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十五年來，如世界銀行（WB）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這樣的國際機構用小額信貸作為一個對付貧困的重要手段。據小額信貸的先驅和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的說法，小額信貸應該把貧困貶入歷史。

        從20世紀90年代起，在亞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許多發展中國家，小額信貸概念獲得了真正的成功，今天，小額信貸機構已達3000多家。

        最近發生的事件，給小額信貸及其對貧困的影響，提供了另一種資訊。在2010年秋季，一波自殺的浪潮發生在印度的安德拉邦，該邦的小額信貸機構的比例在印度最高。超過30人的小額信貸者不得不自殺，因為他們無法還款。在2006年，出於同樣的原因，第一波200人的自殺潮已經在安德拉邦發生過了。

        在孟加拉，穆罕默德•尤努斯和總理謝赫•哈西娜•瓦吉德(Sheikh Hasina Wajed) 為孟加拉鄉村銀行（Grameen Bank）的控制權而爭鬥，該銀行於1983年由尤努斯創立，是主要的小額信貸機構。儘管尤努斯已經被銀行解職，司法鬥爭還在最高法院進行，儘管“窮人的銀行家”受到如前世界銀行行長詹姆斯•沃爾芬森，希拉蕊•克林頓和尼古拉•薩爾科齊這樣一些權勢人物的支持，小額信貸的形象似乎仍然已經受到了永久的損壞。

小額信貸簡史

        20世紀70年代，穆罕默德•尤努斯是吉大港大學的一個經濟學家。發生在1974-75年的孟加拉大饑荒使他意識到，他所教授的經濟理論和數百萬孟加拉人的現實生活之間存在鴻溝。與吉大港附近的一個村莊Jobra的居民的接觸，讓他“理解”到，那裡所有的農民們都被困在一個惡性循環的貧困中，因為他們沒有足夠的資金來擺脫它。雖然一美元可能足以讓他們擺脫這種惡性循環，但農民被排除在傳統的銀行系統之外，受高利貸者的擺佈，使他們陷入更深的貧困中。

尤努斯然後決定借錢給窮人，由於銀行拒絕給予信貸，他就自己做貸款擔保人。 然而這個經驗無法在更大的範圍內實現，這使他在1983年為窮人建立了一個特別銀行。因此，第一個小額貸款的金融機構‘孟加拉鄉村銀行’（Grameen Bank，“gram”是指孟加拉鄉村）誕生了。

孟加拉鄉村銀行

        孟加拉鄉村銀行（Grameen Bank）網站[1]上有小額信貸的基本原則和運作方式的說明。

        第一項原則申明，信貸是一個人的權利。是最基本的。因此，孟加拉鄉村銀行將履行人道主義使命，為貧困家庭，特別是婦女爭取一項普遍的權利。發放貸款，以便自雇企業（微型企業）產生出收入，或獲得住房。它規定，消費信貸不包括在內。

為了獲得信貸，借款人必須加入一個“共同”借款者小組。貸款依靠的是一個不具法律效力的合同，它依靠的是銀行的“信心”和組員之間的“互信”。要獲得信貸，借貸者須要實行一個強制性和自願性的儲蓄計劃。

        到2011年3月，孟加拉的借款者數目達到了8.36百萬人，其中的97％是婦女。該銀行擁有2,565分支機構，在81379個孟加拉村莊有業務。它雇用了22,289人。自創建以來，鄉村銀行發放了相當於105.2億美元的貸款，已償還的有93.2億美元。在2010年4月和2011年3月間，貸款金額達到9.8434億美元。

        自1995年以來，孟加拉鄉村銀行已不再接受私人資金。它是100％的存款資金。超過55％的存款來源於借款人自己的儲蓄，存款總額代表貸款的147％。所以是窮人自己給自己提供貸款資金。

所有企業家都精打細算

        據尤努斯和小額信貸支持者的說法，貧窮不是剝削的後果，而是大多數人被排除在資本主義制度外的結果。“因為勞工不控制資本，所以他們無法受益於他們的勞動成果，這就是貧困的根源”。一個小小的貨幣推動，將會使世界上數以百萬計的窮人把自己轉化成精打細算的企業家。

 “現在所需要的是真正的結構性變化，使窮人可以像富人一樣進入市場…貧困能夠被消除，到處一樣，刻不容緩。它完全是一個政治意願的問題。只有給最貧困者以自己控制自己命運的手段，才能抑制貧困。並非工作本身，而是來自於工作的資本才能消除貧困…”[2]。

        總而言之，尤努斯的理念是：幫助窮人成為企業家，就可以消除貧困，這是我們大家力所能及的。一個孟加拉婦女和一名公司董事之間的唯一區別是運用資本。因此，所有那些被資本排斥的人應該被允許進入市場和銀行系統。

窮人背上的生意

        銀行體系的不足和來自貧困家庭的信貸需求的增長，有利於小額信貸機構的發展。例如在印度，據政府估計，2005年排除在傳統銀行系統以外的人的數量有近3億。據估計，70％的農村人口沒有存款帳戶，87％的人沒有接觸過銀行信貸，而貧困人口的55.1％循非官方管道借了錢（向家人或朋友借）。

        商機是非常可觀的。它是一個騎在窮人背上賺錢的生意。小額貸款機構的投資收益率在20％左右。貸款的還款率是95％以上，但這並不是因為窮人比其他人更誠實或還貸讓他們感到光榮所至。因為安德拉邦的自殺浪潮，小額信貸機構的方法受到關注和譴責。從24％到36％的超高利率（但並沒有高達75％，就像墨西哥的康帕塔莫銀行（Compartamos Banco）的情形）；貸款經理人收入根據客戶的數量而定，導致資不抵債者借貸，為付欠債心力交瘁等等，都受到批評。

新自由主義實質的計劃

        圍繞小額貸款，沒有關於既定秩序的論爭，也沒有替代資本主義的反貧困鬥爭的模式。更糟糕的是，根據其觀念，“包括法國在內的許多工業化國家所分配的社會援助，可以讓被剝奪者生存，但不能消除貧困”[3]，這揭示了一個新自由主義實質的計劃。決不要設想政府可以在消除貧困方面發揮作用。小額信貸的投資所在，是政府顧不到的地方：居房、保健、兒童的教育。

        從這個角度看， 印度的情況具有啟發性。小額信貸發展於 20世紀9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轉捩點上。在20世紀70年代，國有化的印度銀行有信貸配額分給農村地區，以及小公司和最貧困的人們。在20世紀80年代末，農村綜合發展計劃（IRDP）被遺棄，銀行和金融部門的自由化給私人仲介開了大門。

促銷“有人情味的資本主義”

        與小額信貸同時出現的有“社會企業”的概念。穆罕默德·尤努斯在他的著作“邁向一個新的資本主義”中是這樣解釋其意思的：“一個社會企業是一個不派發股份的公司。其產品的銷售價格讓它能夠自我融資。在一段定時間後，它的所有者可以回收他們在公司投資的總和，但不以股息的形式把利潤分付給他們。相反，公司把利潤保持在內部，資助其擴張，其新產品的創造或服務，在世上做得更好”[4]。

        社會企業呈現為人道主義和非營利的實業。像達能（Danone）這樣的大公司，大銀行（例如印度花旗銀行）是非常願意同一些公司結夥，這些公司能夠用一個“社會”形象，讓他們結合起來賺錢。

        事實上，“社會企業”僅在名義上是社會的。他們同其他公司一樣運作在相同的市場上，並同他們競爭。為了生存，他們必須製造有競爭力的利潤。他們又怎能把追求利潤同履行社會使命結合起來？

        如果我們再深入一些看，就可以發現，這些企業履行的職能本應是由國家負責的，而且可能是公共服務發展的課題。因為國家沒有參與，例如在孟加拉，或由政府推出，例如在20世紀80年代末的印度，小額信貸和“社會企業”才發展起來。

對貧困有什麼影響？

        據穆罕默德•尤努斯說：“我們正通過小額信貸和其他金融服務，説明1億個家庭脫離貧窮。”[同上]  現實情況是什麼呢？事實上，小額信貸很少被借款人用來開公司。幾乎有八成的情況是用於消費，醫療，住房或教育。這種用法不會產生任何可用於償還貸款的收入，反使貧窮借款人的債務增加。

        小額信貸 “道德”形象背後的那幅圖景並不是很有指導意義的。集體協作的原則，增加了借款人壓力，因為每個組員要為其他人擔保。未償還債就意味著切斷任何新的信貸來源。當家庭能同幾個小額信貸機構打交道時，他們會向一家小額信貸機構借錢償還另一家小額信貸機構。一個龐氏螺旋騙局隨之而來。

        積極向窮人提供貸款，對其償付能力並無真正的檢查。在最好的情況下，利率是24% 到36％之間，這個利率是尤努斯和小額貸款的其他發起人所認可接受的。越來越多的企業把消費產品同相應的小額信貸連接起來。把貸款同行動電話，雞這樣一些產品相聯，這種做法在非政府組織中間並不少見，因為把行動電話，雞等東西當作產品，可以產生收入來源。在現實中，他們創造了對這種聯結的依賴性。說到底，小額信貸助長過度負債，助長龐氏騙局和對金融機構的依賴。

        幾個獨立研究[5]曾試圖確定，小額貸款在反貧困鬥爭中的實際效果。兩個研究小組分別在印度和菲律賓工作，根據兩個群體的對比做研究，一個群體能獲得小額信貸而另一個則不能。這兩項研究的結論一致，即小額信貸並不有助於脫貧。在大多數情況下，它允許大量購買耐用消費品，但在簽約了一個小額信貸的情況下，研究表明，家庭會放棄某些小享受（茶，點心，煙草，檳榔等），以償還讓他們購買商品的貸款。

        經過18個月，在借款家庭的生活中沒有見到有顯著發展。更長期的影響尚在檢測中。最初的貸款會產生額外的收入嗎？還款是否太重了？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在美國工作的孟加拉經濟學家拉米亞•卡裡姆[6]作了另一項研究，揭示了一些新發現。驚訝於還貸率的超高，該經濟學家在1997年作了實地調查，然後在2007年回頭繼續他的研究。有種說法認為貧窮和誠實之間有天然的聯繫，卡裡姆拒絕這個說法，他強調指出一個更加骯髒的現實，他稱之為“羞愧經濟”。

        研究表明，95％的貸款請求是由家庭的丈夫或兒子提出的。把貸款發放範圍擴展到孟加拉婦女，這可能對她們有非常不利的後果。其實，小額信貸機構是在利用孟加拉普遍的社會榮辱感，因為婦女是家庭榮譽的擔保人。一旦婦女處在還不了貸款的情況下，為了逼迫她們還債，還貸經理人就會毫不猶豫地公開羞辱她們。

有其它辦法嗎？

        有一些把小額信貸神秘化的浮誇言辭，獨立的研究有助於揭穿它們，而在安德拉邦發生的自殺浪潮說明，小額信貸的影響可以是相當負面的。最近在墨西哥或巴西這樣的國家中，反對貧困的鬥爭經驗，涉及到了對家人的收入轉移。1997年在墨西哥開始的“機會（Oportunidades）”計劃，或過去十年巴西推出的“家庭補助（Bolsa Familia）”計劃，涉及向貧困家庭提供小額金錢以換取兒童們的正常上學和對他們健康的監測。在巴西的情況下，這些政策的花費少，只占國內生產總值約0.4或0.5％。因此，他們對經濟的增長沒有負面影響，並非像那些控制通脹減少公共債務的正統政策的擁戴者們經常咬定的那樣。

        據最有利的評估[7]，自2001年以來，家庭補助（Bolsa Familia）將減少17％的貧困，而且對減少童工和農村的貧困兒童有積極的影響[8]。

        但是，對家人的收入轉移以及小額信貸這些政策並沒有擊中貧困的根源：失業或工資低是使窮人持續貧困的原因。在一個像巴西這樣的國家，小額信貸絕非能創造數百萬必需工作的工具。

        其他比“家庭補助（Bolsa Familia）”計劃或小額貸款較狹小的收入再分配方式，特別是增加最低工資和65歲以上殘疾者及最貧窮的農民獲得平等的最低補助金，已經得到落實。就貧困的廣度方面而言，這些措施更有效，而如“機會（Oportunidades）”計劃或“家庭補助（Bolsa Familia）”計劃這樣的方式，只在其深度上有些用。[9]

        同新自由主義思想家的認定相反，國家應保持或成為減少貧窮的工具。應該制定政策或社會公共服務以滿足社會的需求，特別是教育和健康方面的需求。應實施有利於就業和較高工資的政策。對最富有者徵收累進制稅和徵收金融交易稅，從而為這些政策的實行準備經費。

丹尼爾•薩拜是NPA（法國反資本主義新黨）和第四國際的成員。是第四國際駐亞洲的記者之一，其博客為“亞洲左翼觀察員”，網址為http://daniellesabai1.wordpress.com/ 。

注釋

[1] http://www.grameen-info.org/

[2]“Transgresser les préjugés économique（違反任何經濟的偏見）”，穆罕默德•尤努斯，“外交世界”，1997年12月

[3]  同上

[4]摘自文章“穆罕默德•尤努斯：含糊或輕率的諾貝爾獎？”  鄧尼斯·科曼尼Denise Comane – CADTM

[5] “小額信貸的奇跡？. 來自一個隨機評價的證據”，  阿比吉特·班納吉，以斯帖·迪弗洛，瑞吉兒·戈勒訥斯特，肯南·辛西婭，2009年5月。 “Expanding Microenterprise Credit Access: Using Randomized Supply Decisions to Estimate the Impact in Manila”. “擴大微型企業信貸：採用隨機供應決策，估計對馬尼拉的影響”。 Dean Karlan and Jonathan Zinman, July 2009  丁•卡蘭和喬納森•辛曼，2009年7月

[6]傑克芒·史蒂芬妮（Jacquemont Stéphanie） “Les promesses non tenues du microcredit: nouvelles preuves à charge（小額信貸許諾的破產：新的失信證據）” 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p.php?article23467

[7] “Favelous（巴西貧民區）” ，The Economist，經濟學家，http://www.economist.com/node/18359966 

[8] “How to get Children out of job and into school（如何讓孩子們棄工就學？）”. The Economist，經濟學家，. http://www.economist.com/node/16690887

[9] 薩拉馬·皮埃爾（Salama Pierre），. “Lutte contre la pauvreté en Amérique latine（拉美的反貧困鬥爭）”. http://pierre.salama.pagesperso-orange.fr/art/[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