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2月25日晚上，廣州市軍事管制委員會軍事法庭對托派案犯人進行宣判。隨後，分三批出發，沒說去向。這些人，關了一年多，無論刑期長短，沒寫一封家書，沒見一個親人──「室家不知，與世兩絶」（謝山《答從兄書》）。就這樣，默默地離開了廣州。27日清晨，另一女犯人和鮑裕年第一批被押上火車，關在乘務員休息室的下舖。上舖是兩個男犯人，事後根據情況估計，他們是林松祺和何若平。林松祺因不認罪，受盡折磨，重判七年，身體虛弱。何若平在獄中呼口號，被打斷了一條腿，成為跛子。另一女犯人入獄不到半年，雙目失明；繼而兩腳抽筋，全身關節痛；過了不久，一天早上，起不了床，當時她不知是怎麼一回事。同室的鮑裕年，比她大八歲，問明情況後，說是子宮下垂。因此把她們作為病號（鮑裕年是陪她的。一路上不用她揹行李，鮑要揹自己的被服），特殊「優待」，不用坐硬席，也不用帶手銬。

帶槍的管理員守在門口，大家不敢說話，也無話可說（無可奈何！）。唯林松褀打破沉默，他用普通話問：「我們去那裡？」何若平答：「不知道！」每到一站，他跟著播音員說，到了甚麽地方。一路上，他斷斷續續闡明自己的觀點：托派與中共只是政見不同，不是反革命。惹怒了管理員，把他和何若平同上一副手銬，下舖的我和鮑裕年也不例外。火車一路向前行，林仍不斷報站，仍堅持說托派與中共只是政見不同，並非反革命。列車過了衡陽，沒有走湘贛線，他肯定地說：這是粵漢鐵路，終點站在武昌。但到武昌後會轉到那裡去呢，就不得而知了。他不停地喃喃自語。

經過三十多小時的慢車，第二天下午到達武昌，在湖北省公安廳看守所關了幾天。到齊後，男犯去漢陽新生磚瓦廠，女犯去新生被服廠，唯陸績去新生印刷廠。林松褀因思想頑固，仍關在看守所。

為甚麽勞改工廠都以「新生」命名呢？意思是說：「過去的如昨日死，今後的從現在生」，經過「改造」，變成「新人」，共產黨是再生父母。犯人釋放叫「新生」，釋放後不准回家，留在勞改工廠就業的人叫「新人」。整個隊伍叫「新人隊」。李永爵、姜君羊判刑十五年，後來李減刑五年，姜減三年（姜在1951年初被捕），1962年釋放後，在「新人隊」做了二十多年「新人」。

在漢陽縣下蔡甸新生磚瓦二廠勞動改造的，廣東有十五人，廣西八人，以後又陸續從其他地方送去三人，共二十六人，編成一個特殊的勞改分隊。勞動、生活、學習與其他犯人完全隔開，互不接觸。住的是獨門獨戶，獨進獨出，不准與其他犯人來往。勞動由中隊直接交代任務。當局對托派的政策是「一個不殺，大部不放。」即是說：把他們關起來，不與外界接觸，讓其自生自滅，老死而後止。放出去的，也受種種限制，使其孤立於群眾之中，群眾聽不到托派的聲音，任由中共的宣傳機器醜化。

為何集中在武漢三鎮呢？這也是當局深思熟慮的。武漢和廣州同屬中南區，這是次要的。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武漢是個空白，沒有人在那裡活動過。而且所有托派成員與武漢無人緣關係，語言也不通。事前當局查問過每一個人：「有甚麽人在武漢？」知道沒有，才安排在武漢。只有梅爾端（原名俞守一）於1950年回到武漢老家。但他向來在外，武漢沒有基礎。

在勞改隊，每晚學習二小時。白天幹活是勞動改造，晚上學習是思想改造，即洗腦筋。他們到達勞改隊的當晚學習時間，勞改大隊的幹部來了，中隊的幹部也來了，他們三、四人輪流發言，大大訓斥了一頓。甚麽「托匪」長、「托匪」短的數落過後，便宣佈這個特殊的勞改分隊的分隊長是一位勞改局犯了罪的，姓張的科級幹部，分隊副是他們中的方立維。他們分兩個小組，當即指定各組正副組長。

同年六月間，林松祺被送去漢陽勞改隊。那時他臉色蒼白，神情呆滯，身體虛弱，手腕紫紫黑黑，疤痕累累，非常難看，這是手銬扣緊以至腫脹潰瘍，反覆發炎所致（在火車上，我沒有注意這些，因當時天冷，穿長袖衣服）。這些疤痕，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當晚例行學習時，大多是敷衍了事，言不由衷地叫慣「托匪」，沒有一人敢稱「托派」的。輪到林松祺發言，他認真地大聲申辯：「是托派，不是托匪」，托派與中共只是政見不同，並非反革命，於是被一些「積極份子」綑綁起來。不過當時還是講「革命的人道主義」，「思想教育為主」，沒有關禁閉，還是隨眾出工，而且不強逼他做多少勞動。

一個休息天，那些「積極份子」為了立功贖罪，又挑起對林松褀的圍攻，氣勢洶洶，喊打喊殺。別人說「托匪」，他說「托派」，如是各執一詞，各不相讓。不管別人怎樣駡他「死頑固」，也不管自己如何孤立，仍堅持己見，毫不妥協。於是以隊長方立維為首和那些小組長等等「積極份子」，乘機表現自己，由動口以至動手，把林打得臉青眼腫。直至驚動了隔壁勞改隊的犯人，他們不敢跑過來，只隔著圍牆高聲大喊，叫他們「不要打人」，才停止對林松褀的攻擊。事後方立維還說：動手打林松祺的人是「思想改造有收穫」呢！

方立維何許人也？他是中共在中山縣建制後參加解放軍，「一網打盡」時在軍隊被捕，判刑五年，在勞改隊當分隊副。張隊長走後，方立維當隊長。方隱瞞托派身份，「打入」部隊，按中共的政策是：罪加一等。他只判刑五年，可知他被捕後有「立功贖罪，悔過自新」的表現。在勞改隊當中隊副以至隊長，足以證明他「積極可靠」。除林松褀外，體弱如何若平、陳景光、謝山等等也深受其害。劉平梅回廣州後，謝山特意和他談及勞改隊中方立維等「積極份子」的情況時，仍有餘憤。不料劉竟毫不介意，回中山時，特意去石岐找方立維「聚舊」，使謝山大感意外，也大為不滿，認為劉此舉抬高了那個可恥之徒。八十年代，方立維移居加拿大，鄉親們不知其底細，讓他管理同鄉會的財務，後因貪汙舞弊，帳目混亂而被開除。方找移居加拿大的鄭致祥等老友聚會，大言不慚地談及獄中生活，看見友人聚精會神，更是眉飛色舞，滔滔不絕。後來鄭致祥給他一篇謝山的文章，他頓時臉色變了，能說會道的人，一下子啞口無言。雖然，謝文是理論性的，毫無談及獄中事。但他意識到東窗事發，灰溜溜的走了，從此不敢再去。

1954年7月，長江發生罕見的大水。武漢是重工業基地，有武鋼、武重等等大型企業。為了確保武漢安全，政府採取分洪措施。一夜之間，很多農田房舍被淹，成了澤國。新生磚瓦廠也一片汪洋。他們奉命搬到離廠約十里的城頭山上，安營紥寨。所有勞改犯，都去參加抗洪鬥爭，謝山和林松祺留守大本營。他們時有談及古今中外的歷史，不用說得很明白，隠隠晦晦，互相理解，就心滿意足了。事後謝山受到批評，說他同情林松祺，沒有給林做思想工作。本來讓林松祺參加勞改隊，是希望他在大夥的幫助下，「改造」過來。可是他「冥頑不靈」，堅持己見，毫無悔改之意。九月初，在城頭山上開了一次大會，宣佈對林松祺加刑，由七年加至十五年，立即收監。押回武漢。

托派案是中央直接領導，統一佈置，由各地公安機關執行的。1956年6月，政府組織托派犯人參觀學習，中央派去武漢一位姓王的女組長領導，湖北省公安廳具體執行。在開幕禮上，政府幹部口口聲聲稱「托派」，而不叫「托匪」。這不是因為多年來找不到托派是「匪幫」的證據，而是因為不久前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批判史達林個人崇拜，以肅托為名殘酷鎮壓異己，製造一系列寃假錯案。所以中共對托派的態度有所改變。

謝山非常懷念那位堅強不屈的戰士，見到陸績時，急不及待地問及林松祺的下落。陸說不認識林，聽說他身體極差，神智似乎不大正常，仍堅持自己是「托派」，不是「托匪」，不是「反革命」！受到其他囚犯的侮辱與欺淩，可能於1955年被折磨殆盡了！

本來監獄裡犯人與犯人之間是平等的，不准誰欺壓誰。記得那位女犯人初到被服廠時，半個月打牙祭一次，即是說，一盆菜裡有幾片肉。有個犯人搶去她筷子上的肉吃，被人告了。結果大會批評，說他惡霸作風不改，馬上送去大軍山打石場。那裏勞動強度大得多。本來照顧他年老體弱，時有吐血，在被服廠輕鬆些。可是他為了多吃點肉，罸去打石仔。但是如果要整一個拒不認罪的犯人，就另一回事了。長期關押的監犯，情況複雜。囚徒在二監看守所放風時，大家都從囚室走出來，排成長龍，繞幾個圏。鮑裕年覺得很難堪，說走在前面年紀大的，可能是惡霸、地主、土匪、特務之類罪大惡極的人，沒想到和這些人關押在共產黨的監獄裡，內心非常難受。縱容這些犯人整犯人，更是另一種懲罰，不比腳鐐手銬好過。

陸績能夠「聽說」，可以肯定林松祺犧牲於湖北省第二監獄看守所（即模範監獄，在漢口寶豐路）。那裏有三個勞改工廠──被服廠、印刷廠和米廠。同在一個大門口出入。犯人未經批准，不得踏出各廠門口一步。五個女犯在湖北省公安廳轉到勞改單位前，曾在該看守所逗留了兩三天。有個犯人大組長，原是政府幹部，他可到處串，上下溝通。本來監獄裏不准談案情，但他敢問她們的案情，和她們談話。後來，把她們帶出看守所，去一個地方（可能是辦公大樓），他去辦公室辦了手續，再把她們帶去被服廠。他住印刷廠男犯宿舍，所以能把看守所林松祺的情況告知陸績。

林加刑後，不可能留在蔡甸，蔡甸是勞改單位，不是監獄。而且當時他們住的地方也沒有，在山上露營。除二監看守所外，陸績不會「聽說」，不會得到林松祺的消息。

中共是一言堂，順我者生，逆我者亡。誰敢不認罪，只有死路一條。在托派案中，大家知道的，只有林松祺始終不認罪，結果被活活整死。令人痛惜！

1993年，林松祺的胞弟想尋找其兄下落，已屍骨全無了。想到他在獄中受盡刑罸，還遭到為虎作倀的「積極份子」批鬥與辱罵，仍堅貞不屈，生死置諸度外。為此謝山寫了一首律詩：

答人詢舊事　（1993年6月）

四十年來事未忘，死生得失只尋常。

叔孫弟子誇通變，南八男兒自主張。

鬼若有靈當作厲，志應難奪恥成倀。

談龍可是好龍客，留與青編論短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