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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願望”

吉伯特·阿查（Gilbert Achcar ）雅克·巴貝爾（Jacques Babel）

吉伯特•阿查同雅克•巴貝爾的對話，談及他即將出版的關於阿拉伯起義的著作《人民的願望：徹底探討阿拉伯起義》(The People Want: A Radical Exploration of the Arab Uprising)，英語平裝本，由薩騎（倫敦）和加州大學出版社（伯克利）出版。[1]

在近期的運動中，“人民的願望”這個說法，被用來表達各種要求，從最基本的要求，到著名的“人民要推翻統治政權”這個最有名的大起義口號。這個口號出自一個非常著名的突尼斯詩人的兩句詩，詩句的時態是條件句，而其肯定的語氣是現在時。口號所揭示的，是人民作為一個集體意志，作為一個政治的主體，出現在公共舞臺上。大量在專制條件下生活了幾十年的個人，現在進入一個革命的時代 --- 正如我不斷強調的 --- 這個時代方才處於起步階段。這是一個長期的革命過程。

你所說的，廣泛地涉及到“阿拉伯地區的資本主義特定模式”。

我們正在目睹一場革命性的衝擊波，它涵蓋了特定區域。這表明，在有關的區域存在共同的具體因素，必須加以分析。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我們不去解釋同文化有關的因素，也不去解釋存在反對專制政權起義的事實。這些因素當然存在，但它們沒有解釋，為什麼這次革命，普遍以這種方式，在這個歷史時刻爆發。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探索革命爆發的物質根源，探索事情發生的社會經濟因素基礎。這是我採取的方法，我會表明，該區域慘澹的社會經濟狀況是共同的，其失業率保持了世界紀錄幾十年。

這同我們在歐洲的危機不一樣，歐洲危機特別同德國的經濟政策有關。而該地區的這個情況已經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證明它確實是該地區發展的障礙，即便你把它同其他類似的亞非地區相比較，也是這樣，正如我在書中所說的那樣。提出的問題是：這種障礙的原因是什麼？他們一般不是資本主義的：這個泛泛之言，什麼也沒有解釋。應該要在特定的資本主義模式，在生產模式，在世界這個部分的經濟和政治之間的關係中去尋找障礙的原因。這是我在各種情況下嘗試所要表明的。

這是一個食利者和家長式專制統治的問題，是一個裙帶資本主義國家的問題，主導資源配置份額的決定是政治性的，該決定依靠的是官商勾結，並非像資本主義的理想模式所說的那樣，依賴於“市場規律”。所有這一切成為一個阻礙，幾十年來每況愈下。

現在，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們會感覺到運動爆發的來臨，會看到社會動盪在所有可能的地方顯現出來，對它的任何壓制都無法奏效。我們已經看到了社會鬥爭的崛起，尤其是在使這一切開始的兩個國家：突尼斯和埃及這兩個國家，它們幾十年的經歷，導致了目前社會鬥爭的爆發，使社會鬥爭明顯地高漲，尤其是反映這一爆炸性潛力的鬥爭，最終爆發了。年輕人蒙阿西的自焚事件是火花，引爆了整個區域顯然極具爆炸性的局勢。

一個廣為傳佈的說法斷言，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已經被反動的伊斯蘭勢力窒息......

選舉後，先是在突尼斯，然後在埃及，這成了一種盛行的看法，因為選舉使原教旨主義勢力獲得了權利，而這些勢力把宗教作為其慣用的伎倆。但我相信，今天很多受惑於宗教話語的人感到失望。這從新政府所遭受到的抵制規模可以看出來，新政府來自原教旨主義運動，甚至來自於後續社會運動興起的兩個國家：突尼斯和埃及。此外，不要忽視利比亞，那裡選舉的比例規模要大得多，並且導致了原教旨主義的失敗。

在埃及和突尼斯，顯然必須要看到，那裡有原教旨主義的勝利，尤其是在突尼斯，但人們立即意識到這些政府無法控制局面，對於社會危機這一根本問題，甚至無法開啟一個解決方案。人民推翻政權，不僅僅因為他們想要民主和自由，一如所稱的那樣：無論是在突尼斯和埃及，運動開始於社會層面，有明確的社會需求，就業，社會正義，高昂的生活成本是運動的起因。

在這個層面上，需求是很明確的，這就是該地區爆發革命的基本動力，而原教旨主義者對此沒有解決方案，沒有任何反應。他們只是繼續舊經濟政策，延續以前存在的社會經濟結構。他們只是繼續維持同國際金融機構的老關係。他們同被推翻的政權一樣熱心地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條件。這就產生了我們所看到的情況：在這一地區第一階段的革命過程之後，我們已經看到了他們失敗輪廓的出現。因此，關鍵問題是，會出現什麼樣的替代方案。

在利比亞和敘利亞，很多人說，這些起義被帝國主義利用了，導致了混亂和絕望。

讓我們先談談利比亞。我們聽到了很多，北約的干預，使得起義改變了它的性質。有些人甚至得出結論，應該支持卡達菲。然而，利比亞的起義在初期表現出敏銳的主權意識，拒絕國際部隊的任何地面干預。推翻卡達菲政權的是該國的內戰，是黎波里的起義。北約當然有助於起義獲得軍事上的勝利，但獲勝的是起義暴動。

當一個在位超過40年的專制極權，一個怪誕無稽的暴政被推翻時，當這種政權在群眾起義的打擊下搖搖欲墜時，總會產生無政府狀態和混亂的局面。每場革命都有這樣的經歷。如果有一個革命起義的領導中心，或者如果推翻該政權的是一個有紀律的革命軍隊，那麼就可以對付這種局面。這顯然不是利比亞的情形。

從一個進步的角度來看，在缺乏我們所希望的領導層時，對於利比亞社會的政治不發達的現狀而言，情況已經很不錯了，因為它那個狀況已經維持了四十年。今天，該國群情沸騰，媒體對此根本沒有感覺到。撇開武裝民兵所創造的混亂局面--- 但是這情況已經發生過很多，特別是在1976年黎巴嫩的內戰初期，當時軍隊崩潰了----來看，同所擔心的可能情況相比，安全局勢顯然是溫和的。有人說：“這將成為另一個索馬里”，可情況遠非如此。

有一個社會運動興起，有持續的政治訴求，有政治抗議活動，包括反對武裝團體的活動，而且報紙，輿論表達工具，公眾討論，這一切有了一個名副其實的爆漲。甚至有一個婦女運動，有一個獨立工會聯合會產生，這個工會同埃及的一個工會有聯繫。結果是非常有趣的。已經說過，很難估計事情會如何發展。可以肯定的是，利比亞局勢已經大為開放。

西方列強對敘利亞局勢的態度是非常不同的。你只需要比較一下，可看到薩科齊對利比亞的姿態，充滿了虛偽，而荷蘭這方面對敘利亞沒有故作姿態。這並不是他們的政策有著本質區別的問題。迫在眉睫的問題是不一樣的，風險和成本也不同。在這兩種情況下，西方列強想要同該政權達成一項協定。在利比亞，直到最後，他們都試圖做到這一點，同卡達菲的兒子談判。這也是這兩年他們在敘利亞一直努力做的事。

這就是他們拒絕提供武器的原因。到目前為止，華盛頓拒絕運送任何武器。近日，顯然美國已開了綠燈，向華盛頓在該地區的盟友發送武器，以回應巴沙爾的固執，因為巴沙爾堅持拒絕談判解決的方案，而該方案的第一個條件，是他自己的辭職。我們可以看到其後果。

面對俄羅斯和伊朗全力支持的政權，西方列強的這種態度，幫助該政權悄然進行了兩年的屠殺。引用的數字為死亡者達70,000人。很多人說，應該還有更多的死者。難民的數量是巨大的。這種情況絕對是可怕的。當我們說70,000人死亡時，這意味著，受傷的人數要大得多。這是一個絕對的悲慘局面，西方列強出於自己的利益，出於自己的戰略考慮，成了犯罪的同謀。

他們對利比亞起義不信任，對敘利亞起義也有同樣的不信任，考慮到該國的地緣情勢，這種不信任甚至更多。這是帝國主義的罪惡態度，如果你想成為反帝國主義者，應該譴責這個態度，而不是像有些人所做的，責備起義反叛。

以我對起義的分析，合乎邏輯的結論是，唯一積極的成果是基於工人群眾運動的領導層的出現，帶有一個具進步性質的綱領，重點在滿足社會需求，能夠讓該區域各國走上發展道路，考慮這個階段所有的多個方面，在這個發展狀態中國家起著核心的作用，這同主宰整個世界的新自由主義教條是絕對不相容的。各國情形各有不同。

突尼斯大概是最有可能，或至少是潛在的，施行這種替代方案的國家，因為有突尼斯總工會（UGTT）的作用，還有它與人民陣線的結合，組成了突尼斯左翼聯盟，今天左翼聯盟是突尼斯總工會（UGTT）的首腦。這個組合有可能是發生在該國的主導力量。左翼必須努力讓工人運動涉入政治鬥爭中，在其社會計畫中，要理解到確立一個獨立左翼力量的需要，不要同反對派的旗幟混為一談，無論他們是自由派的，或者更糟糕，還是被推翻政權的成員。同那樣的人結盟，你就不能確定一個與新自由主義政策決裂的綱領。

在埃及也提出了同樣的問題，有一個潛在的勢力，其代表有薩巴赫（Sabbahi）領導的人民潮流（the Popular Current），薩巴赫（Sabbahi）是納賽爾主義党的候選人，在第一輪總統選舉中名列第三，還有新工人運動，獨立工會聯盟也是代表。同樣的問題是，確立一個左翼替代方案，基於社會而戰鬥，還要與更廣泛的捍衛民主成果的聯盟一致行動。重要的是，要推進與自由反對派或前政權不同的社會經濟政策，因為那些人同政府中原教旨主義者一樣，並沒有方案，可以替代先前存在的社會經濟政策。除非有進步的替代方案出現，否則存在風險，可能使這場危機導致反動的復辟。

事實上，工人運動，激進的左翼在任何情況下都捍衛能替代該制度的方案，他們必須努力同該地區相應的起義力量相連接。這不僅是無私的國際主義責任，它也涉及歐洲左派自己的最佳利益，在地中海的另一邊發生的事情，應該會引起一個社會激變。今天，連同動搖歐洲的危機和發生在希臘和西班牙等國家的激變，可以建立兩者的協同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