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的阶级斗争

印度尼西亚的阶级斗争：老板报复

则丽·阿丽亚娜

最近在印度尼西亚的罢工运动，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潜力和战略作用提供了新的证据。几个月的斗争，主要发生在西爪哇省勿加泗（Bekasi）的工业区，结果掀起了24个城市的80个工业区的24小时罢工高潮。[1] 该运动赢得了显著的加薪，并限制了印度尼西亚的业务外包。

运动也迫使议会通过关于社会保障组织机构（印度尼西亚文缩写 BJPS）的法律，将为工人和穷人实施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2] 在对政府计划的评估中，工会运动出现了分歧，因为政府计划依据的是私人商业保险的模式，那意味着增加对工人的税收，这是有争议的。但最近运动的巨大政治影响，则是不能否认的。

自从1998年苏哈托倒台以来，印度尼西亚工人对自己力量从未有过更强一些的感觉。老板们知道这点，因此他们虽然缓慢但在确定地组织反攻。工会活动分子注视着印度尼西亚工会联合会（KSPI，该国的主要工会联合会之一），特别是其创始成员，印度尼西亚金属工人工会联合会（FSPMI），作为响应，后者组织了一大批人参与10月3日的罢工。

最近一波的工人斗争，要求维持生存的基本工资，终止业务外包和终止依赖工作的合同，结束对工会的破坏以及对工会领导人的定罪，还要求有更公平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系统。

这些要求是关键性的，能改变全国力量的对比，使它有利于工人。在过去的两年中，印度尼西亚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为6％，使这个增长率成为可能的，是巨大的国内市场，低廉的生产成本，廉价和灵活的劳动力，庞大和多样的自然资源。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强劲增长，而世界大部分地区却在经济困难中挣扎，因而使得这个国家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资本主义政权。

同时，对工会权利的攻击仍在继续。例如，媒体公司禁止在工作场所组织工会，在法庭上，许多工会领导人都面临着莫须有的罪名。自1998年以来，尽管经济增长，但实际工资在下降。最低工资的制定，根据的是对工人需求的评估，评估所谓的“工资组成部分”，如食品、住房、服装等。由于生活费用，因该国区域的不同而变化很大，所以最低工资是由每个区域确定的。但是，这些评估严重低估了日常生活成本。工人运动赢得最低工资的提高，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仍然不能保证一个体面的生活水平，考虑到还有通货膨胀的影响，情况更是如此。

各省最低工资的显著提升（7％到60％之间），对所有的印度尼西亚工人是个好消息。升幅最高的城市，具有最活跃，最激进的工人组织，这是一系列工人抗议活动，要求重新计算生活成本的结果。

但在雅加达赢得了44％的最低工资提升后不久，印度尼西亚商会（KADIN 印度尼西亚工商会），游说政府特别‘豁免’劳力密集性行业，比如制鞋业，服装业和纺织品业。[3] 该要求伴随着的威胁是关闭公司，投资者将离开，大规模的裁员。总之，所有反对工资增长的陈腔滥调。[4] 工业部已核准该豁免要求，让其可不提升最低工资[5]。

这对女职工是特别的打击，因为她们是这些行业中的大多数。在努沙登加拉保税区（KBN）Cakung有60家公司，雇用了至少80,000工人（其中90％是无组织的合同女工），宣布‘推迟’工资增长。[6] 工会对此无能为力，公司以‘公共会计师’作出的评估为凭据，据称这些会计师对其财务能力作出了判断。没有程序可以让工会验证或质疑这个评估。

在写这篇文章时，工厂劳工论坛（FBLP）联盟在努沙登加拉保税区（KBN）Cakung组织了对两家公司纠察，那两家公司强迫他们的工人签订协议，放弃他们的工资增长。工厂劳工论坛（FBLP）还组织每周一次的集会，抗议‘免除’工资增长。

结束业务外包和合同劳工的斗争需要继续下去。印度尼西亚工会联合会（KSPI）声称取得了成功，因为劳动部决定，限制外包五个部门：餐饮、保安、驾驶、清洁和采矿区的支持服务。但实际上这种限制已经于2003年成了法律。[7]

真正的成就是团结纠察员（所谓“geruduk”）获得了永久工作，为至少40,000工人服务。[8] 印度尼西亚工会联合会（KSPI）和劳工联合秘书处（Sekber Buruh，一个激进左派工会的联盟）仍持续要求限制业务外包[9]。

印度尼西亚工人运动最近迈出的步子，是让总统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俗称为SBY）政府头痛的源头。最早对工人的长期抗议作出反应并威胁要禁止工人入厂的，是印度尼西亚雇主协会（APINDO）。[10] 在此之前，勿加泗（Bekasi）几个工业区的公司正式要求印度尼西亚警察和军队的“保护”，声称管理阶层受到勿加泗运作中的团结纠察队的威胁。雇主抱怨“暴力的工会积极分子”，并声称他们的财产需要保护。

同时，公司雇用暴徒攻击工人。第一次大规模的攻击，针对的是三星（Samsung）工人的纠察线。在反工会活动和犯罪活动方面，三星（Samsung）是臭名昭著的。印度尼西亚金属工人工会联合会（FSPMI）是第一批敢于挑战该公司的工会之一。

经过多次严重的攻击和威胁后，11月8日，在勿加泗的一些工会，包括印度尼西亚金属工人工会联合会（FSPMI），签署了一项协议，呼吁“劳资和谐”。勿加泗市长，地方议会议长，警察局长，当地军队头目，雇主和商人协会，以及工会代表签署了协议。工业区附近的乡村村长也签了字。该协议错误地把雇主唆使的暴力说成是相互的对抗，这是严重的挫折。它把对勿加泗未来运动的镇压合法化，并结束了该区域工人斗争的主要形式，即团结纠察队。

同时，持续不断地把工会积极分子污罪化并向他们发难，一些曾同意给工人长期合同的公司现在违反协议。罢工仍在发生，但团结纠察队变得更加难以组织。劳工联合秘书处（Sekber Buruh）最近在国家警察总局前面举办了一个大型抗议，反对发生在勿加泗的恐吓[11]。

来自老板的压力增加，使得运动的活力很难维持。在发生公司暴徒的袭击后，印度尼西亚工会联合会（KSPI）似乎不愿组织团结纠察队。其头目萨德·伊克巴尔（Said Iqbal）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媒体宠儿，具有可接受的劳工积极分子脸孔 --- 但尽管他有这样的优势，他却并没有出来说话，表示反对发生在勿加泗的对工会会员的不断攻击。

2013年，通过了两项可能会严重损害印度尼西亚工人民主权利的法案：国家安全法（RUU KAMNAS）和‘群众组织法’（RUU ORMAS）。工人组织对这个政治威胁了解得非常清楚，并准备反对这些议案。

印度尼西亚资产阶级似乎决心力挽狂澜，降服增长中的工人运动。为了抵抗，工会运动需要建立过去数个月斗争赢得的经验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