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创始人，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在192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当然，我们不希望拉丁美洲社会主义是一个模仿或复制。 它必须是一个英勇无畏的创造。 我们必须以自己的现实，用自己的语言，创造发展出印地安-美洲的社会主义。 这是新一代人应担当的任务。”[1] 他的警告未能引起注意。 在同一年，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运动堕入斯大林模式的阴影，竭力仿效苏联的官僚意识形态及其所谓的“现实社会主义”近半个世纪。

        我们不知道埃内斯托·“切”·格瓦拉是否读过马里亚特吉的文章。可能已经读过，因为他的同伴希尔达·加德亚（Hilda Gadea）在古巴革命前的几年，曾借给他马里亚特吉的著作。 无论是哪种情况，他的政治思想和实践，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可以说已经有意要避开东欧对苏联模式的硬性模仿而导致的僵局。

        格瓦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是一个尝试，是要“勇敢的创造”某种新东西，探索---断断续续地摸索--- 出一个独特的社会主义模式，在许多方面，它同“现实存在的”官僚荒诞体系是绝然反对的。

        从1959年到1967年，格瓦拉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 他越来越疏远了自己关于苏联或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最初幻想，离开了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 在1965年写给古巴朋友的一封信中，他严厉地批评了“思想尾巴主义”（ideological tailism），在古巴，这个思想尾巴主义见诸于马克思主义手册这一类苏联出版物。 这些手册，这些“苏联砖块”，用他的话来说，“有不让你思索的缺点：党已经为你做好了，你必须去消化它。”[2]

        更明确地，特别是在他1963年以后的作品中，他拒绝“模仿和复制”，他寻找一个替代模式，试图制定另外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条道路更彻底，更平等，更和睦，而且更符合共产主义道德。

未竟之旅

        1967年10月格瓦拉的死亡，中断了独立的政治成熟和智慧的发展过程。 他的工作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不是一个包办一切答案的思想系统。对于许多问题，如制订计划，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等等，他的想法仍然是不完整的。[3]

        超越具体的经济问题，寻求一条新的道路，这背后的动力，是这样的信念，即：竞争是相互残杀的战争，是资本主义文明的特点，在那个世界中，“人人相食”，如果社会主义不能实实在在地提供一个文明，一套社会伦理，一个同狭隘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不受约束的利己主义和竞争完全对立的社会模型，那么社会主义就是毫无意义的，因而无法得胜的。

        格瓦拉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离不开一定的道德价值，这同斯大林，赫鲁晓夫和他们继任者的“经济主义” 的观念正好相反，那些人考虑的是“生产力的发展”。1963年7月，在记者让·丹尼尔的一个著名采访中，格瓦拉已经对“现实社会主义”发出了隐含的批判：“对于没有共产主义道德的经济社会主义，我不感兴趣。 我们在与贫困作斗争，但同时有异端出现…。如果共产主义脱离了思想，那它可能只是一个分配的方法，但它不再是一个革命性的道德。”[4]

        如果社会主义声称反对资本主义，却站在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资本主义立场上，用资本主义的武器 — 商品形式、竞争、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 — 同它斗争，那么这是注定要失败的。 不能说，格瓦拉预计到了苏联的解体，但在某种程度上，他有直觉感到，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容忍差异，没有体现出新的价值观，只是试图模仿它的对手，没有雄心而只求“赶上和超越”帝国主义大都市的生产，这样的制度是没有前途的。

        对于格瓦拉，社会主义代表了一个新社会的历史规划，它的基础价值观念是平等，团结，集体主义，革命利他主义，自由讨论和群众参与。 他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批评，就像他作为一个领导者的实践，就像他对古巴经验的思考，其灵感来自这个由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给出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概念。[5]

        有三件事情具体表达了格瓦拉的这一愿望及其对新道路的探索：关于经济管理方法的讨论，差异的自由表达问题和社会主义的民主理念。 第一个显然占据了格瓦拉思想的中心位置，而另外两个，是密切相关的，尚未有多大的发展，还有一些漏洞和矛盾。 但是，它们不断地出现在他的关心和他的政治实践中。

新人类

        埃内斯托·格瓦拉在他著名的1965年2月的 “阿尔及尔讲话”中，呼吁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杜绝其同西方的剥削性国家的合作阴谋”，因为他们对从事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民族所施行的是不平等的交换关系。按格瓦拉的看法，社会主义，“不仅是在建设中的或已经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内，而且对全世界所有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人民，如果在意识上没有一个对人性的新兄弟般态度的变化，就不会存在。” [6]

        格瓦拉在1965年3月的文章“古巴的社会主义和人”中，分析了应用于东欧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型，他拒绝了声称“用资本主义自己的偶像征服资本主义”的概念。 “认为社会主义能通过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阴暗工具（作为经济细胞的商品，盈利，作为经济杠杆的个人物质利益，等等）的帮助而实现，那是白日做梦，会导入一个死胡同…。为了建设共产主义，有必要在建设新的物质基础的同时，建立新的人类。”[7]

        从东欧国家引进的模型有一个重大危险，就是社会不平等的增加和技术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在这个报酬分配系统中，“赚取更多的总是董事们。 只要看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最近提出的方案，看看分配给董事管理的比重，或更多的董事管理的薪酬。”[8]

        基本上，辩论点的一方是“经济主义”的观点，认为经济领域是独立的系统，有自己的规律，如价值律或市场规律；辩论点的另一方是社会主义的政治概念，认为有关生产重点，价格等的经济决定是由社会，道德和政治标准控制的。

        格瓦拉的经济提案 — 反对市场力量的计划，预算财务制度，集体或“道德”的激励机制 — 试图找到符合这些标准的社会主义建设典范，因此，与苏联模式不同。 应该说，对于斯大林官僚系统的性质，格瓦拉并没有成功地得出一个清晰的概念。 在我看来，在追溯苏联经验的问题和局限性时，他错误地把它们归于新经济政策（NEP），而不是斯大林主义的暴政。 [9]

讨论的自由

        在1963年至1964年的经济讨论中，一个重要的值得一提的政治面是，在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民众不同意见的表达是正常的，或在革命中某种民主多元化是合法的。

        这个问题隐含在经济辩论中。 格瓦拉从未明晰或系统地述说过它，他肯定也没有把它与经济计划的民主问题联系起来。 但在20世纪60年代，对于革命阵营内部的自由讨论，他曾多次表态支持，倾向于尊重多数人的意见。

        在他的行为上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例子，这个例子同古巴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有关，他完全不同意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分析（他曾在多个场合严厉地批评他们）。 1961年，格瓦拉在同北美左翼知识分子莫里斯·泽特林的讨论中，谴责古巴警方破坏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印刷板的行为，说它是个“错误”，“不应该这样做。”

        几年后不久，于1965年即将离开古巴前，他设法从监狱中释放古巴托洛茨基主义的领导人罗伯特·阿科斯塔·赫切瓦利亚（Roberto Acosta Hechevarria），他用兄弟般的问候语送别他：“阿科斯塔，人们不能用拳打脚踢杀死思想。” [10]

        最明显的例子是他对一些苏联人对“托洛茨基主义”指控的回答，见于他在1964年给工业部同志们的报告：

“在这方面，我认为，或者我们有能力用论据摧毁相反的意见，或者我们应该让他们来表达出来…。用强力摧毁意见是不可能的，这将阻止智力的任何自由发展。在托洛茨基的思想里有很多是有价值的，虽然在我看来，他的基本观念是错误的，他后来的行动也错了。”[11]

因此，这决不是偶然的，格瓦拉对表达自由的最明确的捍卫，对斯大林主义独裁最直接的批评表现在艺术领域。 在他著名的论文“古巴的社会主义与人”（Socialism and Man in Cuba）（1965）中，他谴责了苏联式的把“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作为唯一艺术形式的强行做法：“是一种供官员们了解的‘艺术’。”他强调，通过这种方法，“真正的艺术探寻完蛋了”，一个“紧箍咒”加在“一个诞生中的人类的艺术表现方式上…。”[12]

社会主义民主

        虽然格瓦拉从来没有设法拟定民主在社会主义过渡期的作用的最后理论 — 或许这是他工作中的主要缺失 — 但他拒绝了在20世纪对社会主义造成严重伤害的专制和独裁观念。 1966年有关苏联的政治经济手册的一些重要注解包含了这样的直率说法：“斯大林的重大历史罪行是贬低共产主义教育，设立了不受约束的权威崇拜。”[13]

        主要的局限在于他关于民主与计划两者关系的思想，存在不足。 他捍卫计划经济，反对市场分类的论点是非常重要的，在新自由主义“市场宗教”占主导地位的今天，它更加具有了新的重要意义。但他们避开了关键性的政治问题：谁做计划？ 谁决定经济计划的主要选项？ 谁决定生产和消费的轻重缓急次序？

        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 — 也就是，如果没有（1）政治多元化，（2）轻重缓急次序的自由讨论，以及（3）人们在各种经济主张和供讨论的论坛之间做选择的自由 — 那么，计划不可避免地会化为一个满足“专制集团过度需求”的官僚主义和威权制度（前苏联的历史就是充分的证明）。

        换句话说，经济社会主义过渡期的问题，同政治制度的性质是分不开的。 还有，古巴过去三十年的经验表明，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缺乏，有负面的影响，虽然古巴已经设法避免了最严重的官僚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畸变，而这些畸变在其它所谓的“现实社会主义” 国家中却发生了。

        这个争论，同革命制度的问题有关。 格瓦拉拒绝资产阶级的民主，尽管他极力反对官僚主义和主张平等主义， 但是，他远未形成一个清晰的社会主义民主愿景。

        在“古巴的社会主义和人”一文中，他承认，革命的国家可能会犯错误，从而在群众中激起了消极的反应，迫使国家作出修正（他所引用的例子是：1961年至1962年，阿尼巴尔·埃斯卡兰特领导下的党的宗派政策）。 但是，他指出，“很明显，这种机制不足以保证一连串明智的措施。 需要与人民群众有更有效的连接…。”

        在文章的开始，他似乎很满意领导和群众之间有一个模糊的“辩证统一”。 但几页后，他承认，行使有效的民主控制这个问题远未解决：“这革命制度尚未实现。 我们正在寻找一些新的东西…。”[14]

未发表的著作

        我们知道，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格瓦拉已经远离了苏联模式，他拒绝了“模仿和复制”所谓的“现实社会主义”。但是，他一部分优秀的后期著作，特别是他对1963年版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手册的批评意见，仍然未公布。

        只是到了2006年，这些批评才在古巴出版。[15] 这些文章写于1965年至1966年，当时他呆在坦桑尼亚和布拉格，正是他在刚果的任务失败后，临行玻利维亚以前。 四十年来，这个档案一直是“隐而不现的”，只不过在苏联完结后，允许一些古巴研究人员参考，并作了一些笔记。 现在，在这些文章写成约40年后才决定在古巴发表，同期还有其它未知档案。

        为什么格瓦拉的笔记不能早些发表呢？或许，人们可以理解的是，苏联垮台前，可能有一些（坏的）外交上的原因，要把它们隐藏起来。但1991年后，这些笔记代表什么样的“危险”呢？ 是谁决定把它们锁在抽屉里的呢？ 是谁终于开了“绿灯”让这些笔记出版呢？

        无论如何，这个材料终于提供给了有兴趣的读者，这确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它记录了他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记录了他远离苏联模式的“现实社会主义”，记录了他探索一个彻底替代方案的努力。 在前面的讨论中，格瓦拉坚决认为，计划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是关键因素，因为它把“人类从他的经济状态中解放出来。”但应该由谁来做计划呢？

        在1963年至1964年的辩论中，他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正是在这里，在这些写于1965年到1966年的重要笔记里，人们发现了新的见解。 有一段文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表明，格瓦拉最后的政治思想接近社会主义民主的理念，即民主的计划过程，由人民自己，由工人，“群众”--- 用他的术语说--- 制定主要的经济决策：

“照顾人民利益，由群众作经济决策，同这个经济计划观念相矛盾的是，我们有了一个安慰剂，即决定人们的共同命运的只有经济因素。 这是一种机械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群众必须能够主导自己的命运，决定积累和消费的生产比例。 经济技术必须运作在这样的认识范围内，而群众的觉悟必须确保它能得以执行。”[16]

        可以认为，这些笔记代表了格瓦拉寻求替代苏联（斯大林主义）模式之努力的一个重要阶段。 1967年10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及其玻利维亚帮凶的刺杀子弹，打断了这项工作，使一个新的革命社会主义和一个新的共产主义民主的“勇敢的创造”夭折了。

        文章2009首次出版于“中流砥柱”（Against the Current）142期，2009年9-10月

•  生于巴西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迈克尔·洛伊，是法国反资本主义新党（the New Anti-capitalist Party）和第四国际的成员。阿姆斯特丹研究和教育国际学院（IIR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nd Education）的研究员，前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CNRS）的研究主任。他写了许多书，包括《切·格瓦拉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解放神学》，《祖国或地球母亲？》、《众神之战：拉丁美洲的宗教和政治》。 他是《国际生态社会主义宣言》作者之一（另一作者是乔尔·科威尔Joel Kovel）。 他也是2007年第一届巴黎国际生态社会主义会议的组织者之一。

注释:

[1] 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周年纪念和平衡”，思想与政治， Amauta 丛书，1971年：249页 。 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1894-1930年）是拉丁美洲主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 他闻名于世是因为其1928年的著作，关于秘鲁现实的七篇解说文（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1971年）。

[2] 格瓦拉给古巴朋友的信（1965年）。 这封信是尚未发表的格瓦拉文件之一。 卡洛斯·塔夫拉达把它引用在他的文章“切·埃内斯托·格瓦拉的马克思主义”里，另一类南方，III，第2期（1996）：168页。 也见于同一作者的‘ 切·格瓦拉：社会主义过渡期的经济与政治’（探路出版社，1992年）和‘ 古巴，过渡？’（L'Harmattan出版社，2001年）。

[3] 费尔南多·马丁内斯·埃雷迪亚正确地指出，“…在格瓦拉不完全的思想中，甚至有一些积极的方面。 伟大的思想家在思索，指出一些问题和一些方法，提出了一些可能性，并要求他的同志们思索，学习，并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然而人们一旦真的要运用他的思想，把它独断化，把它变成一个投机的堡垒或口号的插座，是不可能的。”“格瓦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彭萨·埃尔车 （哈瓦那：美洲研究中心，编辑何塞·马蒂，第二卷，1989年）：30页。也可以参见费尔南多·马丁内斯·埃雷迪亚车，切·格瓦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哈瓦那：美洲之家奖，1989年）。

[4] 快报 7月25日，1963年，9页。

[5]恩斯特·布洛赫（1885-1977）是犹太裔德国哲学家，于1938年流亡到美国。 1949年，他成了莱比锡卡尔·马克大学（Karl Marx University in Leipzig）的教授，1961年旅居西方后，在图宾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übingen）任教授。 从‘乌托邦精神’（1918）到‘希望的原则’（1954-1959），这个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试图把世俗救赎的一面复归给社会主义。

[6]埃内斯托·切·格瓦拉， 1957-1967文集，第2卷（巴黎：弗朗索瓦·马斯伯乐出版社，1971年）：574页。

[7] 格瓦拉，文集，第2卷，371-372页。

[8]埃内斯托·切·格瓦拉，“计划与人”，1957-1967文集，第6卷 [未编辑文本]（巴黎：马斯佩罗，1972年）：90页。

[9]在格瓦拉1966年所写的有关政治经济的文章里，这个概念是很清楚的。卡洛斯·塔夫拉达在“埃内斯托·格瓦拉的马克思主义”中，引用了一些摘要。珍妮特，哈贝尔（Janette Habel）正确地指出，格瓦拉“太多强调对斯大林主义畸变的经济批判，过于重视市场关系，却没有足够批判苏联政治制度的警察和镇压性质。”（J.哈贝尔，前言，M·洛伊，切·格瓦拉笔记 （巴黎，Syllepse，1997年）：11页。

[10]“莫里斯·泽特林的采访”，R.E.邦那切（R.E. Bonachea），N.P.巴尔德斯编辑（N.P. Valdes），‘格瓦拉：埃内斯托·格瓦拉作品选’（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9年）：391页， 以及“同罗伯特·阿科斯塔·赫切瓦利亚（Roberto Acosta Hechevarria）的谈话”，加里坦·滕南特， ‘加勒比海隐藏的明珠：古巴托洛茨基主义 ’（伦敦：豪猪出版社，2000年）：246页。 据罗伯特·阿科斯塔说，格瓦拉告诉他，在在未来的一个时候，托洛茨基主义的出版物会在古巴合法化（249页）。

[11]切·格瓦拉，“计划和人”，共产党宣言杂志，第7期 （1969年12月）：37页。

[12]·格瓦拉， 1957-1967文集，第2卷，379页。

[13] 胡安·安东尼奥·布兰科在‘第三个千年（Tercer Milenio）：后现代主义的另一版本（una visión alternativa de la posmodernidad）’中引用，（哈瓦那：中心费利克斯·瓦雷拉中心（Centro Felix Varela），1996年）：56页。

[14]·格瓦拉， 1957-1967文集，第2卷，369，375页。

[15]塔夫拉达，“埃内斯托·格瓦拉的马克思主义”，173页。

[16]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政治经济注解（哈瓦那：海洋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编辑部）2006，132-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