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暑假，我考入山東省立濟南第一初級中學（以下簡稱“濟中＂）一年級。盧溝橋事變已經兩個月，那時沒有人相信戰爭會大打起來，因為南京國民黨政府玩慣了對日妥協政策，不相信它會對日長期抗戰。九月濟中照常開學上課，十月日軍攻佔平津後，沿津浦鐵路向南侵犯，逼近濟南，濟中校長孫東生決定遷校到泰安，暫借泰安中學校舍上課。十二月二十四日，日軍侵佔濟南前夕，日軍飛機對泰安進行了一整天的狂轟亂炸。我和幾個同班同學沒來得及跑出城，就撲在城牆根下，只聽得頭上飛機響，不知道有多少架飛機，只聽得炸彈降落時沖擊空氣發出的刺耳的嘶嘶聲，接着是一陣震地的爆炸聲和房屋倒塌聲。一批飛機飛遠了，又一批飛機來了，輪番炸。一直炸到天黑，飛機不來了，我們回到學校，我們接受了戰爭的恐怖洗禮，老師和同學們都炸怕了，也炸覺醒了。當天晚上，孫東生校長決定帶領全校二百多師生離開泰安，各自背着行李，徒步經魯西、豫東，於一九三八年一月到達河南許昌。借住許昌中學校舍，堅持繼續上課。孫東生校長提出“行萬里路，讀萬卷書＂，鼓勵並穩定了我們的學習情緒。孫校長的樂觀精神和自由民主的信念引導我們走進戰爭年代的社會大學校裏學習、成長。

        在許昌過春節，除夕夜，萬家爆竹聲響，誰不想家，初嘗離鄉背井的苦滋味。有的同學用棉被蒙頭躺在床上哭泣。我和隗寬、侯丙辰三人跑到屋外的院子裏，放聲高唱：“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裏有……＂，當唱到：“爹娘啊，什麼時候……＂時，我們都哽咽淚流滿面地唱不下去了，遠處近處的爆竹聲還響個不停。

         受到戰爭形勢的影響，三月上旬我們又打起背包徒步一個星期遷移到南陽的賒旗鎮（今佘旗縣）。行軍的第四天經過葉縣與方城之間的保安驛地界，是當時河南最貧困地區，傳聞土匪猖獗，實際是無地耕種的農民。公路邊的電線杆上貼的標語：“做土匪不如當兵＂，“做土匪不是好人的子弟＂等，在那民不聊生，生活在兵匪不分的時代，“做土匪不如當兵＂竟然成了宣傳標語！

        賒旗鎮昔日曾是個商業繁榮、手工業發達的全國有名大鎮，鎮內有幾十條大街小巷，各行各業手工作坊分街生產和經營。建築宏偉的山陝會館顯示商業資本曾有相當規模的發展。我們看到的已經是個蕭條敗落景象，生機全無了的古鎮，這是清朝末年以來帝國主義侵略和民國年間軍閥混戰所造成的結果。

        山東各地的中學和師範學校共約二千多師生先後到達賒旗鎮集中，由山東省教育廳領導成立“山東聯合中學＂，實際上聯而不合，仍處於各自為政狀態。濟中二百多學生住在山峽會館旁邊的文廟大殿裏，晚上席地而卧，白天卷起鋪蓋，分班聽老師講課，堅持一面讀書一面開展抗日救亡宣傳活動，星期日，話劇組到街頭演出活報劇。

        時值國共合作抗戰初期，政治思想活躍，民眾抗敵情緒高漲。中國軍隊同日本侵略軍在台兒莊會戰取得大勝，捷報傳來，民心振奮。賒旗鎮開軍民聯歡大會，歡送國軍第四師開赴徐州前線，師長陳大慶和參軍的平津大學生們走在隊列最後，陳大慶回身立正，向歡送人群行軍禮，然後揮手告別，情景壯懷激烈。那時，他曾是受民眾擁護的抗日英雄。國共兩黨內戰時期，他是國民黨政府上海市警備司令官。

         看着雄赳赳氣昂昂的隊伍遠去，遠處傳來：“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殺……”的歌聲，我對那些指揮唱歌的大學生們羨慕極啦。期盼國軍再打幾個大勝仗，把日本侵略軍趕出華北，趕出國境，我們好回家。

        五月中旬，徐州失守，鄭州告急，我們又打起背包，告別了古老的賒旗鎮，向湖北省西北角的鄖陽遷移，離家鄉越走越遠。

        離開賒旗鎮的第二天宿南陽，曾結伴到卧龍崗一游，寺院很大，碑碣很多。有個圓形亭子，傳說是三顧茅廬時茅廬的位置。南陽有座玉山，街上各種玉石製品很多。南陽筷子質地細緻雪白，不知用什麼樹木製作。過南陽後，進入鎮平、內鄉、浙川三縣地區，據說是當時河南治安最好的地方，境內無匪患，沒有人敢吸毒品。過浙川後進入武當山區，峰巒起伏，連綿不絕，山地多樹林和竹林，多溪水人家，遍地野石榴，紅花正開，看到南方美麗風光，思鄉之情倍感淒涼。

        徒步走了十天，五月底到達漢水濱的山城鄖陽。“山東聯中”二千多師生集中鄖陽後，改名“國立湖北中學”，歸教育部管理。

        鄖陽是座山城，城內西北部是大片山坡。山坡上有個馬王廟，校址選定馬王廟。蓋了若干簡易教室和供教員和學生住的宿舍，都是用竹為柱為樑為椽，房頂鋪稻草，竹笆塗泥為牆的房舍。天上落大雨，屋裏落小雨，鄖陽又是多陰雨天氣，蒙在桐油布下睡覺，床上濕透。生活艱苦，痢疾，瘧疾，百餘同學生病。一個簡易廁所，臭氣熏天，遍地大糞，晚上下不去腳，結果院子裏的草地上處處方便，我有兩次不小心踩了一腳屎。

        在河南流亡路途上成立的省立“山東聯合中學”，是聯而不合，各自為政。集中到湖北鄖陽，把二千多人混合起來成立“國立湖北中學”，原來在山東教育界有權有勢的幾個人為爭奪學校領導權，鬧紛紛，互不相讓。貪污腐敗，假公濟私，拖欠教員工資，苛扣學生伙食費，弄得學校裏烏煙瘴氣，亂象叢生。

        在這個二千多人混合起來的學校裏，濟中二百多師生是個思想活躍，追求進步的集體，在校園裏貼出了內容豐富多彩的牆報：《紫塞》、《星火》、《狂飆》、《黑白》、《抗戰》、《簡明新聞》等，吸引眾多同學觀看。在音樂老師瞿亞先領導下，把在河南時成立的抗敵救亡演劇組改建成“狂飆”劇團，課餘積極排練劇目，到街頭演出。

        一九三八年八月，原濟中校長孫東生的弟弟孫震南從延安到鄖陽，招納人才。數學老師宓仁甫和孫校長的兒子孫冠文以及濟中學生俞新民等十數人跟孫震南去了延安。這件事在當時是半公開的，在我們學生中產生很大影響。

        我們最關心的是抗日戰爭的形勢問題，學校當局幾個領導人為爭權奪利鬧紛紛，顧不上管這些事，他們最關心的是趁局勢混亂，多撈點“逃難＂財。軍訓教官在軍訓課上，除了“一個領袖，一個主義＂，“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套話，他拿不出像樣的貨色吸引我們。閆子桂老師在公民課上，每次做時事報告，教室裏坐滿了人，窗外還站滿了人。他批判盲目樂觀主義，批判盲目悲觀主義，批判唯武器論。他指出長期抗戰爭取得勝利的條件是：大力發動群眾，全民動員，改善士兵生活，減少工人工作時間，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實行耕者有其田，立即召開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領導抗戰等。這些道理，使我們眼明心亮，樹立了爭取抗戰勝利的信念。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失守，局勢緊張，人心惶惶，教育部命令國立湖北中學遷移到四川。這個二千多人混合的學校，情況變得更混亂，學校當局呈無政府狀態。濟中師生遭到一股黑暗舊勢力的圍攻和毆打，為避免衝突擴大，孫東生被迫帶領原濟中的二百多師生於十二月一日先行離開鄖陽，還有許多羨慕濟中師生民主進步的學生自動趕來與我們同行，孫東生率領先行入川的師生共三百多人。

        沿漢水西行，從鄖陽到陝西安康，漢水穿行在泰嶺山脈和大巴山脈之間的崇山峻嶺的山谷中，峰巒疊嶂，人烟稀少。兩年前的一九三六年，張國焘率領的中共紅四方面軍，曾在這一帶逗留一年多，荒山野廟裏還看到他們留下的遺跡，宣傳土地革命的傳單上署着“中華蘇維埃”字樣，在一塊大石頭上，他們刻上了“打到四川有鹽吃”幾個大字。山民的孩子們把我們誤認為是兩年前的紅軍，爭相喊着：“蘇維埃來了，給我們唱歌”，由此可知，兩年前中共紅四方面軍在這一帶與民眾的關係很好，並不像國民黨宣傳的那樣，說他們到處殺人放火。這一帶的山民，普遍貧窮，大人小孩都衣不遮體，站在寒風裏抖慄。

        從安康到漢中，是陝南盆地，道路平坦，阡陌縱橫，麥壟菜田，竹籬茅舍，雞犬聲相聞，暮雲炊烟，牧童騎歸，一派太平氣象。我在安康害了疥瘡，流行語：“神仙難逃陝南疥”，很多同學都感染上疥瘡，癢得人難受，不得不圍着柴火烘烤，不斷向身上擦抹硫磺粉。

        宿城固的那天，我到國立西北大學附近逛書店，買了三本書：《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共產主義基礎》、《社會科學的基本問題》。其中《共產主義基礎》一書內包括《共產黨宣言》和恩格斯寫的二十五個問答題的《共產主義原理》。當時我買這幾本書不是出於信仰，而是由於好奇心，想知道共產黨的共產主義是怎麼回事。

        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在念小學時，每星期一的總理紀念週上聽校長講了，知道三民主義就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還知道孫中山主張節制資本、耕者有其田、天下為公和世界大同等等。

        出於好奇心我買了上述三本書，兩年後，我竟信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闡述的社會主義。

過了漢中南行入川，有時沿剛剛用碎石鋪好的川陝公路走，有時為了抄近路走古棧道。在寧羌（今寧強）過一九三九年春節，看到一排持槍的士兵在連長的率領下押送幾十名被拉來的壯丁去師管區，就像押送犯人一樣。想起在鄖陽時的一幕，我和幾位同學在城北的棒棰河邊洗衣服，眼看着一隊兵押來兩名企圖逃跑的壯丁，在河邊執行槍斃，還把整隊的壯丁開到河邊觀看，以示警告。

一九三九年一月到二月初，孫東生率領的三百五十多名師生到達四川綿陽地區。隨後，其他二千多師生陸續到達，成立“國立第六中學”，直轄國民黨政府教育部。六中校本部設在綿陽（高中部），一分校設在梓潼（師範部），二分校設在德陽（初中部），三分校設在辛店子（初中部），四分校設在羅江（初中部）。四分校以原濟中師生為主體，孫東生任四分校校長。至此，經歷魯、豫、鄂、陝、川五省，徒步行程五千里，歷時一年多，到達了抗戰大後方。

六中四分校只存在了三年，一九四二年初，被國民黨政府教育部勒令撤並取消，撤消的原因，是認為四分校已被“赤化”。關於四分校被“赤化”的問題，在下一節內記敍。

(編者按：本文作者「下一節」的文題是：《孟浪少年時──我們的中學時代》，已刋登在本刋上一期即總233期第96至10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