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在中國的總產值超過日本的2010年前後，操控美日同盟關係的小圈子裏[1]開始不安地交換“G2格局”這個概念。相對於冷戰結束後在唯一超級大國美國引領下由G7（西方七大國集團）主導世界、“9/11”和美歐金融危機後G20（加上中國、印度、俄羅斯等新興國家）無法達成實質性共識克服危機的局勢，由衰退的超級世界帝國和崛起的亞洲強權這兩個頭號經濟大國來“共管”（分攤和瓜分）國際事務的G2格局，就浮上檯面了。就亞洲而言，我們長期習慣了的“政治中國、經濟日本”的雙雄局面已不復存在，失卻了與中國的“平等”（甚至一時要與美國“對稱”、“平衡”中美）地位，G2這個概念就把日本放到中美交易中的一個棋子角色，日本的統治集團（特別是其民族主義右翼）的焦慮可想而知。在關於釣魚島/尖閣諸島的一系列糾紛後，日本政府的“日中之間不存在領土問題”立場已經破產，以經濟為後盾連續不斷出入在島嶼附近的中國各種艦船也打破了日本對島嶼的實效支配的舊有觀念。奧巴馬這一次更明確告訴習近平說，美國在釣魚島/尖閣諸島的主權問題上沒有立場，接近我和加加美光行提倡的“非主權”/“脫主權”方案。實際上，奧巴馬不得不拋棄前任當局的stupid power或soft power政策，更趨向於我幾年前開始提倡的smart power政策。

不過，這不是中美之間的大問題。G2格局的第一個考驗是朝鮮北方的非核化。除了普遍的“孤立主義”政治情緒，美國也沒有軍事力量在朝鮮半島展開戰爭[2]，而中國可能比美國更討厭、害怕一個把北京也陷入核武裝陰影的朝鮮北方。特別是中美的對立就是因為朝鮮戰爭引起，現在從朝鮮北方的非核化合作入手，就構成了G2格局成立的條件。中國除了參與聯合國對朝鮮的譴責和經濟制裁外，據說，還拒絕了金正恩的訪中要求，在國際政治上完全孤立了朝鮮。不過，在這方面，有許多比我有知識的專家，我沒有什麼自己的見解。

我主要關注美國政府（軍方）和商界特別敏感的網路衝突上。從華爾街日報、美國之音等媒體看來，美國似乎沒有從習近平那裏得到滿意的消息，但我認為：拋開它的“中國也是受害者”訴苦不管，中國政府對網路攻擊的譴責立場基本上為兩國之間下一步的具體討價還價（例如7月份的中美工作會議）以及我們這樣的獨立民間個人和機構的工作提供了正確的起點。無獨有偶，前安全部門雇員斯諾登向報界洩密美國政府的監控專案之後，美國政府不得不尷尬地發現自己也處於被告的地位。正如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的羅梅羅譴責的那樣：無論多少政府部門支持這一專案，它都侵犯了基本的個人自由權利。“讓政府的三大部門見鬼去吧，讓立法批准這種權力的國會見鬼去吧，讓執行外國情報監視法案（FISA）的紙老虎、橡皮圖章法院見鬼去吧，讓不能忠實於它自己價值觀的奧巴馬政府見鬼去吧。”[3]

最近幾個月，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Dempsey也到訪矽谷，與包括facebook、微軟、穀歌和英特爾在內的公司高層會面，這樣的談判還在繼續。[4]而我這幾年來在與雅虎、穀歌、思科、惠普、英特爾和微軟等具有國際戰略價值的科技巨頭的艱難會談中，就是圍繞以網路監控的人權問題為中心展開的[5]，只有剛上市一年的facebook，我還沒有打過交道。所以，今天facebook召開第一次股東大會，我欣然接受首席執行官札克伯格Zuckerberg的邀請赴會。

剛開車到三藩市機場附近的Westin旅館，就看到堵滿入口的抗議活動人士、維持秩序的員警和報導記者。我停車後去與他們交流，介紹我的人權活動，知道他們抗議Zuckerberg在遊說國會議員把加拿大Tar沙地礦田開發的泥氰通過管道輸送到德州提煉（fwd.us）。我表示要把他們的抗議介紹給股東會議，就帶著他們的設計得很漂亮、也發佈在facebook網頁上的抗議圖片入場。經過安檢時，一個彪形保安人員問我那些抗議圖片是什麼，我就送給他一枚。他厲聲質問我是誰，我說我也是一個抗議者。他命令我站在角落，被兩個人圍住。一個facebook的女士過來，察看了我的圖片和股東登記表，知道我並沒有在會場散發宣傳抗議的意圖，就放我過去了。

因為股東不可能在第一次大會上提案，會議的四項公司提案都順利通過，馬上輪到Zuckerberg講演。他首先提到facebook上市一年來的主要成就是實現了從桌面電腦向移動通訊的轉移，並達到了10億用戶的里程碑，然後對股價下跌進行了辯解。在非正式議程的問答期間，我第二個發言，首先祝賀公司的成就，說Zuckerberg以10億使用者的世界第二的人口規模，應該取代奧巴馬去和習近平舉行G2會談！我話題一轉，說公司作為全球社會/社交媒體，社會責任重大，應該設立一個公共政策委員會，包括與外面抗議的環境保護人士、我這樣的人權關注者溝通，並介紹了微軟去年接受我的建議正式成立了“法規與公共政策委員會”的事例。公司董事中，Sandberg和Fischer擔任過美國財政部的辦公室正、副主任，Ullyot擔任過美國司法部的辦公室主任，他們回答說公司有足夠的資源和準備聽取社會各界的意見，在人權等政策上不會犯錯誤。總共有十幾個股東發言，第一個發言的正是我的“老搭檔”：那位總是為公司辯護的白人老頭。但是今天我們有了共同語言：要求公司在保護用戶安全/隱私權方面，不要屈服美國政府的壓力。有一個老太太重複了我的建議，要求建立一個股東/用戶委員會。看來，在facebook這個“網路共和國”，確實需要安那祺式的平等自治組織原則。

這使我不由得回到“G2格局”的致命傷：中國的執政黨合法/正統性憂慮。《華爾街日報》[6] 發表了關於替江澤民“三個代表”、胡錦濤“科學發展觀”和習近平“中國夢”提供政策化妝的“智囊”/“帝師”/御用文人/行走[7] 的長篇故事，使我對中國的理論、思想、文化、文明的低落悲哀。不管是“鄧”、“三”，還是“科”、“夢”，都無法解決中國的執政黨合法/正統性這個當今中國最重要的政治、社會結症，因為它們不敢正視發生在我們生活中的歷史事件。與此相應，今年“六·四”之際，我再次參加三藩市的紀念活動，卻只能默默無言，因為我知道中國的政治文化沒有能力接受歷史真實和哲學反思，進一步加劇我對這場歷史悲劇的悲哀。[8]

正如李鵬的戒嚴令宣告了中共一黨專政統制中國的正統性的終止、小布殊的戰爭宣告了最後一個世界帝國的終結的開始，不以人們（包括統治集團）意志為轉移的G2格局需或許已經降臨，但中國和美國都還沒有準備好如何迎接它的到來。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

2013年6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