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马克思主义

當代馬克思主義

托洛茨基著
(1939年4月)

本書是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原理作出的簡潔而又不加歪曲的闡釋。畢竟，迄今為止，在勞動價值理論的闡述工作上，尚未有人做得比馬克思本人更好。《資本論》的第一卷是馬克思經濟學說完整系統的基礎所在。奧圖·呂勒先生（Mr. Otto Rühle）懷著高度慎重和對自己工作的深刻理解，精編了《資本論》第一卷的刪節本。被刪掉的首先是一些已經失去時效的例子和說明；繼而是一些文章的引文摘錄，以及與這些文章作者們的爭論。這些引文現在只屬歷史上的軼聞趣事，作者也早已被人淡忘；最後，給刪去的是那大量的文獻，如議會法令，工廠調查報告，等等。儘管這些文獻對理解過去的一個時代是多麼的重要，可是它們在精簡陳述理論而不是回顧歷史的專著中是沒有位置的。呂勒先生在刪去這些材料的同時，作出一切努力以保留這項科學分析的發展脈絡的延續性和行文論述的統一性。我們相信，其中的邏輯推論和思想上辯證的轉變絲毫沒有受到違反。這本刪節本有理由要求讀者給予全神貫注、反復琢磨地細心閱讀。為了幫助讀者，呂勒先生更給文稿加上了簡明的小標題。
　　在未入門的讀者看來，馬克思的一些論證，尤其在第一章，也即是最難讀的一章，似乎有著太過離題的推論，太多瑣碎而不必要的分析，或太過「形而上學」。事實上，這種印象之所以產生，是對過分習以為常的現象缺乏科學性的探討而習慣了的結果。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商品已經成為了生活中無所不在、行之有素而又耳熟能詳的一部分，以致我們昏昏欲睡，甚至不會試圖考慮人為什麼會把用以維繫生命的重要物品讓出，以和無實際用途的一小塊金或銀交換。事情不僅限於商品。市場經濟的所有範疇（各種基本觀念）作為不言自明的事物，似乎毋須分析便得到接納，仿佛它們是人類關係自然而然的基礎。經濟過程的實況仍然是人的勞動、原材料、工具、機器、勞動分工，在勞動過程的參與者之間分配製成品的必要性等等。在人們頭腦裡所持有的各種經濟過程的概念中，如「商品」、「貨幣」、「工資」、「資本」、「利潤」、「稅收」之類的名詞只是半神秘性的意象。人們不理解也不能控制他們。為了解釋這些概念，一次徹底的科學分析是必不可少的。
　　在美國，一個人擁有一百萬美元會被稱為「價值」一百萬美元。「市場觀念」深入人們思想的程度比世界上其它地方更甚。直到最近，美國人罕有對經濟關係的本質作出思索。在這個經濟體系最為強大的地方，經濟理論卻是繼續極其貧乏，只在美國經濟危機現時嚴重化之下，公眾輿論才遲鈍地面臨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問題。無論如何，對於經濟發展，誰若不去克服無批判地接受現成的經濟發展、意識形態想法的習慣，誰若沒有緊隨馬克思的步伐，得出結論認為商品最精要的本質就是資本主義有機體的基本細胞，那將證明是永遠都沒有能力對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和最敏銳的現象，得到科學性的理解。

　　人們把科學確立為對自然的客觀再現的認知，卻又頑強不懈地把自己摒除在科學之外，為自己預留各種特權，其形式是一種據稱是超感性力量（宗教）或無時間性的道德戒律（唯心主義）的交相媾合。馬克思把人類這種可憎的特權，斬釘截鐵、一勞永逸地剝奪去了。他把人類看成是物質自然的進化過程裡的自然聯繫，把人類社會看成是生產和分配的組織，把資本主義看成是人類社會發展中的一個階段。
　　馬克思的目的，不是要發現經濟的「永恆規律」。他否認有這種規律存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是各種不同的經濟制度承先啟後的歷史，每種不同的經濟制度各自按其自有的規律運行。從一種制度過渡到另一種制度，往往是由生產力，也即是由技術和勞動的編制的增長所決定。社會的變化達到了某個程度，性質上是數量的變化，它並不會改變社會的基礎，也就是不會改變財產的普遍形式。然而當成熟的生產力達到了某一點，財產的舊有形式已不能把它承載，繼之而來的便是社會秩序的激烈變化，並附之以連串震動。原始公社由奴隸制所取代並補充；奴隸制由農奴制繼承，後者有著封建的上層建築；城市的商業發展把16世紀的歐洲帶入資本主義秩序，由此經歷了數個階段。馬克思的《資本論》不是一般地研究經濟，而卻是研究自有其特定規律的資本主義經濟。為了闡明資本主義的諸種特性，他才會旁及其它的經濟制度，附帶一提。
　　原始農民家庭的自給自足經濟，由於受到自然的力量和傳統力量兩方面的支配，所以不需要「政治經濟學」。希臘人和羅馬人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是建立在奴隸勞動之上，是受奴隸主的意志統治，而奴隸主的「計劃」反過來則直接取決於自然規律和日常慣例。同樣的說法，也適用到中世紀的莊園及其農奴。在所有這些事例，經濟關係在的低層次是清晰無誤、一覽無遺的。但當代社會的情況卻全然不同。它毀壞了舊式的自給自足的社會關係和傳統的勞動模式。新的經濟關係已把城市與城市和鄉村與鄉村、省與省、國家與國家相連接。勞動分工已在地球上盛行。這些社會聯結把傳統和慣例搗碎後，本身還沒有構成為確定的藍圖，反之人類的意識和預見相離甚遠，仿佛是背著人。隨著勞動分工，人與人之間的互相依賴、團體間、階級間和國家間的互為依賴，不是由任何人來指揮或管理。人們各為別人工作而互不相識，不問別人的需要，而抱著希望或甚至自信他們的關係將會以某種方式自行調節。總的說來，確是這樣──或毋寧說社會生活中的習慣使他們這樣。
　　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成員的主觀意識內——在其意向或計劃內——絕對不可能找到資本主義社會一再迴圈的起因。早在科學對之作出嚴肅思考前，資本主義的客觀迴圈已經化為公式。時至今天，絕大多數人對支配資本主義經濟的規律一無所知。馬克思探討經濟現象所運用的方法的整個力量所在，是他並非從一些個人的主觀觀點出發，而是把社會當成一個客觀整體，由此出發來探討各種經濟現象，就如一個實驗博物學家探討蜂巢或蟻穴。

　　對於經濟科學而言，有著決定性重大意義的是人們做什麼和怎樣做，而不是他們對自己的行動有什麼想法。社會最根本的基礎，不是宗教和道德，卻是自然和勞動。馬克思的方法是唯物主義的，因為它是由存在到意識，而不是相反。馬克思的方法是辯證的，因為這種方法既注視自然又注視社會，這兩者都是進化的，而進化本身則是矛盾的力量之間永不停息的鬥爭。

　　馬克思有他的前輩。古典政治經濟學（亞當·斯密，李嘉圖）在資本主義成長之前，在它開始畏懼明天之前，已經達到其頂峰。馬克思對這兩位偉大的經典學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感激。可是古典經濟學的基本錯誤是把資本主義看成是人類社會一種永恆的狀態，而不僅是社會發展中的一個歷史階段。馬克思從對這種政治經濟學的批評開始，揭露出其錯誤和資本主義本身的矛盾，進而展示出資本主義的必然崩潰。誠如羅莎·盧森堡非常恰當的評論“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是古典經濟學的產兒，一個以母親生命為代價的產兒。”
　　惟其在有血有肉的社會內而不是學者式的脫離塵世的封閉的研究，科學才達到其目的。把社會扯向不同方向以至於支離破碎的所有利益的激情，對科學的發展——尤其是關於財富和貧窮的政治經濟學——都施加影響。工人反對資本家的鬥爭，迫使資產階級的理論家們掉頭不顧，不對剝削制度進行科學分析的工作，卻忙於對經濟事項做貧乏的描述，忙於研究經濟的過去，而更糟糕不過的，是為了令資本主義政權言之成立，乾脆捏造事實。在當前，官方的教育機構所教授的資產階級極力所宣揚的經濟教條，其中不乏重要的資料事實，但這種教條完全無法把經濟過程作為一個整體串連起來以發現其中的規律和遠景，並且亦毫無這個目的。官方的政治經濟學死了。只有通過馬克思的《資本論》，才能得到關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真實知識。

　　在當代社會，交換是人的基本聯繫。任何勞動產品一進入交換的過程，便成為商品。馬克思從考察商品開始，從資本主義社會的這個基本細胞推斷出那些在交換的基礎上客觀地自我形成的社會關係是不受人的意願所支配的。惟有從這個方向探求，才有可能解開基本的疑團——在這人們只為自身設想而沒有人為所有人設想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各種在生活裡必不可少的經濟體，是怎樣地產生出其相應的比例。
　　工人出賣他的勞動力，農民把商品帶到市場，貸款者或銀行家撥出一宗借貸，店主提供一批貨式，工業家興建廠房，投機家買入和賣出股票和證券——他們每個人都自有打算，自有私底下的計劃，自有對工資和利潤的盤算。然而，由於這些無秩序的奮鬥和行動逐漸形成了某種經濟整體，這個經濟整體誠然並不和諧，反之更是矛盾的，然而這不僅為社會提供了生存，甚至是發展的可能性。總的來說，這便表示，那些紛擾完全不是紛擾；它是以某種方法自動地調節著，假如不算是有意識的話。理解這把各個不同的經濟面囊括在一個相對平衡的機制，便是發現資本主義的客觀規律。
　　明顯地，在資本主義經濟體內，是有著無數而繁複的規律統治著經濟的各個不同層面——工資、價格、土地、房租、利潤、利益、收貸和股票市場。不過，所有這些繁複的規律，最後歸結起來化約為一個經由馬克思發現、探尋到底的單一規律，這便是勞動價值的規律；這個規律正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的調節器。價值規律的實質十分簡練。資本主義社會中有一個任由市場處置的勞動力大軍，他們生產各種滿足人們需要的產品。社會分工造成了生產的產品以商品的形式存在。商品以一定的比例進行交換，最初的時候是直接的“以物易物”，之後是用黃金或者貨幣之類的媒介進行交換。商品最基本的性質是等價交換，人們的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是價值的基礎和衡量尺度。成千上萬的生產者被驅趕，出現了勞動的分工，然而社會並沒有因此而走向瓦解，因為商品的交換必須依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而進行。市場，作為商品交換的活動場所，通過交易或者回絕，來決定商品是否包含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也因此決定社會上的各種必要商品的分配比例以及不同行業之間勞動力的供需。
　　事實上，真正的市場上的那些實際操作過程紛繁複雜，是無法用幾句話解釋清楚的。勞動價值也會出現振盪現象，價格在其上下波動。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中對其進行了闡釋。
　　全部價格的總和總是和全部價值的總和是相等的。這是由於，最後歸結起來，只有經由人類的勞動所創造的價值才會經由社會安排並付諸使用，而價格不可能突破這個局限，就是托拉斯的壟斷性價格也不可能。勞動若沒有創造出新的價值，即使是洛克菲勒也無可進帳。

　　然則，商品之間的交換若是按照投資在商品上的勞動數量來進行，在這種平等的交換中，怎樣會出現不平等？在眾多商品中，馬克思通過揭露其中一種商品的殊異性質，解決了這個疑團。這項商品叫做「勞動力」。它是一切商品的基本。生產資料的擁有者——資本家，購買勞動力。就如所有其它商品一樣，勞動力的價值是按照投資在勞動力上的勞動的數量來計算的。例如維繫勞動者的生活和再生產所必須的生活資料的數量。不過，消費這項商品——勞動力——就是工作，也就是創造出新的價值。這些新創造出來的價值的數量，比起勞動者本身所取得的數量和他花費在維持他的生存的數量，是要龐大得多。資本家購買勞動力，是為了剝削勞動力。這樣，剝削就成了不平等的根源。
　　產品中的一部分是用來維繫勞動者本身的生存所需，馬克思將這一部分稱為必要產品；將工人生產超過這個必要產品的，稱為剩餘產品。奴隸肯定是生產剩餘產品的，否則奴隸主便不會保留任何奴隸。剩餘產品肯定是由農奴生產的，否則農奴制便對土地貴族沒有用途。而在更大程度上，雇傭勞動者也在生產剩餘產品，否則資本家便毋需要購買勞動力。階級鬥爭的全部內容所在，都只是為了爭取剩餘產品而鬥爭。誰擁有剩餘產品，誰就是局面的主人——擁有財富，擁有國家，持有通往教會、法庭、科學和藝術的“萬能鑰匙”。

　　剝削工人的資本家們，他們相互之間的關係是由競爭決定；這種關係長期以來是資本主義進步的主要推動力。大企業比起小企業，更享有各種優勢，技術、金融、編制、經濟，還有相當重要的政治上的優勢。資本愈多，能剝削工人便愈多，便必然要在競爭中勝出。這便是資本密集化和集中化無可變更的基礎。
　　競爭對技術進步起著刺激作用的同時，不僅逐漸耗竭著中間的層分，並且也在自我消耗。一批為數愈趨少數而力量愈趨龐大的大資本家領頭人，逐漸在眾多中小型資本家的殘骸或半殘骸上冒升出來。就這樣，從「誠實」、「民主」和「進步」的競爭中，生長出「有害」、「寄生」和「反動」的壟斷集團。壟斷集團在上世紀的八十年代開始伸張本身的勢力，至本世紀開初，已經採有明確的形態。現今，在資產階級社會中，最權威的代表已經公開承認了壟斷集團的勝利。前美國司法部長荷馬·S·卡明斯抱怨說，競爭作為抑制的作用已經逐漸轉移；在很大範圍內，甚至只是作為一度存在過的狀況的朦朧提示。不過，在馬克思對資本主義作出診斷預測的時候，他早已指出壟斷是資本主義的內核中的固有傾向，而那時的資產階級世界仍舊把競爭看成是自然的永恆規律哩。
　　壟斷消滅競爭，標誌著資本主義社會開始解體。競爭曾經是資本主義創造性的推動力，並且是資本家的歷史依據。由於同樣的原因，消滅競爭，標誌著股票持有者演變成為社會的寄生蟲。競爭須有若干自由：自由的氣候、民主和商業都會的政體。壟斷則需要政府愈專斷愈好；也需要關稅壁壘、「屬於它自己」的原始物資的來源和市場的活動場所（殖民地）。壟斷性資本解體的遺言，是法西斯主義。

　　資本家及其擁護者在人民和稅務官的目光之下，用盡一切辦法來掩飾其財富集中的真正程度。資產階級報章無視於顯而易見的事實，仍然企圖維護資本家投資是「基於民主基礎上的」分配的幻覺。《紐約時報》反駁馬克思主義者說，美國仍有三——五百萬名雇有勞工的不同雇主；而儘管聯營股份公司無疑是代表著龐大得多的集中資本，比三-五百萬名個別雇主要多，但美國仍有著「五十萬間有限公司」。這種玩弄整體和平均數字的手法，只是要訴諸掩飾，而不是披露事物的真相。
　　從大戰開始到1923年，美國的廠房和工廠的指數從100下降到98.7，產業生產的總額則從100上升至156.3。在（1923-1929）那聳人聽聞的數年繁榮間，似乎每個人都大發其財，商業機構的數量卻是從100下降至93.8，而生產則從100升至113。不過，受到冗腫的肉身束縛著的商業機構的密集性，卻遠夠不上它們的靈魂──所有權的密集性。美國在1929年不錯是有30萬間有限公司，一如《紐約時報》正確地評述。這裡必要補充的只是，這30萬家的其中200家，也即是全部數位的0.07%，直接控制了全部有限公司49.2%的資產；4年之後，比例更躍升至56%。在羅斯福政府時代，比例相信只會是有增無減。實際控制著這200家最重要的有限公司的，只是為數很少的人。美國的一個參議院委員會在1937年2月發現，在過去20年來，最大的有限公司的其中12家所作的決定，相當於是對美國一大部分產業界作出指令。這些大公司的董事局主席成員的數量，和美國共和政府的行政分支即美國總統的內閣成員的數量大致相等。不過，這些董事局主席們無法估量的強大權勢，卻是內閣成員們望塵莫及的。
　　在銀行和保險業制度裡，同樣能觀察到相同的過程。美國五家最大的保險公司，不僅吸納了其它同業，甚至也吸納了許多銀行。銀行的總數量，主要在所謂「合併」的形式下減少了，也就是這些銀行在本質上被吸納了。營業額快速增長。在眾多銀行之上，冒出了一個超級銀行的寡頭集團。銀行的資金和產業的資金合併，成為了金融超級資本。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內，假設產業和銀行以同樣的速度邁向集中化——實際上，集中化的發展速度在增加——那麼，在緊接而來的四分之一個世紀，壟斷資產階級們將會把整個國家的經濟囊括殆盡，不剩分毫。
　　這裡用了美國的統計數字，乃是由於這些數字更是準確和引人注目。在本質上，集中的過程在屬性上是國際性的。在整個資本主義各個不同時期，經歷危機週期的各個階段，通過所有政治統治方法，通過和平時期乃至武裝衝突時期，財富大量集中在愈趨少數人手上的過程一直無間歇地進行著，並且會一直進行下去，永不止息。在〔第一次，下同〕世界大戰的年代，當各個民族流血捐軀，當資產階級國家被國債壓垮，當財政制度已滾入窮巷並把中產階級一同拖垮，寡頭們從血腥和烏煙瘴氣中鑄造出空前龐大的利潤。在戰爭年月裡，美國幾家最大的公司其資產增加2倍、3倍、4倍或更多。其紅利暴脹達300%、400%、900%，或更大的百分數。
　　在1840年，即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付印前8年，法國著名作家托克維爾在他著述的《論美國的民主政體》書內寫道：「龐大財富趨於消失，小富數量趨於增加」。
　　這段行文被重複講了無數次，最先是作為對美國的參照，後來則用來參照一些較年輕的民主政體，如澳洲和新西蘭。托克維爾的觀點，在他當日誠然已經是錯誤的了。然則，財富的真正集中，乃是繼美國內戰後才正式開始，其時已是托克維爾的臨終前夕。在本世紀之初，美國的2%人口已經擁有超過全國的半數財富。到1929年，同樣的2%的人口已擁有全國五分之三的財富。在同一時候，36000戶富裕家庭的收入，相當於1100萬戶中等和貧困家庭的收入。在1929-1933年的大衰退年代，壟斷性企業已經毋須訴諸公眾的施捨，反而更高踞在普遍衰落的國民經濟之上。接續下來，由新政催酵而生的微微顫顫的工業復蘇，又讓壟斷資本家們刮去一大羮油膏。失業人數在最低時是從2000萬人減至1000萬人；與此同時，資本主義社會最上層的富賈——不超過六千名成人——積累了多得荒唐的紅利。這些數字，是美國副司法部長傑克遜在就任反托拉斯助理司法部長期間提出來的明證。
　　富有學者良知的相當保守的經濟學家費汀南·倫德貝裡在他那部引起轟動的著作內寫道：「今日的美國是由最富庶的60家族所組成的統治集團擁有和控制，由不多於90個次富的家族支撐。」除此外，或許還可以加上大約350個處在第三階梯的家族；這類家族年入超過10萬美元。居支配地位的是前60個家族，它們不僅支配著市場，同時也支配著全部政府機構。他們才是真正的政府，一個在銀元民主制下的貨幣政府。
　　「壟斷性資本」的抽象觀念，就這樣地賦予了有血有肉的內容。這當中的意思就是，一個龐大民族的經濟和政治財富，經由一小撮家庭由血統和共同利益維繫而成的一個獨特的資本主義寡頭統治集團來差遣。人們不得不承認，馬克思主義提出的集中的規律，出色地通過了考驗。

　　由競爭、財富集中和壟斷而來的問題，自自然然會帶出下列這個問題：在我們這個時代，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是否和亞當·史密斯等人的理論一樣，僅具有歷史的意趣。抑或是繼續有著實際的重大意義？回答這個問題所根據的準則很簡單：假如一種理論正確地估計到發展的路向，並且比其它理論更準確地預見到未來，其就會是我們時代最先進的理論，哪怕這種理論已經行之有年。
　　著名的德國經濟學家維爾納·桑巴特，在他的事業初期，實際上是個馬克思主義者，繼後則修正了馬克思學說的所有更具有革命性的部分，特別是招致資產階級甚為不悅的那些部分。在1928年，在松巴特邁向其事業的終結之前，他推出了用來和馬克思的《資本論》抗衡的《資本主義》一書；這本書給譯成了多國文字，可能是近年來為資產階級經濟辯護陳詞的最著名的書籍。桑巴特在本書內向《資本論》的作者的宗旨致以唯心的贊許之後寫道：「馬克思預言：第一，雇傭勞動者的悲慘迭增；第二，隨著手工業和農民階級的消失，普遍『集中』的出現；第三，資本主義災難性的崩潰。這些狀況，沒有一種出現。」基於這錯誤的預測，桑巴特對立地提出了他自己的「嚴格地科學」的對立的預言：「資本主義在其發展方向上已經開始作出自我改造，它會繼續沿著這個相同的方向，從內部自我改造，在其達到最高峰點時，將會變得越來越加平靜、嚴肅和合理。」讓我們試圖沿著這條基本線索來核對誰是正確的吧：馬克思的診斷是災難，松巴特的診斷是平靜、嚴肅和合理。讀者會同意誰呢？這個問題值得給以正視。

　　所以，財富在一極的積累，馬克思早在桑巴特之前的60年寫道，「會同時在相反的另一極，即生產出以資本的形式出現的產品的那個階級的一極，積累下來的悲慘、困厄、奴役、無知、兇殘和精神墮落。」馬克思這個在「悲慘迭增」名目下的論點，一直受到民主派和社會民主改良派的攻擊；尤其在1896—1914年期間，當資本主義迅速發展，並且給予工人——尤其是工人的上層分子一些讓步時，更倍受攻擊。世界大戰之後，資產階級怯於本身的罪行和十月革命，走上了宣揚社會改良的道路——其價值被通貨膨脹和失業即時勾銷——以致讓改良主義和資產階級教授們看來，資本主義社會進步性改造的理論得到了充分的證明。雇傭勞動者的購買力的增長，桑巴特在1928年向我們保證道，「和資本主義生產擴大的比率成正比。」
　　事實是，在資本主義發展最繁盛的時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經濟矛盾更形惡化；在那時相當廣大的某些等級的勞苦者的生活水準的提升，然而卻看不到，無產階級在國民收入中占得的一份卻是減少了。就這樣，美國的工業生產在轉入疲憊時期之前，從1920－1930年躍升了50%，而同一時期支付給工人的工資總額，只增加了30%。換言之，雖然有桑巴特言之鑿鑿的保證，勞工在國民收入占的一份卻是大大地減少了。1930年開始，預示失業增加；至1933年，或多或少有系統地給予失業者援助，但失業者收到的救濟金，僅為他們工資損失的一半。所有階級一起不斷「進步」的幻想，至此銷聲匿跡。廣大群眾的生活水準的相對下降，被絕對下降取代了。工人大眾開始要樽節開支，先是減少娛樂，繼而是衣物，以至最後是食物。一般品質的物品、產品，先是由次等的品種來替代，不久更是由最劣等的來替代。按生活費用定期作出工資調整的規定條款這台自動樓梯急激下瀉，而各個工會看來像個束手無策的人，苦苦守著這台自動樓梯一起瀉下。
　　美國人口占全世界人口6 %，而美國擁有的財富占全世界40 %。儘管如此，美國全國卻有三分之一人營養不良、衣物不足，生活在非人環境裡，這是羅斯福也承認的。對於那些較少特權的國家，更有何話可說？上次戰爭以來的資本主義世界的歷史，無可爭論地證實了所謂的「悲慘迭增論」。每一個能幹的統計學家，甚至那些記得算術的基本規則的政治家，現在都承認當今社會的兩極化在增加。
　　作為每個帝國資本主義的內在本質，法西斯政府只不過是帝國資本主義在衰落和反動到極致時的化身；當資本主義的衰謝把維持無產階級生活水準有所提高的幻覺完全磨滅殆盡，法西斯政府遂成為最後的救命稻草。法西斯主義獨裁就是公開承認貧困的趨勢，而這是較富庶的帝國主義民主政體仍然試圖用偽裝來掩飾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之所以這麼仇恨地迫害馬克思主義者，正由於他們的政權是馬克思主義者的診斷的可怕的確證。當戈林以其劊子手和小丑的特有聲調宣稱槍桿子比黃油更重要，當卡廖斯特羅－卡薩諾瓦－墨索里尼忠告義大利工人要束緊他們的黑衫上的腰帶，文明世界表現出義憤填膺或是裝作義憤填膺。但同樣的情形不也是在帝國主義的民主政體內普遍出現嗎？
　　每一處，都用黃油來塗抹槍桿子。法國、英國和美國的工人，學懂束緊褲頭並且沒有黑衫。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有數以百萬計的工人淪為乞丐，依靠聯邦政府、州政府、市政府以至私人的慈善金度日。

　　產業後備軍構成了資本主義社會機制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就像工廠貨倉供應機器和原始物資，或店鋪供應成品一樣必不可少。沒有一支勞動力後備軍，生產的總體擴張或資本對產業迴圈週期定期漲退的適應，便不會有可能。從資本主義發展的一般趨勢——固定資本（機器和原始物資）是以犧牲可變資本（勞動力）而得到增加——馬克思得出這個結論：「社會的財富愈大…產業後備軍也就愈大…固定的剩餘人口的數量也就愈大…官方認為需要救濟的貧民也就愈多。這就是資本主義積累的絕對規律」。
　　這個命題和「迭增悲慘論」融為一體，許多年來一直給指摘為「誇大其詞辭」、「帶傾向性」和「蠱惑人心」，現在已成為事情恰如其分、無可責難的理論性的反照。現下的失業者，再不能給看成是「後備軍」了，因為這群失業者的基本成員，已不再有被重新雇傭的任何希望。反之，這支失業隊伍註定要被不斷加入的新失業者擴充壯大。崩潰過程中的資本主義培養出一整代從不曾有過一份工作，而且也不會有希望找到一份工作的青年人。這個新的、介於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間的次階級，被迫依靠社會的支付來過活。據估計，在1930－1938年的9年間，失業從美國經濟中去除了多於4300萬勞動力年均工作量。考慮到在1929年繁榮期的頂峰時，美國的失業人數有200萬人，而在繼後的9年間潛在的工人人數增加了500萬之眾，由此觀之，在那9年裡損失的勞動力年均工作量，必定是無可比擬地高出更多。被失業的瘟疫蹂躪至此的社會政體，已是病入膏肓，無可藥救的了。在差不多八十年前，當這種疾病還僅是細菌的時候，已經被正確地診斷出來了。

　　資本集中的統計數字也同時顯示出，中產階級在生產裡所占的比重及它在國民收入裡分得的一份，一直在持續下降。至於小有產者，或是被大有產者併吞，或是降到更次一級的低位而喪失了自主性，受人奴役，牛馬不如。在同一時候，資本主義的發展不錯是催生了一支人數有所增加的所謂「新中產階級」——技術人員、經理、服務員、文員、律師，醫生等大軍。可是，有關於這個階層人數的增長，即使在馬克思當時也沒有奧秘可言的了。這個階層和老的中產階級沒有共通之處——後者是本身的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擁有實質的經濟獨立的保證。至於「新中產階級」，則比工人更直接地依賴著資產者，很大程度這個新中產階級是工人的監工；再者，人們已經察覺到，有數量不少的「新中產階級」中人，是生產過剩下的冗員，其後果將是社會地位的降格。
　　「可靠的統計數字資料顯示出，」一位人士指出，「為數十分多的產業單位已經徹底消失，而作為美國生活的一個因素的小商人，正在漸進性地被消滅。」這位人士，與我們之前引述過的美國前司法部長卡明斯一樣，都是和馬克思主義者各不相干的先聲。不過，儘管馬克思早已有言在先，桑巴特與他的前人和後來者一起提出反對：「隨著手工業和農民階級的消失，普遍的集中仍不曾出現」。在如許的論句、不負責任和無誠信下，不啻令人難以分辨是哪番論據更有說服力。像每個理論家一樣，馬克思首先是把每個基本的趨勢按其純粹的方式個別孤立出來，不這樣做，便根本無從理解資本主義社會的命運。不過，馬克思本人是完全有能力通過具體分析來觀察生活的各種現象的；這些現象，是各種不同的歷史因素濃縮而成的產品。物質在不同的條件下有不同的下跌速度，又或者，行星的軌跡會備受外來的騷擾；這些事實，都不會使牛頓定律無效。
　　為了理解中產階級的所謂的「頑固性」，人們必須記著，中產階級最終命運的兩種趨勢，即它的沒落和它從破產演變成無產階級的過程，不是沿著均勻的步伐或相同的幅度進行的。隨著機器蓋過勞動力的優勢不斷增加，中產階級的破產愈是持續下去，其超過它們的無產階級化的過程愈大，以至到了某些交接點，無產階級化的過程必定會停止下來，甚至反溯而行。
　　就像生理學的運作規律在生長中的有機體得出的結果會和消亡中的殊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規律也是如此，它堅持發展中的或是解體中的資本主義的運作規律各有差異。這種差異，在城鄉互為關係的差異裡份外鮮明地顯示出來。美國農村人口的增長相對人口的總體增長較低；直到1910年時，農村人口的絕對增長一直繼續，超過3200萬人。在隨後的20年裡，儘管全國總人口有急進的增加，農村人口的數字反降為3040萬人，即減少了160萬人。但在1935年，農村人口再回升，達到了3280萬人，比1930年時多了240萬人。乍看起來，這種逆向過程令人費解，但這個現象一點也沒有違反城市的人口增長趨勢是以農村人口減損為代價的事實。同樣，也沒有違反另一個趨勢，即中產階級是愈趨原子化了，這種原子化的趨勢並且極其尖銳地展現出資本主義制度整體的解體。在危機最尖銳的1930－1935年時期，農村人口增加：事實很簡單，幾乎200萬眾的城市人口——乾脆說，就是200萬名饑餓的失業者，遷回到鄉村去，即回到被農夫棄置的小片土地或是親屬的農場去，以讓被社會摒棄的勞動力能派上用場，能有用於自然經濟生產來拖延半饑饉的生存狀態，而不是完全忍饑挨餓。
　　因此，問題不是小農夫、手工業工人和店主的穩定性，倒是他們的處境淒慘完全無助。中產階級不僅遠遠不是將來的保證，而且是過去的不幸和悲劇的遺骸。資本主義不能把這個階級一筆勾銷，就試圖令它有多低下就多低下，有多悲慘就多悲慘。當農夫的，非但得不到他的小片土地應得的租金，得不到資本投資的利潤回報，甚至也得不到一份不錯的工資。同樣地，市鎮上的小人物，也隨經濟的生而生，經濟的死而死，庸庸碌碌，在煩惱中苟活。中產階級之無產階級化，不僅是由於赤貧化所致。這種狀況，令人難以找到為了維護資產階級社會而反駁馬克思的理由。

　　過去的幾個世紀和本世紀初葉，資本主義擁有壓倒性的優勢，它的週期性危機看上去只是偶爾的小煩惱。在對資本主義樂天信念大行其道的年代裡，馬克思曾經這樣評價道：民族的和跨國的托拉斯、辛迪加、卡特爾只是預示著對市場的管制，而這只不過是最後崩潰前迴光返照的徵兆。桑巴特說危機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大戰前資本主義的結構已經讓我們今天的“危機問題發生了實質性改變”。僅僅是十年後的今天，類似的論斷看上去已經淪為了笑柄。相反，馬克思的預測卻愈加凸顯出其說服力。人的器官可能因為若干次意外疾病的中沉澱的毒液的緣故而積重難返，同樣，壟斷資本主義因其本質也已經腐朽。
　　可真教人感到出奇，資產階級新聞界半心半意地反對壟斷，卻又訴諸這些寡頭以期改變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紐約時報》譏諷地評說，60家族若是操縱著美國的經濟生活的話，「就是顯示到美國的資本主義遠不是『沒有計劃』的……而卻是十分整齊地組織起來。」這樣的評論真實讓人不知所云。
　　資本主義已不能把任何一種它的趨勢發展到底。正如財富的集中沒有把中產階級取消一樣，壟斷也沒有消除競爭，只是破壞了它，把它搞得一團糟。所有六十個家族並不是按「計劃」生產的，這些計劃的各種變體計劃完全無意為各種經濟部門作出協調，倒是有興趣損害其它壟斷集團和整個民族的利益來提高本壟斷集團的利潤。這些計劃的互為交錯，在最後結算中，只會是加劇國民經濟的無政府狀態。壟斷獨裁和混亂不是互為排斥的，相反，卻是相輔相成，水乳交融的。
　　繼桑巴特鄭重推測推出他那對危機這個難題全然漠不關心的科學一年之後，在1929年，美國便爆發了危機。美國經濟在經歷了史無前例的空前繁榮之後，一下子滑落到極可怕的衰竭的死胡同。在馬克思的時代，沒有人能預想出如許巨大的震撼！美國的國民收入在1920年首次提升至690億美元，但在次年便立即下降至500億美元；換言之下降了27%。在繼後數年，又恢復了繁榮，國民經濟再度上升，在1929年，達到了810億美元的頂點，但旋即在1932年跌至400億美元，也即是跌了一半有多。假如以1929年的勞動力和國民收入水準為標準，當時「只有」200萬失業人數，在1930到1938年九年間，人年均工作量損失了4300萬人次，國民收入損失了1330億美元。倘若這些都不算是無政府狀態的話，我真不知道什麼算是？

　　自馬克思去世至世界大戰年間，資本主義的成就讓中產階級知識份子和工會官僚的腦袋和心靈差不多要徹底臣服了。逐漸進步的觀點（「進化論」），真是從此穩操勝券，一往無前，而革命則被看成是野蠻主義時代殘留下來的遺骸。馬克思的診斷，例如資本主義的高度積累、階級鬥爭惡化、危機深化和資本主義的破產，並沒有給加以改進以讓這些診斷更為準確，反之，卻是受到本質上截然相反的論斷所抗衡，例如成為較平均地分配國民收入、階級矛盾軟化，和資本主義社會日漸改良。在那個經典年代，最有才華的社會民主黨人饒勒斯，希望給政治民主體制逐步注入社會的內容。這就奠定了改良主義的精髓。這就是另一種代行的診斷。這些預測，現在有多少倍言中的呢？
　　壟斷資本主義在我們這個時代的生命是連鎖的危機。每一次危機就是一次大災難。為了挽救局部的個別的災難而動用上的關稅堡壘、通貨膨脹、增加政府支出和負債，給下一次的、更深更廣的危機打下了基礎。為爭取市場、原始物資和殖民地的鬥爭，使軍事災禍成為不可避免。一句話，就是為革命的災禍作出準備。真的，要同意桑巴特說的所謂的“年邁的資本主義會與年俱增地更加「平和、安靜和合理」”，實在不容易。說資本主義在喪失其最後一點理性的痕跡，也許恰當一些。不管怎樣，「崩潰論」壓倒了和平發展論，是毫無疑問的了。

　　對社會而言，市場控制不管是多麼的昂貴，人類到了某一階段，大約是直至世界大戰期間，透過局部的和全面的危機得到了成長、發展和豐富了自身。對於那個年代，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仍然是相對地進步的因素。可是，到了現在，價值規律的盲目操作拒絕再進一步提供服務。人類文明來到窮巷，止步不前。儘管技術思想又再一次勝利，物質的生產力仍然是停滯而無增長。對經濟的基本部門停止作新的投資的結果，是建築行業的世界性蕭條，這是最清晰無誤的沒落的症狀。資本家乾脆是不能再相信他們自己的制度的未來。由政府來刺激建設，意味著當加稅和縮減「自由自在」的國民收入，尤其當政府的主要的新建設是直接為戰爭的用途而設計的。
　　在人類活動最古老、並和人類最基本的需求最密切的領域——農業，緊縮﹝政策﹞帶有特別惡毒和低劣的特性。私人所有制以其最反動的方式——小地主對農業發展設置和障礙，已不能再令資產階級政府感到滿意，它不無頻繁地訴諸立法措施和行政措施的援助，人工地對生產加以限制；這種作法，可以令到處在沒落時期的行會的手工藝人膽戰心寒。歷史將會記載，最強有力的資產階級國家的政府向減少種植的農夫頒發補助金，國民收入因而被人為地減少。結果是不言而喻的，占人類壓倒性多數的饑民人數，在我們這個行星裡繼續以超過人口增長的速度增加；與此同時，農業經濟儘管在經驗和科學支持下具有宏大的生產性的可能性，卻沒有在日益腐朽的危機中出現。為了保衛一個陷入毀滅、瘋狂的社會秩序，保守派認為那是明智的政治；他們譴責向這種瘋狂作鬥爭的社會主義者，稱之為毀滅性的烏托邦主義。

　　為把資本主義從歷史性的滅亡中拯救出來的兩種方法，是法西斯主義和新政。這兩種方法以各種面貌出現，在現今世界範疇上拼過你死我活。法西斯主義為了阻止無產階級鬥爭復興，遂把搗毀勞工組織、破壞社會改革和徹底取締各種民主權利，作為其綱領的基礎。在拯救「民族」和「種族」的名義下——這些名義是由腐爛的資本主義專橫地塑造出來的——法西斯國家的官方政策，把敗壞工人、令中產階級貧民化予以合法化。
　　新政的政策，是企圖用賄賂工人和農民貴族和方法來拯救帝國主義民主，在廣泛的範圍，這個政策適用于富裕的國家，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是典型的美國政策。政府試圖把這個政策的部分支出轉嫁到壟斷者肩上，勸誡他們提高工資、縮短勞動工作日，從而提高人民的購買力，擴展生產。里昂·勃盧姆試圖把這條訓示轉介到“法國小學”，可是枉費心機！法國的資本家和美國的資本家一樣，不是為生產而生產，而卻是為利潤而生產。法國的資本家一向就預備把生產設限，甚至可以把已製造出來的產品毀壞——要是他的國民收入能從中得到更大的一份。
　　新政綱領計劃自相矛盾之處，從下面可見一斑：政府一方面向資本的大商賈諄諄訓誨，謂不患多而患寡；另一方面，卻又向削減生產者發放獎金。其混亂之極，無以復加。你們能做得更好嗎？——政府用這個挑戰把批評者駁倒。所有這一切的意思是，在資本主義基礎上，局面是絕望的。
　　從1933年開始，也即是過去6年來，聯邦政府、州政府和市政府向失業者一共發出了150億美元的救濟金。這個數目只是杯水車薪，代表著工人喪失的工資的極少部分。但從另一方面看，考慮到下降的國民收入，這卻是一宗龐大的數目。在經濟相對復蘇的1938年期間，美國的國家負債增加了20億美元，躍到380億美元的新點，比世界大戰結束時的最高負債點還要多出120億美元。1939年初，國家負債再進至400億美元的新點。接著會是什麼？債臺高築，對子孫後代誠然是個負擔。然而新政之所以可能，是由於有過去世代積累下來的巨額財富。只有十分富裕的民族才能夠用這麼窮奢極侈的政策來自我縱容。但即使這樣的民族也不能無限期地依靠揮霍上幾代來過活。成績虛構而國家負債實質增加的新政策必然會導致資本主義的極度反動，以及爆發一場帝國主義的劫掠擴張。換言之，它是朝著與法西斯主義政策相同的途徑走去。

　　〔美國〕內政部長哈樂德‧L‧伊克斯認為「美國在形式上民主而實質上專制，是歷史上最奇怪的反常狀態之一」；他說：「美國這片由大多數人統治的土地，直到至少1933年時（！）是由壟斷者操縱的，而這些壟斷者反過來受到一小撮數量上微不足道的股票持有人的操縱。」這項診斷，除去暗示壟斷集團的統治隨著羅斯福上臺後會停止或減弱這一點，是正確的。不過，伊克斯所稱為「歷史上最反常的狀態之一」，實際上卻是資本主義無可置疑的常規。強者支配弱者、少數人支配多數人、剝削者支配勞動者，在在都是資本主義民主的基本規律。美國和其它國家的分野，只在於美國資本主義的矛盾幅度上要巨大得多，也更殘酷得多。在美國，封建主義歷史的缺席、富庶的自然資源和擁有活力充沛、富有事業心的人民——一句話，所有能預兆民主體制無間斷地發展的先決條件都已經具備，被很多人視之為異想天開的財富集中因而能在這片大陸上進行。
　　伊克斯部長答應領工資的群眾，替他們向壟斷的寡頭們討回公道，他信口開河地說，湯瑪斯·傑弗遜、安德魯·傑克遜、亞伯拉罕·林肯、希歐多爾·羅斯福和伍德羅·威爾遜是今日羅斯福總統閣下的先行者。“實際上，所有我們祖國這些偉人們之所以名垂青史，”他在1937年12月30 日這麼鼓吹道，“就是因為他們不屈不撓地同財富及權力過度集中的現象進行鬥爭。”當然，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認，“不屈不撓的鬥爭”到頭來的結果還是財閥的統治。
　　伊克斯先生毫無根據地聲稱這場戰鬥一定勝利，又告訴民眾“聯邦政府無意與開明企業家為敵，新政的敵人只是那60個保守的寡頭家族，他們將其它商人置於他們的統治之下。”我們這位權威的發言人並沒有向我們解釋，為什麼在美國民主的保障下，在偉大的先賢的努力下，這些保守分子依然能讓其他開明企業家屈服于他們的淫威。洛克菲勒家族、摩根家族、梅隆家族、範德比爾特家族、古根海姆家族、福特家族以及其它諸多大家族，並非合眾國的入侵者，與科特茲入侵墨西哥毫無共同之處，這些人都是從「人民」中有機地生長出來的；說得更精確些，是從「開明的產業家和商人」中生長出來，沿著馬克思預測的脈絡而成了資本主義天然的頂點。既然一個年輕力壯、處於全盛期的民主政體也不能制衡處在初始時期的財富集中的過程，那麼，還有可能教人相信——哪怕是相信一分鐘——一個衰敗中的民主政體，能足以令已臻至極致的階級對抗的軟化嗎？無論如何，按照新政的經驗，是無法產生這種樂觀的。身處政府理事會高位的羅伯特‧H‧傑克遜在反駁大商家對政府的指控時提出資料證明，在羅斯福在位時，資本大亨們獲得的利潤遠遠超出他們自己在胡佛總統時代所不曾夢想的高度；從而可見，羅斯福打擊壟斷集團的成效，無論如何也不曾超過他的前輩。
　　儘管改良主義者感到自己應該去保衛資本主義的基礎原則，但改良主義者因其本質使然，證明他們自己是無力用經濟管轄的措施來驅策他們的法律。他們除了說教，可以做什麼呢？伊克斯像其它內閣成員和新政的宣傳者一樣，最後都以呼籲壟斷資本家們不要忘記禮儀和民主政體的原則來收場。這和向上蒼求雨有什麼分別？毫無疑問，馬克思對生產資料擁有者的看法，更要科學得多。我們從《資本論》讀到：「作為資本家，他只是資本的個人化。他的靈魂是資本的靈魂。但資本只有一個單一的存在目的----創造剩餘價值。」資本家的行為要是由個人的品格或內政部長的感情抒發來主使決定，那麼就不可能會有平均價格、平均工資，也不可能有簿記或任何的資本主義經濟學。然而簿記行業繼續鼎盛，並且還是贊成歷史唯物觀的強有力的論據。

　　前美國司法部長卡明斯在1937年11月說：「除非我們毀滅壟斷，否則壟斷會找到方法來毀滅我們的大部分改革，以至到了最後，會降低我們的日常生活水準。」卡明斯一方面援用令人瞠目的數字以證明「財富過分集中和經濟控制的趨勢是清楚無誤的」，同時他亦不得不承認用立法和司法手段打擊托拉斯的鬥爭迄今仍是毫無結果。他抱怨說，當涉及到「經濟結果」的事情，「很難去證實一個險詐的意圖」。這正就是問題所在！尤有甚者，是反托拉斯的司法鬥爭更帶來了「亂上加亂，混淆不清」。這個巧妙的迭句，頗為恰當地表達出民主制法制在打擊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規律時是多麼的無助。沒有根據能希望卡明斯先生的繼任人墨菲先生會更有幸能解決這些難題；正是這種裝腔作勢，見證了空談在經濟思想活動、經濟領域是多麼的無助。

　　對於羅斯福政府任下的前預算案總監劉易士‧W‧道格拉斯教授譴責政府、「在一個領域攻擊壟斷的同時，又在其它多個領域中扶育壟斷」的說法，人們除了同意之外，別無他話。可是，就事物的本質來說，卻又不會有另一種局面。按照馬克思的見解，政府就是統治階級的執行委員會。
　　壟斷資本家們是統治階級現時最強大的部分。政府無從對壟斷進行一般性的打擊，也即是無從打擊它按其意志來進行統治的階級。當政府打擊其某方面的壟斷時，便必須尋找其它方面的壟斷的盟友。當政府與銀行和輕工業界聯盟的時候，它有時能夠向重工業界的托拉斯施予打擊，儘管這樣做並不會令後者停止賺取驚人的利潤。
　　道格拉斯沒有拿科學來和官方的空話針鋒相對，卻僅是拿出另一種空話而已。他把壟斷的泉源看成是來自保護主義而非資本主義，並且據此而發現拯救社會的方法不在於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而卻是降低關稅。他預計：「除了恢復市場自由，」否則「其它所有機構如企業、言論、教育和宗教的自由能否生存便成疑問。」換言之，要是不恢復國際間的貿易自由，那麼，不管在何處在某種程度上仍然生還的民主政體必然會讓位給革命專政或法西斯專政。然而，沒有內部的貿易自由——也即是競爭，國際間的貿易自由是無從想像的。而在壟斷的支配下，競爭自由無從想像。不幸的是，道格拉斯先生和伊克斯先生一樣，也和傑克遜先生、卡明斯先生、乃至羅斯福先生本人一樣，並沒有費神向我們開出他打擊壟斷資本主義的藥方，同樣，並沒有開出打擊革命或極權政體的藥方。

　　貿易自由就像競爭自由和中產階級的繁榮一樣，無可奈何花落去。把昨天帶回到今天，是資本主義的民主改良派現在餘下的唯一藥方：給中小型產業家和商人帶回來更多自由；把貨幣和信貸制度改變，以有利於中小型產業家和商人；將市場從托拉斯的主宰下解放出來；消滅股票交易所的職業投機家；恢復國際間的貿易自由，等等，無邊無際。改良主義者甚至夢想限制應用機器，禁制技術，因為這些東西令社會的均衡受干擾，引起憂慮。美國一位首屈一指的科學家，就這類倡議尖酸地評論說，最保險的做法顯然是返回到快快樂樂的阿米巴蟲的階段；若這樣做不行，也可以當個心滿意足的豬玀。

　　可是，不幸地，這樣一位科學家：羅伯特·A·密立根博士，也是一樣的往後看而不是往前看。在他1937年12月7日以保衛科學的名義所做的演講中，有這樣一段話：「美國的統計數字顯示，在科學得到最迅速的應用的過去的50多年來，人口中「獲利的受雇傭者」的比例有穩定的增長」。這種用保衛科學的偽裝來保衛資本主義，不能說是快快樂樂的。過去半個世紀來，恰好正是「時間的聯繫破裂」、經濟學和技術的互為關係尖銳變易的時期。密立根所指的時期，包括了資本主義衰落的起始和資本主義最繁榮鼎盛的時候。
　　對在全世界範圍內開始衰落的狀況，三緘其口，就是為資本主義開脫。密立根博士對我們說，沒有提高生產類別的話，任何一種分配制度都無法滿足人的需要。毫無疑問！密立根拿這種順手拈來的扯淡來拒斥社會主義，但這種言論即使是對亨利·福特也難以帶來光彩的。可惜這位有名的物理學家沒有向數以百萬計的美國失業者們解釋，他們可以怎樣參與提高國民收入。泛泛空談個人主動性和提高生產力的救贖恩寵之類的抽象說教，肯定不能為失業者帶來工作，不能填補預算案的赤字，也不能把民族的商業帶出窮巷。
　　讓馬克思得以排眾而出的是他多方面的天才、和理解各個不同領域的內在關聯所衍生的各種現象和過程的能力。他不是自然科學的專家，但卻是最先賞識這個領域的偉大發現的重大意義的人之一，如達爾文主義就是其中一個例子。馬克思的卓越，更多是借助於他的方法而不是他的智力。資產階級科學家或者會認為他們的思想比社會主義優越，不過，密立根的事例不啻再一次證明了，在社會學的領域上，資產階級科學家們仍然是誇誇其談的庸醫。他們需要學習的是馬克思的科學思想。

　　1937年年初，羅斯福總統在向國會致詞時，表達了他意欲把國民收入提高到900億至1000億美元的願望；不過，他卻沒有提示究竟是怎樣做到。這個計劃按其本身是十分溫和的。在1929年時，失業者約有200萬人，國民收入已達到810億美元。按照既有生產力的趨勢，不僅能夠綽綽有餘的達到羅斯福的計劃，並且還可以相當大幅地超過之。機器、原始物資、工人，樣樣具備，更不用說人民對產品的需要了。假如在萬事具備下這個計劃仍然不能實現——而確是無可實現——那便只有一個理由，就是資本主義所有制和社會擴充生產的需要之間出生了無法調和的對抗。由政府贊助、著名的「生產力潛力全國性調查」根據零售價格作出計算後得出結論說，1929年用於生產和各類服務的開發總數約近940億美元。而生產力全部實有的可能性要是都得到使用，這個數字更會提高到1350億美元，即平均每個家庭每年43.7萬美元，足夠讓每個家庭享有體面和舒適的生活水準。必須補充的是，「全國性調查」的結果是根據美國現有的生產編制來計算的，而這些生產編制是從資本主義“無政府”的歷史中生成的產物。假如這些裝備在一個統一的社會主義計劃的基礎上重新裝置的話，則生產的計算結果會相當大幅度地超越上述數字，能讓所有人在極短的工作日的基礎上享有高度舒適的生活水準。

　　所以，拯救社會毋須要制衡技術發展，毋須關閉工廠，毋須用獎勵來驅使農民破壞農業，毋須把三分之一工人變成貧民或擁護狂徒來當獨裁者。所有這些以維護社會利益為名而實行的聳人聽聞的措施完全是不必要的。急切而必需的措施是剝奪那些寄生蟲們對於社會產品的支配權，並在合理計劃的指導下，重新組織社會生產。只有這樣才能掃蕩盡社會中的污穢，治癒其頑症。所有能自食其力的人都應該擁有一份職業，工作日應該逐步縮短，社會成員的日常必需品必須得到保障。那個時候，“資產”、“危機”、“剝削”之類的詞語將成為“歷史名詞”，人類將最終跨越一個歷史的門檻，真正的人性將綻放光芒。

　　馬克思曾經這樣寫道：“隨著那些掠奪和壟斷這一轉化過程全部利益的資本巨頭數目不斷減少，貧困、被壓迫、被奴役、退化和被剝削的群眾越來越多；但日益壯大、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身的機制所訓練、聯合和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反抗也不斷增強。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並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模式之桎梏。生產手段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最後達到了與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制的喪鐘就會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這就是社會主義革命。對於馬克思來說，這些主張並非其個人偏好或者臆想，命令或者訓斥根本無法重建這個社會；從一方面來說，歷史發展的內核決定了生產力一定成熟到了一定程度；另外一方面來說，生產力的發展卻又受到價值規律的擺佈。某些知識份子在社會主義這個題目上冥思苦想，對馬克思的學說置若罔聞，他們認為社會主義並非必然，而僅僅是具有可能而已。這是種言之無物的鑽牛角尖。顯而易見的，馬克思無意暗示社會主義會不須經過人的意志和行動的努力而自行來到——這種想法簡直荒謬絕倫。馬克思預言，由於經濟崩潰，資本主義發展勢必告終——這崩潰刻下就在我們眼前發生——除了把生產資料社會化，其外別無其它出路。生產力需要有一個新的組織者和新的主人，而由於存在決定意識，馬克思毫不懷疑工人階級經過付出錯誤和失敗的代價後會達致對局勢的理解，並且或遲或早得出必要的實際結論。
　　把經由資產階級創造的生產資料加以社會化所帶來的好處，現在已不僅通過理論來展示，並且也從蘇聯的實驗中得出展示——儘管這實驗仍帶有諸多局限性。不錯，資產階級式的反動派不無詭計地拿史達林政權作為稻草人來反對社會主義思想。可是事實上，馬克思從來沒有說過社會主義能在一國範圍內建成，更遑論是一個落後的國家。蘇聯民眾繼續活在困苦之中，無所不能的特權階層騎在全民族和民族的苦難之上，官僚的鐵腕橫行無忌——所有這些都不是推行社會主義經濟的方法所造成的結果，而卻是被圍困在資本主義的包圍圈內的蘇聯的孤立和落後的結果。即使在如此不利的條件下，計劃經濟也能在劣境中展示出其無可匹敵的優點。
　　各種名目的資本主義拯救者，從民主派到法西斯分子，為了防範「剝奪者就要被剝奪」而企圖對資本巨頭的權力加以限制，或起碼是給以變形偽裝。他們所有人都看到其中許多人甚至公開承認，改良主義改革企圖的失敗必然會導致社會主義革命。他們所有人都沒法展示他們用來拯救資本主義的方法只不過是反動的方法和毫無希望的泛泛空談。馬克思關於社會主義必然性的論斷，從而在另一個方面得到確證。

　　自1929-1932年大危機時期開始大行其道的技術統治的計劃，是在正確的前提上確立的；這個前提就是，只有通過把處在科學的最高水準的技術和為社會服務的政府聯合起來，才有可能令經濟合理化。惟當技術和政府從私有制的奴役中解放出來，這個聯合才有可能。偉大的革命任務正是從這裡開始。為了把技術從私人利益的小集團陰謀中釋放出來並且把政府置於為社會服務的位置，就有需要「剝奪剝削者」。惟有一個有興趣于解放自身、反對壟斷性的剝奪者的強大的階級，才可能完成這項任務。惟有與無產階級政府的步調一致，合格的技術專家階層才能夠建設一個真正科學的、真正屬於全國民的經濟，亦即是社會主義經濟。
　　要是能在和平、漸進和民主的道路上達到這個目的，誠然最好。可是已經過時的社會秩序從來都不會毫無抵抗地讓位給它的繼承者。民主政體在它處在年輕力壯的盛年時既然也證明是沒有能力阻止富豪統治奪去財富和權力，那麼，有可能期望年老破敗的民主政體會有能力變革由60大家族不受約束的統治建立起來的社會秩序嗎？理論和歷史教導我們，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即革命，是社會政體轉移的先決條件。即使在美國，要是沒有內戰亦無法廢除奴隸制。「暴力是每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至今為止仍未有人能夠推翻馬克思就階級社會的社會學而提出的這條基本的原則。只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為社會主義打開一條通道。

　　北美洲共和國在技術領域和生產組織形式上遠遠超出其它國家。在未來，全人類而不僅是美國人將在這個基礎上建設。可是，就在這同一個國家裡，社會進程的各個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步伐，這取決於各個特殊的歷史條件。美國一方面享有巨大優勢的技術，然而另一方面其經濟思想不論右翼或左翼卻是極其落後的。約翰‧L‧路易斯的見解和佛蘭克林‧D‧羅斯福大致相若。若考慮到路易斯所處的位置的性質，他的社會作用雖不能說是反動，可比羅斯福無可比較地保守得多了。在某些美國人的圈子裡，人們傾向不作任何科學性的批評，乾脆地用一句「非美國的」來否定、摒棄這種或那種激進的理論。可是，做出區別的準則又在哪裡？
　　基督教義連同對數、莎士比亞詩歌、公民和人的權利意識，及其它不無重要性的人類思想的產物一同被輸入到美國。今天，馬克思主義也被歸入這個類別。
　　農業部長亨利‧A‧華萊斯把以下這些罪名加給本文作者：「極端的非美國的教條狹隘性……」然後運用很懂得怎樣和對手周旋的傑弗遜的機會主義精神來對付俄國的教條主義。華萊斯顯然從未有過這種念頭，即一個民族之採取妥協政策，並非出於某些非物質的民族精神的作用使然，而實際上只不過是物質條件的產物。一個迅速致富的民族，因其具有充裕的物質儲備而能在敵對的階級和黨派之間進行調解。另一方面，當社會矛盾尖銳化，妥協的基礎亦會隨之消失。只因美國具有用之不竭的處女地、無盡的天然資源和看似是無窮盡的發財致富的機會，才免於「教條狹隘性」了罷。真的，即使在這樣的條件下，然而當那個不可避免的時刻來臨，妥協的精神也無法阻擋內戰的爆發。而無論如何，構成「美國主義」基礎的物質條件現在已日益成為過去的東西，隨之而來的是美國傳統意識形態的深刻危機。
　　勞工界的圈子如同資產階級界的圈子一樣，當馬克思發現的價值規律在每個人的思想中發揮作用的時候，作為解決日常性即時任務的經驗主義思想似乎已經足夠派上用場的了。可是，這同一個規律在今天已經陷入不可調解的自相矛盾。它不是促進經濟發展，而是削弱自身的基礎。妥協的折衷主義思想以及它的哲學前輩實用主義已經遠遠不敷應用；相形之下，把馬克思主義貶抑成「教條」的否定或輕視態度，就變得日益空洞、反動，以至十分可笑了。相反，是「美國主義」的傳統思想已經成了無生命力的僵化的「教條」，除了引起錯誤和混亂，別無用處。在這同時，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應用到美國，則益發具有生命力和針對性。《資本論》的理論基礎雖然取材於各國的材料，尤多是英國的材料，它則是對純粹的資本主義、廣義的資本主義及資本主義本身所作的一項分析。當資本主義以處女姿態成長、無歷史土壤的美國毫無疑問地最接近資本主義的理想類型。
　　恕我冒昧華萊斯先生：美國是按照馬克思的見解而不是傑弗遜的原則而發展起經濟的，正如承認美國是按照牛頓定律來圍繞太陽轉動，也不至於冒犯到這個民族的自尊。馬克思在美國愈是受到漠視，他的學說在當前就愈激發起人們的興趣。《資本論》給美國的痼疾提供了無可指責的診斷和不可更易的症候預測。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的學說比起胡佛和羅斯福、格林和路易斯的思想見解更富有一種新的「美國主義」的味道。
　　不錯，美國現時是有大量關於美洲經濟危機的獨具創意的著作；不問這些著作的理論前提是什麼——反正這點通常都缺乏——只要有良知的經濟學家是就美國的資本主義的各種毀滅性的趨勢提供了一幅客觀的圖像，則他們的考察看起來就像是馬克思理論的直描。不過，當這些作者們頑固地自我約束，不作任何確定結論而自限於暗淡的預測，或使用「國家必須理解」、「公眾輿論必須考慮」之類庸俗的勸諭時，保守的傳統原形畢現。這些書籍，就如刀不設刃，羅盤不備指針一般。
　　美國在從前不錯是有過馬克思主義者，但他們是看上去有些奇怪的馬克思主義者──毋寧說，是三種怪異類型。第一類是那些被逐離歐洲的政治流亡者，他們盡其所能但得不到任何反響；第二類是孤立的美國團體，如迪里昂派。這一類人，隨著事態發展並且也由於本身的錯誤，結果變成了小宗派；第三類是受到十月革命所吸引，並把馬克思主義視為具有異國情調的、但與美國無關的學說而給以同情的業餘愛好者。所有這三類人的時期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現在，無產階級的獨立的階級運動及——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新時代開始出現。在這方面，美國亦一如其它方面，將在幾步跳躍裡就趕上並大大超越歐洲。進步的技術和進步的社會結構將在學說的領域內鋪平它們的道路。馬克思主義最優秀的理論家將會在美國的土壤出現。馬克思將會成為美國先進的工人的導師。《資本論》第一卷的刪節本，將會是他們接近完整的馬克思的唯一開初的一步。

　　《資本論》第一卷問世其時，英國資產階級對世界的統治仍未受到挑戰。商品經濟的抽象規律在資本主義達到最高度發展的國家內自然而然地找到最充分的體現——即是最少依靠過去的影響而得到體現。馬克思的分析雖然注重英國，但他的眼界卻不局限在英國而卻是在整個世界的資本主義。他把當時所處身的英國用來作為資本主義在那個時代裡最好的一面鏡子。
　　英國的霸權現在已經成了歷史長河中的追憶。作為資本主義始祖的優勢早已轉為劣勢。英國的技術和經濟結構已經陳腐過時。這個國家繼續憑藉業已成為一份昔日遺產的殖民帝國在世界上佔有席位，而不是憑藉進取性的經濟潛力。這點恰好解釋了張伯倫用基督慈悲的態度來對付法西斯分子在國際間的強盜行徑，這種態度教大家目瞪口呆。英國的資產階級不得不意識到他們衰落的經濟已經愈來愈無法和他們在世界上的位置相容，一場新的戰爭勢必將帶來大英帝國的沒落。法國「和平主義」的經濟基礎本質上和英國異曲同工。
　　德國恰好相反：她利用了本身的歷史落後性在資本主義迅速上升期中帶來的便利，用全歐洲最完備的技術把自己武裝起來。由於民族根基淺窄、天然資源短少，德國動力充沛、發乎必需的資本主義在世界勢力的所謂均衡狀態中遂演化成為一股最具爆炸力的因素。希特勒癲癇式的意識型態不過是德國資本主義癲癇病的倒映而已。
　　比起德國，美國除了為數眾多的無法估價的歷史角色的優勢，美國的發展享有不可計量地廣闊得多的領土和豐富得多的天然財富。北美洲共和國在本世紀之初把大不列顛英國拋開老遠之後，成為了世界資產階級的堅固堡壘。深植在資本主義內部的所有潛能，在那裡找到了最高的表達形式。資產階級在我們這個行星再不能找到一處地方能超越它在美元共和國達到的成就；這個共和國已成為二十世紀的資本主義最完美的鏡子。
　　正如馬克思寧可引用英國的統計數字，如英國的議會報告、英國的「藍皮書」等等作為他的陳述的根據，出於相同的理由，我們在這篇簡略的導言裡主要是取用美國的經濟和政治的經驗來作依據。不須贅言，要從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生活中援引相應的事例和數位並非是難事，但這麼做不會帶來質的增加，得到的結論也會相同，差別只在於那些事例會更少些震撼性了罷。
　　正如法國一個金融家貼切地指出，法國的人民陣線經濟政策不過是美國的新政「小人國改編版」。顯而易見的是，在理論分析上，與巨人打交道要比和小矮人打交道無可估量地方便得多。正是羅斯福的大規模實驗顯示了只有奇跡才可拯救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制度。但資本主義的生產發展剛好制止了奇跡的發生。符咒和禱告從未停止，但奇跡就是不來。顯而易見，資本主義假如能有重生，則只會發生在美國而不會是其它地方。但重生沒來。巨人不能達成的事，小人們更難達成。我們在美國的經濟領域漫遊的意思，就是要為這個簡單的結論打下基礎。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上寫道：「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後者未來的景象。」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按字面的意思來看待這個見解。每個走上資產階級發展道路的國家，毫無疑問的都有生產力增長和社會不協調加深的過程；然而，人類所有發展中必然經歷過的、有著自然和歷史性原因的發展速度和發展水準之間不平衡的狀況，只有在資本主義下才變得尤其尖銳，並使到不同經濟類型的國與國之間產生了從屬、剝削和壓迫的千絲萬縷的互相依存的關係。
　　只有為數很少的國家，已全面地經歷過馬克思作過詳盡分析的從手工業、家庭工業進至工廠的有系統的符合邏輯的發展。商業、產業和金融資本從外部侵入落後國家，一方面破壞著自然經濟的原始形態，另一方面把受到破壞的自然經濟納入西方的世界性的產業和銀行制度之內。在帝國主義的鞭子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發覺自己被強迫拉離某個發展階段，與此同時，滯留地在某個水準上。印度的發展並非是英國發展的複製本，她是後者的增補本。可是，為著理解如印度之類落後的附庸國的多重性的發展的形態，就有必要時刻記取馬克思從英國的發展中得出的經典藍圖。勞動價值的規律一視同仁地指導著倫敦城投機者的算術和遠在天邊的海德拉巴城的貨幣兌換交易，兩地的區別，只在於後者所採用的是更簡單、更少些使用手腕的方式。
　　發展的不平衡給先進國家帶來莫大利益，儘管程度不同，然而其繼續發展是在損害落後國家、把落後國家變為殖民地或至少是令它們無從躋身資產階級貴族行列。西班牙、荷蘭、英國和法國的財富不僅來自剝削本國無產階級的剩餘勞動，也不僅來自劫掠本國的小資產階級，而且還來自對海外殖民地的系統性的掠奪。通過對其他民族的剝削，資產階級的剝削得到補充，他們的權力加強了。宗主國的資產階級從而能從殖民地得到的超級利潤中撥出一部分，來穩住其本國的無產階級，尤其是無產階級上層。若不是這樣，就壓根兒不可能有任何方式的穩定的民主政權。在其擴充了表現形式，資產階級民主已變成、並會繼續維持一個只有最具貴族派頭和最剝削的民族才有資格享有的政府形式。古代的民主建基於奴隸制；今天的帝國主義民主是建立在搶掠殖民地的基礎上的。
　　形式上幾乎全無殖民地的美國，卻是歷來所有國家中最富特權的國家。來自歐洲的富於進取性的移民侵佔了一個無比富庶的大陸，把土著居民殺盡滅絕，掠奪了墨西哥最好的地區，把獅子之國的世界財富據為囊中之物。從那時積存下來的肥脂，沿至資本主義沒落時代的今天仍然大派用場，得以潤滑民主的齒輪和輪胎。
　　新近的歷史經驗以至理論分析表明，民主發展的速度及起穩定性，是與階級矛盾的緊張程度成反比的。在較少特權的資本主義國家（一方面是俄國，另一方面是德國、義大利之類的國家），由於不能產生相當數量和穩定的工人貴族，民主從未能真正發展起來，故而是較易向獨裁屈服。不過，資本主義每況愈下的癱瘓狀態也正在給最具特權和最富裕的國家準備相同的命運；差異只在於時間的先後而已。工人生活條件無以控制的惡化，令資產階級賦予工人參與政治生活的權利的可能性愈來愈少，哪怕這個權利是局限在資產階級的議會架構之內。任何人如果對於法西斯主義取民主而代之的過程給予其它解釋，都只不過是唯心的矇騙和自我蒙蔽而已。
　　帝國主義在毀壞資本主義舊有的宗主國民主的同時，又妨礙著民主在落後國的興起。在新時代，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中沒有哪一個國家完成民主革命——尤其在農業關係的領域——的這個事實，完全是由於帝國主義所致；帝國主義已成為經濟進步和政治進步的主要絆腳石。壟斷的寡頭和他們的政府對落後國家的天然財富進行掠奪，並蓄意壓制落後國家的工業的獨立發展；在同一時候，又向這些國家內最為反動、寄生的和半封建的本地剝削者提供財政、政治和軍事支持。當代世界經濟最惡毒的瘟疫是人為地保存農業野蠻狀態。殖民地人民為解放自身的鬥爭，越過了中間介入的階段，將其必要的鬥爭轉化為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從而把自身和宗主國的無產階級的鬥爭聯成一線。至於殖民地的起義和戰爭本身，比以前更激烈的動搖了資本主義世界的基礎，致使資本主義世界復蘇的奇跡比先前更渺茫。

　　資本主義達成的兩項歷史功績，一是把技術置於高度水準，另是把世界各個部分由經濟紐帶聯結起來，有條理地利用我們這個行星上資源的物質的先決條件從而得到保證。但資本主義無從完成這個迫切的任務。各個劃地為牢的民族國家及其關稅所和軍隊繼續成為病禍擴散的窩藏所。另一方面，生產力的發展早已超出民族國家的界限，從而讓一度是進步的歷史因素演變成不可忍受的遏制。帝國主義戰爭僅是生產力反抗國家界限的爆鳴而已，因為國家界限對生產力已成了過度的限制。所謂的絕對主權的計劃，和回復到一個自足的、設下界線的經濟體毫不相干；它看來不過是把民族基地改造就緒，以能隨時投入到一場新的戰爭。
　　人們一般相信，自凡爾塞條約簽訂後，地球上的勢力範圍已經被分割乾淨。但新近的眾多事態在在提醒我們，我們的行星仍有著許多土地不曾受到搶掠或不曾受到充分搶掠。義大利奴役亞比西尼亞，日本試圖吞占中國，德國厭倦等候以前的殖民地重投懷抱，遂把捷克斯洛伐克變為殖民地。義大利強行進入阿爾巴尼亞，巴爾幹半島的命運現在岌岌可危。美國對「外來者們」包圍著拉丁美洲豎起警覺。帝國資本主義的基本政策仍然是為爭取殖民地而鬥爭。不論世界是如何地分割得細緻無遺，分割的過程永不停息；重新分割世界界線的問題在帝國主義勢力交易的關係裡只會一次又一次的再度成為當前要處理的問題。這就是目下各種重新備武、外交動盪和戰爭結盟的實在理由。
　　把迫在眉睫的戰爭當作是民主思想和法西斯主義之間的衝突來顯示的所有企圖，都屬於庸醫騙棍或愚昧之徒。政治形態有所變化，但資本家的胃口依舊。假如英倫海峽兩岸任何一方明日建立起法西斯政權——這個可能性是任誰也不敢否認的——巴黎和倫敦的獨裁者將如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一樣，幾乎不會放棄他們對殖民地的侵佔權利。無可抗拒地伴隨資本主義制度垂死的危機而至的，是為了重新分割世界而拼個你死我活的絕望的鬥爭。
　　局部的改革或七拼八湊的修補將無助於事。歷史的發展已經來到其中一個關鍵性的階段，即只有廣大群眾的直接干預能掃除所有反動的障礙物，新的政權將奠定基石。計劃經濟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亦即是先從一個民族開始繼而是在全世界層面把理性引進人類關係的領域。這個過程一旦開始，社會主義革命將從一國擴散至另一國去，其威力將遠遠超過今日法西斯主義氾濫的勢頭。落後國家在先進國的榜樣和援助之下，勢將被捲入社會主義的渦流中去。徹底腐爛的關稅閘門將要坍塌。令歐洲和全世界四分五裂的各種矛盾，將會在社會主義的美利堅合眾國的框架裡、在歐洲以至全世界找到自然而然的、和平的解決方案，獲得解放的人類將把自己提升到最完整的高度。

（本文是《卡爾·馬克思思想萬歲》一書的前言。中文譯本由史丹譯自尋路人出版社1970年版小冊子《馬克思主義與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