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乌坎农民抗争谈起

 

青岩


 

 

1927 年,中华全国农民协会成立。广东陆丰和海丰先后召开工农代表大会,宣告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建立。这是第一个红色政权,其基础乃号召 耕者有其田。当年的农民运动领袖彭湃写下诗歌<田仔(即佃户)骂田公(即地主)>,其中有云: “田公唔(即不)知死,田仔团结起。团结起来干革命,革命起来分田地。你分田,我分地;有田有地真欢喜,免食番薯食白米。

        当年依靠工农的红色政权,当下却屡屡被工农大众质疑其威信。

2011年,广东省汕尾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民因为土地纠纷与警方对峙,不断在微博向外强调「我们只是对土地问题提出抗议,我们是党员,是团员,请政府和媒体不要再夸张我们的性质」。几番抗争之后,乌坎村民自发组织的「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是中共建政62年来,首个由官方承认的维权民选村组织。

        乌坎村人口约13,000 人。村民指出,1,500 亩水稻和3,700 亩旱田几乎都被征用殆尽。早在1991 年,东海鸿峰商业经理部划走彩旗埔180 亩地,而1993年乌坎港实业开发公司征地经营一次性房地产开发业务。祖籍乌坎的港商陈文清于1997 年征地500 亩,建立丰田畜产有限公司养猪场,此乃引发村民不满的起点。事由陈文清被指与村委会勾结,倒卖3200亩土地予发展商碧桂园,从中私吞碧桂园支付的补偿。陈文清乃广东省及汕尾市政协委员,也是香港广东汕尾同乡总会会长,在内地拥有多间酒店及开发公司等。

        其实,自从1990年代以来,乌坎村民到陆丰市﹑汕尾市和广东省政府多次上访,惟一直没有得到合理的响应。原乌坎村党委书记薛昌在任41年;村内几千亩土地未经村民同意即被村委会以集体名义出卖和出租,涉及款项达七亿多元人民币,而补助款每户只有550元。

2011921日和22日,乌坎村民到市政府集体抗议,并获市政府承诺,彻查事件。村委会领导早已逃离村庄,三层办公室人去楼空。929日,乌坎村民选举「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共13人当选,杨色茂任理事长,林祖銮任理事会顾问。

        在政府两个月后仍没有合理答复的情况下,村民发起了1121日的和平抗议行动。123日市政府单方面向媒体宣布事件已经解决,市民对此感到极大的愤怒,124日开始,全村13千多村民罢工﹑罢课﹑罢市﹑罢渔,并进行集会和游行抗议。125日,村民抗议非民选的村支书进村任职。129日,警方刑事拘留庄烈宏、薛锦波、张建城、洪锐潮、曾昭亮等5位村民领袖。1211日晚,陆丰市政府突然公布,乌坎村民选村代表、临时理事会副会长薛锦波心源性猝死。1212日和13日,村民发起吊念和申冤的集会,并誓言继续斗争。

面对群情汹涌,政府宣布对村干部进行“双规”,即是在规定时间和规定地点交待,并且暂停村民指控的薛昌和陈文清官商勾结的碧桂园项目。1221日,林祖銮与副省委书记朱明国及汕尾市市委书记郑雁雄在陆丰市信访办公室会面。没有媒体在场拍摄记录,也看不到录音器材,双方各派一名笔录员书面记录。郑雁雄口头承诺,同意为猝死村民薛锦波再进行死因鉴定;两天内释放仍被扣押的三名村民;承认村民组成的临时代表理事会,并承诺不会秋后算帐。至此,事件暂告一段落。

12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是法律赋予农民的合法财产权利,无论他们是否还需要以此来作基本保障,也无论他们是留在农村还是进入城镇,任何人都无权剥夺。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风田分析,温总理的讲话向地方释放了中央不赞成“土地换社保”的信号。128日,国土部曾经发布《关于严格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开展增减挂钩试点必须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必须经国土部批准。未经批准,不得以各种名义擅自开展增减挂钩和建设用地置换活动。但郑风田认为,必须尽快出台新的《土地管理法》,加大地方政府的征地难度,让农民在和地方政府博弈时有法可依。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指出,改革开放以来,至少5000万到6000万农民彻底失去土地,他们有的成为城市居民,有近半没有工作,没有保障,引起纠纷。近20年来,农民被征地约1亿亩,获得的征地补偿费与市场价的差价约为2万亿元。郑风田批评,现在农民对于土地的增值收益只能获取10%左右,其它的90%被上一级政府层层截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守英指出,现行征地模式的危害极大,如果继续用“以地生财”的模式搞发展,损害农民的利益,将会造成更多的社会矛盾与冲突。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1年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指出,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农村集体土地被大量征用,失地农民的数量迅速扩大。目前,中国失地农民的总量已经达到4000万-5000万人左右,而且仍以每年约300万人的速度递增,预估到2030年时将增至1.1亿人左右。

  现代农业经济理论认为,每征用一亩土地,将伴随着1.5个农民失业。依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02030年的30年期间,占用耕地将超过5450万亩,即失地农民将增至1.1亿人左右,据抽样调查,有60%失地农民生活困难,没有因失地影响基本生活的只占30%。有81%的失地农民对未来生活担忧,其中担忧养老占72.8%、经济来源占63%、医疗占52.6%

  在大规模征地的同时,城市土地浪费与低效利用现象严重。据国土资源部200810月发布的《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全国城镇规划范围内共有闲置107.93万亩,空闲土地84.24万亩,批而未供土地203.44万亩,三类土地总量为395.61万亩,相当于现有城镇建设用地总量的7.8%1997年—2005年,乡村人口减少9,633万人,而农村居民点用地却增加了近11.75万公顷(170万亩),说明农村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普遍较低,征地规模确实大于土地的实际需求。

  报告还指出,失地农民转变为城中村居民之后,政府没有承担为城中村民就业转型、社会保障以及长期的服务和管理职责,造成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农民上访中有60%与土地有关,其中30%又跟征地有关。再者,征地扩大恶化城中村的问题。城中村宅基地虽然仍属于农村集体土地性质,但城中村民积极追求土地收益并尽力扩大受益规模,导致严重的违章乱建现象,最终使城中村沦落为环境恶劣、安全隐患突出、人口管理混乱的地区。

        假如失地农民越来越多,后果真的不堪设想。环顾中国历史,任何政权想要长治久安,首要原则乃农民‘有田有地、轻徭薄赋’,安居乐(农)业。

        总而言之,得(农)民心,得天下。失(农)民心,失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