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记住大屠杀

 

亚历克斯.德容

          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全球动荡和变化的时期。但是,在世界许多地方,那十年留下的记忆常常是繁荣和希望的时代,而印度尼西亚却被激烈的暴力浪潮分裂成两半。大约45年前,二十世纪的巨大罪行之一发生了:从196510月初至19663月,经过一次亲共党军官的未遂政变后,印度尼西亚见证了历史上最血腥的屠杀。

        其主要形式是一个反共大屠杀,目标不仅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Partai Kommunis Indonesia, PKI)领导人及其相关组织,而且还有他们的普通成员。成千上万的人死于这些有目标的,系统性的屠杀。 屠杀的结果是建立了苏哈托新秩序(Orde Baru)的独裁统治。“1965”成为了苏哈托政权得以创建的奇迹。对它的记忆,同时被压制和利用,塑造成形和否认:“不要谈论杀戮”,“那些杀戮是一个群众的歇斯底里阶段”,“社会疯狂”,“屠杀是因为共产党人斗争而引起的”,“不要支持共产主义,牢记 他们在1965年中杀死的那些人” --- 而在静默的声音中,有 “不要支持共产主义,记住我们粉碎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PKI)”。

 

1965年前:危机中的社会

        在六十年代初期,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动荡的社会:政治,社会和经济上都在动荡。印度尼西亚国家刚刚十五岁,经过四年反对荷兰殖民势力的游击战争并赢得独立后,1945817日正式立国。战后的政治,在许多印度尼西亚人的生活中是一项重大议题。在1955年的首次大选中,投票率惊人,几乎达到百分之百。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状态多样和活跃,各种政党和附属组织遍布整个社会:从信贷公司到各个祈祷团体,从农民工会到象棋俱乐部。一个政治中心和相关组织的结帮就成了族群党派。族群党派是日常生活中的事实 --- 他们不仅仅是在选举时活跃的竞选组织,而且还构筑了其同情支持者全年的生活。一个人归属于族群党派的,往往是“个人的基本身份”,正如印度尼西亚专家马克斯·兰在他的著作“未完成的国家:苏哈托前后的印度尼西亚”里所写的那样。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最大的党派。在1920年成立,是苏联共产党以外历史最悠久的政党之一。在荷兰殖民当局压制下,在1927年糟糕的反抗后,它于日军占领结束时重新组织了起来。在1948年勉强逃脱印度尼西亚新政府的彻底摧毁后(在所谓的“茉莉芬(Madiun)事件”,亲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民兵建议的反叛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用和平宪政力量的建设战略,在赢得支持和影响方面获得很大的进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DN 艾地制定了一个理论,认为印度尼西亚国家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进步或“爱人民”的,与全国总统苏加诺一致的方面,另一个则是反动或“反人民”的方面。共产党人的任务是支持和加强国家的进步方面。该理论同列宁坚持摧毁资产阶级国家和关于国家的阶级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矛盾 --- 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惊人增长似乎支持艾地的实用主义。

        该党声称,19597月至196210月间,党员从150万到增加200万,而其外围群众组织人数应该由780万上升至超过1100万,几年后,达到2000万的高峰。在制宪议会的选举中,该党赢得了16.47%的得票率。1962年,牺牲议会集中权力在自己手中的苏加诺,任命了他自己的内阁 --- 一个他所谓的“有指导的民主”制度 --- 给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艾地和莫•哈•鲁克曼以内阁部长职位。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仅活动在政治选举的层面上。在1956-1957年间,在印度尼西亚的几乎所有的荷兰人公司企业都被工人占领。这些占领发生在群众动员的高峰期,由苏加诺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牵头,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继续在印度尼西亚经济中的作用。然而,党在看着正式“国有化”的公司被移交给军队控制:军官被任命管理新'国有化'的工厂,无情地在工厂镇压任何工会活动。

印度尼西亚社会左,右两极分化日益加深。在右翼,份量和组织性能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匹配的是军队。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反对者培育了与军官的联系,这些军官反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政策,反对其组织民兵的建议。同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作用受限于其与总统苏加诺结盟的政策。蓬卡诺(即苏加诺),就像他被人们称呼的那样,在右翼及其军队支持者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及其群众运动之间维持平衡。早在20年代后期,苏加诺就开始使用了纳沙贡(NASAKOM)口号 --- 民族主义,阿含(宗教)和共产主义 --- 以象征共产主义与伊斯兰教在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事业中结合。苏加诺的思想把伊斯兰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置于一个据称包涵性的民族主义运动里。

        尽管苏加诺持续讲述“继续印度尼西亚革命”,但社会和经济的变化不大。一方面是苏加诺的狂热反帝言论,特别是针对荷兰,英国与美国的“新殖民主义”言论,另一方面日常现实助长造成危机的一般感觉,两者之间存在着间隔。受挫之下,党参与了一个痛苦的文化争端,反对所谓‘反动’或 ‘反人民’的艺术家和作家 --- 疏远支持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势力的那部分知识分子。苏加诺自己的纳沙贡思想和群众人气有助于保护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免受右翼的直接攻击。

        但只要党的行动不再服从民族团结的政策,冲突就不可避免了。在1964年和1965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无法忽视贫困农民的需求,开始在农村施行比较独立的做法。1960年一个相当进步的关于土地改革的法“土地和作物共用法”获得通过,其目的是消除大地主,分配土地给劳动农民,在租户和业主之间执行收获分享。但是,法律差不多是无用的,原因在其生效以前:该法的执行基本上都被保守的政府官僚破坏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企图通过所谓的Aksi Sepihak(“单边行动”)群众行动强制执行该法律,结果导致激烈的两极分化。他们失败了,因为地区的地主,往往是伊斯兰领袖,他们和右翼政党以及正统的穆斯林帮派桑特里(santri)联合,动员支持者,导致打斗,偶尔出现人员伤亡。在像东爪哇地区这样强烈的桑特里地区, 1965年初,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已经处于守势。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苏加诺身上见到了一个“反帝国主义”“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人--- 但在与军队的对抗中,这个盟友的弱点就变得明显了。更有甚者,在面临关于土地占有问题的深刻分裂时,苏加诺紧张地呼吁“团结”,使用的是其纳沙贡口号:“避免国家分裂,停止歇斯底里,停止战斗,在旗帜上写上纳沙贡(NASAKOM)”。但它恰恰加剧了农村地区的阶级矛盾,使得继续实行纳沙贡政策变得不可能。军队控制大型国有企业,阻挠日益左倾的苏加诺调控经济的尝试。就像在土地改革的斗争中一样,印度尼西亚左派发现军队阻碍进步的变革,而苏加诺无法改变这一点。

        1957年年底起,印度尼西亚陷入了一个深刻的经济危机 --- 一个不能完全归咎于苏加诺政策的危机 --- 进出口产品的世界市场价格的崩溃 但这是一个他无法解决的危机。通货膨胀率飙升:印度尼西亚盾的币值一周一周地下跌。因为钱不值钱,地主们更是决心要保住他们的财产。革命的支持者越想越沮丧,而对于他们的敌人来说,革命的危险越来越大,因为苏加诺和他的支持者不断地 呼唤一场“革命”。苏加诺的革命言论越来越多针对现实。矛盾和经济危机削弱了他的权威,担忧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看到了他权力的限制。

 

九·三零运动

        1965101日,大约凌晨三时十五分,士兵登上卡车,前往国防部长纳苏蒂安,陆军司令艾哈迈德·亚尼中将住所,还有亚尼的五名下属将军的住所,他们有:在首都雅加达的S. 帕曼,马斯·提托达摩·哈粤诺,R.苏帕普托,索托炯·斯沃米哈德挢和唐纳德·伊沙克·蓬甲坦。一般认为,这些将军们有右翼情绪,敌视苏加诺。这些士兵属于一个名为“九·三零运动”的组织,该组织声称支持苏加诺。他们稍后会声明,其行动的目标是 “逮捕”右翼将领,目的是防止他们发动反对苏加诺的政变。 不过,艾哈迈德·亚尼,哈粤诺和蓬甲坦试图逃避被逮,在其家中被打死。这一行动最重要的目标,纳苏蒂安逃过被逮:在纳苏蒂安的副官回来以前,在混乱中,要绑架他的人射杀了他五岁的女儿和一名警卫。

        绑架者用无线电广播让他们公开于世。上午0715分在国家广播电台作了第一次广播,报告采用第三人报导新闻的形式。也许这是为了让广播有更确定的特点--- 但是这可能是混乱的许多来源之一。报告中宣布的唯一名字是总统卫队营长翁东中校,他声称该运动希望避免'将军委员会'Dewan Jenderal)的'反革命政变'。虽然“九·三零运动”的参与者反对他们的上级军官,但他们声称其行动乃是出于对最高统帅,总统苏加诺的忠心。

        在接到绑架的确实消息后,该运动的三位领导人,MA 苏帕托准将,苏基诺上尉和班邦·苏蓬诺少将,试图联系在其宫殿的总统。但苏加诺不在家。 如果苏加诺会见了他们,会发生什么呢?逮捕他,就像发生了政变那样?或者他们的职业忠诚是真的?历史学家约翰·罗萨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把右翼军官被逮捕的事实摆在他面前,要求他的支持。在稍后的广播里,该运动宣布解散苏加诺政府,结果这成了他们未能赢得那些领导人支持的临时反应,而那些领导人则是他们声称要捍卫的人。无论苏加诺对运动有什么样的感受,要他在政治上发声,支持流血绑架和至少三个全国最高将领被杀,那是极其困难的。 但杀人后,即便革命的象征不追究他们,运动也没有退路了。

        九•三零运动的运作被描述为'单边权力改组'的尝试。在六十年代初期激烈的权力斗争中,'权力改组'意味着用更友好的人替换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及其盟友有敌意的领导人和政治家。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决定转变推翻政府的战略,试图在国家宪政体制中赢得权力后,'权力改组'成了扩大其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战术。认为九•三零运动是拙劣的'权力改组'企图,这个说法可以解释该事件引发的许多困惑:为什么该运动前进时,获得的军方支持这么少?为什么他们要花这么久的时间正式宣布组成新政府?为什么对一个总统表白忠诚,随后他们又宣布'解散'总统的内阁?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一开始有些支持该运动,但并没有为一个严肃的政变企图而动员其数量庞大的同情者。党通过其报纸人民日报上的一篇社论表达对运动的同情。翁东和他的同伴得到了一些来自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下属的运输和通讯工会的协助,也得到了党的青年组织‘年轻人’的少数非武装成员的帮助 --- 但支持政变的群众动员从未实现过。九•三零运动宣布将‘解散’政府和建立‘革命力量的新组织’后,在苏哈托少将,后来的军事情报和战略后备指挥部(Kostrad) 头头的命令下,右翼势力,一支快速反应后备部队迅速地压垮了该运动。数目微小,组织紊乱以及没有群众支持,所以叛乱士兵无法同苏哈托的部队相比。

        事件动起来后,该运动,其行动和它声称的任何动机,都消去了,被军队的暴力和它归咎于运动的动机掩盖了。苏加诺试图淡化这场运动的意义,说它只不过像 ‘印度尼西亚革命海洋的一点涟漪’--- 但军方决定使10月初的事件成为独立以来最重大的历史事件。

 

杀戮场

        忠于苏哈托的部队刚恢复其对雅加达的控制,一场大规模的宣传运动随即展开。军方报纸想出了牵强附会的缩写Gestapu称呼九•三零运动,以便让人联想到纳粹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同时,把该运动展现为一个共产党人的猫爪,试图在一场中国支持的政变中抓住权力。宣传活动并非局限于对共产党领导层的谴责,还把它的所有支持者投入一个邪恶的阴谋里。根据军方的宣传,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目标, 是抓住一切权力,建立一个无神论的,罪恶的独裁统治。散布故事,说共产党制定广泛的死亡名单,准备矿坑倾倒尸体,并计划拷打所抓者。

        通过把他们描绘成对两个权威支柱---父权和宗教---的威胁,军队获得了支持。印度尼西亚妇女运动(Gerwani)是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结盟的妇女组织,对印度尼西亚妇女运动成员角色的描述,尤其荒唐。印度尼西亚妇女运动成员被指在被俘的官员面前跳裸体舞,然后再把官员们阉割,丢进坑里。随后,据说印度尼西亚妇女运动成员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员狂欢。这种狂想,是一种明显的影射,用以动员男人搜捕所谓的共产党人。同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无神性质被强调,指明说共产党对宗教是一种威胁 --- 无视许多共产党人是实际的宗教信徒,而且党甚至对伊斯兰教教义做某些解释,以便吸引人们到它的事业里来。

        军队明确指出,必须用暴力消灭共产党的威胁。108日的军报‘武装部队’宣布:‘依牙还牙’。纳苏蒂安将军本人在反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运动中要发挥突出的作用。在一个向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学生所作的讲演中,他宣布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已经‘叛国’,必须被‘消灭’。必须‘立即粉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支持者。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灭绝过程有不断升级的几个阶段。首先是行政措施,禁止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及有关组织,停止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代表资格,清除政府部门的共产党人。官方新闻机构安塔拉 --- 被怀疑'亲共产主义' --- 被置于军方控制下,数十名记者被逮捕。这些行政措施,为大规模使用暴力腾出了场地。

        亚尼死后,军队命令必须传给苏哈托将军,他有效地保持着个位置,即使苏加诺任命了普拉诺托少将为新的陆军首长,情形也依旧。危机期间,苏哈托同苏加诺会谈五小时长后,获得了'恢复安全和秩序的'的责任。两个星期后,苏哈托正式控制军队,并从那里登上了国家元首的地位。

        从一开始,军队就掩盖其踪迹,使子孙后代难以发现谁该负什么责任或事件的前因后果。即使军队报纸和官员号召‘粉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军队内部的指示,也只是非正式地做转达。大部分的屠杀由平民实行,由军方组织和鼓励。这一大规模屠杀阶段开始于政变一周后,时间在108日,以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伊斯兰团体为主的群伙,放火烧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雅加达总部。陆军特种部队武装和训练了反共青年团体。军队和青年团体一起工作,采用在被毁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办事处获得的名单,跟踪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员。十月末,撒沃·厄德熙中将在同联合安全工作人员的一次谈话中强调‘心战’的重要性---  通过小册子和'传播信息'进行心理战。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写道,军队‘鼓励反共的平民协助工作’,并谈到了培训右翼团体,送他们去杀害共产党人。军队利用民间团体和间接的命令,他们知道,苏加诺仍然支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许多人仍然同情支持这一联盟。未遂政变和第一波杀人潮之间的时间,被军方用于采取行政措施,以削弱共产党各帮派的组织结构,扩大军队对媒体的影响和传播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宣传。只有在这之后,屠杀才开始了。例如,在巴利岛‘携带死亡名单的部队的抵达’担任了‘推动屠杀的关键作用’。

        杀人高潮发生在196512月,未遂政变后的两个月,然后规模不断减少,直到19663月。到底有多少人死亡仍是一个未知数:保守估计最低在500.000;其它估计总数为一百万甚至二百万。

        大规模屠杀的计划性系统性并不意味着没有其它或多或少自发的作用在其中。一些华人受害,因为他们被视为外国人,或者像在其它东南亚国家,受到贸易剥削的牵连。狂热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攻击作为‘神的敌人’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支持者。但是,这些宗教和种族冲突是政治清洗的副作用。大规模屠杀是由军队对政治对手发动的攻击 ---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已经不受法律保护的情况下,其它的攻击动力就肆无忌惮了。一致的看法是,并无太多证据证明许多人被杀害于抢劫或私人恩怨:绝大多数杀手的杀人动机确实是杀‘共产党员’。

        然而,大规模的杀戮提出了一个‘政治整肃’理论的问题。在其它国家,如果一个军事独裁政权上台粉碎强大的左翼运动,被杀死的人数则远远小得多。皮诺切特的独裁统治期间,数千人被杀死,由阿根廷军政府造成被害者高达30.000 --- 但即使考虑到印度尼西亚的大尺寸,这还是有一个50万到100万的质的区别。为了解释屠杀的规模,必须要把清除放入考虑。左翼运动越深入,用于粉碎它的暴力就越激烈。印度尼西亚从未见过那种困扰如此多的拉美军政府的抵抗,而且左派也不能在类似于拉丁美洲的规模上恢复。从这个角度来看,苏哈托和他的同伴只是比拉美独裁更有效率。

        受害者数字越大,肇事者的数字必会越高。考虑到杀戮发生的时间较短,并且许多人是被原始的武器和工具杀死的,那么肇事者数目必须很高 --- 安德森估计它必须数以万计。所有这些人的动机是什么?他们不可能全部直接由部队组织,一定有一个与‘幕后’动机有关的重要因素。

 

外国列强的作用

        破坏‘共产主义阵营’以外的最大的共产党是西方政界积极欢迎的。美国国务院负责印度尼西亚情报的职员霍华德·费德斯佩尔回顾大屠杀时,指出‘只要他们是共产党人,就没有人关心他们是被屠杀。’事实上,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政府鼓励创造导致暴力冲突的条件。这种干预也不是新事。茉莉芬事件后,苏加诺本人几乎粉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这个事实是美国第一个支持他反对荷兰的重要原因。当苏加诺做得越来越激进时,他们转而反对他。

        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首先实施了经济,技术和军事援助,以鼓励军队在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作为反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力量,发挥更大的作用。在1964年中期,美国更进一步,积极尝试挑起军队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之间的冲突。美国官员意识到苏加诺不会放下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联盟,他的声望弄得像军事政变这样的直接行动非常危险。但一个类似亲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失败政变,这样的事件将是完满的借口。美国人并不是试图挑起印度尼西亚危机的唯一者:甚至更早,英国已采取政策,要在可能的情况下,挑起一场‘导致长期内战或无政府状态的权力斗争’。

        尽管如此,1965年底发生的事件让西方情报机构感到惊讶。并不能真正证明这样的说法,即整个九•三零运动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苏哈托设置的一个陷阱。但是,像美国助理国务卿乔治·鲍尔这样的人立即意识到‘如果陆军动起来,他们有实力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擦拭地球,如果他们不动,他们可能就不会有另一个机会了。’在这一点上,西方各国政府最担心的是,军队会动得不够快,如果它动起来,它可能不会消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社会基础,留下左派死灰复燃的可能性。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都为军队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宣传运动迅速提供服务。

当军队确实着手大规模屠杀运动这一点已经明确时,美国大使馆开始讨论向苏哈托和他的同伙提供物资援助。当可怕的报告蜂拥而入时,他们仍然担心杀的人不够。在印度尼西亚以外,西方对大屠杀的官方反应主要是沉默。一个有限,但有政治意义的援助流,包括提供小型武器和现金给军官们,给了将军们一个信号,他们可以依靠西方的支持。美国官员提供了确定数千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干部的名单给印度尼西亚军队,后者使用它们追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员,把他们逮捕和杀害。由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冲突中,已越来越倾向于中国,苏联知会将军们‘如果要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非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之间作选择,苏联将选择后者’。对于西方强权,摧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于确保该国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体化是必要的。而且他们也成功了:在苏哈托时期,印度尼西亚忠实地遵循西方批准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改写历史

        在评价1965年大屠杀和制订替代新秩序的话语权上,诸多问题之一是这个话语权本身就是矛盾的。当然,这个政权可以不承认它是一个大规模流血的产品。同时,它在关心地提醒大家,如果想成立任何一种反对党,它是什么都作的出来的。该事件的官方版本是简单的:九•三零运动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计划让自己抓住所有权力和建立独裁政权的前沿行动。军方称,由于迅速采取行动,它已经‘挽救了国家’。这种历史的解释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在教科书,纪念碑中,显示在每年纪念将军死亡的电影中。1965年的官方和半官方记录,如‘印度尼西亚民族史’和所谓的1965年‘白皮书’,无视九•三零运动暴力之后的杀戮行为。官方历史上最伟大的名字是努格罗霍·诺托苏散托,八十年代以前他是陆军历史中心(Pusat Sejarah Abri)的主任,然后成为教育和文化部部长。他编辑的 ‘印度尼西亚民族史’的学校课本,是如此地反智识常理,其反共立场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它们刺激得印度尼西亚学生对任何历史都不相信。对于该政权,冷漠和玩世不恭 --- 而不是热情地认可其历史观--- 很可能就足够了。

        官方的历史把军队置于同印度尼西亚民族敌人斗争的悠久传统的中心。荷兰殖民主义当然是其中之一,但‘共产主义’变成了另一个。茉莉芬事件被描述为对反荷兰殖民者斗争的背叛,当然,九•三零运动被描绘成是另一个‘叛国’的例子。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其它左翼团体在印度尼西亚独立运动中的重要作用被埋葬了。

        这并不意味着对1965年大规模屠杀的记忆被抹杀了。相反,关于屠杀的记忆落入了谣言的领域。其结果是该政权不承认大屠杀的责任,却可受惠于活生生的恐惧。折磨人的流血故事流传在没有发生过杀戮的地方,增加更多的混乱。

        一个国家纪念碑,被称为卢邦·布阿亚或鳄鱼坑,建立在弃置将军尸体的现场,以纪念那些将军。它有6个单独的雕像。指挥官亚尼,站在中间,用手指着坑,仿佛提醒观众发生了什么。大型嘉鲁达神话鸟,用作印度尼西亚民族的象征,盘旋在军官们头上,把将军们同全国连接起来。一个青铜横幅讲述了绑架,谋杀和军队崇高作用的官方版本。干预前,有混乱,谋杀 --- 然后秩序恢复:国家是和平的,由军队保护,发展,妇女再次是贤慧的母亲。在附近的一个博物馆,西洋镜重复官方的故事,包括可怕的酷刑。像亚尼的汽车,绑匪所使用的一辆卡车这样一些遗物,被用来强调现场的真实性质。

        对于新次序,1965年不仅仅是它诞生的时刻:当它必须处理反对派时,就调用‘共产主义威胁’做它镇压的理由,并作为新次序连续性的论据。奇怪的是,这意味着这个最反共的政权不可能宣布对其痛恨的敌人的最后胜利。印度尼西亚成为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共产主义的幽灵不会离开,甚至九十年代初苏联集团在全球崩溃后也不会离开。这种威胁必须被一次又一次的调用。1965年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被打跨驱散 --- 随着领导层的消失和苏加诺的倒台,它的成员和支持者失去了政治指南针。苏加诺统治突然垮台,让整个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做法遭贬。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一个为了在印度尼西亚政府规定的限制内做鼓动建立的组织,对于任何一种地下抵抗,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毫无准备。虽然在新秩序期间,一些地下活动继续进行,组织任何形式抵抗的尝试则非常少而虚弱 ---1965年以后,军队反对共产党的行动不是平定叛乱,而是追捕失败运动的幸存者。

        夸大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能力,总是同一个现在确实已成为幽灵的共产主义威胁斗争,这样做仍然合乎军队的利益。共产党敌人是什么样子,是由军队决定的。 这有可能使他们指责最不喜欢的候选人是‘共产党人’--- 这不啻是一个死亡威胁。由共产主义集中体现的,对‘国家安全’的持续威胁,在军队一个‘双重职能(dwifungsi)’的教条中,在政治和国家安全两方面,发挥有重大作用。不停的强调国家安全的持续威胁,在1978年军方开办的国防研究所(Lembaga Pertahaan Nasional-Lemhannas)上正式成形。这个‘军事教育研究所’设立了一个项目,名为全国警戒进修班(Penataran Kewaspadaan Nasional-Tarpadnas),目的是对官员和平民做有关国家安全威胁的教诫。‘进修课程’部分地是对苏哈托政权的一个学生抗议活动的反应。来自1979年的一个课程档表示,一个‘新左派’已踏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脚步,在组织共产党活动,现正在动员学生和知识分子。据国防研究所说,1965年以后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已形成了‘无形的组织’(organisasi tak terbentuk),由试图渗透到合法机构的‘细胞’组成。

        苏哈托政权展开了印度尼西亚社会深刻的社会政治重塑。政治体制,变成了一种三角形,从业集团党(Golkar--- 执政党,1964年由军方创立,用作反共产主义团体的保护伞 --- 牢固地处在顶部。下面是仅有的其它两个合法政党,所有其它的党派都被迫与这两者合并:一个是'伊斯兰的',另一个是'世俗的'。即使在苏加诺的‘指导性民主’日益专横的统治期间,政治辩论也已经相对自由,印度​​尼西亚社会也越来越经常地看到群众政治动员。苏哈托政权希望的是完全相反的东西。新秩序的政治设计师,阿里·穆托坡将军在他的书 ‘加速现代化发展的25年’中,概述其原则。对于苏加诺年代,他形容写道,‘人民群众,特别是那些在乡村的人,总是政党政治和意识形态利益的牺牲品’,这些政党带领人民‘忽略日常生活用品,忽略发展和改善自己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相反,新秩序将遵循‘非政治化’的原则,把‘受政治操纵的人解放出来’,这样人民就会‘全心全意努力发展’。

        这总结了新次序意识形态的鲜明特性:以深深的精英主义态度对待下层阶级而且迷信‘发展’。在村庄的人民中,苏加诺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支持者最多,在将军们看来,他们落后,缺乏发展。他们不应卷入政治,而应努力‘发展’国家。家长式的精英主义会提醒人们激烈的政治两极化的危险,提醒 ‘人们疯狂时’会发生什么事,以使其把最大群人口拒之政治活动门外的做法合理化。

        这些想法并非凭空掉下来的:像将军们那样有教养的城里人对农村人的偏见,并不是新的。而且,也没有人抱怨政治混乱:苏加诺本人曾为在‘指导性民主’的说法下对民主的限制作辩解,说政治分歧正在席卷全国。军队的民族主义论调,即直接把敌人置于民族之外,也是老调。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已经淡化了印度尼西亚内部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因为这样的政策同苏加诺强调的国家统一有矛盾。

        苏哈托把自己命名为‘发展之父’:对于那些从中获利者,经济发展往往是充足的理由,让人接受军人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接受苏哈托对权力和特权的大肆滥用。即使是曾支持苏哈托政变的伊斯兰团体也被缴械,离开了政治。从1975年新秩序政权最后形式笃定,到1998年它垮台的几十年间,主导的话语,是一个不断上升的普遍繁荣,为了这个繁荣,理应接受军队对国家的控制并抑制异议等行为。在苏哈托统治期间,估计有超过2000本书遭取缔,它们的大多数与‘1965’有关。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从苏加诺的‘反帝国主义’的,第三世界多样性的民族主义,转变成一个注重全国合作发展的民族主义。

 

一个新的故事?

        1998年苏哈托的垮台和印度尼西亚民主化('Reformasi')的尝试,极为有助于印度尼西亚人给‘1965 ’另一种解释的能力。但是,在历史的撰写中,要给印度尼西亚左派任何一种‘平反昭雪’,仍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虽然那个政权本身垮台数年,新秩序的许多支持者仍然在掌权。经过30多年的不断重复,新秩序版本的历史已经根深蒂固。一代又一代的精英由‘新秩序即-社会秩序’孵育出来。虽然苏哈托是新秩序政权的无可争辩的领袖,但他由一个利益联盟支持着。苏哈托本人倒台,民主正式得以恢复后,这些人只是将自己重塑成‘改革者’和‘民主派’。前新秩序的支持者通过运用更多时尚的修辞,主导着印度尼西亚的‘民主’的机制。

        19991020日至2001723日,阿卜杜勒拉赫曼·瓦希德21个月的总统任期,这个例子很有启发性。虽然他是伊斯兰教士联合会(Nahdlatul Ulama)的主席,但瓦希德本人是一个进步的自由主义者,是第一个为那些杀戮道歉的全国性政治人物,不过伊斯兰教士联合会是一个穆斯林宗教组织,其青年支派Anser1965的杀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改革印度尼西亚国家的试图,不断受挫于新秩序的余孽。他试图正式解除1966年建立的对共产主义的禁令,这成了他最具争议的行动之一:它遭到了敌意和失败。军事和政治对手之间的一个联盟剥夺了他的权力。

        不愿面对过去,不仅是数十年长期灌输的结果。许多普通的人是1965年大屠杀的参与者。对65年的任何重新检查,将引生焦虑甚至罪恶感。还有恐惧:就是新秩序的宣传,说存活下来的共产党或他们的子孙有一天会报仇。

        于是,正统民族主义的历史学派在后改革时代仍然占主导地位。‘国家历史’的作家,拒绝面对1998年以后自由得多的媒体所作的揭示。在1999年年底,教育部发出的教师指南,以应付‘官方’历史和‘媒体’记录之间的差别。该指南是由诺托苏散托的一个前门生编纂的。它的理由是,‘不确定性’将导致‘民族团结的消极后果’。

        如果有一个团体有兴趣于历史的重写,那就是受害者和追逐他们足迹的左派。应该牢记的是,新秩序政权的垮台是社会动荡和亚洲经济危机特别尖锐的表现相结合的结果。就其本身而言,零散的反对运动不会有力量向苏哈托提出一个真正的挑战。改革期间,左翼领导力量是人民民主党(PRD),它的活动成员从来没有超过几百人。尽管如此,它仍经常作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新化身而遭受袭击。即使在苏哈托倒台后,人民民主党(PRD)领导人也被逮捕和受酷刑。回溯革命社会主义领袖陈马六甲几乎传奇的人生,印度尼西亚毕竟知道印度尼西亚左翼历史作品的一个传统。但印度尼西亚的左翼运动脆弱,迄今未能真正挑战新秩序的正统性。然而,改革开启的空间,允许几​​十本有关1965年的书出现,其中许多书批判新秩序的观点。对新秩序历史的批评和恢复印度尼西亚左派的尝试,不只是局限于书本,还包括期刊,展览和纪录文献。

        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小说家普拉莫底亚·阿南达·托尔。1965年前他已经是重要作家,他因为是共产党的人民文化研究所(Lekra )的成员而被捕,在他14年的监禁期间,仍艰苦卓绝地写作。他的作品大部分是有关历史的,显示‘老百姓’创造历史的作用 --- 直接同新秩序的精英主义相矛盾。从监狱释放后,普拉莫底亚连同另外两名前政治犯,创建了米特拉出版社。前政治犯在印度尼西亚仍是贱民:他们的护照载明前囚犯的身份,他们被要求定期向警方报告。尽管如此,普拉莫底亚,哈斯伊姆·拉赫曼和约瑟夫·埃萨克,都是‘苏加诺主义’的左翼,无视禁止出版前政治犯作品的禁令,出版物中就有普拉莫底亚的小说。米特拉的出版物在创造正统说法的替代品上,发挥重要作用。

        幸存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员和支持者书写的自传表明,即使在新秩序的影响力强大时,另一种不同说法仍然还存在着 --- 虽然只是一点点。但这种记忆有其自身的问题。其中许多记忆,是在事件发生几年甚至几十年后写的。因此,它们可能会更多地反映人们对随后改革(Reformasi)的感觉,而不是他们如何经历1965年及其创伤的。而政治并不局限于国家和国家认可的历史宏观水平。这些文章是对新秩序话语权的挑战,但处在一个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被妖魔化和反共产主义思潮很强烈的环境中。这使得他们的作家采取防守姿态,避免例如1965年之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及其伙伴参与镇压和恐吓政治对手的情况。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活动,首要的是合法的,而且是支持合法总统苏加诺的。

        这个防御姿态掩盖了印度尼西亚的矛盾,而这些矛盾能够解释‘1965’。挽回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愿望也导致了否认共产党参与了或支持过九•三零运动的任何可能性。取而代之的说法把苏哈托描写为邪恶的主谋,阴谋策划了整个事件过程。就像新秩序编织的故事那样,这是一个政治上有用的神话 --- 但它也弄混了在这些悲惨的日子里发生的事。

        1999年,记者策划一个展览,叫做‘日惹索罗摄影记者的三个秩序展’,是由记者和学生活动分子举办的。三个秩序,指的是苏加诺的旧秩序,苏哈托的新秩序和改革时代。最令人注意的一张图片是杀戮开始前不久拍摄的。它描述了在日惹的一个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集会上的一群年轻人。舞台不可见,只看到一群听众。他们看去轻松,甚至快乐。在照片的中心,一个年轻女子看着镜头:她在微笑,似乎充满生机。正如一位作家对画面所描述的:‘这张照片中,没有什么险恶的东西,没有什么符合新秩序政权持续描绘的共产党邪恶形象。’

        对图片的反应是后改革次序时代对1965年态度的快照。参观者对图片中的人们感到同情 --- ‘邪恶共产党’再次成为人类了。但是,这同情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否认遇难者的部分身份:所描绘的理想主义青年应该是‘并不真正知道’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计划,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想法的禁忌如此强烈,以至于无法调和他们是‘就像我们’一样的人,又是共产党人的想法。承认1965年受害者的人性无疑是重要的第一步。但是记住人的悲剧,并没有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对于印度尼西亚社会,要从心底接受它的过去,接受受害人的政治信念,对于他们的生和死是重要的,也需要得到承认。

亚历克斯•德容是第四国际荷兰支部,社会主义替代政治(SAP)党的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