破裂，因为现在是左派要求抛弃“久经考验的策略”，不仅在理论上而且－－恐怖中的恐怖－－在实践中抛弃它。木已成舟。

唯一留下的暂时问题，是考茨基的立场。他会不会在党机构的一边反对左派，或与左派一道反对党机构？1905年的革命后，他暂时倾斜向左派，但一个重要事件，决定了他的命运。1908年考茨基写了他的小册子‘权力之路’。在这本小册子里，他细致研究了自从恩格斯1895的著名序言以来，尚未解答的问题。赢得大多数职工群众走向社会主义（以“久经考验的策略”手段）后，如何再转向取得政治权力本身呢？他的方式温和而且并不意味着任何有系统的革命动员。没有提出废除君主制的问题（反倒是，他温和地提到“帝国及其组成体制的民主化”）。但即使这样，在这本为小心眼的，保守和官僚化的“党的执行委员会”所写的小册子中，有太多的“危险阶段”。 “革命”的可能性被提到，它甚至假设性地提出，“任何人都不应天真地想象我们将默默而和平地从一个军国主义国家…走向民主”。这引起“危险阶段的产生”。它甚至可能“挑起一个法律诉讼”。因此，党的执行委员会决定把小册子丢回到纸浆。[12]

一场悲喜剧随后发生，决定了作为革命家和理论家的考茨基的命运。他求助于党的控制委员会，后者是赞同他的。但是，倍倍尔无动于衷。考茨基然后同意向党检查，并削弱自己的文字。他检查了任何可能有争议性的地方，从而使文章变得完全缓和，在整个事件中表现的像一个没有性格实力的完全懦弱的个人。甚至在这次事件可以看出，他与罗莎未来破裂的种子，他的中心主义，在1910至1912年的辩论中，他作为一个党员干部的作用，1914年他的基本投降协定，等等。

这不是偶然的，对考茨基的严竣考验，就像对所有中间派一样，是权力斗争以及把革命整合成为一个立足于日常改革程序的战略的问题。效果上，对国际社会民主党而言，这是1905年以来的决定性问题。

第一稿‘权力之路’的分析表明，甚至在官僚利斧落下以前，中间路线的要素已经出现了。虽然考茨基敏感地分析了导致越来越多阶级矛盾（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缩减的经济扩张，等）的那些因素，其基本哲学仍然是“久经考验的策略”的东西：工业化和资本的集中在为我们工作，我们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除非一些意外发生...这是考茨基的推理。把被动的宿命论丢弃，这个想法，只在那些情况下方被采纳，也即 “我们的敌人犯下一个愚蠢的错误” －－ 政变或世界大战的时候。毕竟，自1896年以来，帕武斯首次提出这个问题后，事情没有丝毫进展。

在考茨基的权力之路上，革命罢工和群众运动爆发，没有重要性。甚至俄国革命，它的爆发只是表明，它开启了一个东方革命时代（这是正确的），并且由于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东方的革命时期会对西方的条件有深刻影响（也是正确的），而且无疑会加深资产阶级社会的紧张和增加其不稳定性。制造不稳定性的俄罗斯动荡的客观影响，和对西欧无产阶级群众活动的革命影响，两者之间并没有连接。政治主动，主观因素，活跃元素－－这些完全被忘记了。“等待你的敌人的错误，无须准备，只要单纯的组织手段，小心地把主动留给敌人” －－一言以蔽之，这是考茨基中心智慧的总和！稍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有更为深刻论述－－直到1934年，其灾难性的失败并没有在世界上爆发！

这场关键辩论每一个方面都清楚显示了罗莎的高明。考茨基用死记硬背的枯燥统计数字推断出理论，即所谓“革命永远不会过早爆发”，罗莎提出了对不成熟条件的深刻认识，每一场无产阶级革命在其出生的阵痛中知道：

… …这些无产阶级的“早熟”进展本身构成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它们将为最后的胜利创造政治条件，因为除非它在长期顽强的斗争战火中锻炼，无产阶级不能达到完成最后翻身的政治成熟程度。 [13]

早在1900年罗莎就这样写道，正是在这里，她开始形成革命胜利的主观必要条件理论的第一要素，而考茨基仍痴迷于测试单纯的客观条件，否定罗莎所提出的问题的存在！以她对群众生活和愿望的深切同情，她对群众情绪和群众运动动力学的敏感，罗莎能够早在1910年辩论时就能够提出，20世纪无产阶级战略的关键问题：期待群众斗争性的不间断的崛起是徒劳的，以及这个事实，即如果他们因缺乏结果和缺乏领导而感到气馁的话，他们就会陷入被动。 [14]

        当考茨基断言，“能停止所有工厂”的总罢工的成功，取决于所有工人的初步组织，他把 “组织第一”推到荒谬的地步。历史已经表明，在这次辩论中，他是错误的和罗莎是正确的。我们已经知道，许多总罢工已经成功地瘫痪了一个现代国家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尽管事实上只有少数的工人组织了起来。 68年5月只不过是老经验的最新确认罢了。

罗莎是否犯了“自发性理论”（远未证明的说法）错误，这当然不能从她对革命动荡期间群众自发主动性的必然性（在这一点上，她是百分之百的正确）的判断上来衡量，无论是这样一些错觉，即以为这些自发主动性，便足以取得革命的胜利，或者这些主动性自己会产生组织导致革命胜利，都不能用来作此衡量。她从来没有犯过今天常见于自发主义者的幼稚误解。

在罗莎的架构里，给“群众政治罢工”这样一个特殊地位的原因是，在她看来，它是为未来的革命冲突教育和准备群众的基本手段（还要更好的是：教育他们，并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通过自我活动完善其教育）。虽然她并没有拟定一个含有过渡要求的战略，但她曾从过去的经验总结了以下结论：必须同选举斗争，经济罢工和“社会主义”抽象宣传的日常实践决裂。她的群众政治罢工是摆脱这些不好做法的基本手段。

对抗国家机器，提高群众政治觉悟，革命的学徒...这一切都从一个清晰的革命观察角度看到，该观察预见到一个相对较短时间内的革命危机。如果说是列宁基于对俄国革命的信念创立了布尔什维主义，如果说是他1914年8月4日以后才把这个观念扩展到欧洲其余地区，那么是罗莎，紧接着1905年第一次俄罗斯革命后，在西方本身同样的革命紧迫性的基础上，首先在构思社会主义战略的区别上做出贡献。

当考茨基反对罗莎说， “有组织群众的自发运动永远是不可预知的”，因而对于一个“革命党”是危险的，他透露出一种自命不凡小官吏的心态，想象一个“革命”将根据一项仔细制作的时间表运行。罗莎千百次正确地强调反对这种看法，认为革命党，比如1905年俄罗斯和波兰社会民主党，其本身的杰出，正是在于它有能力理解和把握在这不可避免和健康的群众自发性中，什么是进步的，以便利用其能量于革命目标，这些目标已制定并体现在其组织里。[15] 那使得斯大林官僚机构中所有的顽固保守主义者再次挖掘出对罗莎毫无根据的指控，说她对1905年革命的进程分析，“过分强调”群众的自发性，而“没有足够的党的角色“ 。 [16]

事实上，她有一个关于角色作用的现实观察－－不幸的预言－－工人运动的官僚主义可以引发革命危机，她在1905年9月耶拿会议上讲话中是这样说的：“以前的革命，特别是1848年的那些革命已表明，在革命过程中，不是群众必须受控制，而是议会，必须阻止他们背叛群众。” [17]

1906年至1910年的痛苦经历后，1910年她甚至更精确的回到同一主题： “如果革命形势全面开花，如果一波一波的斗争是非常先进的，那么党的领导人就会发现刹车无用，群众会把站在风暴路上的这些领导人一把推开。有一天这可能发生在德国。但按社会民主党的利益，我不相信有需要或希望走到这一步。”[18]

罗莎•卢森堡工作的一致性

在罗莎的“宏伟设计”中 －－引导的社会民主党放弃“久经考验的策略”，并为她判断迫在眉睫的革命斗争做准备 －－-她的全部活动具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一致性。

她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不只是符合其对自发理论的关注，尽管这些关注是真实的。[19] 她的目标是全面揭示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德国社会，日益恶化的矛盾的主要的原因。同样地，国际主义不单单是一个或多或少柏拉图式的作宣传用的主题思想，而是具有两个要求的一个功能：日益增加的国际化罢工，并装备工人阶级反对即将来临的帝国主义战争。在国际社会民主党里，罗莎为之奋斗二十年的国际主义运动，由一个革命的观念和战略的选择指导，就像她的 “群众政治罢工”和对帝国主义的深刻分析的运动那样。

她的反军国主义和反君主专制运动也是这样。同一种广为持有的信念相反，有时甚至是同情她的评论家也重复说，[20]罗莎的反军国主义运动，不仅是她的“仇恨”（或她对战争的“恐惧”）作用，而且是准确了解必须捣破资产阶级国家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结果。早在1899年她在《莱比锡人民报》（leipziger volkszeitung）写道：

资产阶级国家的权力和统治以及资产阶级集中在军国主义里。同样，社会民主党是唯一的为原则反对军国主义的政党。因此，这一反对军国主义的原则斗争，具有真正的社会民主党性质。放弃同军国主义制度的斗争，只会导致在实践中放弃同现有社会秩序的斗争。 [21]

在改革或革命一年后，在她对服义务兵役的评论中，她简洁地重复，如果这为武装群众准备物质基础，它做到这点，是“在现代军国主义的幌子下，现代军国主义以一个最引人注目的方式显示军国主义国家对人民的统治，其国家的阶级性质“。这些清晰的方式显示了巨大的鸿沟 横隔在她和伯恩斯坦的漫谈，以及考茨基关于“民主化[原文如此！ ]帝国的律师言语之间”。

因此，我们可以立即明白，当她看到那些指责她用“冒险战术” [22] “冒工人流血的危险”的真正改革派自己，1914年8月后，在一个大1000倍的规模上，不是为自己的事业，却是为了他们剥削者而流淌工人们的鲜血时，可怕的愤怒必会发生在罗莎身上。这愤慨激起她对德国社民党的痛苦判决：“社会民主党只不过是臭尸体”；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生活在地球上最大和最臭名昭著的罪犯” 。[23]

那么什么是历史对罗莎•卢森堡的结论呢？她完全错在既赞赏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又赞赏孟什维克。她同时反对列宁的“高度集中”，而容忍自己的地下波兰工人党里列昂•乔基思谢思的铁腕政权。[24]她过于倾向由先锋队消化社会主义学说，从而低估了需要促使工人阶级的干部能够真正指导那广大的群众，使他们在革命的时候政治化和进入历史舞台。出于同样的原因，1907年后，德国社民党内部，她没有去努力建设一个倾向，或一个有组织的左派分枝（成立一个新党，当然是不可能的，除非通过表明其历史范围的背叛，把社民党领导的奸诈大白于群众）。青年斯巴达克同盟，以及后来的德国共产党（kpd）要为这个失败付出可怕的代价，使用十年时间干预建立一个真正的领导班子;他们被迫在革命的中间承担这一任务。

然而，所有这些领域都属于伟大斗争，该斗争主导了她的生活。罗莎实际上住在德国，这样一来，她越来越鄙薄和不信任社会民主党机器，对于这部机器里的趋炎附势者和职员的罪行，她察觉得比列宁更早更清楚。直到1914年，列宁才接纳罗莎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结论。那以后，他才断定悲剧的根本的历史教训－－仅仅建立一个“强大的组织”对于胜利是完全不够的。所需要的是一个组织，它的方案和日常对阶级斗争的干预，将确保在革命的当天，党会成为无产阶级的动力，而不是官僚刽子手。而不是直到1918年，罗莎才反过来达到了列宁的结论。当时，她抓住了建立一个革命先锋组织的需要，并且坚定相信，对群众创造力，或其自发地放弃社会民主党官僚的能力有无限的信心，是不足够的，社会民主党官僚最终把他们的反革命色彩染在旗杆上。

总括而言，当代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欠了罗莎卢•森堡很多很多。她是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确定并开始解决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战略战术中心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在帝国主义心脏地带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由范•格雷厄姆和冯检•勒普拉翻译于法文。

欧内斯特•曼德尔是第四国际一个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政治理论家和长期的领导人。他死于1995年。

注释：

[ 1 ] 这是JP Nettl特别的判断，他写了罗莎的目前最为完整的传记（罗莎卢•森堡，伦敦， 1966年）。 Nettl把部分事件的丰富细节和往往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判断，同无产阶级的策略，群众运动和革命的观点的一般问题的完全缺乏理解结合了起来：正是这些问题，让罗莎毕生专注于它们。

[ 2 ]因此，在19世纪90年代当战争的危险第一次出现时，恩格斯断言，一旦发生战争，社会民主党将被迫取得权力，并表示担心，这可能是会灾难性地结束。在同一封给倍倍尔的信中，他表示深信， “到本世纪末，我们将获得政权” （给倍倍尔的信， 1891年10月24日）。在以往的一封信（1891年5月1日）他攻击倍倍尔检查‘哥达纲领批判’出版的计划和谴责对党内批评和讨论自由的攻击（八月，致倍倍尔，弗里德里奇•恩格斯，Mouton & Co.,1965年，第417，465页） 。

[ 3 ] 1895年4月1日，恩格斯写信给考茨基： “我看到 ‘导言’的摘录今天出现在Vorwarts，没有通知我就重印，而且在这种方式下，我似乎只不过是一个不计代价的和平的守法者。因此，我全力要求在‘新时代’上刊登未删节版本的“导言”，消除这种可耻的印象“。

使用法律制裁威胁为借口，倍倍尔和考茨基拒绝遵守恩格斯自己作删节并且不遵守再出版一个完整的“导言” 。这只是发生1918年通过另一国际-共产国际的斡旋以后。

[ 4 ] 在‘结果与展望’（1906年）上，托洛茨基几乎呼应罗莎的意见，强调社会民主党越来越保守的特性。但是，由于和解的立场，他采用了关于社会民主党领导层派系斗争的说法，在1908年他靠近考茨基，在“群众政治罢工”辩论中支持他反对罗莎。对于罗莎和考茨基在1910年的冲突，列宁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试图阻止考茨基和孟什维克集团的发展。在他的文章“两个世界”中，他声称，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其中，他列举的人，不仅有罗莎和考茨基，也有倍倍尔）只是战术性质上的，而且在最后的分析中分歧是轻微的。他赞扬倍倍尔的“谨慎”， 根据‘最好是让敌人主动发起战争’使他的论断合理化。（工程，第16卷，页311-16 ，柏林，Dietz-Verlag出版社出版）

[ 5 ]文章题为“政变和政治群众罢工”，在新时代首次出版。它转载于群众罢工辩论文选，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出版（法兰克福， 1970年，页46-95 ） 。

[ 6 ]早在改革或革命时代，罗莎曾写道：“伯恩斯坦开始考虑这样的可能，即为了历史上最令人难以置信的社会转型，征用资产阶级议会场所 －－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通道“ 。

罗莎对议会主义的批判和对资产阶级议会衰落的分析，写于1900年，至今仍新鲜和切题，1914年前在西欧没有任何其它马克思主义文章有这样的特性。按同样的风格，罗莎解释，由于法国工人阶级对“ Jauressist ”议会制幻想，在法国革命工团主义力量越来越强。 （她发表于1905年12月5 /6日 撒克逊工人报的文章 －－罗莎卢•森堡，演讲和著作选，第1卷，页1 96） 。

[ 7 ] ，这些语录来自新时代出版的一篇文章，("Nach dem ersten Akt")，撒克逊报纸（“Im Feuerschelne der Revolution” ）和她在耶拿代表大会的讲话（见罗莎卢•森堡，演讲和著作选，第二卷， Dietz Verlag出版社，柏林， 1955年，第220 / 1 234 / 5 ，和244 ） 。

[ 8 ]这次辩论一个很好的总结见于安东尼•格鲁嫩贝格的‘群众罢工辩论’的导言（ pp.5 - 44 ）。

[ 9 ]例如，文章“矿工罢工的经验教训” ("Die Lehren des Bergerbeiterstreik")，见于1903年的新时代。

[ 10 ]罗莎•卢森堡，耶拿代表大会演讲， 1905年9月21日（演讲和著作选 ，第二卷，页240-1 ） 。

[ 11 ]特别见于他的文章“下一步怎么办” （新时代， 1910 ），及其“先发制人的防御性打击”和“侵略性罢工”之间的区别（区分来源于亨利特•罗兰-霍斯特的著作‘群众罢工’），“经济”和“政治”罢工的区别，“减员战略”和“推翻战略”的区别等（群众罢工辩论，第96-121 ）。

[ 12 ]见‘权力之路’，Editions Anthropos版本（巴黎， 1969年），从一篇导言和书信的附录，可以一窥这个不幸的事。

[ 13 ]罗莎•卢森堡，演讲和著作选，第一卷。第二，第136 。

[ 14 ]同上， 325/6，330页。摘自Dortmunder Arbeiterzeitung出版的一篇文章，题为“下一步怎么办？”。

[ 15 ]只不过是由斯大林分子散布和今天的自发主义者 “无辜”重复着的诽谤，说罗莎把1905年革命“所有的优点”归因于“无组织群众”，没有提及社会民主党领导层的作用。其它旁证博引不说，这只是其中一个刚好相反的证明：“ 即使在第一时刻，起义领导权落入机会主义领导人手中，即使起义显然被各种各样的幻想和传统困扰，起义只不过是巨大政治教育蔓延在俄罗斯工人阶级深处的结果，政治教育是由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男女暗地里鼓动的…在俄罗斯，如世界其它地区，自由和社会进步事业在觉悟的无产阶级手中“。 （ 1905年2月8日 演讲和著作选，第1卷，第216页） 。

[16]参考福利德·厄斯纳的‘罗莎传’， Dietz Verlag出版社，柏林， 1951年-尤其50-53页 。

[ 17 ]演讲和著作选，第一卷，页1，页245 。

[ 18 ] “理论与实践” （ 新时代 1910 ）转载于‘群众罢工辩论’ 页231 。

[ 19 ]罗莎她表示，她写作“政治经济学导论”时，她偶然碰到一个理论的困难，当时她想说明实现剩余价值的障碍。因此，她计划写“资本积累” 。

[ 20 ]尤其是，安东尼•格鲁嫩贝格在她的‘群众罢工辩论’导言（第43页），在那里她坚持认为，在制订征服权力的战略设想，在提出同资产阶级国家力量斗争的问题上，潘讷考克同罗莎和考茨基两者都是截然相反的。

[ 21 ]演讲和著作选，第一卷。页47 。

[ 22 ]同上，页245 。

[ 23 ]关于罗莎向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提交的方案的讲话 （Der Gründungsperteitag der KPD,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9年，页194）。尤其是，1918年的停战协议以后，当德国社民党领导人企图利用德国士兵反对波罗的海国家的俄国式革命时，她怒发冲冠。

[ 24 ]最近在波兰出版的，埃达•维法尔的‘罗莎•卢森堡-利奥•焦基希斯通信’，这无疑将提供重要辅助材料，有助于研究罗莎关于她自己的波兰党内部“组织问题”的实际和理论的态度。通信的法语和德语部分的翻译（by Editions Anthropos and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即将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