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批評家抱怨說，我們使用波拿巴主義(即拿破崙式軍事獨裁政策或政治體系──譯者)這個詞語過於廣泛，並且時有不同。那些批評家沒有注意到，我們在用上其他政治詞彙，諸如“民主”、“專政”這些詞語時，也存有着相同的狀況，乃至於，更毋須說到我們在使用“國家”、“社會”、“政府”等詞語時，更是這樣。我們談昔日的民主（建基在奴隸制上的），中世紀市政府的民主、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在國家意義上的），並且也談到政黨內民主、工會民主、行會民主、等等。馬克思主義不能拒絕那些已經確立起來的經濟概念，也無法拒絕將之應用到新的現象去，否則人類思想的傳遞一般而言便會不可能。馬克思主義得冒着犯錯誤的苦惱，為每一種概念的社會內容，其每一次演變所朝着的方向作出界定。讓我們回顧馬克思和恩格斯吧，他們不僅對拿破崙三世的政權定性，並且也給卑斯麥的政權定性，把兩者都界定為波拿巴主義者。恩格斯在1890年4月12日致佐爾格的信寫道：「不管願不願意，今天每個政府皆變成為波拿巴主義者。」在農業陷入危機而工業一蹶不振的時候，這句話在很長的一段時期裏具有或多或少的真實性。資本主義從1895年間開始的新躍進挫弱了波拿巴主義的傾向，資本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衰落對這種傾向則有相當可觀的增強。

 切爾諾夫在其著作《俄國大革命史》中帶出列寧和托洛茨基的聲明，那些聲明把克侖斯基政權形容為波拿巴主義的雛型；切爾諾夫拒絕這項定性，並作出格言式的註腳：「波拿巴主義以光榮之翼飛翔」。這種理論上的“飛翔”全然是切爾諾夫其人的風格，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不是用肢翼而卻是用特定的階級關係來為波拿巴主義作界定。

 所謂波拿巴主義，我們的意思是指這麼的一種政體：在其間，經濟上佔統治地位的階級原是具有行民主政府的方法所必需的各種素質，但它為了保存本階級的所有，不得不容忍一個冠以“救主”之名的軍方和警察機器不受控制的指令騎在自己頭上。這種局面由階級矛盾變得愈發尖銳的時期所開創；波拿巴主義之目的是為了阻止衝突的爆發。資產階級社會不止一次經歷過這種時期，但那些時期，打個譬喻來說，不過是綵排而已。資本主義在當前的衰落肯定地損害了民主，並且還不止此，它更揭示出舊有形態的波拿巴主義的完全不足之處；在波拿巴主義原有的位置上，遂有了法西斯主義的到來。然而，作為民主和法西斯主義的橋樑（在1917年的俄國，則是作為民主和布爾什維克主義之間的“橋樑”），便出現了升高到民主之上和釘在兩個陣營之間的“個人政體”；這種“個人政體”同時並守衛着統治階級的利益。為了充分地解決波拿巴主義這個名詞，以上所作的定義便堪可足夠。

無論如何，我們觀察到以下的狀況：

 1)   在針對我們的評論家中，並無一人費神來展示前法西斯政府特定的屬性，如意大利的焦利蒂政府和法克塔政府、德國的布呂寧政府、巴本政府和斯萊歇政府、奧地利的杜爾富斯政府，及法國的杜梅格政府和弗朗丹政府；

2)   迄今仍沒有人提出另外一個名詞。在我們方面，是認為沒有這個需要；由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運用的這個名詞，我們完全稱心滿意。

 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為何這麼堅持不捨？因為這個問題在理論和政策方面有着十分巨大的重要性。可以說，在一國之內，當兩個分裂為敵對陣營的階級所爆發的衝突，一旦把權力的軸心調離到議會之外，一個革命前期（或法西斯前期）便正式開始。因此，波拿巴主義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為征討權力而把火力集中起來的最後的一個時期。斯大林主義者出於不理解波拿巴政權的本質，給出了以下這個論斷：「這不是革命局勢」；他們由此而對一個前革命局勢視而不見。 

當我們用波拿巴主義這個名詞套用在斯大林政權，稱之為“蘇維埃波拿巴主義”，問題便變得複雜起來。我們的批評家們宣稱：「啊呀，你們用上太多“波拿巴主義”了，這個字給擴充到無可接納的地步」，諸如此類。這一類反對聲音──抽象的、形式性的和咬文嚼字式的──往往就在人們對這個題目無話可說的時候發出。

 毫無疑問的是，馬克思、恩格斯或列寧從不曾對工人國家用上波拿巴主義這個名詞；這是不足為奇的，因為他們沒有這個機遇（譬如說，列寧的用語“蘇維埃國家的資本主義”，顯示出他會在作出必要的保留之餘，會毫不猶豫地把對資產階級政權使用的名詞應用到工人國家方面）。對於老本子上沒有作出指示的事，我們該拿它怎麼辦？嘗試運用一下自己的頭腦吧！ 

斯大林的“個人政體”意味到什麼？這個政體源出自哪裏？分析到最後，這個政體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尖銳的階級鬥爭下的產物。在官僚和警察機器的協助下作為統治階層的人民的“救主”的權力及官僚的仲裁者升高到蘇維埃民主之上，把蘇維埃民主矮化為它的陰影。這個“救主”的客觀功能是守衛新生的財產形式，其方法是通過篡奪統治階級的政治功能。社會主義政體這個準確的特徵，不正好同時是社會學對波拿巴主義的科學定義嗎？

 這個名詞的無與倫比的價值，在於它能讓我們立刻發現它在歷史上極具指導性的相近性，並且能確定形成它們的社會根基，令它們原形畢露：平民或是無產階級勢力反對執政資產階級的攻勢，就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勢力反對執政無產階級一樣，有可能以完全相類（對稱）的政治政體告終。這是波拿巴主義這個名詞最能帶出的無可爭辯的事實。

當恩格斯寫出「不管願不願意，每個政府皆成為波拿巴主義者」，他的腦海中誠然只是想到發展的傾向。在這一點上，猶如在其他事情一般，是從量變而成為質變。所有資產階級民主都具有波拿巴主義的特點。人們並且有得當的理由從斯大林治下的蘇維埃政權中發現波拿巴主義的元素。然而科學思想的奧妙之處，乃在於確定量變是在哪一個特定的時刻變為新的性質。在列寧時代，蘇維埃波拿巴主義仍然是一個可能性；在斯大林時代，這個可能性成為了現實。

波拿巴主義這個名詞誤導了天真的思想家（切爾諾夫式的），因為它令人聯想到拿破崙這個歷史模範，猶如凱撒主義之令人聯想到裘力斯．凱撒這個模範。事實上，這兩個名詞早已脫離了源出於其名的那兩個歷史人物。當我們不附帶界說地談到波拿巴主義這個名詞，我們心中想到的，不是其歷史類比，而却是其社會學上的定義。同樣地，沙文主義這個詞是帶有一般的民族主義特性，儘管它們本來出自法國資產者沙文其人，以及民族一詞。

不過，在有些時候，我們在說到波拿巴主義時，腦裏是有着歷史上具體的相近性。因此，斯大林政權之作為波拿巴主義在蘇維埃國家的對譯語，也就同時披現出近乎於執政官政府（或帝國，但都是無冕的）這種政體的若干補充性的特點；而這並非出於機遇巧合──這兩種政權都是隨着大革命而來，並且都篡奪了革命。

我們從中看到，正確地使用──也就是說，辯證地使用波拿巴主義這個名詞，不僅不會把我們引到先驗圖式這個思想毒瘤的方面去，而是相反的，倒是能容許我們對感到興趣的現象作出必須而盡可能具體的界說，不把現象孤立地作為“事物本身”，而是將之和其他無數有關的現象作出歷史的聯繫。對於一個科學性的名詞，我們捨此尚有何求？

 （史丹譯自《托洛茨基文集》1934 – 3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