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將拯救市場，而不是氣候。2011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南非德班舉行了第17次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UNFCC)締約方會議（COP17），關於這個會議的成果，我們的總結就是上面這句話。在2007-08年的經濟和金融危機開始時，各國政府和國際機構立即迅速用公費拯救私人銀行，而他們對氣候變化卻麻木不仁，兩者形成鮮明的對比。然而，這並不讓我們感到驚訝，因為在這兩種情況下，都是市場及其政府中的同夥成為獲利者。

在德班峰會上，有兩個中心議題。第一個：2012年到期的“京都議定書”的未來，以及設立機制，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能力；第二個：推動上次坎昆（墨西哥）峰會批准的綠色氣候基金，該基金的理論目標是説明最貧窮國家通過緩解和適應計畫，對付氣候變化的後果。

        德班會議後，我們可以說，“京都議定書”第二階段的內容仍然是空洞的。他們把2020年前的任何實際行動都推遲了，排除了任何具有約束力的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規定。是以美國為首的污染最嚴重國家的代表，堅持在自願減排的基礎上達成協議，反對任何具有約束力的機制。“京都議定書”已經不足，其嚴格的應用只會略微放緩全球變暖。但我們現在的處境，只能使局勢更加惡化。

        關於綠色氣候基金，作為第一步，發達國家承諾在2012年提供300億美元，然後每年1000億，直到2020年。首先，這些數額是不夠的。此外，沒有任何公共資金的來源被確定。因此，大門對世界銀行運行的私人投資是敞開的。社會運動已經注意到，這是一個戰略，要把“綠色氣候基金”轉變成“貪婪的雇主基金”。再次，他們正通過氣候危機和環境污染而獲取利潤（投資銀行已經制定了一系列的金融工具，干預所謂的碳市場，排放等）

大氣商品化的另一個例子是聯合國對所謂的清潔發展機制，即捕獲和存儲二氧化碳的支援，可是這個做法並不是要減少排放，而是加重環境危機，對於可能成為未來的二氧化碳掩埋場的發展中國家，這個危機情況尤其嚴重。

        因此，該峰會導致綠色資本主義的發展。南非活動家和知識份子派翠克·邦德這樣譴責：“大自然的商品化趨勢，已成為環境治理中主導的聰明觀點。”  在德班，我們重複以前的峰會，比如2010年坎昆峰會和2009年哥本哈根峰會的方案，在這些會議上，優先考慮給予了大型跨國公司，國際金融機構和世界金融市場的利益，還有南北雙方精英的利益，但是卻輕忽了人民的集體需求和地球的未來。

        在德班，不僅是我們的未來，而且連帶我們的現在，都處在危急關頭。氣候變化造成的破壞影響，已經讓人感覺到了，包括在北極地區釋放數百萬噸的甲烷，甲烷這個氣體，對大氣變暖的作用是二氧化碳的20倍以上。然後，還有融化的冰川和冰蓋，導致海平面上升。這些影響已經增加了被迫移民的規模。在1995年，約有2千5百萬氣候移民，現在，人數增加了一倍，有5千萬人。到2050年，可能有2億人到10億人流離失所。

        所有的指標都表明，我們正走向不受控制的全球暖化，溫度增加會超過2°C，到在本世紀末，可能增加約4°C。科學家認為，這很可能會引發不可收拾的後果，如海平面會有一個非常顯著的上升。我們不能等待到2020年才開始採取行動。

        由於缺乏應對氣候變化的政治意志，所以阻力不會枯竭。在佔據華爾街運動和回蕩在歐洲和世界的憤怒浪潮的同時，許多活動和社會運動會聚在一個每日論壇中，論壇位置離他們初創的，所謂“佔據COP17（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第17次會議）”的正式會議中心僅幾米遠。與會者有爭取其權力的農民，有塞舌耳，格林伍德和瑙魯共和國（大洋洲密克羅尼西亞）這樣一些受到海平面上升威脅的小島國的代表，還有要求北方國家向南方國家償還生態債務的活動家。

        氣候正義運動表明，需要關注我們的生活和地球，反對把大自然和公共資源商品化。資本主義和它的精英，無法對社會經濟氣候危機提供一個全面的回應，危機把我們帶向生產主義的和掠奪性的系統。如果我們想要不加劇氣候危機及其一切後果，我們必須從根本上改變這個系統。知名的環境活動家尼莫·巴瑟（Nnimmo Bassey）說得很清楚：“本次峰會擴大了氣候種族隔離，世界上1％的最富者決定認為，犧牲其餘的99％是可以接受的。”

 何塞普•瑪麗亞•安滕塔斯是‘南風’雜誌編委會成員，還是巴賽隆納自治大學的社會學教授。

埃絲特•維瓦斯是法布拉龐培大學的社會運動（CEMS）研究中心的成員。她的著作有“站起來反對外債”（En pie contra la deuda externa），2008年，舊鼴鼠出版社，她也是西班牙語著作“不感謝超級市場”和“公平貿易走向何處？”的合作者，她還是CIP（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國際政策中心）美洲計畫www.cipamericas.org的撰稿人。她也是‘南風’雜誌編委會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