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裏逃生──張任騰的遭遇

一卒

在監獄裡,除開關門的砰訇之聲或審訊室傳來咆哮呼號之聲外,就是死一般的沉寂。一天,忽然聽到吹口哨的聲音,吹的是國際歌。謝山為之一振,也跟著低聲唱起來。這是誰吹的?吹得響亮、悅耳、凖確、動聽。開始,他分不清是外面吹的,還是監倉裡犯人吹的,但很快弄清楚了。吹的不只是國際歌,還有中外名曲:如布拉姆斯的安眠曲,古諾的小夜曲,漁光曲、夜鶯曲、行船樂,以及各種民歌。一聽便知是個音樂愛好者,而且肯定是自己人。聲音是固定的,是從不遠處的監倉裡傳出來的。以後很有規律:清晨起床,吹的是晨光曲;晚上睡覺,吹的是安眠曲,(那時有個勞改犯人,主持日常生活,按時作息。哨子一吹:

起床,就得起床,不准再睡。晚上哨子一吹:睡覺,就要躺下。平時放風、開飯、午睡等等,都要聽他的哨子。他的聲音很大,叫他大聲公。)平時有各種各樣的名曲,使人感到輕鬆愉快與安慰,打破了監倉的沉寂。還聽到隔鄰牢房有人跟著唱;有個幼稚的聲音學著吹,聲音不大,時時吹錯。那位音樂家(姑且叫他「音樂家」))耐心耐煩,一字一句,反反復復地教他,直至吹準為止。謝山非常感謝這位從未見過面的朋友,他把大家的心都連在一起了。於是寫了一首詩:

 

給不相識的朋友們   1953年元旦)

   高牆,鞭子,鎖鐐,

      把我們層層隔離,

      但能否隔離我們的心?

    聽──

      嘹亮的歌聲

      衝破了陰森的鐵窗,

        我知道你還活著,

        還在堅強地鬥爭。

 

    讓狡猾的狐狸去嘲笑吧,

    讓法利賽人去準備絞索吧,

      帶上荊棘的王冠,

      背起歷史的十字架,

        用沸騰的熱血,          

          澆開革命的鮮花,

        讓雄雞的啼聲,

          喚醒沉睡的奴隸。

 

    再見吧,朋友,

      不用悲傷,

      不用留戀,

        我們的理想

          像北極星永照著我們。

 

    會有這一天──

      在火熱的戰場上,

      在凱旋的盛會裏,

        我們佈滿了刀創的雙手,

          又將緊緊地握在一起!

 

「音樂家」姓張叫任騰,因不滿國民黨腐敗無能,建國前參加託派社會主義青年團,願為社會主義奮鬥終生。當時是個學生,畢業後在廣州毛麻廠做化驗員。1952年冬至之夜,把他從睡夢中押走。在廣州看守所關了一個多月才叫他出去問話。當局很清楚他沒有甚麽活動,認識不了幾個同案人。甚至同廠的女工羅麗萍,天天見面,時有交談,也不知她也是託派。無需在他身上找材料,於是把他擱置一旁,不問不理。他獨居斗室,天天面壁,又不會練功,沒有書報,寂寞無聊,坐立不安。苦悶至極,日子很難熬。關了一年多,19542月,一天,要他收拾行理。他以為又換牢房,習以為常。管理員說放他出去,他慒慒然不知是甚麽一回事,像呆了似的。隨後,把他帶到一室,法庭宣佈「教育釋放」,才慢慢地反應過來。唉!來也突然,走也忽然,毫無思想準備。長期禁閉,功能衰退:走起路來,腳不聽使,既笨又重,左右腳交義;說起話來,聲音沙啞,不知是那裡來的聲音;甚至耳朵也失靈,聽不清別人說的話。他像變成另一個人,回家後好幾天才慢慢地恢復。

張出獄後,沒有工作。員警時時上門,鄰居處處歧視。過去的好友,視而不見,避之則吉。他像個怪物,眾叛親離,經常碰到人們異樣的眼光。深感孤獨寂寞,苦悶無聊。一同教育釋放的兩位女青年,過去相識,也有同樣的煩惱。共同的命運,使他們時常相聚,互訴心聲。有時在沙面談天說地,唱歌、吹口琴,自尋歡樂。張任騰吹口技動人,吹口琴更妙,能吹四部合奏,貝多芬交響樂。一次玩罷回家,心情愉快了一陣子,不料被公安人員斥責了一頓,說他們「臭味相投,思想未改造好。」使他有口難言,心情異常沉重,從此不敢往來。沒想到關在牢裡,不得自由;釋放後自由不得,還要受無形的枷鎖。難道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就是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嗎?自問良心,沒有幹過壞事,這不過是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罷了。

1955年底,張被分配到設計院做化驗,待遇不錯,生活大有改善。以為今後可過正常生活了。殊不知一下子禍從天降。

共產黨的機關企業,除八小時工作外,晚上不是加班加點,就是開會學習。1958年中,一次學習毛澤東思想,有人肯定地說:沒有毛澤東思想武裝的人,定會一事無成。還舉出了研製衛星的科學家和金牌得主的運動員,都是掌握了毛澤東思想才取得的成就。張提出質疑:「話不能這麽說,愛恩斯坦的成就,舉世皆知;牛頓三大定律,眾人所學。他們都沒有學過毛澤東思想,卻成績輝煌,這怎麽理解?」這本是千真萬確的事。卻因此闖下彌天大禍,像捅了馬蜂窩似的,受到群起而攻之。他們不敢正面回答他的問題,反而質問他為甚麽會有這種思想?同時,把歷史翻出來,說他死頑固,繼續與人民為敵。要他深挖思想根源,徹底改造世界觀,檢討批判不斷,把他搞得昏頭轉向,莫名其妙。他們無法指出他的話有甚麽不對,而是死揪他參加託派不放。這段歷史,政府已經處理過了,怎能把它與愛恩斯坦和牛頓的成就扯在一起呢?他想不通。但不管他通與不通,除了批鬥不斷外,還要不停地下放「五七幹校──農煬」。每次運動,都拿他作靶子;每次下放,榜上有名。他自幼在城市長大,在學校讀書,沒有幹過農活。農場的挑挑抬抬,面向水泥背朝天,他吃不消。何況監督勞動,不能怠慢。白天勞動,筋疲力竭,渾身酸;晚上還要挨批受鬥,低頭認罪,無休無止,苦不堪言。萬萬沒想到:共產黨如此不近人情,不講道理,這種野蠻行為,比國民黨有過之而無不及。在監獄裡那種死寂的生活是夠人受的,現在的政治壓力更難受。看來「死寂」比「死整」還要好些。本來他對共產黨沒有仇恨,現在卻恨死它,這是「改造」的收穫吧!

三年飢荒時,副食品供應極差,吃不飽,還要負擔繁重的體力勞動,更是飢腸轆轆。一次忍無可忍,他在地裡挖了一個紅薯吃。被人發現,更是大會轟,小會鬥,使他悲憤難言,痛不欲生。為了一個紅薯,也值得如此多人,花那麽多時間,去整治一個青年,未免太可悲了!

任務完成後,又回城了。這次他利用工作之便,偷了一些山埃(氰化鉀)。這是劇毒,服後腸穿肚爛,口腔食道潰瘍,任何靈丹妙藥,回天無術。卻是脫離苦海的良方,他準備尋找適當機會,了此一生。說也奇怪,當他計劃好服毒自殺時,反而冷靜了。他想了很多往事,忽然記起一次下放海南島時,船經珠江口,有人說,對面就是香港。當時他不在意地跟著別人望了一下,樓房隱約可見。據說游泳可以過去。心想:何不走此路,九死一生還有一線希望。又一次去海南島,他計劃出珠江口時,要認真觀察一下地形。不料船從江西走了,使他大失所望。不過,他還是決定三十六著,走為上著。

1961年初,又要下放了,這次是去江門附近一個農場。想到農場的慘景,每接通知,萬般無奈,像赴十八重地獄似的,不寒而憟。這次胸有成竹,照樣收拾行理,隨隊出發。他沒忘記帶上山埃,萬一受不了,一死了之。同時作好一切準備,伺機逃跑。一晚,領導通知他,明天開大會,叫他好好準備交代問題。他知道大難臨頭了。於是乘人們睡著,半夜溜走。他不敢就地乘車,因為過去有人逃跑後,在車站被揪回,更要受罪。只好步行至天色微亮,才撘不是江門開來的長途汽車,直奔廣州。找靠得住的親戚好友,這家住幾天,那家住幾天,東躲西藏。過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單位尋找不獲,又不見他用「購糧證」買米,以為徹底失蹤了。當時糧食定量供應,有錢也買不到,那麽久不吃飯,誰也受不了。只好作罷。

他躲過後,開始作外逃準備。去香港只能從水路走,別無他途。於是天天在珠江游泳,同時研究外逃路線。他本想從珠江口下水,特意去一次海南島。有人勸他此路不通。因為從船上跳下水,一下子走不開,船尾的螺旋掌會傷人。就萛僥倖未被擊中,漩渦也會把人捲走,容易出事。建議他從大亞灣下水。他找來地圗,仔細研究沿海與香港接近的地方,也覺得大亞灣較近,而且附近森林密佈,人跡稀少,便於隱藏。於是決定走此路線逃生。他白天游泳,晚上拿著氣象書,仰觀星斗,研究天文。熟悉每一星座的移動方向,甚麽星座移至何處是甚麼時候。北極星最高,光茫最強,移動最少。北極對面是南方,目的地所在,不能偏移,這點要切記。還準備一個指南針,掌握方向,這是路上不能缺少的。

大半年來,他沒有吃國家糧,沒有到糧店買米,生活怎麼辦呢?請勿作急。他的母親和姊姊在香港,不斷給他寄去副食品。當然不是直接寄給他,而是由好友轉。當時經濟困難,物資缺乏,油糖供應甚少,肚子沒有油水,吃了東西仍覺空空如也。因營養不良,肝炎流行,特別需要糖,有了油和糖,可以換糧票和鈔票,有了糧票和鈔票,生活不用愁了。很多港澳同胞,節衣縮食,給大陸親友寄副食品,幫助他們渡過荒年。當時黑市大行其道,只要有錢,甚麼都可以買到。糧票、布票、副食品票、工業品票、僑滙票(華僑外幣滙款,兌換了人民幣,另有特殊供應)……等等。

他仔細研究地圗,用比例尺量呀度呀,計算從大亞灣至彼岸有多少裡,他每小時能遊多少,經過半年的鍛鍊,自覺不成問題了。於是凖備出發。時已十一月中旬,寒潮一到,就不好辦了。在出發前,他考慮要不要通知在港的親人。如果通知了而又不能成功的話,他們會很傷心;如不通知而葬身魚腹,他們會牽腸掛肚。思來想去。長痛不如短痛,還是寫了一信,隱晦地說明自己只有九死一生了。

他早就計劃好,從廣州撘車至惠州,再從惠州轉車至淡水,然後步行去鹽田,橫過山脈,就是大亞灣。他用比例尺計算好路程,按他的速度,要走三天,於是帶了三天乾糧出發。他考慮週到,特意乘夜車,以免碰見熟人。他不知道何處設有邊防,需憑證出入,不敢大意,只好在淡水下車後,沿公路旁辟靜的地方走,不管有路無路,不能離開公路這個大大方向前行。一路上難得見個人影,他也故意以雜草藏身,相信沒有人注意他。經過三天晝伏夜出,披荊斬棘,終於見到一路牌──鹽田,他高與了,即往南轉,垮過山脈,茫茫大海,呈現眼前,大亞灣到了!那時人疲力竭,他躱在樹林休息。

夜幕降臨了,他看到不遠有一瞭望台,不時發射探照燈,向海面掃一遍。還聽到手風琴聲,知道附近有駐軍。他鎮靜自若,毫不畏懼,一心一意計劃著最後的衝鋒。他選擇距離探照燈稍遠一點下水,相信在茫茫大海中,不會發現他這個逃難者。

這是他生死決鬥的時刻,只能前進,不能後退。成功與否,在此一舉。於是把最後的乾糧吃盡,把購糧證、戶口簿埋在地裡。在中國沒有戶口,就是黑人;沒有糧證,就沒飯吃。這是破釜沉舟之舉,可見他決心多麽大。他沒忘記把山埃也埋掉,今後用不著它了。這種劇毒,放在身上,被海水溶化,會腐爛皮膚。一切安排妥當後,走到海邊,看到天色晴朗,繁星閃耀,他高興得暗叫一聲:「天助我也!」當時國內流行以北斗星歌頌共產黨、毛澤東,以示光明偉大,至高無上,他很反感。可此時此刻,他整個行程,要時時仰望北斗,以對照自己的方向。在水裡,指南針失去效用。

他知道海水的浮力比河水好,但萬萬沒想到海水的衝力比河水強得多。當他下水後,波濤滾滾,一個接一個的巨浪,一下子把他拋上半空,一下子把他沉下海裡,他付出很大的氣力,才掙紮著向南方前進……游呀游呀,實在支援不住了,心想,這下可完了。他左顧右盼,看看有甚麼可助他一臂之力的。忽然,看見一個小丘浮出水面,他奮力向前。實在太疲憊了,遊了很久,才抱著小山的縫隙,大口大口地喘氣,不知過了多久,才漸漸地恢復。他計算一下路程,還要四、五小時,天亮前要到達目的地,否則前功盡廢。於是又縱身入海,繼續向南方前進。游呀遊呀,忽見前面一條長龍,燈光耀眼,每箋燈距離相等。他暗吃一驚,不知是甚麼一回事。但顧不上了,小心翼翼地垮過去。居然平安無事,他慶幸又過了一關。繼續在海中拼搏,又過了不知多久,但見前途茫茫,卻已精疲力竭,如何是好?在危急關頭,忽然發現不遠處,一小船晃動,船上有燈光。不知是何方船隻,如果是大陸的,一切都完了。他管不了那麽多,急呼救命,招手示意。船家也發現有人,向他駛近,拋下繩索,把他救了上船,問明原因,答應把他送去香港,叫他放心。他以為遇上了恩人,放下心頭大石,深深地吸了一口自由的空氣。

天亮後,船家要他寫了一信,按地址姓名,找到他的姊姊。告訴她:「你的弟弟在我們手上,拿錢來贖!」他的姊姊接信後驚喜交集,慶幸弟弟終於逃出虎口。但贖金一千元之多,這不是小數目,當時一個打工仔每月只有幾十元。幸好她的兒子天真活潑,鬼馬多端,被學校推薦給電視台,做了一次小演員,拍了一齣電視劇,拿了一千多元酬金,足夠張任騰的買命錢。可是她的姊姊並不放心,怕船家多生枝節,增加贖金。又怕手上拿著那麽多錢,路上出事就不好辦了。於是答應去借錢,乘機去報警。警方派了一個便衣陪同前往。一到目的地,警員表明身份,船家愕然,吃了一驚。其姊是個老實人,交了贖金,把蓬頭垢面的弟弟領回。

張任騰擺脫了無形的枷鎖,回到母親的懷抱,高興得跳起來:「我自由了!」出獄時沒有這種感覺,經過那麼多年的經歷,深感自由之可貴,非常珍惜。看到那位小外甥,感謝他救命之恩。如果沒有這筆鉅款,不知怎麽辦。答應以後賺錢歸還。他說到做到,找了工作,克勤克儉,日積月累,經多年的努力,終於還清了債。

初時,他在建築工地做雜工,老闆知道他是偷渡客,工資特別低,他毫不計較。經過「五七幹校」的磨練,做地盤工作反覺輕鬆了。他不怕苦,不怕累,不偷懶。只要不批鬥,不挨駡,就心滿意足了。一年復一年,終於被老闆發現這個老實的青年,特意找他聊天,問他過去做甚麼?他說做水質化驗。老闆一聽,本單位元正需要這種技術人才。於是請他做化驗員。老闆對他很信任,給他一筆款,購置一切儀器設備及化學用品等等。他不負所托,一一照辦。此後工資提高了,生活改善了。那時已近不惑之年,仍孤身隻影,沒有接觸異姓,他毫不介意。沒有家庭的拖累,孩子的負擔,更可逍遙自在。一個人吃飽了,全家人都飽了,像天空的小鳥,隨意飛翔,不受拘束。工作餘暇,興之所至,三五成群,玩玩音樂,甚為愜意,唯一不滿的是祖國的成就:當衛星上天以及運動員登上世界冠軍的領奬台等等所謂「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他都咬牙切齒,恨之入骨,久久不能平復。他不懂這是個人崇拜及其政治制度所致,而恨共產黨、毛澤東的同時,對研製衛星的科學家和金牌得主的運動員同樣憎恨,恨成功者又給毛澤東面上貼金,恨他們助紂為虐;反之,失敗了,他興高采烈,手舞足蹈,歡呼高叫。幸而他獨居斗室,無人看見,否則以為他瘋了。這種反常心態,持續到毛澤東去世,偶像逐漸幻滅。尤其是改革開放後國內經濟好轉,環境寛鬆了,生活改善了,不時傳來親友們的好消息,才慢慢地冷靜下來,才體會到科學家、運動員等等所取得的成就,是他們艱苦努力的結果。不應把對領袖的歌功頌德,個人崇拜,也怪責他們個人的創造發明上,慢慢地才扭轉他走向極端的變態心理。

本來張是個熱血青年,不滿舊社會,一心走社會主義道路,改變貧窮落後的中國,卻不容於共產黨,把他推向反面,視為「反革命份子」,迫使他走了一段艱巨而又驚險的歷程,差點死於非命。一愰幾十年過去了,至今八十多歲了,仍孤身隻影,自由自在,到處飛翔。有人叫他「飛飛」,他也樂意接受,滿足於小鳥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