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里逃生──张任腾的遭遇

一卒

在监狱里,除开关门的砰訇之声或审讯室传来咆哮呼号之声外,就是死一般的沉寂。一天,忽然听到吹口哨的声音,吹的是国际歌。谢山为之一振,也跟着低声唱起来。这是谁吹的?吹得响亮、悦耳、凖确、动听。开始,他分不清是外面吹的,还是监仓里犯人吹的,但很快弄清楚了。吹的不只是国际歌,还有中外名曲:如布拉姆斯的安眠曲,古诺的小夜曲,渔光曲、夜莺曲、行船乐,以及各种民歌。一听便知是个音乐爱好者,而且肯定是自己人。声音是固定的,是从不远处的监仓里传出来的。以后很有规律:清晨起床,吹的是晨光曲;晚上睡觉,吹的是安眠曲,(那时有个劳改犯人,主持日常生活,按时作息。哨子一吹:

起床,就得起床,不准再睡。晚上哨子一吹:睡觉,就要躺下。平时放风、开饭、午睡等等,都要听他的哨子。他的声音很大,叫他大声公。)平时有各种各样的名曲,使人感到轻松愉快与安慰,打破了监仓的沉寂。还听到隔邻牢房有人跟着唱;有个幼稚的声音学着吹,声音不大,时时吹错。那位音乐家(姑且叫他「音乐家」))耐心耐烦,一字一句,反反复复地教他,直至吹准为止。谢山非常感谢这位从未见过面的朋友,他把大家的心都连在一起了。于是写了一首诗:

 

给不相识的朋友们   1953年元旦)

   高墙,鞭子,锁镣,

      把我们层层隔离,

      但能否隔离我们的心?

    听──

      嘹亮的歌声

      冲破了阴森的铁窗,

        我知道你还活着,

        还在坚强地斗争。

 

    让狡猾的狐狸去嘲笑吧,

    让法利赛人去准备绞索吧,

      带上荆棘的王冠,

      背起历史的十字架,

        用沸腾的热血,          

          浇开革命的鲜花,

        让雄鸡的啼声,

          唤醒沉睡的奴隶。

 

    再见吧,朋友,

      不用悲伤,

      不用留恋,

        我们的理想

          像北极星永照着我们。

 

    会有这一天──

      在火热的战场上,

      在凯旋的盛会里,

        我们布满了刀创的双手,

          又将紧紧地握在一起!

 

「音乐家」姓张叫任腾,因不满国民党腐败无能,建国前参加托派社会主义青年团,愿为社会主义奋斗终生。当时是个学生,毕业后在广州毛麻厂做化验员。1952年冬至之夜,把他从睡梦中押走。在广州看守所关了一个多月才叫他出去问话。当局很清楚他没有甚麽活动,认识不了几个同案人。甚至同厂的女工罗丽萍,天天见面,时有交谈,也不知她也是托派。无需在他身上找材料,于是把他搁置一旁,不问不理。他独居斗室,天天面壁,又不会练功,没有书报,寂寞无聊,坐立不安。苦闷至极,日子很难熬。关了一年多,19542月,一天,要他收拾行理。他以为又换牢房,习以为常。管理员说放他出去,他慒慒然不知是甚麽一回事,像呆了似的。随后,把他带到一室,法庭宣布「教育释放」,才慢慢地反应过来。唉!来也突然,走也忽然,毫无思想准备。长期禁闭,功能衰退:走起路来,脚不听使,既笨又重,左右脚交义;说起话来,声音沙哑,不知是那里来的声音;甚至耳朵也失灵,听不清别人说的话。他像变成另一个人,回家后好几天才慢慢地恢复。

张出狱后,没有工作。警察时时上门,邻居处处歧视。过去的好友,视而不见,避之则吉。他像个怪物,众叛亲离,经常碰到人们异样的眼光。深感孤独寂寞,苦闷无聊。一同教育释放的两位女青年,过去相识,也有同样的烦恼。共同的命运,使他们时常相聚,互诉心声。有时在沙面谈天说地,唱歌、吹口琴,自寻欢乐。张任腾吹口技动人,吹口琴更妙,能吹四部合奏,贝多芬交响乐。一次玩罢回家,心情愉快了一阵子,不料被公安人员斥责了一顿,说他们「臭味相投,思想未改造好。」使他有口难言,心情异常沉重,从此不敢往来。没想到关在牢里,不得自由;释放后自由不得,还要受无形的枷锁。难道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就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吗?自问良心,没有干过坏事,这不过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罢了。

1955年底,张被分配到设计院做化验,待遇不错,生活大有改善。以为今后可过正常生活了。殊不知一下子祸从天降。

共产党的机关企业,除八小时工作外,晚上不是加班加点,就是开会学习。1958年中,一次学习毛泽东思想,有人肯定地说:没有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人,定会一事无成。还举出了研制卫星的科学家和金牌得主的运动员,都是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才取得的成就。张提出质疑:「话不能这麽说,爱恩斯坦的成就,举世皆知;牛顿三大定律,众人所学。他们都没有学过毛泽东思想,却成绩辉煌,这怎麽理解?」这本是千真万确的事。却因此闯下弥天大祸,像捅了马蜂窝似的,受到群起而攻之。他们不敢正面回答他的问题,反而质问他为甚麽会有这种思想?同时,把历史翻出来,说他死顽固,继续与人民为敌。要他深挖思想根源,彻底改造世界观,检讨批判不断,把他搞得昏头转向,莫名其妙。他们无法指出他的话有甚麽不对,而是死揪他参加托派不放。这段历史,政府已经处理过了,怎能把它与爱恩斯坦和牛顿的成就扯在一起呢?他想不通。但不管他通与不通,除了批斗不断外,还要不停地下放「五七干校──农炀」。每次运动,都拿他作靶子;每次下放,榜上有名。他自幼在城市长大,在学校读书,没有干过农活。农场的挑挑抬抬,面向水泥背朝天,他吃不消。何况监督劳动,不能怠慢。白天劳动,筋疲力竭,浑身酸;晚上还要挨批受斗,低头认罪,无休无止,苦不堪言。万万没想到:共产党如此不近人情,不讲道理,这种野蛮行为,比国民党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监狱里那种死寂的生活是够人受的,现在的政治压力更难受。看来「死寂」比「死整」还要好些。本来他对共产党没有仇恨,现在却恨死它,这是「改造」的收获吧!

三年饥荒时,副食品供应极差,吃不饱,还要负担繁重的体力劳动,更是饥肠辘辘。一次忍无可忍,他在地里挖了一个红薯吃。被人发现,更是大会轰,小会斗,使他悲愤难言,痛不欲生。为了一个红薯,也值得如此多人,花那麽多时间,去整治一个青年,未免太可悲了!

任务完成后,又回城了。这次他利用工作之便,偷了一些山埃(氰化钾)。这是剧毒,服后肠穿肚烂,口腔食道溃疡,任何灵丹妙药,回天无术。却是脱离苦海的良方,他准备寻找适当机会,了此一生。说也奇怪,当他计划好服毒自杀时,反而冷静了。他想了很多往事,忽然记起一次下放海南岛时,船经珠江口,有人说,对面就是香港。当时他不在意地跟着别人望了一下,楼房隐约可见。据说游泳可以过去。心想:何不走此路,九死一生还有一线希望。又一次去海南岛,他计划出珠江口时,要认真观察一下地形。不料船从江西走了,使他大失所望。不过,他还是决定三十六着,走为上着。

1961年初,又要下放了,这次是去江门附近一个农场。想到农场的惨景,每接通知,万般无奈,像赴十八重地狱似的,不寒而憟。这次胸有成竹,照样收拾行理,随队出发。他没忘记带上山埃,万一受不了,一死了之。同时作好一切准备,伺机逃跑。一晚,领导通知他,明天开大会,叫他好好准备交代问题。他知道大难临头了。于是乘人们睡着,半夜溜走。他不敢就地乘车,因为过去有人逃跑后,在车站被揪回,更要受罪。只好步行至天色微亮,才撘不是江门开来的长途汽车,直奔广州。找靠得住的亲戚好友,这家住几天,那家住几天,东躲西藏。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单位寻找不获,又不见他用「购粮证」买米,以为彻底失踪了。当时粮食定量供应,有钱也买不到,那麽久不吃饭,谁也受不了。只好作罢。

他躲过后,开始作外逃准备。去香港只能从水路走,别无他途。于是天天在珠江游泳,同时研究外逃路线。他本想从珠江口下水,特意去一次海南岛。有人劝他此路不通。因为从船上跳下水,一下子走不开,船尾的螺旋掌会伤人。就萛侥幸未被击中,漩涡也会把人卷走,容易出事。建议他从大亚湾下水。他找来地圗,仔细研究沿海与香港接近的地方,也觉得大亚湾较近,而且附近森林密布,人迹稀少,便于隐藏。于是决定走此路线逃生。他白天游泳,晚上拿着气象书,仰观星斗,研究天文。熟悉每一星座的移动方向,甚麽星座移至何处是甚么时候。北极星最高,光茫最强,移动最少。北极对面是南方,目的地所在,不能偏移,这点要切记。还准备一个指南针,掌握方向,这是路上不能缺少的。

大半年来,他没有吃国家粮,没有到粮店买米,生活怎么办呢?请勿作急。他的母亲和姊姊在香港,不断给他寄去副食品。当然不是直接寄给他,而是由好友转。当时经济困难,物资缺乏,油糖供应甚少,肚子没有油水,吃了东西仍觉空空如也。因营养不良,肝炎流行,特别需要糖,有了油和糖,可以换粮票和钞票,有了粮票和钞票,生活不用愁了。很多港澳同胞,节衣缩食,给大陆亲友寄副食品,帮助他们渡过荒年。当时黑市大行其道,只要有钱,甚么都可以买到。粮票、布票、副食品票、工业品票、侨滙票(华侨外币滙款,兑换了人民币,另有特殊供应)……等等。

他仔细研究地圗,用比例尺量呀度呀,计算从大亚湾至彼岸有多少里,他每小时能游多少,经过半年的锻炼,自觉不成问题了。于是凖备出发。时已十一月中旬,寒潮一到,就不好办了。在出发前,他考虑要不要通知在港的亲人。如果通知了而又不能成功的话,他们会很伤心;如不通知而葬身鱼腹,他们会牵肠挂肚。思来想去。长痛不如短痛,还是写了一信,隐晦地说明自己只有九死一生了。

他早就计划好,从广州撘车至惠州,再从惠州转车至淡水,然后步行去盐田,横过山脉,就是大亚湾。他用比例尺计算好路程,按他的速度,要走三天,于是带了三天干粮出发。他考虑周到,特意乘夜车,以免碰见熟人。他不知道何处设有边防,需凭证出入,不敢大意,只好在淡水下车后,沿公路旁辟静的地方走,不管有路无路,不能离开公路这个大大方向前行。一路上难得见个人影,他也故意以杂草藏身,相信没有人注意他。经过三天昼伏夜出,披荆斩棘,终于见到一路牌──盐田,他高与了,即往南转,垮过山脉,茫茫大海,呈现眼前,大亚湾到了!那时人疲力竭,他躱在树林休息。

夜幕降临了,他看到不远有一瞭望台,不时发射探照灯,向海面扫一遍。还听到手风琴声,知道附近有驻军。他镇静自若,毫不畏惧,一心一意计划着最后的冲锋。他选择距离探照灯稍远一点下水,相信在茫茫大海中,不会发现他这个逃难者。

这是他生死决斗的时刻,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成功与否,在此一举。于是把最后的干粮吃尽,把购粮证、户口簿埋在地里。在中国没有户口,就是黑人;没有粮证,就没饭吃。这是破釜沉舟之举,可见他决心多麽大。他没忘记把山埃也埋掉,今后用不着它了。这种剧毒,放在身上,被海水溶化,会腐烂皮肤。一切安排妥当后,走到海边,看到天色晴朗,繁星闪耀,他高兴得暗叫一声:「天助我也!」当时国内流行以北斗星歌颂共产党、毛泽东,以示光明伟大,至高无上,他很反感。可此时此刻,他整个行程,要时时仰望北斗,以对照自己的方向。在水里,指南针失去效用。

他知道海水的浮力比河水好,但万万没想到海水的冲力比河水强得多。当他下水后,波涛滚滚,一个接一个的巨浪,一下子把他抛上半空,一下子把他沉下海里,他付出很大的气力,才挣扎着向南方前进……游呀游呀,实在支持不住了,心想,这下可完了。他左顾右盼,看看有甚么可助他一臂之力的。忽然,看见一个小丘浮出水面,他奋力向前。实在太疲惫了,游了很久,才抱着小山的缝隙,大口大口地喘气,不知过了多久,才渐渐地恢复。他计算一下路程,还要四、五小时,天亮前要到达目的地,否则前功尽废。于是又纵身入海,继续向南方前进。游呀游呀,忽见前面一条长龙,灯光耀眼,每笺灯距离相等。他暗吃一惊,不知是甚么一回事。但顾不上了,小心翼翼地垮过去。居然平安无事,他庆幸又过了一关。继续在海中拼搏,又过了不知多久,但见前途茫茫,却已精疲力竭,如何是好?在危急关头,忽然发现不远处,一小船晃动,船上有灯光。不知是何方船只,如果是大陆的,一切都完了。他管不了那麽多,急呼救命,招手示意。船家也发现有人,向他驶近,抛下绳索,把他救了上船,问明原因,答应把他送去香港,叫他放心。他以为遇上了恩人,放下心头大石,深深地吸了一口自由的空气。

天亮后,船家要他写了一信,按地址姓名,找到他的姊姊。告诉她:「你的弟弟在我们手上,拿钱来赎!」他的姊姊接信后惊喜交集,庆幸弟弟终于逃出虎口。但赎金一千元之多,这不是小数目,当时一个打工仔每月只有几十元。幸好她的儿子天真活泼,鬼马多端,被学校推荐给电视台,做了一次小演员,拍了一出电视剧,拿了一千多元酬金,足够张任腾的买命钱。可是她的姊姊并不放心,怕船家多生枝节,增加赎金。又怕手上拿着那麽多钱,路上出事就不好办了。于是答应去借钱,乘机去报警。警方派了一个便衣陪同前往。一到目的地,警员表明身份,船家愕然,吃了一惊。其姊是个老实人,交了赎金,把蓬头垢面的弟弟领回。

张任腾摆脱了无形的枷锁,回到母亲的怀抱,高兴得跳起来:「我自由了!」出狱时没有这种感觉,经过那么多年的经历,深感自由之可贵,非常珍惜。看到那位小外甥,感谢他救命之恩。如果没有这笔巨款,不知怎麽办。答应以后赚钱归还。他说到做到,找了工作,克勤克俭,日积月累,经多年的努力,终于还清了债。

初时,他在建筑工地做杂工,老板知道他是偷渡客,工资特别低,他毫不计较。经过「五七干校」的磨练,做地盘工作反觉轻松了。他不怕苦,不怕累,不偷懒。只要不批斗,不挨駡,就心满意足了。一年复一年,终于被老板发现这个老实的青年,特意找他聊天,问他过去做甚么?他说做水质化验。老板一听,本单位元正需要这种技术人才。于是请他做化验员。老板对他很信任,给他一笔款,购置一切仪器设备及化学用品等等。他不负所托,一一照办。此后工资提高了,生活改善了。那时已近不惑之年,仍孤身只影,没有接触异姓,他毫不介意。没有家庭的拖累,孩子的负担,更可逍遥自在。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人都饱了,像天空的小鸟,随意飞翔,不受拘束。工作余暇,兴之所至,三五成群,玩玩音乐,甚为惬意,唯一不满的是祖国的成就:当卫星上天以及运动员登上世界冠军的领奬台等等所谓「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他都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久久不能平复。他不懂这是个人崇拜及其政治制度所致,而恨共产党、毛泽东的同时,对研制卫星的科学家和金牌得主的运动员同样憎恨,恨成功者又给毛泽东面上贴金,恨他们助纣为虐;反之,失败了,他兴高采烈,手舞足蹈,欢呼高叫。幸而他独居斗室,无人看见,否则以为他疯了。这种反常心态,持续到毛泽东去世,偶像逐渐幻灭。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国内经济好转,环境寛松了,生活改善了,不时传来亲友们的好消息,才慢慢地冷静下来,才体会到科学家、运动员等等所取得的成就,是他们艰苦努力的结果。不应把对领袖的歌功颂德,个人崇拜,也怪责他们个人的创造发明上,慢慢地才扭转他走向极端的变态心理。

本来张是个热血青年,不满旧社会,一心走社会主义道路,改变贫穷落后的中国,却不容于共产党,把他推向反面,视为「反革命份子」,迫使他走了一段艰巨而又惊险的历程,差点死于非命。一愰几十年过去了,至今八十多岁了,仍孤身只影,自由自在,到处飞翔。有人叫他「飞飞」,他也乐意接受,满足于小鸟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