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济南一中二百多师生迁移到河南南阳賖旗镇，与从山东各地流亡出来的中学师生成立省立“山东联合中学＂。一九三八下半年“山东联合中学＂迁移到湖北郧阳，改成“国立湖北中学＂。我在郧阳读初中一年级下学期。

        学生的伙食，由各班选出一名伙食委员组成伙食团管理。一天，我偶然走过伙房，看见几个伙食委员围着一箩筐藕啃食，这些藕是做菜用的。我回到班上，气忿地对我班伙食委员傅乃昭说了一句：“你们真该挨揍！＂午饭后，几个人找到我宿舍来，“你要揍俺！＂是个操鲁西口音的高中学生，随着语音一个上来推搡我一把，接着一个打我一拳。同住一室的成德茂、李芸生、张锡缙等快速把我拉开，一位姓沙的鲁西同学跑来，连推带拉地把那几个人劝走。我初次遭受这样的屈辱，又气又恨，从此，我同傅乃昭永远不再讲话。从那时起我同成德茂、李芸生等几个格外亲近起来。

        一九三九年初，到达四川罗江后，在学校所在的文庙附近有个篮球场，我们立刻成立了取名“平平＂的篮球队。买了个篮球，定制了印有“平平＂字样的球队背心。“平平＂字型像双翼飞机，我们挨过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对飞机的印象太深了，我们的球队也应像飞机那样威猛。球队成员：成德茂、李芸生、李玉才、信法钧、李克成、李毓林、张锡缙、张洪仁、张同祥、王连德、熊安东等十二人。

        一九三九年，六中四分校真是个自由民主的园地，学生自由结社，组织读书会，举办各类讨论会之风盛行。墙报贴满山西会馆的东墙。还能记住的刊名：《老百姓》、《思潮》、《突击队》、《射击手》、《路灯》、《白火》、《新地》、《战旗》、《火炬》、《喇叭》、《十月》、《暴风雨》，等等。各类性质的都有，政治的，综合的，最多的是文艺的──散文、随笔、诗歌、漫画等等。方敬老师评论：“你们各种各样的墙报，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抓住现实，认识真理，都希望自己的笔能跟争取民族解放的刀枪灵活地配合起来，表达了与时代相呼应的感情和思想。”

        “平平”队员们不甘心只玩球锻炼身体，我们也出了一份墙报《白火》，物理课上听老师讲过，火焰的白色部份温度最高。球队的名称和墙报的刊名，显示了我这伙青少年的心态。

        我们没有正式成立读书会，只商定把每人手中的书刊集中起来，存放在成德茂的一只竹箱子里，谁要看书，随便去取。竹箱子里多是文艺书：肖红《生死场》，肖军《八月的乡村》，叶紫《丰收集》，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斯诺《西行漫记》，巴金《家》，矛盾《子夜》，姚雪垠《春暖花开的时候》，曹禺的几部戏剧等。社会科学书有艾思奇《大众哲学》，张仲实《社会科学基本问题》，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李昂古耶大《政治经济学大纲》等。矛盾主编《文艺阵地》和胡风主编《七月》两份月刊不定期地购买。

        物质生活是很艰苦的，文庙和城隍庙里用竹笆木板拼凑起来的寝室，潮湿，阴暗，散发着霉腐的气息，睡在硬硬的铺板上，仅只有一条棉被的同学，一半铺在床板上压在身下，一半裹在身上。米价飞涨，伙食费只够维持吃不饱饿不死。李广田老师在作文课上曾给我们出了个作文题“我们在饥饿中成长”。

        我们的精神生活丰富多彩，读课外书，写墙报稿，开读书讨论会，歌咏会，上街下乡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等。

        方敬老师离开六中四分校两年后的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正是六中四分校被教育部以“赤化”为借口撤并时）写了篇六千多字的文章，题为《苦难──给一群苦难中奋斗在奋斗中成长的孩子》，发表在当时成都一家报纸的文艺副刊上，详实地记叙了他在六中四分校的所见所闻和他的感受。如今读此文，麈封了近七十年的如烟往事，彷佛又历历在目。他曾参加了我们班的一次生活批评会，也简要地记录在他的文章里：

        我又坐在你们的批评会上了。

        ──近来我们的生活与学习都很松懈，督促不严，班长先得负起责任来。一个同学“发难”了。

        ──我的能力不够，很多事情都没有做到，很对不起同学，希望大家想个好办法。

        ──我看每个人都应该问问自己，看看有没有不对的地方。

        一种难耐的沉默，全都低着头，好像责备自己，真是孩子，犯了过错，怕见大人似的，畏怯的不宁的情绪塞满了你们的心。你们的表情是自疚而难过的，你们，有过错的或无过错的，都在默默地忏悔。

        ──这几天都欠紧张，比如早晨该早起不早起，上午该上课不上课，也不能只怨谁，大家都有关系，我想也不会是出于有意。过去的不说了，以后要能够积极地做到自觉自治，制裁还是消极的。

        ──自然能够做到积极方面最好，不过我觉得还应该举出几个人来负责监察的责任。

        大家都赞成这个建议。监察人数决定四人。接着就选举了，你们不约而同地选出了四个近来懒惰的，他们都不好意思地用手蒙着脸，这好像给了他们最有力的惩罚，自己在痛心地悔改。忽然一个被选者发言了：

        ──这是我的错，对不起同学，对不起自己，我发誓从明天……

        他颤抖而羞赦地自白着。落后忽然坐下，靠在桌边，哭了起来。话好像被什么东西哽塞住了。这孩子至诚的猛省使你们都感动。你们都原谅了他，而且还劝慰他：

        ──过去的，让它过去吧。

        你们是好孩子，你们知道怎样把错误的小坑填平，错误的石子踢开，你们走着，随时提防着失足。

*    *    *

        在那艰苦的战争年代，我们养成了自学自治的习惯，并且能在集体生活中教育自己。     一九三九年暑假后，九月间，童子军老师邹绍夷组织三级一班的学生去南山举行露营活动，三级二班的学生决定偷营，我参加了偷营活动。晚饭后等到太阳落山天黑，我们出城，先隐蔽在山下一农家的院子里。半夜时分落起了蒙蒙小雨，我们分成三个组出发。第一组是几个身体最捧的，负责突击山顶偷营；第二组埋伏在半山腰接应；第三组安置在山脚下掩护，我被分派在第三组。第一组摸爬到山顶后，发现营地竟没有站岗放哨的。拔掉营地的旗杆，把放在帐篷外的锅灶等工具搬了家散弃于山腰，偷营成功。三组人马在农家小院集齐后回城，虽然全身被雨水淋得湿透，胜利凯归，心情兴奋，虚拟的冒险活动，也够刺激。        回到学校，顾不上休息，我和尹继文商量着写偷营胜利捷报，我执笔写稿，尹继文誊抄，赶在早饭前就贴到文庙门口的墙上。捷报的用语用词，都是从报纸上战地记者报导中学来的，抄来的。词句极尽吹嘘并表彰自己，矮化加丑化对方。惹恼了三级一班的同学，连带队的童子军老师生了气，因为他没有安排我们偷营，说我们“太自由了”！这位老师思想旧派，他把自由理解成任意妄为。

童子军老师的生气，使我们三级二班的同学都感受到了压力，因而产生了意见分歧。邵延仪是第一组的突击手，干得最热火，旗杆是他拔的，他看到老师生气了，胆怯了，他抱怨我和尹继文，不应该写那张捷报，他认为是那张捷报闯的祸。我和尹继文又加了一层精神压力，不知如何是好，没了方向。

        李广田老师教我们两个班的国文课，关心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深受同学们的爱戴和尊敬。想不到他出面召集两班同学开了个和解会，并为我们草拟了份和解公告，他还征求我们对公告内容有无不同意见。李老师的一纸和解公告竟使两个班争吵得面红耳赤的问题一笑了之，冰释了。

        这已是七十年前的事。李老师在文革时期惨遭迫害致死也已四十年了。在《李广田散文集》第三册里，我发现收有他写的那篇和解公告的草拟稿：

        “有露营者则必有偷营者，有防守者则必有攻取者，否则守营者独居荒野而问津无人，当复有何趣味？况成败乃兵家之常事，战胜者不骄，而败者勿自馁也。此次三级一班露营，三级二班偷营之后，又复夸大其词，其用意原在引起偷营之兴趣，言词虽未尽属实，而对三级一班同学，实未存丝毫侮慢之意，况我三级一、二两班原属兄弟之国，今乃互为假想之敌，聊作阋墙之戏，熟长熟短，何足道哉！而今而后，仍当亲爱精诚之精神，共相扶持，互为砥砺，有敢侮我者，共先外御之。”

        李广田老师写此稿时三十三岁，我时年十七年。如今八十五岁，重读并抄录老师此稿，反躬自问，深感当时老师用心良苦，措词婉转，“夸大其词”，“未尽属实”，“未存丝毫侮慢之意”，像是孩子犯了过错后得到父母的原谅，又得到抚慰，心境惭愧又自责，牢记老师的谆谆教导，朴实做人。

        一九三九年暑假前，教育部派了位叫孔敬庵的督学到六中四分校查思想，来做“思想之纠正”，怎麽纠正不得而知，只听到李广田老师在课堂上说：“他是来装猫变狗的”。暑假后，又派了一位督学由校本部校长陪同来四分校视察，召开老师座谈会，指责李广田老师在课堂上不按照教育部规定的教材讲课而专门教授高尔基和鲁迅的作品，等等。召集几名初三学生谈话，问一位学生：“你信仰资本主义还是信仰共产主义？”“我信仰三民主义”。“为什么信仰三民主义？”“因为三民主义是救国主义。”这位思想进步的初三同学巧妙地套用了国民党官方的宣传口号，使这位视察员缄口。

        教育部先后两次派员视察之后，国民党中央训练团调六中四分校孙校长到重庆，以“纵容左翼师生”为借口扣留，要他接受检查。经四分校师生向教育部严正抗议，十一月底孙校长平安返校，全校师生开了个盛大庆祝会，特定名为“孙校长受训毕业返校欢迎大会”，孙校长在大会上讲述了他在重庆遭受到那些无理由的控告和莫须有的指责，“左倾”、“赤化”帽子一大堆。我们听了，感到无比愤慨。一九三八年我在湖北郧阳时，就听说那未一股守旧势力，用“左倾”、“赤化”等流言蜚语攻击和诬诋济南一中的师生。腐败无能又想保住既得到利益的各层官员们看来，自由民主就等同“左倾”、“赤化”，像幽灵一样地使他们感到恐怖。

        一九四Ｏ年初，教育部撤销了孙校长的职务，由教英语的丁老师当校长，他是位死抓住学生课业不放手的老师。跟他学英语，只有死记硬背，勤读勤写，不然，在课堂上只有挨训挨罚站的份，我就挨过一次，一个词的音节念错了，“你站在那里吧！”一直站到下课为止。 托派（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同学是受闫子桂老师思想影向的，同学们中很多人都知道。在课堂上，他们和同学们一样地听闫老师讲解社会科学理论知识，在课堂外，和我们不同的是他们从闫老师那里得到更多的思想指导。他们成立“真理读书会”作为外围组织，在初二、初三和初中毕业后升入绵阳六中校本部读高中的各班级中都有会员，共约五十多人，两地都出墙报，罗江是《思潮》，绵阳是《黑白》。

　　一九三九年底，四分校学生有了共产党小组，当时，我不知道是方敬老师发展的，只知道与我同年级的刘守身，低我一年级的张继干，石仁厚三位共产党同学活动很积极，他们在初一和本地四川学生班中成立“野火读书会”作为外围组织。初二和初三的刘公宽、李存业、蔺善达、杨镇畿、姜渭微等受共产党同学的影响，成立了“十月社”，出墙报《十月》。

　　受托派同学及共产党同学活动的影响，一九三九年底我认真地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几本马列的著作，为的是弄明白共产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读之前，我曾以为马列理论书一定是深奥难懂，读之后，才知道马列的书不难理解。读了马克思列宁的理论书，明白了资本主义剥削的非正义性，资本制度把人异化成了为资本增殖利润的动物。在那战争的年代，容易接受他们的学说，相信只有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了社会主义才能根除战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了剥削，没有了压迫，人人自由平等，每个人都获得全面发展。我信仰了马克思列宁的共产主义学说。

　　一九四Ｏ年初，共产党同学刘守身常到我住的寝室来，找李玉才、成德茂、李芸生、信法钧等谈话，他知道我们“平平”球队的几个人恩想进步，倾向共产党。我们几个人对他也表示好感。有一次，他送来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他说：“这本书很重要，很全面，它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读了这本书，才能懂得什么是列宁主义。”他说：“马列的著作，我不用看，就相信是正确的，在苏联不是都实现了吗。托派们读马克思列宁的书，他们懂个屁！他们只会反马列、反苏反共、他们就想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这本书一定要好好的读一读。”等成德茂、李芸生几个人都读过之后，我读了刘守身介绍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又读了他拿来的一本康生写的小册子《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我不相信闫老师和托派同学会是匪徒，我不明白共产党人为什么把陈独秀说成是汉奸。我很想知道汑洛茨基派是怎么回事。

　　一九四Ｏ年暑假前，我在罗江县民众教育馆的图书馆随便查看图书卡片时，无意间发现有《托洛茨基自传》，我借了出来。信法钧、李芸生知道了，责备我，“怎么看这种书，不要看！”语气是认真的。“不看怎么知道他的不对呢”，我讲的也是实在话。

　　与我同年级不同班的杜文林知道我读《托洛茨基自传》是想了解托洛茨基是不是反马列，他主动把托洛茨基著作介绍给我看，我早就知道他是“真理读书会”的会员。他性格内向，待人态度和善诚恳。一九三九年上半年，他一个人办了一份墙报，不贴在校内，而是贴在街头的墙上，向民众宣传抗日救亡。他勤奋认真，星期日，他一个人自写自编自画，忙一个上午，一星期出一期，坚持了很长时期。

　　一九四Ｏ年暑假前后的两个多月里，我读了托洛茨基的《儿子、朋友、战士》，《中国革命问题》，《不断革命论》，《十月的教训》，《苏联现状与前途》，《在新的世界大战之前》等几本书。杜文林还给我看了抄在练习簿上的几篇文章：《德苏协议的前因后果》，《苏芬战争》，《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之路》等，都是闫子桂老师的笔迹。

　　读了托洛茨基的书和文章后，知道了一个过去不知道也不理解的托洛茨基。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里讲的正相反，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叛离了俄国十月革命的传统，败坏了列宁的苏维埃民主制，背叛了共产国际的国际主义使命，使第三国际名存实亡，对于俄国十月革命后的苏联脱变出斯大林官僚独裁制，托洛茨基的分析批判是很有说服力的。读了托洛茨基的书，了解了他是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界定的社会主义世界革命而反对斯大林特权体制。斯大林体制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败坏社会主义信誉，而有会导致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危险。

　　读托洛茨基书的同时，我读了法国著名作家纪德写的《从苏联归来》和《从苏联归来答客问》两本小册子。他写的《刚果旅行记》，我早已读过了，他记述了在殖民主义者的野蛮掠夺和残酷剥削下，刚果人民的悲惨灾难生活。纪德同情受压迫的穷苦人民，认识了现代社会制度而痛恨资本主义，痛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因而转向了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对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样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怀有崇敬心情，一九三六年他应邀参加高尔基葬礼的机会，到苏联旅游参观访问，到处都受到热情周到的接待。他亲眼看到和感受到的苏联现实，与亲苏人士宣传和吹捧的苏联，完全是两样的。回国后，他写了《从苏联归来》，如实地记述了在苏联的所见所闻，没有盲目地歌颂和唱赞美的诗，使亲苏人士感到失望，他们原来打算借用纪德的名人效应，捞点宣传苏联的本钱。纪德又写了《从苏联归来答客问》，回答亲苏人士对他的指责。纪德明确地告诉人们，斯大林的苏联没有实现列宁的社会主义，他看到旧世界的特权在苏联披着社会主义外衣还魂。因之，纪德遭受到法共和亲苏人士的阴险毁谤。我相信纪德是正真的人，他对苏联社会实况的考察和描述，证实了托洛茨基对苏联现状的分析和判断。

　　我信仰马克思列宁，也信仰了托洛茨基。

　　一九四Ｏ年暑假后，我同“平平”球队的李芸生、成德茂、信法钧等分了手。他们坚信《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相信斯大林继承和发展了的马列主义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他们相信苏联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他们跟共产党走，为实现苏联那种社会制度而奋斗。仅仅一年前的一九三九年，我还是懵懵懂懂地和他们一样地相信斯大林是列宁的学生，把斯大林同十月革命联系起来敬仰和崇拜，只因我读了托洛茨基的书，我的思想认识起了变化，我信仰马克思列宁的共产主义原理，信仰托洛茨基的观点而成了托派思想的人。

　　当时的思想进步同学，都是在那艰苦的战争年代把谋求个人的生存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而睁开了眼睛的青少年。国民党屡遭军事失败，政治黑暗，贪污腐败，官商勾结大发国难财，通货膨胀，米价飞涨，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我们思想早熟，对现实不满，为追求真理，为实现信仰而选择了各自的道路。有的去了延安，有的回到敌伪占领的山东家乡去打游击，有的到重庆进入工厰，当工人，在那里经受锻炼，投身工人运动，求索中国革命的新路。

　　一九三九年冬，托派真理读书会的孟宪章、杨寿元、曹庆华、孙鸿智等十多名同学离开学校去重庆时，我还不是托派，是事后知道他们去进工厰当工人。孙鸿智因吃不消苦一个人又回到学校读书。

　　一九四O年暑假，六中校本部三青团放火烧房，嫁祸于人，迫害进步师生，又有第二批托派真理读书会员离校去重庆，他们有范文华、苏学常、康至泉、刘志超、陈汝霖、任玉玺等十多位同学，大都进工厰当工人。他们离校时，我正在读托洛茨基的书，对托洛茨基派的活动，稍有所了解，他们弃学走向社会的实践活动，对我的思想影响不小。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罗江有捕人的传闻，三位共产党同学刘守身、张继干、石仁厚迅速撤离学校，受他们影响的刘化生被逮捕。蔺善达、肖力山、信法钧、成德茂、李芸生、杨镇畿、吕登州、朱静英等十五名思想进步学生被迫离开四分校。三月，从一分校调来三十多名三青团学生，四分校建立了三青团区队。教育部派来一位年轻的女音乐老师指导三青团活动。这位女音乐老师不教唱抗战歌曲，专门教唱些迎合青少年萌动心情的情歌民歌，例如：“千尽流水／万里长江／烟波一片茫茫／离情别意随波流去／不知流到何方”。自从这位女音乐老师来校后，只要有人高吭：“………呵，姑娘／你是天上的月／我是那月边的寒星／你是池中的水／我是那水上的浮萍／你是………”，《夜丰歌声》立即变成多人的大合唱。自从这位女音乐教师来校后，抗战歌曲不时尚了，彷佛这位女老师的音域承受不住那雄壮，悲愤的《义勇军进行曲》（即现在的国歌），承受不了那粗狂勇猛的《大刀进行曲》。以后我在六中读高中部时，一位男音乐老师也是教育部派来的，他也不教唱抗战歌曲，教唱些修身养性的歌曲，例如：“坐卧广厦中／不愁炎热风／行立大树下／不怕烈日烘／广厦大树荫蔽吾／吾心感谢伊／如何感谢伊／立志图奋起”。尽教唱些忘却战争，好像生活在太平盛世的歌曲。陈翔鹤老师曾说过，成都的中学里，国文课念文言文不教白话文，音乐课不唱抗战歌曲。

　　一九四一年五月，国民党罗江县党部派军警包围了四分校，逮捕了韩梅村、田裕恒、张洁民、南成美、张钖缙、隋超、刘宏让、王守先、胥正华、张宗武等二十多名进步学生，关押了四个多月，杳无证据，由四分校新校长丁用宾老师做保获释后，大都离开了学校，多数人去了北方。他们中的几个人欲去延安，行经宝鸡时被扣留，关在当地警察局看守所里，他们自称是打算回山东老家的学生，宝鸡方面曾有公函寄到学校求证，我听教地理课的万禹疏老师讲，他建议学校出公函保他们出来。这几名学生中的刘宏让是万老师在山东时的学生，“七七事变”后投笔从戎，他所在的部队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南京溃败后，他在浦口只身扶着一块木板渡过长江，他辗转到徐州，打听到山东流亡学校的去向，他又追赶到河南找到了他原来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到了四川分配到四分校读书。他平时总是少言寡语，有时他讲起参加南京保卫战的事，他总说：“当局没有抗战决心，一会说与城共存亡，一会又说保存实力，撤退，能不溃败！”我不知道他读过什么进步书刊，我认为他同共产党同学少来往，同托派同学也少来往。一九四一年五月他同许多思想进步同学同时被逮捕，大概促使他思想激变，决定投奔共产党去。

　　一九四一年十月和一九四二年二月，国民党特务先后两次破坏重庆托派组织──中共同盟四川地委会，逮捕了两名主要领导人梁贻，王振华和在工厰里做工，从事工人运动的六中学生杨寿元、曹庆华、张洪仁、杜文林、任玉壐、赵凤田等十人，他们在六中四分校读书时，都是真理读书会员。

　　一九四二年二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以“赤化”为借口，撤并了六中四分校。在校师生被并入六中二，三分校。

*      *      *

　　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我在梓潼六中一分校读高一，在绵阳六中校本部读高二和高三。高中毕业后，一九四四年初离开绵阳去重庆。

　　梓潼一分校，是国立六中的师范部，国民党和三青团在学校里有严密的控制力量。为了甄别和监控四分校和二、三分校的初中毕业生，特开设了高中部。训育主任宋东甫是个国民党党棍，他严禁学生阅读进步书刊物，不淮学生组织社团，班会和学生自治会也不许成立。他明查暗访被认为思想有问题的学生，还布置三青团学生采取盯人战术。他对学生训话时，除了“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之外，他讲不出什么货色。在训话中一旦提到蒋介石的官衔（“委员长”或“总裁”）时，规定学生们都要肃立立正。再次提到，学生们要再次肃立立正。他的训话就成了领袖崇拜驯猴戏。

　　认为有问题的学生，被叫到他的办公室，轻则警告，重则离校，否则有被拘捕的危险。一九四一年暑假前后，一些在初中读书时与共产党刘守身、张继干有交往的同学悄声地离开了学校，其中有与我很友好的张同祥，走前，他告诉我，他被宋东甫叫去，受到了警告。

　　托派真理读书会的李丽亭、隗宽、王学诚、单松岑、王香臣、张洪仁、杜文林、蒋复学等十名学生被迫离开了学校，他们大都去重庆进入工厂当工人。留在学校里的真理读书会员有王元勋、曹玉林、李安民、姜桂林、习长尧、刘锡佑、王春禄等十人，表面上我们停止了相互间的交往。为了保护我们手头上的社会科学理论书，主要是马恩列托的书，我们把一部份藏在肺病隔离疗养室的病床下，王元勋害肺病，住在那里疗养。另一部分，由曹玉林和李安民设法携带到城外，用桐油纸包好，藏在山庙的神座下，埋在古坟的砖缝里，塞进南山塔的墙里，为此，损坏和丢失了一部分。

　　在梓潼被甄别，整训了一年，一九四二年初，教育部把一分校从国立六中独立出去，成立国立梓潼师范，为川北地区培养师资，高中部的学生归拼到绵阳六中校本部。一听说这个消息，我们的心情像获释的囚犯，不等学校正式宣布，我们就立即打好背包，迅速离开梓潼，徒步直奔绵阳，两地相距一百一十华里。蔡校长立在校门口，看着我们毫无留恋之情的离校而去，一副无可奈何的苦笑样子。我走过他面前时，还向他鞠了一躬，我不知道对他说什么好。在山东时，他是济南第一师范校长，我父亲在他那里教书还曾兼任过教务主任。我就在他们师范学校的附属实验小学读书，小学老师都是他们学校的毕业生。蔡校长是我小学老师的老师，又是我父亲的朋友，我向他鞠躬告别，出自敬仰之情。我们对梓潼一分校没有好感，主要是对训育主任宋东甫没有好感，国民党党化教育的一个官僚。还有一个原因，我们不相信教简易师范的老师能教高中，而绵阳六中校本部是正规高中部，那里聚集了山东时就有名望的高中老师，学生总是崇敬名校名师。

　　国立六中校本部的校址位于绵阳城外西北部，是利用一家停办的针织厰房改建和扩建的，大部份是砖瓦平房，新建的房子都是土墙草屋顶。校园围墙外是农田和为农田灌水的小溪。初春，学校就座落在金灿灿的油菜花的海洋中。校门朝北，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刚刚修建好的川陕公路在校门前经过，川陕公路联结西北公路通到新疆，是抗日战争时期两条国际通道之一，抗战初期，苏联援助国民党政府的军用物资，经这条通道源源运来。另一条国际通道是一九三九年才建成通车的滇缅公路。一九四一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自顾不暇，无力援华，美国援助国民党政府的军用物资，即从滇缅公路运进。

　　我们到绵阳后，校本部的葛校长即把我们召集起来，在训话中讲到：“………我是教育部派来的，你们要听我的话，要好好念书就行，不好好念书，开除！………”我们都是流亡学生，都以学校为家，被开除，首先就是没有了饭吃。抗日战争时期，在中日两方的交战区和敌占区，有许多中学生流离失所，国民党政府在它统治的西南地区，先后成立了二十三所国立中学收容这些学生，为抗战建国培植人材。我早就听说，这位葛校长在国民党政府里有后台，才捞到了国立六中校长一职。他治校的方针是校党团一元化，他样样都要抓，样样抓而不紧。他知道禁止学生看进步书刊是难于办到的，因此，他提出“要引导学生思想走上正规”，“要进行心理建设”，“要思想之纠正”，他的具体办法是命令各课老师增加学生的课外作业和多举行不定期的抽考。繁重的作业，天天备考，把学生的精力和时间捆牢。

　　一九四一年十月和一九四二年二月，重庆的托派组织遭国民党特务先后两次破坏后，我们与重庆暂时失去了联系，我们决定读完高中考大学成了一股动力，我们做到了好好念书，上课时专心听老师讲课，勤记笔记，课后及时把作业做好，从容不迫应对抽考。星期日和暑假寒假，我仍有时间读想读的课外书刊。

　　我读高二和高三的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中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演变到了转折点。日本偷袭珍珠港，美英对日宣战，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华战争消极地应战四年之后，才跟在美英屁股后头正式对日宣战。把中国人民抗日救亡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拼入了美英与日本争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控制权的帝国主义战争。在欧洲，德军打败英法联军，法国投降，英军撤出西欧大陆后，希特勒抛弃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德苏战争爆发，斯大林祭起了反纳粹法西斯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苏联同英国签订了对德战争协议，一九四三年宣布解散第三国际，与美英结盟，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三巨头召开了占胜德国、瓜分势力范围的德里兰会议。

　　一九四二年初，重庆《大公报》发表了陈独秀《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一文（未登完待续），立即遭到中共《新华日报》的毁谤，连在国共两党之间持中立姿态的《大公报》也受到了指责，因此没有再发表未登完的续篇。五月陈独秀病逝。他没有看到苏联军民取得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之后，又续在南方战场几次大决战中，全面击溃德国侵犯军，取得了衞国战争的胜利。第二次世界战争的结局改观，战后出现了美苏两个集团的冷战对持局面，人类被推进了核战毁灭的威胁中，是当时任何人都料想不到的。

　　第三国际解散，重庆国民党报纸上掀起了一阵反共喧嚣：“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等等。在川陕公路上跑汽车的司机带来消息：国民党调集了几十万大军包围了陕甘宁边区，局势很紧张。

　　我们不知道上海托派对中日战争的性质和对苏联的性质的看法，有了意见分歧而发生了分裂。我们仍然按照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的观点理解中国抗日战争的进步性质，按照托洛茨基关于苏联是堕落的工人国家的观点理解苏联卫国战争的正义性质。列宁的书在重庆、桂林、成都等大城巿的《新华日报》门巿部或生活书店能买到，托洛茨基的书已无处可买，我们手头的几本经多人阅读和藏放保管不善等原因，都已破损，曹玉林决定手抄一份出来。

　　在学校教室里抄不方便，怕引起三青团他们的注意。沿公路走十多里路，路边有一家供过客歇脚吃茶的小店铺，每逢星期日，我陪他去那里，他抄书，我做功课，同时留心公路上的动静。我们陆续抄了好多个星期日，初去时老板娘喂养的一群毛绒绒的鸡雏在我脚边跑来跑去，我还特意带点吃的撒地上看它们争食。曹玉林抄完《苏联现状与前途》和《不断革命论》两书时，那群鸡雏已经是羽毛齐全的童子鸡，散养在屋后的竹林里，看小公鸡跟小公鸡争斗很有趣。

　　一九四三年暑假我们得到好消息，一九四一年重庆托派组织遭国民党特务破坏，被捕的同学有部份人获得释放，并安排他们到指定的学校读书。张洪仁去三台国立十八中，杨寿元去阆中国立四中，张圣时去江津国立九中，杜文林去沙坪坝中大附中。同时也知道经历了那两次破坏未被捕仍坚持下来的同学，又重新组建了重庆托派组织。

　　一九四三年底高中毕业后，我、曹玉林、习长尧、王春禄决定去重庆，姜桂林、杨承志、王元勋、刘钖估去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