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90年代，我曾多次採訪鄧小平早年留學巴黎的同學，被稱為托派教父的鄭超麟。在他家裡我幾乎每次都會見到一位元老先生叫周履鏘，他是在1947年加入組織的托派。又10多年過去了，我認識的托派朋友相繼去世，周履鏘很可能是中國歷史上碩果僅剩的最後少數托派之一了……

 1947年，中國處於兩種前途和命運的大決戰中。每一個青年都面臨著多重抉擇。周履鏘選擇了托派，同時他也選擇了苦難 

        中國托派成立于1931年5月1日。它是在一個非常複雜的背景下成立的。托派成立後的一二年間，就遭到國民黨政府的連續打擊和殘酷鎮壓，党的領導骨幹包括陳獨秀、彭述之、鄭超麟等都相繼被送入監牢。其它的人四處避難。曾經擔任過陳獨秀秘書的曾猛等幾個人逃到了自己的老家溫州，結果溫州成了中國托派最活躍的地方。曾猛等甚至還領導過溫州的制傘業和針織業等手工業工人大罷工，並取得了成功。一時頗為熱鬧。周履鏘就是在這樣的一個地方長大的。

        1927年4月周履鏘出生在溫州一個商人家庭裡，家境殷實，從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就是在讀中學時，他認識了在溫州浙東第三臨時中學任教的周仁生。周仁生1940年加入托派，是溫州地區托派的領導人，1945年冬天他在溫州發起成立了托派組織馬克思主義挺進社。他家境貧寒，為人謙和，浙江大學畢業後長期擔任教師。他知識淵博，工作非常刻苦，對學生熱忱關懷，對自己的理想與事業無限忠誠。他一直宣稱，馬克思主義挺進社的宗旨是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建立一個新的中國，只是選擇的方式與共產黨不同。但是青年人哪裡曉得這麼多！何況周仁生以後還擔任過共產黨海澄縣的宣傳部長！一些參加過馬克思主義挺進社活動的青年學生，還以為這些活動都是共產黨組織發起的呢。

        周履鏘深深為周仁生的人品所折服。他聽從周仁生的意見，1947年1月跟隨周仁生來到了上海，並在當年7月考取了上海師範專科學校。那是一所由著名教育家董任堅為校長的學校，目的就是為了培養中學教師。也是在這一年的三四月間，一天周仁生對他講：“上海現在有一個哲學班，每週日的上午，由陳人白教授主講。你願意去聽聽嗎？”周履鏘非常高興。於是周仁生便帶著他來到了位於山海關路上育才中學的階梯教室，聽陳人白教授講課，連續了將近一年時間。

        陳人白，50多歲，講一口很難聽懂的湖南話，但口才很好，講課時幾乎不用翻講稿。一堂課下來稍加整理就是一篇論文。他用煙斗吸煙，不吸時空煙斗也端在手裡，顯得風度翩翩。熟悉他的人都稱他為歐伯，後來才知道歐伯就是大名鼎鼎的彭述之，在中共四大當選為政治局常委，是僅次於陳獨秀的中共黨的第二號人物。當時是中國托派多數派的領袖。聽課的學員約為50人，多為青年人，每人手捧一本英文書，對外稱之為英文補習班。也就是這一年的7月，周履鏘加入了托派青年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為了一名托洛茨基主義者。1948年夏天，育才中學的哲學班搬遷到海甯路今國際電影院邊上一條小弄堂內的大公小學裡，這時講座已經有了培養幹部的性質，內容也從一般的哲學、經濟學、社會發展史到著重講述托洛茨基理論與托派的歷史。

        當時，中國革命風起雲湧，在周履鏘就讀的上海師範專科學校裡，雖然也有少數反動學生，也有國民黨的組織，但大多數同學都傾向革命，傾向中國共產黨。共產黨的地下組織非常活躍。而加入托派的只有周履鏘、周儀、伍恭聖3人，而且都是溫州人，此外還有一個女同學叫錢慧初，她是一個托派的同情者，以後成了周履鏘的妻子。托派人數稀少，但他們反對蔣介石，要求建立一個新中國的目標與共產黨是一致的，因而他們實際上是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周履鏘不僅是中共地下党領導下的學生自治會的成員，還負責主編《師專新聞》，是進步學生中的活躍分子。1949年4月20日，解放軍橫渡長江，4月23日南京解放。國民黨反動派在上海進行了瘋狂的鎮壓。4月25日半夜，國民黨特務在全市進行了大搜捕。單上海師專就抓走了15人，其中包括了周履鏘、周儀和錢慧初3人。26日下午，這些被抓的學生集中送到達人中學（今建國西路上的上海監察局）關押，總數多達300多人。按照蔣介石的指示，這些學生是要統統被槍斃的，但是中共地下黨組織巧妙地把這件事通過知名人士嚴獨鶴先生捅到了報紙上，同時將被捕的352位學生名單都登在了大公報上，結果輿論大嘩！許多教授聯名抗議，許多學生家長到警察局要求領回自己的孩子。此刻解放軍摧枯拉朽已經在向上海進發，國民黨當局害怕了，於是，從5月23日起先後放人，300多個學生一個沒殺。但是也是在4月底被秘密逮捕的上海交大學生穆漢祥與史霄雯卻被槍殺了，成了上海解放前夕最後幾位犧牲了自己寶貴生命的烈士。

新中國誕生了，周履鏘還沒從興奮中轉過神來，就被當作送給史達林的祭品關入了大牢，他被送到內蒙古勞改，一去就是三十多年。 

        新中國誕生了。周履鏘非常興奮，因為這畢竟也是他為之奮鬥的事業。他們幾個殘留在上海的托派總還想做一點事情，於是就聚在一起出版了一本油印的小刊物，起名叫《學習》。意思就是說托派不能老是拘泥於過去的歷史情節，糾纏於第一次大革命失敗的責任究竟是陳獨秀負責還是共產國際負責；更不要再去討論中國革命應該走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還是走議會道路……新中國的建立，要學習點新的理論與新的思想，用今天的話來講，還頗有點與時俱進的味道。哪想到《學習》僅出版了兩期就被禁止了，而周履鏘也被逮捕了。

        其實這一次周履鏘並不在逮捕人員的名單中。1949年10月下旬的一天，他到托派同志沈雲芳家裡，原本是去商討《學習》第3期出版的事宜，不料剛一跨進沈家門就被候在那裡的公安人員逮捕了。一起被捕的還有托派分子王國龍、趙養性、錢川、沈雲芳等近10人。除了錢川與趙養性外，其它的人僅關了一天就都被釋放了。在問起周履鏘的簡歷時，他詳細講述了自己參加學生運動在“4.26”被國民黨逮捕並險些被殺害的事。那位公安人員動情地講：你們托派也是共產黨的朋友……當他聽到“朋友”這兩個字時心裡湧上一股暖意，眼淚奪眶而出……那位公安人員又講：出去以後你們再也不要聚在一起搞什麼活動了，要好好改造自己的思想……周履鏘記住了。出了拘留所，他和妻子錢慧初跑到廈門附近的周仁生任校長的海澄中學教書去了，1952年夏錢慧初回上海。

        但是好景不長，僅過了3年時間，在1952年12月22日，也就是史達林72歲生日的第2天，中國共產黨為了爭取蘇聯對消耗日益巨大的抗美援朝的支持，將中國托派送上祭台。這一天的晚上，全國公安統一行動，將1000余名托派成員以及托派的同情者等一網打盡，統統關進了監獄。史稱“大肅托”。根據毛澤東“一個不殺”的指示，經過審判，罪惡太大，無法量刑的4個人，即鄭超麟、尹寬、喻守一、黃鑒銅4人被定為“無法判決”終身關押；周仁生等多人被判無期徒刑；周履鏘畢竟年輕，又是在1947年才加入托派的，被判處有期徒刑7年；他的妻子錢慧初僅是一個托派同情者，關了幾個月就釋放了，以後在上海第二女中教書。但是周履鏘牢獄中的生活遠不如他的那些朋友們來得幸運。1954年4月，周履鏘從福州被押到南平，和早已從各地押來的犯人集合在一起，每人發了一套棉衣褲，說是要去勞改隊。他們從南平坐車到上饒，然後換乘悶罐子火車就出發了。火車不緊不慢地一直向北開，將近開了一個星期才停下來。車門打開了，一股寒氣撲面而來，他們跳下火車，只見四周都是白茫茫的一片雪原。這些從南國被押來的勞改犯們大多數從未見過大雪。他們踏雪而行，走了將近一小時，才見到一塊用鐵絲網圍起來的營地，裡面有10多個工棚，一個工棚住100多人的一個小隊。經過幾天休整，領導召集他們開了一個大會，向他們宣佈說：這裡是內蒙古的集寧，整個工棚1000餘人統稱內蒙古第14管教支隊第5大隊。他們的工作是修築一條從集甯到二連的鐵路。

        勞動是極其艱苦的，當時很少有大型的築路機械，修築鐵路基本上都依靠人扛肩挑，勞改犯從事的就是這種最重的體力勞動。他們從土坑裡挖取土石，然後挑上100多斤重的擔子爬到堤頂築路基，一二個小時才能休息一次。周履鏘從未幹過這麼重的體力勞動，幾天下來手挖破了，肩壓腫了。但他好在年輕，咬咬牙也就堅持下來了。

        然而更大的苦悶和壓力是來自心靈上的。被送到內蒙古來勞改的托派僅周履鏘與趙養性兩人。到了1955年底，他從集寧調到包頭修包白鐵路時，趙養性的中隊依然留在集寧，於是整個勞改農場托派僅他一個人。1954年春當周履鏘被送來勞改時，領導上就關照過他：對外不能說自己是什麼托派分子，只能稱自己是反革命。於是這位懷著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夢想而參加托派的青年人，就徹底的與國民黨的憲兵、特務、反動軍官等混在一起了，對外統稱為“反革命分子”。他很少與人交流說話，只是埋首勞動，支撐他生活下來的唯有信仰以及對遠在上海妻兒的思念！最初幾年他與妻兒音訊不通，生死兩茫茫，他唯有將思念深埋在心底，用拼命勞動來麻醉自己，由於表現較好，而且又有文化，1957年冬天，周履鏘被領導看重作為工程技術人員，被押送到內蒙古更靠近東北的保安沼勞改農場。他做夢也沒有想到，在保安沼一待就是30年！

        1959年12月22日，周履鏘服刑整整7年獲釋。其實他原先是有提前釋放的機會的，也是那一年的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0周年，政府頒發了特赦令。一天農場的領導找到了他，對他說：“根據你在農場的表現，可以考慮特赦。但是你還有3個月就可以刑滿釋放了，特赦名額有限，就把機會留給別人了。”周履鏘答應了。那領導又說：“釋放以後你有什麼打算？”周履鏘回答：“我想回上海。”那領導說：“哎，這事兒難辦。你家在上海，但按政策，大城市的釋放人員不能回去，只能在農場就業了，不過你可以把家屬接來，也可以回家去探親了。”就這樣周履鏘就留了下來，先在勞改農場的水利組負責水利設計，後在學校裡當代課教師，一直到1987年滿60歲退休。勞改期間他可以與自己的妻子聯繫了。1960年春節他提出要回上海探親，沒有被批准。第二年他再提，依然沒有被批准。不過領導同意可以讓他的妻子來農場探親。周履鏘寫信告訴了錢慧初，錢慧初盼夫心切，毅然決定帶著孩子跨越大半個中國到天寒地凍的東北來探親。他們母子倆一路上轉了七八次火車，花了近一周的時間，總算到達了離農場還有40裡路的江橋火車站，與在江橋火車站等了三天的周履鏘見了面。當晚住在了農場轉運站，第二天一早坐農場運貨的馬車到農場，被安排住在了場部招待所。

        保安沼地區盛產大米，農場的農畜牧業都很發達，場部供應很好。當然這一切勞改犯是享受不到的。農場領導得知錢慧初也是教師，有意將她留下來，就安排他們在幹部食堂吃飯。當時全國處於“三年困難時期”，上海的供應已很困難，錢慧初覺得在農場吃得比上海還要好……

        從此周履鏘開始過上了候鳥般的生活。冬天保安沼天寒地凍，周履鏘從1962年開始獲准可以回上海探親。這也是他被關進監牢10餘年第一次回上海探親。他還回溫州看望了多病的老父親。而夏天錢慧初暑期較長，便千里迢迢到東北來尋夫。兩人省吃儉用，小心翼翼地將錢都存了起來又扔在了千里鐵道線上。“文化大革命”周履鏘被剝奪了回上海探親的機會，但錢慧初還千方百計到東北來了三次，一直到1981年去世。

        1987年冬，周履鏘退休，總算回到了上海，蜷縮在自己兒子的家裡。從1949年他離開上海到廈門教書，1952年他在廈門被捕送到內蒙古服刑，那時他還是一位20多歲的青年，朝氣勃勃，滿懷救國救民、報效祖國的理想，回來時已是一個白髮蒼蒼的老漢，所有的一切只因為他是一個參加托派青年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僅僅只有二年多時間的托派分子。

他把鄭超麟當做導師，細心協助他寫作。近80萬字的《史事與回憶鄭超麟晚年文選》1、2、3卷，有他的貢獻。他送別了鄭超麟、周仁生等導師與戰友，但他不知道誰會為他來送行……

        1979年，中共中央決定釋放最後一批關押的托派鄭超麟、黃鑒銅、蔣振東、喻守一等，同時統統將他們安置在上海鬧中取靜的石泉新村，一則便於管理，二則讓他們互相之間有個照應。

        鄭超麟此刻已是年近八旬的垂垂老者。他背駝耳聾眼睛高度近視加上青光眼近乎半盲，但此刻到他去世的近20年間，卻是他一生中著作最多的時期。1979年9月鄭超麟胞弟的孫女鄭曉方來到上海，為了照顧他的生活，組織上把鄭曉方的戶口從漳平老家調到上海。1990年鄭曉方上班以後，白天他的生活寫作與外界聯繫等諸多事宜都由他的追隨者與學生李培負責。1993年9月李培因病去世。鄭超麟獲悉極為悲哀：“李培死了，我也完了。”他在《悼李培》一文中寫道：生活上的困難可用雇請傭人解決，但政治上的幫助就無人可代替了……周仁生獲悉鄭超麟的情況，心中非常憂慮，就打電話與周履鏘商量，讓托派中僅剩的不多幾個人中最年輕的周履鏘去幫助鄭老，於是周履鏘就開始走入了鄭家。

        早在1947年秋天，周履鏘就和他的幾個青年朋友在虹口公園見過鄭超麟。鄭超麟循循善誘，詳細回答了這些年輕人提出的問題，表達了一個中國托派開創者對後輩的無限期望。在周履鏘的心目中，他是一個理論修養很高，革命意志非常堅定的人。1987年周履鏘回到上海，才又和李培、沈雲芳等一道到石泉新村見了一次鄭老，總體感覺他的思想依然是那麼敏銳，只是身體大不如前。而從1993年起，一直到1998年8月1日鄭超麟以98歲的高齡去世，周履鏘就成了他的助手，成了他的耳朵、眼睛與手，幫助他接待來訪者，替他處理來往信件，給他讀書讀報，説明他查找文獻資料，替他抄錄稿件……而筆者也就是在這個時候與他相識的。

        鄭超麟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是長達8萬字的論文《馬克思主義在二十世紀》。原先這篇文章叫做《最後的論文》，意思是他有生之年最後的著作了。周履鏘對他講：題名《最後的論文》”不妥，你還是會活下去的，同樣也是會不斷寫下去的。於是鄭超麟便將它重新起了名。他把初寫成的原稿交給周履鏘，周履鏘便斷斷續續著手整理，每完成一章就送鄭老校閱。他用放大鏡看著，逐字逐句審核修訂，還修改補充增加了許多內容，再由周履鏘抄錄完成。到1997年底只整理完成了前4章。1998年元旦，鄭超麟病重入院，他自以為不治了，便在病榻上囑咐周履鏘說：“就算是我的遺囑，我的《馬克思主義在二十世紀》就交給你整理了，以後如能發表，一定要說明，前4章是經由本人親自審定的，後十余章根據手稿整理，本人來不及審核了。”

        經醫生會診檢查，確診鄭超麟已是肝癌晚期，考慮到他已是年近百歲的老人，還是以保守療法為妥。於是開了藥，將鄭老送回家靜養。此刻鄭超麟身邊的人都已經知道他來日無多。周履鏘於是放下手中的其它一切工作，加緊整理鄭老《馬克思主義在二十世紀》的論文，他夜以繼日地工作，要知道此刻他也已是年過七旬的老人了！他每週整理出二章送鄭老校閱修改，然後再細細抄寫完稿。終於在1998年4月15日鄭超麟98歲生日的時候完成了全部文稿。以後鄭超麟又悄悄作了些補充修改，直至病重昏迷送入醫院……《馬克思主義在二十世紀》真的成了他“最後的論文”。

        1998年8月1日，鄭超麟去世，5日上海市政協為他舉辦了隆重的告別會。周履鏘望著這位20年代初葉就加入共產黨、曾參加過中共中央“八七”會議的中共早期領導人、1931年5月與陳獨秀一同創建中國托派的老人，百味交集，無限感慨。他真的不知道應該如何評價鄭超麟乃至自己這艱難曲折的一生！

        以後的日子，周履鏘在寂寞與淡淡的悲愁中度過。他送別了周仁生、趙清音、王國龍……有的是他的師長，有的與他素未相識，但他知道：這些死者都是與他有著共同信仰，而又蒙受著同樣苦難的人，但是他又有些惆悵，以後又會有誰來替他送行呢？1952年“大肅托”時，全國托派總共只有一千餘人，60年過去了，活在中國大陸的托派恐怕只剩下少數幾個人了……。

        2003年3月，周履鏘曾陪筆者到溫州拜訪幾位當時尚在人世的托派。火車在杭嘉湖平原上不緊不慢地行駛著，我們倆在車上閒聊，突然周履鏘對我說：我是在1947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目的是為了打倒蔣介石解放新中國，為此還差一點犧牲了自己的性命。我是這麼熱愛自己的國家，我在監獄與勞改農場幾乎度過了自己的一生，我總不會是一個反革命吧！我望著他刻滿皺紋的蒼老的臉，無言以對！是的，這麼多年過去了，除了黨史專家，沒有人對中國大革命失敗的原因感興趣；新中國成立都60多年了，同樣也沒有多少人對當時用怎樣的方式去奪取新中國感興趣。托派是一個人數很少的派別，成立之初就爭論不休，分裂為多數派與少數派。但他們與中國共產黨有著同樣的信仰，都想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創始人都是中共早期的重要領導人；而且這些人基本上都是一些知識份子，只會寫文章而沒有什麼行動，這些人蒙受了大半輩子的苦難，至今沒有人為他們說一句公道話。難道真的就讓他們自生自滅？身上還帶著歷史的印記走入墳墓？

（作者為上海東方明珠移動電視副總編，著有《煉獄------中國托派的苦難與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