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30日，审计署发布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206988.65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9256.49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66504.56亿。

中央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98129.48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600.72 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23110.84 亿元；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108859.17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6655.77 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43393.72 亿元。

此次审计包括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与2011年审计范围相比，增加了中央和乡镇两级政府。

此前2011年的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174.91亿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67109.51亿元，占62.62%；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23369.74亿元，占21.80%；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其它相关债务16695.66亿元，占15.58%。

与2011年地方债10.7万亿元的规模相比，此次地方债规模增长到约17.9万亿元。到2012年底全国政府性债务的总负债率为39.43%，低于国际通常使用的60%的负债率控制标准参考值；全国政府外债余额为4733.58亿元，占GDP的比率0.91%，低于国际通常使用的20%的控制标准参考值；全国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债务率为105.66%，处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定的债务率控制标准参考值范围之内。

   审计署新闻发言人陈尘肇表示，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性债务的现状，以及资产与负债的相互关系看，我国政府性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审计也表明，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增长较快，部分地方和行业债务负担较重，地方政府性债务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程度较高，部分地方和单位违规融资、违规使用政府性债务资金。

    审计署财政审计司司长袁野指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资金有87%投向了市政建设、土地收储、交通运输、保障性住房、教科文卫、农林水利、生态建设等基础性、公益性领域，其余债务资金用于工业、能源等方面。形成了大量优质资产，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但是，袁野分析了政府性债务管理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于财税体制不够完善，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地方普遍通过举债弥补资金缺口。二是一些地方领导干部政绩观存在偏差，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投资冲动，盲目举债发展，加之对地方政府及领导干部考核机制缺乏债务管理约束，致使部分地方的政府性债务增长较快。违规融资、违规使用债务资金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

此次审计发现政府性债务管理中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增长较快，年均增长19.97%；二是部分地方和行业债务负担较重，有的地区债务率已经超过100%，债务偿还压力较大；三是地方政府性债务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程度较高；四是部分地方和单位违规融资、违规使用政府性债务资金等。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表示，还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坚决遏制地方政府追求短期GDP增速的“政绩冲动”。地方政府不能搞大跃进，无论是经济建设、城镇化建设，不能急于求成，而要量力而行，要保持合理的债务率，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否则多少钱都不够花。

2013年6月11日，审计署发布了“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公告”，显示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余额已接近3.85万亿元，比2010年增加4409.81亿元，增长12.94%。16地区债务率超100%，债务率最高达219%，违规为817亿元债务提供担保等问题纷纷浮出水面。

截至2012年底，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余额38475.81亿元，比2010年增加4409.81亿元，增长12.94%。

从债务资金来源看，2012年底债务余额中，银行贷款和发行债券分别占78.07%和12.06%，仍是债务资金的主要来源。从债务率（债务余额与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的比率，为衡量债务规模大小的指针）看，36个地方政府本级中，有24个地区2012年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比2010年下降；如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有31个地区债务率比2010年下降。但仍有10个地区2012年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如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有16个地区债务率超过100%。

2012年，有9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如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债务率最高的达219.57%。部分地方由于土地出让收入增幅下降，偿债压力加大。2012年底，4个省本级、17个省会城市本级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为偿债来源的债务余额7746.97亿元，而上述地区当年以土地出让收入为偿债来源的债务需偿还本息2315.73亿元，为当年可支配土地出让收入的1.25倍。

审计抽查发现，2011年至2012年，地方通过融资和违规集资合计2180.87亿元。这些融资方式蕴含新的风险隐患，如BT融资年利率最高达20%。5个省本级和3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有关部门违规为817.67亿元的债务举借提供担保。截至2012年底，36个地方政府本级中，仍有8个尚未出台政府性债务管理规定。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丁茂战分析，“目前，地方政府举债已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只要有条件、有机会都会这么做。”他认为导致地方政府大肆举债的原因如下：一是要干事，但没钱。现在财税体制，使地方政府尤其是地、县级政府，其收入和支出严重不对称，要干事就必须借债。二是考虑到借的是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及国有商业银行的钱，属于“政银”合作，都是国家的，也没有放在自己腰包，想当然地认为可以多借一些。三是寄希望用预期土地收入还债，或者招商引资后还债。其实这样做风险更大，土地市场会收得越来越紧，房地产市场只会紧不会放。预期不靠谱。四是监督不力。我国财政金融领域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体制改革远未到位，监督手段明显欠缺。

审计署财政审计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中存在问题和风险隐患。一是债务规模增长较快，有4个省和8个省会城市本级增长率超过20%；二是部分地区和行业债务风险凸显，债务偿还过度依赖土地收入，高速公路、政府还贷二级公路等；三是一些地方通过信托、BT（建设-移交）和违规集资等方式变相融资问题突出，隐蔽性强、筹资成本高，蕴含新的风险隐患；四是融资平台公司退出管理不到位，部分融资平台公司资产质量较差、偿债能力不强；五是一些地方还存在违规担保、违规融资、改变债务资金用途、债务资金闲置等问题。

财经评论人杨国英指出，在近年来基础设施建设已相对饱和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投资冲动之所以仍难消退，除与“保增长”的政绩诉求相关外，还与部分地方政府主政官员的关联利益有关。众所周知，在地方政府财政预决算体系仍不健全、招投标仍存在形式或实质的不透明之下，地方政府通过持续举债，不仅可以推动相关行政主导型投资，实现“保增长”的短期政绩，更可以由此为关联人的利益输送提供便利。

丁茂战则批评，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政绩透支未来。“部分地方政府的领导风险意识差，为官主要考虑当下政绩，明天之事明日再说，保不准即将升迁或调整更好岗位走人，并且越是在可见时间里可能提拔的人，借钱越无所顾忌。传统政绩导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以GDP、城市建设、形象工程为导向的问题普遍存在。如何科学合理地衡量经济发展的质量，在许多地方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经在2013年7月17日发布了2013年度对中国宏观经济状况的“年度体检报告”。其中估算，截至去年中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达45%以上。报告称，由于近年信贷激增及非传统金融迅猛发展，中国地方政府通过预算外融资活动的借贷大幅增长。如果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预算外资金纳入广义政府债务范围，那么去年的中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超过45%。虽然这种情况目前仍然可控，但如果金融部门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暴露进一步快速增大，最终出现无序调整的风险就会增加。

引用资料来源:

“中国地方债规模低于预期 专家称不能掉以轻心”，2013年12月31日，中国新闻网。

“审计署：36个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近3.85万亿”，2013年06月11日，新华网。

“IMF：中国广义政府债占GDP比重超45%”，2013年07月19日，新京报。

“人民日报谈地方政府近4万亿债务：只铺摊子不管还”，2013年06月12日，凤凰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