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中国的总产值超过日本的2010年前后，操控美日同盟关系的小圈子里[1]开始不安地交换“G2格局”这个概念。相对于冷战结束后在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引领下由G7（西方七大国集团）主导世界、“9/11”和美欧金融危机后G20（加上中国、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国家）无法达成实质性共识克服危机的局势，由衰退的超级世界帝国和崛起的亚洲强权这两个头号经济大国来“共管”（分摊和瓜分）国际事务的G2格局，就浮上台面了。就亚洲而言，我们长期习惯了的“政治中国、经济日本”的双雄局面已不复存在，失却了与中国的“平等”（甚至一时要与美国“对称”、“平衡”中美）地位，G2这个概念就把日本放到中美交易中的一个棋子角色，日本的统治集团（特别是其民族主义右翼）的焦虑可想而知。在关于钓鱼岛/尖阁诸岛的一系列纠纷后，日本政府的“日中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立场已经破产，以经济为后盾连续不断出入在岛屿附近的中国各种舰船也打破了日本对岛屿的实效支配的旧有观念。奥巴马这一次更明确告诉习近平说，美国在钓鱼岛/尖阁诸岛的主权问题上没有立场，接近我和加加美光行提倡的“非主权”/“脱主权”方案。实际上，奥巴马不得不抛弃前任当局的stupid power或soft power政策，更趋向于我几年前开始提倡的smart power政策。

不过，这不是中美之间的大问题。G2格局的第一个考验是朝鲜北方的非核化。除了普遍的“孤立主义”政治情绪，美国也没有军事力量在朝鲜半岛展开战争[2]，而中国可能比美国更讨厌、害怕一个把北京也陷入核武装阴影的朝鲜北方。特别是中美的对立就是因为朝鲜战争引起，现在从朝鲜北方的非核化合作入手，就构成了G2格局成立的条件。中国除了参与联合国对朝鲜的谴责和经济制裁外，据说，还拒绝了金正恩的访中要求，在国际政治上完全孤立了朝鲜。不过，在这方面，有许多比我有知识的专家，我没有什么自己的见解。

我主要关注美国政府（军方）和商界特别敏感的网络冲突上。从华尔街日报、美国之音等媒体看来，美国似乎没有从习近平那里得到满意的消息，但我认为：抛开它的“中国也是受害者”诉苦不管，中国政府对网络攻击的谴责立场基本上为两国之间下一步的具体讨价还价（例如7月份的中美工作会议）以及我们这样的独立民间个人和机构的工作提供了正确的起点。无独有偶，前安全部门雇员斯诺登向报界泄密美国政府的监控项目之后，美国政府不得不尴尬地发现自己也处于被告的地位。正如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的罗梅罗谴责的那样：无论多少政府部门支持这一项目，它都侵犯了基本的个人自由权利。“让政府的三大部门见鬼去吧，让立法批准这种权力的国会见鬼去吧，让执行外国情报监视法案（FISA）的纸老虎、橡皮图章法院见鬼去吧，让不能忠实于它自己价值观的奥巴马政府见鬼去吧。”[3]

最近几个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Dempsey也到访硅谷，与包括facebook、微软、谷歌和英特尔在内的公司高层会面，这样的谈判还在继续。[4]而我这几年来在与雅虎、谷歌、思科、惠普、英特尔和微软等具有国际战略价值的科技巨头的艰难会谈中，就是围绕以网络监控的人权问题为中心展开的[5]，只有刚上市一年的facebook，我还没有打过交道。所以，今天facebook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我欣然接受首席执行官札克伯格Zuckerberg的邀请赴会。

刚开车到旧金山机场附近的Westin旅馆，就看到堵满入口的抗议活动人士、维持秩序的警察和报导记者。我停车后去与他们交流，介绍我的人权活动，知道他们抗议Zuckerberg在游说国会议员把加拿大Tar沙地矿田开发的泥氰通过管道输送到德州提炼（fwd.us）。我表示要把他们的抗议介绍给股东会议，就带着他们的设计得很漂亮、也发布在facebook网页上的抗议图片入场。经过安检时，一个彪形保安人员问我那些抗议图片是什么，我就送给他一枚。他厉声质问我是谁，我说我也是一个抗议者。他命令我站在角落，被两个人围住。一个facebook的女士过来，察看了我的图片和股东登记表，知道我并没有在会场散发宣传抗议的意图，就放我过去了。

因为股东不可能在第一次大会上提案，会议的四项公司提案都顺利通过，马上轮到Zuckerberg讲演。他首先提到facebook上市一年来的主要成就是实现了从桌面计算机向移动通讯的转移，并达到了10亿用户的里程碑，然后对股价下跌进行了辩解。在非正式议程的问答期间，我第二个发言，首先祝贺公司的成就，说Zuckerberg以10亿使用者的世界第二的人口规模，应该取代奥巴马去和习近平举行G2会谈！我话题一转，说公司作为全球社会/社交媒体，社会责任重大，应该设立一个公共政策委员会，包括与外面抗议的环境保护人士、我这样的人权关注者沟通，并介绍了微软去年接受我的建议正式成立了“法规与公共政策委员会”的事例。公司董事中，Sandberg和Fischer担任过美国财政部的办公室正、副主任，Ullyot担任过美国司法部的办公室主任，他们回答说公司有足够的资源和准备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在人权等政策上不会犯错误。总共有十几个股东发言，第一个发言的正是我的“老搭档”：那位总是为公司辩护的白人老头。但是今天我们有了共同语言：要求公司在保护用户安全/隐私权方面，不要屈服美国政府的压力。有一个老太太重复了我的建议，要求建立一个股东/用户委员会。看来，在facebook这个“网络共和国”，确实需要安那祺式的平等自治组织原则。

这使我不由得回到“G2格局”的致命伤：中国的执政党合法/正统性忧虑。《华尔街日报》[6] 发表了关于替江泽民“三个代表”、胡锦涛“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中国梦”提供政策化妆的“智囊”/“帝师”/御用文人/行走[7] 的长篇故事，使我对中国的理论、思想、文化、文明的低落悲哀。不管是“邓”、“三”，还是“科”、“梦”，都无法解决中国的执政党合法/正统性这个当今中国最重要的政治、社会结症，因为它们不敢正视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历史事件。与此相应，今年“六·四”之际，我再次参加旧金山的纪念活动，却只能默默无言，因为我知道中国的政治文化没有能力接受历史真实和哲学反思，进一步加剧我对这场历史悲剧的悲哀。[8]

正如李鹏的戒严令宣告了中共一党专政统制中国的正统性的终止、小布殊的战争宣告了最后一个世界帝国的终结的开始，不以人们（包括统治集团）意志为转移的G2格局需或许已经降临，但中国和美国都还没有准备好如何迎接它的到来。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

2013年6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