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主义和排外心理不是 “不想消逝的过去”的残留物，也不是要挽救使它们产生的条件免于消失的复古情绪。20世纪的大灾难还没有让我们对于歧视的诱惑有免疫力，没有让我们不去排外，没有让我们有时不从对多样性的憎恨中获取乐趣。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代的排外心理深刻地同种族主义的历史相联结，种族主义的现代性地基修改了其形态但没有改变其功能。所以有必要在种族主义的历史背景下，确定它的其它形式，以了解今天它是如何延续自己的。

种族主义常常被视为一种病态而不具有正统的现代性。我们必须明白，为了同它作斗争，必须要质疑一个社会秩序和一个文明模式，而不只是质疑种族主义的一个变形或变态。因此，这就有必要从一个现实开始，这个现实就是：种族主义和排外心理的成功，并不是由于其真实性或其客观描述现实的能力（它们可能会给出一些答案，但从伦理角度看，根据众所周知的道理，这些答案是虚假的或不可接受的），而是因为它的效力，因为它运作的性质。

     种族主义和排外心理是一个构筑象征性敌人--- 塑造成负面的角色 ---的过程， 旨在满足一个身份的搜索，一个归属的愿望，一个安全和保护的需要。揭示其作用机制，谴责其谎言，当然是必要的，但是不足够的（常常是无用的），因为它们的影响力，既不是基于认知的真诚，也不是基于理性的论据--- 即便它们显现为“客观”话语的形式时也是如此 --- 而是基于一个不同的方法，依靠对替罪羊的搜寻。

        种族主义在十八世纪末出现，然后与现代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共生共存，在上个世纪达到它的极盛时期，当时纳粹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和反犹主义的结合导致了末日的灭绝。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Pierre-André Taguieff）--- 这个人今天已经完全成了新保守主义的右派 --- 有一次有个直觉，即：当代种族主义话语有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变态，放弃了它的等级“种族主义”的方向（根据哥比诺，张伯伦，拉普奇或龙勃罗梭的旧模式），成了隔离性种族主义和文化种族主义。换句话说，它已经从“种族科学”下滑到本民族中心主义[1]。然而，这些变化并没有修改社会拒绝和道德排斥的旧机制，欧文·戈夫曼把这个机制归纳为耻辱观念 [2]。

        在20世纪90年代，种族主义在欧洲又强力出现了，根本无视普世遵行的正式礼节，而这些礼节让政治宗教当局以及修女们围绕着“纪念的责任”举行仪式，派出我国高校的青少年参观纳粹死亡集中营。如果种族主义回到舞台的中心，那并不是 “因为移民”这个众所周知的老一套说法，而是像阿尔贝托·布尔吉奥所写的那样，因为它属于“欧洲现代性的遗传密码”[3] 。

        但种族主义延续自己的方法是披上一张新皮，给其用之不竭的排斥和仇恨“文章”加上新的篇章。二十世纪的上半年出现在欧洲的错综复杂的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不再存在。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仍然在欧洲联盟新成员国中间增长，在这些国家里，它们可以更新在1945年中断的历史，并培养“真正社会主义”四十年所积累的怨恨。在欧洲大陆的这一部分，他们声称是20世纪30年代独裁体制的后裔，像匈牙利的倔比克（Jobbik），他接过箭头十字架（the Arrow Cross）的遗产，要让人渐渐想起霍尔蒂元帅，或者像大罗马尼亚党，或者像安特·帕韦利克（Ante Pavelic）的乌斯达莎（Ustashi）运动的继承者克罗地亚权利党（HSP）那样，挖出一个旧的复仇主义和扩张主义神话。

        然而，法西斯主义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在西欧，在那些曾是它历史摇篮的国家，几乎不存在。在德国，新纳粹运动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几乎为零。在西班牙，那里的弗朗哥主义（Francoism）的遗产是由人民党，国家-天主教和保守党人继承的，长枪党人则是濒危物种。在意大利，我们看到了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在公共舆论中，甚至在相当比例人口的历史意识里，法西斯主义在复辟 --- 反法西斯主义曾是“第一共和国”的遗传密码，但并不是贝卢斯科尼的意大利的遗传密码 --- 这个情况同墨索里尼继承人的一个主要变形是一致的。刚刚启动的未来自由党，他们的领导人是詹弗兰科·菲尼，该党展现的是一个自由主义，改良主义和“渐进式”右派的样式，它攻击贝卢斯科尼的政治保守主义和北方联盟的文化蒙昧主义。

        国民阵线虽然把自己定位于法国政治派系的右翼，但在玛琳·勒庞（Marine Le Pen）的推动下，正努力摆脱传统的由国民革命斗士[4]，原教旨主义的天主教徒和那些对法属阿尔及利亚念念不忘者组成的极右形象。虽然它仍然保有法西斯的成分，但如今它已不是占支配地位的了。在其上次会议期间，国民阵线着手一个前所未有的活动，重建其用语，采用不是其传统部分的共和言辞。如果取代其父亲的玛琳·勒庞表示了一个连续一致的愿望，采取一个世袭继承的形式，那么它也证明了一个不可争辩的革新愿望：从来没有任何正统的法西斯运动，曾经把其领导权交托给一个女人。

        但是，法西斯传统的衰落，给一种新型的极右翼势力让了路，它的意识形态考虑了二十一世纪的变化。政治经济学家让-伊夫·加缪是第一个抓住他们新特点的人：放弃国家迷信，赞成新自由主义的世界愿景，批评福利国家，主张抵制税收，放松经济管制和稳定个人自由，反对任何官方的干预[5]。民主的拒绝--- 或按其国民投票表决和权威裁决意义的解释 --- 并不总是伴随着民族主义的，在某些情况下，伴随的是种族中心主义，它质疑民族-国家的模式，就像意大利的北方联盟或佛兰德斯极右派（the Flemish far Right）表明的那样。

        在另一些地方，民族主义采取保护西方的形式，因为西方受到全球化和文明冲击的威胁。排外心理，个人主义，保护妇女的权利，以及2002年皮姆·佛杜恩在荷兰炮制的公开同性恋，这些东西奇怪地混合在一起，是一个持久选举操作的关键。类似的特性也是北欧其它政治运动的特征，如比利时的佛拉芒利益党 （Vlaams Belang），丹麦人民党，还有刚在斯德哥尔摩进入议会的瑞典极右党。但我们也发现它们 --- 虽然混有比较传统主义的定型 ---  存在于奥地利自由党（其魅力领袖是约尔克·海德尔），在去年10月的选举中，它成了维也纳的第二大政治力量（获得27％的选票）。

        把这个新的极右翼联合起来的新主题是排外情绪，它表现为对移民的暴力排斥。今天的移民是19世纪“危险阶级”的后继者，当代实证主义社会科学把它描绘成一个全社会病态者的窝，其中不但有酗酒，犯罪和卖淫，甚至还有像霍乱这样的流行病 [6]。这些刻板印象 --- 常常浓缩在一个代表性的外国人身上，这个外国人的心理和生理特点已定义妥当 --- 来自东方和殖民地的心态，因为害怕“其它人”，总是感到他们是“侵略者”和“敌人”，这种心态总是可能消极负面地断定身份不确定和脆弱的人。

        在今天的欧洲，移民一开始就带有穆斯林的特点。对于新种族主义来说，今天的伊斯兰恐惧症扮演的角色，就是过去的反犹主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而扮演的角色。对于大屠杀的记忆 --- 通过种族灭绝后果的折射棱镜，对反犹主义的历史感受 --- 往往会模糊这些显而易见的比拟。当代排外心理描画的阿拉伯-穆斯林肖像，同二十世纪初反犹太主义塑造的犹太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以前时代的中欧和东欧犹太移民的胡须，护身符和长袖衣服对应于今天穆斯林的胡须和面纱。

        在这两种情况下，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服装和食品的做法都被调动起来，以建立外来者对国家社会不能认同的负面刻板印象。因此，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作用是非我族类的负面比拟：一个世纪前，大众肖像描绘的犹太人必然有一个鹰钩鼻子和扇风耳朵，就像今天的伊斯兰教徒等同戴面罩的人，即使99.99％的生活在欧洲的穆斯林妇女并没有完全封盖自己的身体。在政治层面上，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幽灵已经取代了犹太-布尔什维主义。

        今天，反犹主义仍然具有中欧民族主义的一个显着特点，在中欧那里伊斯兰教几乎不存在， 1989年的转折点重又唤醒了老恶魔（即使在没有犹太人的地方，它们仍然存在），但在西方极右翼（有时宣称其对以色列的同情）的话语中它几乎已经消失了。在荷兰，基尔特·维得尔把反对“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作为他的中心主题。根据全民投票的情况，57％的瑞士选民赞成2010年11月28日禁止清真寺尖塔。 到现在为止，在瑞士联邦的150清真寺中只有四个尖塔：这道门坎，现在仍然无法越过。

        在意大利和法国，几个声音都提出了类似的措施，表示这远非瑞士的排外主义和民粹主义右派的一个突发奇想，歧视伊斯兰教的意愿与整个欧洲有关。什洛莫·沙是正确的，他强调说，今天恐惧伊斯兰症成了凝结欧洲的水泥 ---欧洲的“犹太教和基督教”发源地应该永远不会被遗忘 --- 就像反犹主义在19世纪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发挥了基本作用[7]。所以这个新的“非法西斯主义化”的极右翼采取了民粹主义的形式。大家都知道，当用该观念来确认对人民的贵族式蔑视时，它是含混的，弹性的，模糊甚至可恨的。然而，这个新的极右派获得频繁的选举突破，证明它有能力在工人阶级和社会中最贫困阶层中间找到一个共识。右派民粹主义--- 埃讷斯托·拉克劳对它很强调[8] --- 依赖被左翼抛弃的人民的困扰，左翼的任务本应该是组织和代表他们的。最后，民粹主义是一个横向的范畴，表示右翼和极右翼之间互相渗透的边界。

        如果任何人对这个问题曾有过怀疑，那么萨科齐已把这些疑虑驱散了，因为在他当选后，先是建立一个移民与民族身份部，然后启动反对罗姆人的运动，依据一个民族-种族的普查而搜捕和驱逐罗姆人，首先在意大利，获得了许多欧洲右派代表的热烈批准。说到底，在这个21世纪的开始，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 ---  避免共和民族主义和社群多元文化之间的枯燥冲突 ---回到了议事日程，如同它在19世纪的情形，当时崛起的自由派中产阶级通过阶级，性别和种族的强大障碍，限制投票表决，反对民主。

        今天，尽管有几个国家颁布了法律，但在我们的机构里，妇女代表性仍然不够；普通人民在离弃投票箱，对一个他们感到陌生甚至敌意的政治制度越来越冷漠；最后，移民仍然被排除在任何权利之外。这些就是我们这个“幸福全球化”的突出特点。

        种族主义和排外心理的变态不可能没有政治后果。如果在欧洲联盟的新国家里，反法西斯主义显然是一个现在的斗争，今天在那里我们看到极端民族主义右翼，反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崛起，那么在西欧这种情况则相当不同。当然，在经历过墨索里尼，希特勒和佛朗哥的地方，反法西斯主义应该是民主遗传密码的一部分，就像我们历史意识的一个成分。新形式的种族主义和排外心理会打着反法西斯主义的口号，所以反对新形式的种族主义和排外心理的斗争可能显得像一个防守行动。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时候，反法西斯主义履行了它的角色 --- 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政治运动 ---特别是在法国，它面临的是一个具有法西斯细胞的极右翼的兴起（尽管总体环境不再是20世纪30年代的情况）。但今天它不是一个捍卫受到威胁的民主的问题。种族主义和排外心理展现了两副互补的面孔：一个面孔是新“共和”极右组织（保护基于种族，民族或宗教而作分隔的“权利”）；另一面孔是政府的政策（无证移民拘留营，有计划的驱逐，旨在诬蔑和歧视种族或宗教少数族裔的法律）。

这个新的种族主义调节自身适应代议制民主，从中重塑自己。因此，需要重新定义民主本身以及平等权利和公民概念，这样才能给反种族主义一个新的推动。

恩佐•卡瓦索出生在意大利，是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关于犹太研究的前讲师，现在儒勒凡尔纳的亚眠大学教授政治学。他早期的三部书已用英文出版：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问题（1994年），犹太人和德国（1995年）和了解纳粹大屠杀；奥斯威辛集中营后的马克思主义（1999）

注释:

[1]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偏见的力量，发现杂志，巴黎，1988年。

[2] 欧文•戈夫曼，羞辱：关于受宠身份的管理的札记。 Prentice - Hall出版社，上马鞍河，新泽西州，1963年。

[3]阿尔贝托•布尔吉奥，虽然有奥斯威辛集中营。 仍然“回归”欧洲种族主义，Derive Approdi，罗马，2010。

[4] 从1940至1944年，贝当元帅当局的意识形态。

[5] 2002. 让-伊夫•加缪，«从法西斯到国家民粹主义。欧洲极右派变形记»，世界外交，2002年5月。

[6] 路易·富安，劳动阶级和危险阶级，佩兰，巴黎，2007（1958年原版）。

[7] 什洛莫•沙，“从犹太恐惧症到伊斯兰恐惧症。民族构成和欧洲建设”，犹太季刊，2010，注释215。

[8] 埃讷斯托•拉克劳，论民粹主义的原因（Verso，伦敦，2005年）。

本文译自《国际观点》第438期，2011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