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的階級鬥爭

印尼的階級鬥爭：老闆報復

則麗·阿麗亞娜

最近在印尼的罷工運動，為工人階級運動的潛力和戰略作用提供了新的證據。幾個月的鬥爭，主要發生在西爪哇省勿加泗（Bekasi）的工業區，結果掀起了24個城市的80個工業區的24小時罷工高潮。[1] 該運動贏得了顯著的加薪，並限制了印尼的業務外包。

運動也迫使議會通過關於社會保障組織機構（印尼文縮寫 BJPS）的法律，將為工人和窮人實施社會保障和醫療保健。[2] 在對政府計劃的評估中，工會運動出現了分歧，因為政府計劃依據的是私人商業保險的模式，那意味著增加對工人的稅收，這是有爭議的。但最近運動的巨大政治影響，則是不能否認的。

自從1998年蘇哈托倒臺以來，印尼工人對自己力量從未有過更強一些的感覺。老闆們知道這點，因此他們雖然緩慢但在確定地組織反攻。工會活動分子注視著印尼工會聯合會（KSPI，該國的主要工會聯合會之一），特別是其創始成員，印尼金屬工人工會聯合會（FSPMI），作為回應，後者組織了一大批人參與10月3日的罷工。

最近一波的工人鬥爭，要求維持生存的基本工資，終止業務外包和終止依賴工作的合同，結束對工會的破壞以及對工會領導人的定罪，還要求有更公平的社會保障和醫療保健系統。

這些要求是關鍵性的，能改變全國力量的對比，使它有利於工人。在過去的兩年中，印尼經濟的平均增長率為6％，使這個增長率成為可能的，是巨大的國內市場，低廉的生產成本，廉價和靈活的勞動力，龐大和多樣的自然資源。印尼的經濟強勁增長，而世界大部分地區卻在經濟困難中掙扎，因而使得這個國家成為越來越重要的資本主義政權。

同時，對工會權利的攻擊仍在繼續。例如，媒體公司禁止在工作場所組織工會，在法庭上，許多工會領導人都面臨著莫須有的罪名。自1998年以來，儘管經濟增長，但實際工資在下降。最低工資的制定，根據的是對工人需求的評估，評估所謂的“工資組成部分”，如食品、住房、服裝等。由於生活費用，因該國區域的不同而變化很大，所以最低工資是由每個區域確定的。但是，這些評估嚴重低估了日常生活成本。工人運動贏得最低工資的提高，是一個重大的進步，但仍然不能保證一個體面的生活水準，考慮到還有通貨膨脹的影響，情況更是如此。

各省最低工資的顯著提升（7％到60％之間），對所有的印尼工人是個好消息。升幅最高的城市，具有最活躍，最激進的工人組織，這是一系列工人抗議活動，要求重新計算生活成本的結果。

但在雅加達贏得了44％的最低工資提升後不久，印尼商會（KADIN 印尼工商會），遊說政府特別‘豁免’勞力密集性行業，比如制鞋業，服裝業和紡織品業。[3] 該要求伴隨著的威脅是關閉公司，投資者將離開，大規模的裁員。總之，所有反對工資增長的陳腔濫調。[4] 工業部已核准該豁免要求，讓其可不提升最低工資[5]。

這對女職工是特別的打擊，因為她們是這些行業中的大多數。在努沙登加拉保稅區（KBN）Cakung有60家公司，雇用了至少80,000工人（其中90％是無組織的合同女工），宣佈‘推遲’工資增長。[6] 工會對此無能為力，公司以‘公共會計師’作出的評估為憑據，據稱這些會計師對其財務能力作出了判斷。沒有程式可以讓工會驗證或質疑這個評估。

在寫這篇文章時，工廠勞工論壇（FBLP）聯盟在努沙登加拉保稅區（KBN）Cakung組織了對兩家公司糾察，那兩家公司強迫他們的工人簽訂協定，放棄他們的工資增長。工廠勞工論壇（FBLP）還組織每週一次的集會，抗議‘免除’工資增長。

結束業務外包和合同勞工的鬥爭需要繼續下去。印尼工會聯合會（KSPI）聲稱取得了成功，因為勞動部決定，限制外包五個部門：餐飲、保安、駕駛、清潔和採礦區的支援服務。但實際上這種限制已經于2003年成了法律。[7]

真正的成就是團結糾察員（所謂“geruduk”）獲得了永久工作，為至少40,000工人服務。[8] 印尼工會聯合會（KSPI）和勞工聯合秘書處（Sekber Buruh，一個激進左派工會的聯盟）仍持續要求限制業務外包[9]。

印尼工人運動最近邁出的步子，是讓總統蘇西洛·班邦·尤多約諾（俗稱為SBY）政府頭痛的源頭。最早對工人的長期抗議作出反應並威脅要禁止工人入廠的，是印尼雇主協會（APINDO）。[10] 在此之前，勿加泗（Bekasi）幾個工業區的公司正式要求印尼警察和軍隊的“保護”，聲稱管理階層受到勿加泗運作中的團結糾察隊的威脅。雇主抱怨“暴力的工會積極分子”，並聲稱他們的財產需要保護。

同時，公司雇用暴徒攻擊工人。第一次大規模的攻擊，針對的是三星（Samsung）工人的糾察線。在反工會活動和犯罪活動方面，三星（Samsung）是臭名昭著的。印尼金屬工人工會聯合會（FSPMI）是第一批敢於挑戰該公司的工會之一。

經過多次嚴重的攻擊和威脅後，11月8日，在勿加泗的一些工會，包括印尼金屬工人工會聯合會（FSPMI），簽署了一項協定，呼籲“勞資和諧”。勿加泗市長，地方議會議長，警察局長，當地軍隊頭目，雇主和商人協會，以及工會代表簽署了協議。工業區附近的鄉村村長也簽了字。該協定錯誤地把雇主唆使的暴力說成是相互的對抗，這是嚴重的挫折。它把對勿加泗未來運動的鎮壓合法化，並結束了該區域工人鬥爭的主要形式，即團結糾察隊。

同時，持續不斷地把工會積極分子污罪化並向他們發難，一些曾同意給工人長期合同的公司現在違反協議。罷工仍在發生，但團結糾察隊變得更加難以組織。勞工聯合秘書處（Sekber Buruh）最近在國家警察總局前面舉辦了一個大型抗議，反對發生在勿加泗的恐嚇[11]。

來自老闆的壓力增加，使得運動的活力很難維持。在發生公司暴徒的襲擊後，印尼工會聯合會（KSPI）似乎不願組織團結糾察隊。其頭目薩德·伊克巴爾（Said Iqbal）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媒體寵兒，具有可接受的勞工積極分子臉孔 --- 但儘管他有這樣的優勢，他卻並沒有出來說話，表示反對發生在勿加泗的對工會會員的不斷攻擊。

2013年，通過了兩項可能會嚴重損害印尼工人民主權利的法案：國家安全法（RUU KAMNAS）和‘群眾組織法’（RUU ORMAS）。工人組織對這個政治威脅瞭解得非常清楚，並準備反對這些議案。

印尼資產階級似乎決心力挽狂瀾，降服增長中的工人運動。為了抵抗，工會運動需要建立過去數個月鬥爭贏得的經驗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