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經看到，在過去的一年中，在世界許多地區所發生的同氣候變化有關的現象，其強烈程度前所未見，比如颶風桑迪（Sandy）就是一個例子。留給我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因為風暴、 洪水、 乾旱、 水迴圈的中斷和其他類似事件造成的事故日益嚴重，在許多國家，這些事故已成為"新的常態"。很明顯，氣候變化正造成更多的被迫遷移，並將製造更多的氣候難民。

到 2050 年，估計有 2 億人可能因氣候變化而流離失所。僅 2010 年，據估計，整個亞洲有3千萬以上的人，因環境和天氣災害，被迫流離失所，這一數字還會繼續上升。氣候變化正在嚴重地破壞莊稼和農田，惡化日益嚴重的糧食危機，使更多的人陷入饑餓中。

然而，儘管氣候變化對農田，民生和家庭所造成的破壞越來越嚴重，但關於氣候變化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的談判卻向後退步，而不是更接近一個穩定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全球性協議。氣候談判的前提是這樣的原則，即發達國家應該負起他們的歷史責任，從坎昆到德班到卡塔爾，談判的焦點卻是發達國家如何可以逃避其先前的承諾。現在，目前攤在桌子上的建議，不僅讓發達國家能夠把他們的義務承諾淡化為自願承諾，而且還讓他們也將能夠創造出更多的碳市場和漏洞，以便不採取任何行動。根據聯合國環境計畫署（UNEP）的一項研究而作出的估計，即使沒有所有的條約漏洞，這些承諾也將導致溫度增加攝氏5度。

        阻止這些氣候混亂，並不太晚也不是不可能的。我們知道需要做些什麼：

        第一，科學已證明，溫室氣體排放的一大來源是使用石油、天然氣和煤炭所產生的二氧化碳(CO2)。根據國際能源署的說法，世界上已知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氣儲量的三分之二應保持在地下，這樣才有50%的機率讓氣溫的增加處在攝氏2度以下的限制中。因此，如果我們想要有75%的機會，就必須讓80%的石油、天然氣和煤炭儲量呆在地下。

        第二，美國作為主要的歷史排放國，必須緊急地比其他國家更大幅地減少其排放量。所有發達國家，也即聯合國氣候談判中所謂的附屬款項1之締約方（Annex 1 parties），到2020年，應緊急大幅削減至1990年排放水準的40%至50%以上。這些承諾應變成每年的煤、石油和天然氣用量的具體削減目標，不得利用條約漏洞，偏差或碳市場規避自己的義務。

        第三，發展權不應被視為繼續污染環境的權利，也不能當作重蹈工業化國家骯髒發展道路的權利。發展權應被理解為各國保障人民基本權利和需要的義務，以及保障人民與自然和諧生活的權利。

        在這方面，中國、巴西、南非、印度和其他新興經濟體也應有減排指標，因為他們正在迅速成為溫室氣體排放大國。根據歷史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這些指定的減排目標應低於附屬款項1 國家（Annex 1 parties）的減排目標。

        第四，結束對石油、煤和天然氣企業的補貼，限制其使用，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但還不夠。我們還需要阻止推行各種虛假的解決方案，因為這些虛假方案同樣會破壞自然，並對依賴健康環境的人類生計產生負面影響，那些虛假解決方案有： 生物燃料（agrofuels），轉基因生物(GMOs）、 合成生物學、 地質工程、 核電、大公司和綠色經濟的資源爭奪。

如果我們希望這個星球有未來，我們就需要有真正的解決方案。我們須要超越專制蠻橫的，唯利是圖的和不可持續的資本主義制度，因為這個制度剝奪人民和摧毀生態系統。如果我們要在應對氣候變化的鬥爭中有真正的進展，那麼來自世界各地的社會運動，必須在這場鬥爭中重聚力量和勢頭。把群眾動員起來，反對採礦，燃煤電廠，水力壓裂法，焦油砂，大水壩，土地掠奪，水的私有化，生物燃料，轉基因生物(GMOs），減少因毀林和森林退化（REDD）造成的碳排放量，這些群眾反對運動已經指明了解決之道。我們需要加強這些鬥爭，把人民對食物，水，健康，能源，就業，權利的迫切需要，同以下的鬥爭連接起來，這些鬥爭有：反對氣候變化，反對金融投機，反對掠奪土地，反對新自由主義的自由貿易和投資協議，反對豁免跨國公司（TNCs）的罪行，反對把移民和難民污罪化，反對父權制和暴力侵害婦女，反對緊縮措施和削減社會保障。

我們還需要整體和逐步的轉變，把依賴化石燃料的生產和消費的系統轉向低碳社會。這也需要把不可持續的資本主義制度轉型。社會運動已經有很多變革性的建議和解決方案在手中。像糧食主權、農業生態和其他幾個替代方案已經正在實習和進一步的發展中。如果我們要與自然和諧共存，就需要放棄以人為中心的資本主義觀念，承認我們只是自然的一個部件而已，為了過健康的生活，我們需要尊重自然的生命週期、自然的完整性和相互依存性，承認和維護地球母親的權利。

人類與自然處在懸崖邊上。但還不是太晚。我們知道需要做什麼工作，如果我們一起做，我們就可以改變這個制度。

2012 年11 月28，馬尼拉，菲律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