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东政治伊斯兰的三种说法

关于中东政治伊斯兰的三种说法

法鲁克·苏勒利亚

一个俄国犹太人在埃及徒手建立了共产主义，不过他的努力得到英国总参谋部情报部门的协助，后者在1919年成功的获得伊斯兰大教法长谢赫·穆罕默德·巴希特的反布尔什维主义追杀令。其结果同它的预期截然相反。一些报纸抨击追杀令，捍卫布尔什维克。

政治伊斯兰，也被称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Islamic fundamentalism或法语integrisme），关于它的惊人崛起，出现了许多说法。然而，当谈到“伊斯兰主义”政治经济学时，谈到伊斯兰主义者成功攫获国家权力（沙特，伊朗，苏丹，阿富汗）的后果时，经常发现这些说法的欠缺。在这样的说法中，不是理直气壮地强调帝国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勾结，就是指出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或左派的失败。

例如，乔姆斯基在与黎巴嫩知识分子吉尔伯特·阿查（Gilbert Achcar）对话时，呼吁政治伊斯兰“主要对世界的动荡势力做反应”。关于“当今世界动荡的主要来源”，阿查和乔姆斯基强调“是美国政府的行为”（乔姆斯基和阿查2007年：27）。许多左派也同样强调这一点。

然而，与乔姆斯基和阿查的看法不同，这样的论点---在左翼圈中流行---不能解释1950年代和1960年代原教旨主义者无法迈步前进的原因，而当时的“动乱势力'在中东甚至比后来更加活跃。但最重要的是，它的意思仿佛是，一旦“动乱势力”停止扩散动荡，基地组织就将放下武器。然而，无论是否有任何势力扩散动荡，伊斯兰主义者追求的是圣战，直到大审判日。

近年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的论点被右翼最常应用到中东政治伊斯兰上。但在亨廷顿之前很久，在1964年，伯纳德·刘易斯就主张说，阿拉伯对华盛顿的敌意不是由美国与犹太复国主义的合作所造成的。他认为苏联逃脱了这种敌意，尽管她支持建立以色列。刘易斯认为，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解释，也即“如果我们认为中东目前的不满，并非政府或国家之间的冲突，而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正如吉邦（Gibbon）所谓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大辩论’，自中世纪以来，一直在以这种或那种的形式进行”（雅可布 2004年：9）。

亨廷顿在一篇外交政策文章中夸大了“文明冲突”说法，而本·拉登引人注目的出现，强化了这一论断。根据雅可布的说法，“‘文明冲突’” 论点的问题... 就在于它巧舌如簧，撇开那些分明具体的不公平。对于冷战时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以及最近的伊斯兰主义者），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是反美情绪的真正原因，而不仅仅掩盖更深的反感''（雅可布 2004：9-10）。

韩礼德把政治伊斯兰的兴起归于“国家特性”。他认为，在如伊朗，阿尔及利亚，埃及，土耳其这样的国家，政治伊斯兰“采取了反抗政府的形式”，一个‘强烈现代化的政府受到社会政治反对派运动的挑战’。但是‘在政府非常脆弱的国家，基地组织出现并持续其存在’。他援引阿富汗和也门较大的北部这两个例子。‘在这种情况下，它不是反抗一个现代化的政府，而是反对政府的历史性缺乏’（韩礼德 2002年a：41）。

最近，巴基斯坦已经成为基地组织的避难所，在那里的“政府历史性的缺席”是没有道理的。此外，在共产党执政时，尽管有美国的干预，政府法令几乎已经行使在整个阿富汗。人们看到，在阿富汗和也门，因为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和咄咄逼人的外交干预，政府垮台了。还有原教旨主义者的绥靖政策。此外，仅仅无政府状态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全部，除非我们分析原教旨主义者建立的另一种社会，这个社会提供本应由国家提供的社会服务。

巴博（Barber）指出一个全球性的条件，就是‘一个由通信，信息，娱乐，商务绑在一起的麦当劳世界’逐渐构成。从而，抵抗它的有效形式只有圣战者所具有的前现代苦行精神，这些圣战者已在全球穆斯林中间获得越来越多的影响力（巴博 2000:21-6）。

巴博的说法听起来漂亮，但中东已被帝国主义全球化的力量渗透了超过一个世纪。巴博的论点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仅仅在过去的三十年出现了宗教右翼的崛起，不仅在中东，而且在全球化本身的心脏地带美国，也出现了基督教右翼爆炸性发展。

但是，为了避免‘项狄’式的讨论（‘项狄传’这部书的英雄直到整本书过了一半尚未诞生），让我们先来定义政治伊斯兰这个词。

根据定义，“原教旨主义意味着回归到伊斯兰根源，在有些情况下，那意味着挑战数百年来对那些来源的学术解释”（西门特 1997:62）。

阿查喜欢“原教旨主义”这个词，他说，“‘原教旨主义’这个术语通常不仅指宗教经文的字面解释，也指社会和政府实行这些教义，以及每个人都遵循这些规则的愿望... 它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不仅仅涉及到伊斯兰教。还有犹太原教旨主义，印度教原教旨主义，天主教，基督教等等”（乔姆斯基和阿查 2007年：34）。韩礼德认为，通过观察它的反面即“现代主义”，可以部分地理解“原教旨主义”（韩礼德 2002年a：53）。

检视这些定义，就可以理解下面三种叙述。现代第一个原教旨主义国家沙特阿拉伯的情况，可代表所有这些叙述。

1957年1月5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要求国会通过一项决议，授权他承诺给任何愿意承认共产主义威胁的海湾国家，增加军事和经济援助，甚至提供美国的直接保护。两个月后，国会通过了举世皆知的艾森豪威尔主义决议。该主义实际上也针对阿拉伯民族主义（雅可布 2004:1-2）。为了不让中东落入共产主义，华盛顿转向了政治伊斯兰。

为了控制这个方向的任何运动，华盛顿探索扶持沙特国王以抗衡纳赛尔的可能性。由于该国王的反共性，他成了一个合乎逻辑的选择。沙特也乐意帮忙。他访问了伊拉克。这两个君主同意忘记过往的敌意，反对纳赛尔（马达维 2002:116）。当他1957年1月访问美国时，艾森豪威尔超规格地前往机场迎接沙特国王。作为回报，沙特延长达兰基地的免费租赁五年（韩礼德 2002年b：54）。美国向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政治伊斯兰的求爱，这同前英国殖民主义是一致的。

一个俄国犹太人约瑟夫·罗森塔尔，在埃及徒手建立了共产主义，他的努力却获得了英国总参谋部情报部门的协助，因为后者成功地在1919年8月获得了伊斯兰大教法长谢赫•穆罕默德•巴希特（Shaikh Muhammad Bakhit）的反布尔什维主义追杀令。其结果同它的预期截然相反。一些报纸，像费边主义者萨拉马·穆萨的喉舌‘社群（Ahali）’报，和民族主义的‘尼罗河谷（Wadi-en-Nil）’报，抨击追杀令，捍卫布尔什维克（巴塔图（Batatu） 2004:374-377）。

同样，在伊拉克，在1948年的瓦哈比运动（the Wathbah）和1952年的起义后，多年来动荡不安，这期间，伊拉克共产党成为一个群众性政党，宗教被用来遏止共产主义前进的步伐。显然，其动机来自英国人势力的代表。在一封日期注明为1949年4月20日的给伊拉克秘密警察的信中，一个情报官员写道，“共产主义永远不会单单被我们所谓的‘警察方法’完全根除”。在雷（Ray）建议的‘纠正’的方法中，就有他所谓的“宗教方法。”

显然，为寻求一致---1953年10月6日---英国驻伊拉克大使约翰·特劳特贝克爵士，直接与主要的穆智台希德（Mujtahid,教法权威阐述人），卡史夫·乌尔-嘎塔（Kashif ul-Ghata）接触。这位大使极力劝说这个教长：“同共产主义的斗争依赖于宗教学者和宗教领袖的觉醒”（巴塔图（Batatu） 2004年：694）。

艾森豪威尔的学说首先在约旦受到考验，因为在那里国王侯赛因残酷镇压了民族主义者，而穆斯林兄弟会是站在君主一边的。那以后，约旦公民的自由被剥夺。然而，艾森豪威尔则叫好，赞扬侯赛因的“英勇斗争，剔除其国家和政府的颠覆分子”（雅可布 2004年：135）。

此前，在1951年，伊朗议会已投票决定，把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国有化。不久，国有化的主要建筑师穆罕默德·摩萨德当选总理。艾森豪威尔政府怀疑摩萨德与莫斯科的关系。因此，他被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动的政变推翻（雅可布 2004：29-30）。

像往常一样，阿亚图拉·卡桑尼（Ayotollah Kashani）站在政变策划者一边。对卡桑尼的合作服务，中情局在伊朗的行动组付给阿亚图拉1万美元（金策 2003:157-178）。

这些历史文献至少部分地有助于解释，帝国主义是如何培养了哈马斯，真主党，迈赫迪民兵，基地组织和伊朗的阿亚图拉。例如，爱德华·萨德指出：“唯一不用巴勒斯坦资金而设立的巴勒斯坦大学是加沙的伊斯兰（哈马斯）大学，是以色列开建的，目的是在起义中破坏巴解组织”（萨德 1997年，第三十九页）。

对此，亚西尔·阿拉法特曾经给予了肯定，“哈马斯是以色列的创作，[伊扎克]沙米尔任首相时，提供金钱，其中还有700多个机构，学校，大学和清真寺”（纳波莱奥尼（Napoleoni） 2003:70）。

真主党的崛起，通常归因于伊朗。根据阿查的看法，一个同样重要的事实是，以色列“很刻意地解除了所有具有多元宗教成员之世俗意识形态的团队---共产主义或民族主义或其它人的武装。而他们并没有解除地方自治团体的武装，无论是什叶派还是德鲁兹人，更何况他们的基督教盟友”（乔姆斯基和阿查 2007:29）。

人们也知道，在这里应该有基地组织的空间。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间谍机构共同合力，武装训练和资助基地组织，以对抗在阿富汗的红军。

在20世纪50年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震动了中东。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民族主义者在埃及尝到了首场胜利。 1952年7月23日，自由派军官们在一场几乎不流血的政变中夺取了政府的控制权。君主制被废除。他们承诺杜绝腐败，迫使英国从埃及撤军，恢复国家的尊严。穆罕默德·纳吉布是官方的领导者，但上校贾迈勒·纳赛尔掌握实权。杜鲁门政府对这个改变激情满怀，认为新政府不会在该地区掀起反英情绪。1954年后期，纳赛尔成为公开的领袖，他的泛阿拉伯哲学（反犹太复国主义，反帝国主义，社会公正和中立）于1956年最终成形（雅可布 2004:26-34）。他引进了土地改革，于1958年与叙利亚结盟，并于1958年首先支持伊拉克革命（阿里 2002，第95-107页），而1941年至1958年，伊拉克的石油收入，极大地加强了伊拉克政府的财政力量。其结果是，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变得经济自主，无须依赖社会，加强了其专制潜力。同时，石油收入使得政府危险地依赖于石油公司（巴塔图 2004：34）。

在20世纪40年代，共产主义成为伊拉克生活的一个因素。在20世纪50年代，即使是右翼的独立政党也在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发牢骚（Batatu 2004：465-466）。

1958年7月14日，自由军官在卡西姆的带领下，夺取了政权，并宣布成立伊拉克共和国。革命后不久，派系的斗争，一场反对开罗的宣传战爆发。以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Abdul Salam Aref）为首的纳赛尔分子，试图发动政变。亲卡西姆部队，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挫败了政变。十月，复兴党人企图暗杀卡西姆（阿里 2004:71-80）。卡西姆现在依赖共产党人，进行了一些社会经济改革。

进行了土地的改革（1959-61年），限制所有权（3,000地主拥有56％的土地）。对收入超过20,000第纳尔的富人所得税的征收上调（40％〜60％）。引进了遗产税和继承税。引进了租金控制。调整了工作时间。一万个住房项目被引入了巴格达（后来被命名为萨达姆城）。1963年，阿里夫和复兴党人发动政变夺取权力。卡西姆被处决。复兴党人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诋毁和杀害了许多共产党员（阿里 2004:82-88）。

复兴党被萨拉姆（Salam）抛弃，但他们在1968年发动政变重获政权。那个时候，复兴党在叙利亚已经巩固了自己的权力。然而，在叙利亚，复兴党派别内斗不断，直到1970年11月，阿萨德控制了叙利亚，使得复兴党创始人米歇尔·阿菲拉克（Michel Aflaq）逃离该国（阿里 2004:109-110）。复兴党作为一个世俗的民族主义政党成立于1943年，创立人是米歇尔·阿菲拉克和萨拉赫·比塔尔（Salah Bitar），两人均为叙利亚人（阿里 2002:111）。

一上台，伊拉克复兴党就镇压共产党人，什叶派，库尔德人以及每一个可能的反对者。1990年，复兴党的伊拉克入侵了另一个邻国科威特，导致联合国制裁，结果削弱了伊拉克的经济。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同伊朗的战争已经破坏了伊拉克经济（阿里 2004:103-143）。

复兴党规则被证明是伊拉克阿拉伯人的一个噩梦。在后萨达姆时期，举行选举时，什叶派原教旨主义者轻松赢得选举，因为萨达姆已经清除了每一个世俗反对派。清真寺是唯一可进行秘密活动的中心。这证明复兴党无法团结伊拉克和叙利亚。因此，他们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几乎不可信（阿里 2004:112）。

伊拉克的情况同埃及或任何其它阿拉伯国家，并无不同，在后者那里，民族主义者也在当权。在1958年2月，叙利亚和埃及宣布结成联邦。也门和黎巴嫩也表示有兴趣加入。但联邦梦突然终结（阿里 2002:106-112），粉碎了阿拉伯民族团结的梦想。在土地改革方面，在1952年公布了一些措施。所有权被限制在300费丹（feddan，埃及面积单位，等于1.038英亩）。十几年后的今天，只有两百万农民获益，因为只有10％的被征收土地可分配。至于工人，在1952年对罢工的镇压，已经设立了1952年以后的方向。在赛义德·古特伯之前很久，已有两个工会领袖因组织罢工而被处以绞刑（1952年）（2002 阿里：96）。

然而，卷入也门反对沙特阿拉伯的活动，这是自杀性的，这极大地促使了埃及在1967年同以色列闪电战的失败，并给了纳赛尔政治最后一击。

随着纳赛尔的去世，安华·萨达特（Anwar Sadaat）上台，他遇刺后，则由胡斯尼·穆巴拉克继任。于是纳赛尔时代的改革回头，由纳赛尔获得的民主自由还有待恢复。

巴塔图（2004:461）对伊拉克民族主义者的观察，适用于整个中东：

“取消人民自行组织政党和工会的宪法权利，等于取出了民族运动的心脏。无视群众的力量，你就不能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较力。”

据纳波莱奥尼的看法，“伊斯兰组织，其中许多都是武装团体，他们所获资金范围从50亿美元至160亿美元，单是沙特政府，每年通过宗教的传道工作就捐赠100亿美元”（纳波莱奥尼 2003:123）。

沙特的资金远远超出中东地区。例如，在巴基斯坦，拉什卡-e-托（LeT）地区是沙特慷慨捐助的主要受益者，“它有一个庞大的社会服务网络，含有20个伊斯兰机构，140中学，8所宗教学校和一个30多万美元医疗队，这个医疗队包括流动诊所，救护车服务和血库”（米尔：147）。 LeT的总部，建筑费高达5千万卢比，包括“一个服装厂，一个铁铸造厂，一个木工厂，一个游泳池和三个住宅区”（米尔：147）。谁买单？ LeT的负责人说，一个“沙特商人艾哈迈德，捐献了1千万卢比”，而“另一沙特酋长捐赠了数百万，在LeT总部建设达娃示范学校”。(米尔：148)

关于沙特政权，希洛说：“举世皆知，它用巨大的财政支持阿富汗游击队同喀布尔的马克思主义政权战斗。人们普遍不知道的是：它用现金补贴孟加拉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马尔代夫群岛的右翼团体。多年来，它资助厄立特里亚武装分子反对埃塞俄比亚的马克思主义政权。而在非阿拉伯的非洲，沙特资助喀麦隆，乍得，加蓬，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和乌干达。在中美洲，它资助尼加拉瓜反对左派的游击队”（希洛 2002:147）。

在维持伊斯兰组织方面，沙特人并不孤单。伊朗对真主党的支持，在媒体上有报导。盛产石油的酋长国，科威特，仅在1990年就共同资助哈马斯6,000万元，纵容哈马斯对抗巴解组织（克佩尔 2000:157）。哈马斯获得沙特的慷慨捐资，也获得伊朗的资助。据纳波莱奥尼说：“在被占领土的哈马斯预算估计为7000万美元，其中约85％来自国外，其余的由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提供。但它仍然收到每年约为2-3千万美元的捐款，这些款来自伊朗，来自沙特阿拉伯各种特设的捐款（2002年4月，在沙特阿拉伯，一个长期的电视节目为处在占领区围困下的巴勒斯坦人募集了1.5亿美元），越来越多的钱是通过巴勒斯坦侨民，沙特阿拉伯私人捐助者和其它海湾石油国家募集到的。

1998年，哈马斯精神领袖谢赫·艾哈迈德·亚辛被以色列人释放后，开始了四个月之旅的阿拉伯国家首都之行。他受到英雄式的欢迎，募集捐款超过3亿美元”（纳波莱奥尼 2003:71）。

石油美元也为穆斯林世界数百万工人带来就业机会。举个巴基斯坦的例子，“在1983年这一年，由海湾移民寄回家的钱达3600万美元，而巴基斯坦的外援总共才3.75亿美元”（克佩尔 2000:71）。

埃及是另一个依赖海湾国家汇款的穆斯林国家。有一时间，300万埃及工人在海湾国家工作，寄回家的钱达 40亿美元（希洛 2002：85）。

通过这一过程，数以百万计的男人“在沙特短期合同聘用期间，接触保守的伊斯兰观点”（希洛 2002:87）。虽然这些工作，为该地区统治者暂时缓解了人口迅速增长的威胁，但这种缓解是有附加条件的。出口劳动力到海湾的国家必须向瓦哈比主义（Wahhabism）开放大门，而瓦哈比主义则是扮装成清真寺，宗教学校，血库和慈善机构以及投资公司和银行来到的。在某些国家，如苏丹和埃及，来自海湾的“伊斯兰银行”，极大地促进了政治伊斯兰的崛起。

成立于1977年的埃及费萨尔伊斯兰银行，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其执行董事是一位沙特王子。据克佩尔说：“在埃及，这些机构起初受到当权者的鼓励，因为当权者在其中看到了机会，可让他们赢得虔诚的中产阶级的支持。他们的理由是，如果这个阶级把它的钱放在伊斯兰银行，获得可观的利润，它就不太可能加入伊斯兰主义者领导的激进反对派。相反，中产阶层的成员将经济一体化，并会发现，延续让他们致富的政治制度，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

但在1988年，埃及政府呼吁停止这一过程中，他们担心这将使伊斯兰运动取得斗争基金，协助穆斯林兄弟会财务独立。因此，在新闻报纸界发起了一个反对银行的运动，而同样的报纸，过去一篇篇的广告宣传他们，宣传对董事总经理们的访谈以及利于他们的教令”（克佩尔 2000:279-80 ）。 1993年沙特出钱给穆巴拉克政府，条件是鼓励埃及社会的伊斯兰化。一个沙特组织，al-Rayan公司，给埃及女学生每个月15埃镑（约合5美元）的零花钱，让她们戴面纱（纳波莱奥尼 2003:119）。

1980-85年，整个穆斯林世界的伊斯兰投资经历了一个可观的扩张，导致几百个伊斯兰投资公司的创立，提供了约25％的年回报率（克佩尔 2000：279-80）。

纳波莱奥尼指出：另外两家银行，“巴拉卡特是索马里的国际金融集团，在40个国家有分行，包括美国分行。

直到2001年9月其资金被美国当局冻结以前，每一年，美国支行至少汇出了5亿美元的国际利润给位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交换中心。这些收入中，本·拉登的网络接收了足足5％，相当于约2500万美元。 Al-Taqwa是一家与伊斯兰团体有紧密联系的银行。它于1987年成立于拿索（Nassau），资本为5000万美元，其中三分之二来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最重要的股东之一，是科威特的穆斯林兄弟革命党（Muslim brotherhood al-Islah）。在其它活动中，它资助埃及市政选举中的伊斯兰候选人的政治运动。该银行在30多个国家运作”。（纳波莱奥尼 2003:160）

在1902年1月，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沙特，不仅从对手-拉希德氏族手中扳回利雅德，还第三次重新建立沙特王朝（霍顿和约翰 1981:1-7）。

诚然，骑骆驼的沙乌地人已经成为一个阔佬家族，他们对于18世纪传教士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比创立的复古主义邪教，瓦哈比主义（Wahhabism）的承诺，并没有被忘记。来自乌艾那（Uyayna）的绿洲城镇的信仰复兴主义狂热分子，伊本·瓦哈卜痛苦地看到阿拉伯陷入腐败。他得出结论，解决的办法，是回归纯粹伊斯兰教，如有必要，强迫回归（拉齐 1984:59）。

如果伊本·沙特不讨好弟兄会（Ikhwan）的军队，目前的沙特政府就不容易出现。开始于1912年（霍顿和约翰1981:69），弟兄会（Ikhwan）是贝都因人，他们接受了瓦哈比主义的基本教义，放弃他们的生活，居住在伊本·沙特建造的栖居地（Hijrah）。弟兄会（Ikhwan）鞭打所有那些被发现怠惰他们宗教职责的人（2002 马达维：57-59）。

不过，在击败沙特的对手方面，英国的津贴也发挥了关键作用（2002 马达维：43）。当伊本·沙特征服了所有的对手，弟兄会（Ikhwan）开始成了一个挑战。到1926年，全国各地有多达一百个弟兄会（Ikhwan）的定居点，能够动员50000到60000名武装人员，他们确实是一个威胁。因此在接下来的两年内，在一系列战斗中，弟兄会（Ikhwan）受到挫败。再次，由英国提供的机动交通工具，被证明极为有助于征服弟兄会（Ikhwan）（韩礼德 2002年b：57）。英国皇家空军也起了作用（马达维 2002：69）。

有了这些胜利，伊本·沙特在1932年9月22日宣布成立沙特阿拉伯王国（马达维 2002:71）。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第一次在现代历史上建立了自身的国家。伊斯兰清教徒一旦控制国家，他们就公然当众处决了40,000人，施行了350,000例断肢刑罚：这些发生在一个仅有四百万人的国家（昂格尔 2004：68）。 1945年2月14日，罗斯福和伊本·沙特之间举行了历史性的会议，本次会议期间，启动了石油交换安全的关系（昂格尔 2004:3）。

1953年11月9日，伊本·沙特去世。王储沙特的加冕典礼顺利。（马达维 2002:76-109）。然而，1954年，在军队有一个孤立的兵变。 1955年，共产主义风格的小册子被发现流通于哈萨。甚至在利雅德王宫墙上发现反君主制的口号。 1956年，国家石油公司工人举行三天的罢工。罢工被无情地粉碎，200人被捕，3个活动分子被打死（霍顿和约翰 1981：183-88）。这些都是在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紧紧吸引住阿拉伯想象力的日子里发生的。沙特阿拉伯也不例外。

1956年9月，在苏伊士战争前夕，纳赛尔访问利雅德（马达维200:116），数千人起来欢迎他。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国王沙特的石油首次勉强地被用作为一个武器。这是沙特国王的最后一个重大决定。到1958年3月，在美国的压力下，权力转给费萨尔王子（韩礼德 2002年b：55）。

费萨尔引入了一些社会改革。废除了奴隶制。女孩的教育得到了加强。 1965年引进了电视。然而，费萨尔有意防止武装部队变强（韩礼德 2002年b：56）。

沙特王朝由于纳赛尔主义而黯然失色，加上国库空虚而跛脚，一直处于阿拉伯世界的边缘，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然而，阿拉伯-以色列六日战争，证明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民族主义者的衰微，预示着原教旨主义的崛起。

有两个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民族主义者所进行的有意义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失败。其次，一个前所未闻的石油美元的冲击。1965年至1975年，沙特国内生产总值从104亿里亚尔上升到1645.3亿里亚尔（马达维 2003:120）。

沙特阿拉伯赚的钱比它能消化的更多，这使得费萨尔大手大脚地增加政府的支出，刺激商业活动和让商人受益。中产阶级在该制度中看到了机会。石油美元并不只是在改造沙漠的社会和建筑风貌，新兴的亿万富翁还在加强与全球资本的新纽带。

由于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石油美元滚滚而来，大约八万四千‘高净值’沙特人投资了惊人的8600亿美元在美国公司里（昂格尔 2004:28）。得克萨斯州的布什家族从沙特人的投资（昂格尔2004:295-98）中发大财。石油让沙特人在国际政治中扮演一个新角色。在1973年阿以战争期间，石油武器的使用，增强了沙特人作为阿拉伯事业捍卫者的形象。然而，它惹恼了华盛顿。基辛格1975年1月威胁，如果石油禁运，让“工业化世界面临一些实际的扼杀行为”，就要使用武力（霍顿和约翰 1981：373）。

这种美沙摩擦是暂时的。实际证明，它给了反思的机会。而且，1974年3月，沙特威胁要退出欧佩克，这在保持油价低廉方面起了关键作用（2002 马达维：141），表明沙特忠于帝国主义。

1975年3月25日，费萨尔被杀。他的兄弟哈立德成为国王。当他登基时，经济很好。到1975年，人均收入为6806美元（原文$6,806 million有误，似应为$6,806！---译注）。第二发展规划预计的开支是个令人惊叹的数字，为141亿美元（原文$141,000，似应为$141,000 million，即前面的 million 应该在这里！---译注）（霍顿和约翰 1981：390-96）。在1975年至1982年哈立德统治时期，伊斯兰外表和富有之间的矛盾开始明显。两个事件标志着它。米沙尔（Mishaal），是一个王子，他同情人穆哈娜（Muhalla）私奔了。他们逃离沙特阿拉伯时被抓。两个都被斩首了。1979年11月20日大清真寺被由居海曼·宾·穆罕默德·尤台比（Juhaiman bin Muhammad Utaibi）领导的武装人员劫持为人质。他内兄阿卜杜拉·卡塔尼用麦克风宣布，他就是预期的救世主。这幕夺取了数百人生命的血腥剧，结束于居海曼匪帮投降或被歼灭的12月5日（霍顿和约翰 1981： 511-26）。

从地区来看，沙特人作为美国的盟友，扮演了更重要的作用。他们大方地资助伊拉克对伊朗作战。沙特财政援助高达257亿美元（马达维 2002:157）。

他们资助圣战者在阿富汗同红军作战。在20世纪80年代，法赫德接任死去的哈立德。然而，他却没有那么幸运。油价下跌。紧缩时期到来。1985年，电力和天然气价格分别提高了70％，这是1972年以来的第一次。普通沙特人抱怨涨价。此外，人口以0.36%的速度暴增让国王感到压力。企业人力沙乌地化政策（Saudisation）开始了。伊斯兰教被遗忘了。非法移民工人被驱逐出境，这意味着，在1985年至1986年，有30万人被赶走（马达维 2002:150-52）。

社会和经济的分化开始出现。富有的精英围绕皇室，部落贵族组成密切的圈子，这是一个商业上成功的受过教育沙特人阶层。中产阶级青年正在失业和沮丧。有些人回应奥萨马（马达维 2002:154）。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超过50000美军赶到那里，导致紧张的争论。核心问题是：沙特人能否用非穆斯林的帮助去反对穆斯林。这样的政府可以是伊斯兰的吗？麦加大学的博士萨法尔·夏瓦里（Safar al-Hawali）的录音讲话和利雅德大学的萨尔曼·阿达（Salman al Awdah）的演讲开始获得大量听众。1990年11月6日，在利雅德有45名妇女违反驾驶禁令。木塔瓦称她们为“共产妓女。” 乌里玛指责认为，这一行为的原因是美国军队的出现带来了西方文化。与本·拉登有关的团体，建议暨改革委员会（ARC），作为真正的反对派挑战而出现。1996年，在利雅德和阿廓巴（Al-Khobar）塔楼的美军附近，有炸弹爆炸，杀死美国人。

2000年，一架沙特客机在飞往伦敦的途中被两个沙特人劫持。他们的要求是学校医院和福利（马达维 2002:165-85）。在20世纪50年代消除了世俗反对派，沙特现在面临他们纵容过并在继续纵容的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宗教狂热分子。这些狂热分子指出，沙特腐败了，并考虑要把整个社会进一步的伊斯兰化，作为解决一切弊病的办法。然而，对该国的一个半官方描述是这样的（亚马尼 1997:20）：“现今的沙特阿拉伯是中东地区最大的市场经济国家之一。没有货币管制，没有社会主义教条。重点放在私营部门，其影响力受到鼓励而日益增长。这也许是由于盛行于该王国的至高无上的伊斯兰教教义造成的。伊斯兰教规定，所有的财富都属于上帝，而个人是一个代理，托管了该财富的一部分，然后由他或她使用它。”

沙特式自由市场是的最佳者在传媒行业里，借用斯热贝尼（Sreberny）（2000：63）的说法，实在是“米老鼠，辣妹和可兰经碰撞”。依照可资使用的频道来说，随着第一次海湾战争，产生了电视革命。斯热贝尼说，海湾战争（1990）带来的美国有线新闻网每日24小时报导，获得了热切的观众，给该区域的媒体行业带来了变革的压力。沙特的王室成员并不是先驱者，但却是推出私人电视频道的最早者之一。总部位于伦敦的中东广播公司（MEBC，后为MBC），和总部位于罗马的轨道电视公司（Orbit）是首批漫步中东电波的私人频道。轨道电视（Orbit），有加密服务，需要一个译码器，自从它显示“教条之终结”以来，拉低了英国广播公司海外阿拉伯语频道的收视率（斯热贝尼（Sreberny） 2000：63-71）。同样，电视剧‘老板’（Al Ra’is（ the Boss））也被取消了。但黎巴嫩-卫视（LBC-Sat）播出了‘明星学院’，而沙特王子塔拉勒（Talal）拥有黎巴嫩-卫视（LBC-Sat）的股权（克莱蒂 2008年：189-99）。沙特阿拉伯是埃及电视电影最重要的消费者，因此，埃及电影毫不犹豫地触及到沙特国家的敏感问题（哈菲兹 1994：8-9）。

“在沙特资助的节目中，‘饮料’或亲吻可能不会出现。一位埃及评论家称之为“阿拉伯文化的贝都因化（Beduinization）”。媒体文化的另一方面是文化的圣战化（Jihadification）。真主党的烽火电视台（Al-Manar TV）就是最好的例子。但是，哈马斯，穆斯林兄弟会，伊斯兰圣战组织和色拉菲组织的主机既运行电视频道也运行网站。反过来，圣战的媒体化虚拟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石油美元加油推动的。

很难创造一个包罗万象的政治伊斯兰定义。尽管有定义上的复杂性，但人们会同意，如果必要，伊斯兰主义者会强行执行他们的计划。他们在过去三十年的崛起，应归功于一系列因素，不过很少超出本文的观点范围，我们只有在历史背景下，才可以分析这种现象。

同样，重要的是了解政治伊斯兰的政治经济学。显而易见的是，当左翼或民族替代品可行时，伊斯兰主义就被边缘化。他们填补了左翼或民族主义者在中东留下的真空。在他们的崛起中，公开和隐蔽的帝国主义援助或干预，帮助了伊斯兰主义者获得了目前的状况。此外，帝国主义与原教旨主义并不冲突。它只是原教旨主义的一部分，华盛顿及其盟友反对的是走‘歪’或失控。奥萨马/哈马斯/真主党构成一个‘科学怪人’（Frankenstein）的案例。沙特同美国的关系仍然热络。因此，“文明冲突”的说法难以经得起检验。

（这篇文章的某些部分以前曾出现在‘视点’杂志和其它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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