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政府一手催生的暴力漩涡

 

仲明

 

特区政府的施政每况愈下的趋势,在曾荫权政府进入换班在望之际,竟然更趋乱哄哄。令人不禁想起,这位自称政治家的特首,领导着一个以行政为主导的政府,竟然推行一些导致天怒人怨的措施,令社会人士大力反对,招来不同程度的冲击。当中,以八、九十后的行动较为瞩目,因为他们毫不理会有关当局,特别是警方的警告。

  特区政府采用迹近高高在上、霸道、任意妄为的施政态度,不难激起市民的愤慨,特别是年青一辈的社会运动参与者。

就拿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林瑞麟五月十八日出席两个电台节目的讲话为例,不单表现其一贯的傲慢,更甚的是,他表现了对普罗大众市民的权利视如无物。

  政府在五月十七日宣布就立法会议员辞职或因其它情况而出缺的议席提出建议替补安排。「地方选区及新设的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议席如在任期中出缺,会按上一次换届选举的选举结果定出人选以作替补,人选为在上一次换届选举,获最大余数得票的候选人名单的首名未当选候选人。这些选区或界别均采用比例代表制的名单投票制。这建议的替补机制符合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亦能反映选民在上一次换届选举中所表达的整体意愿。」(政制及内地事务局2011年5月17日新闻公报)

  翌日,林瑞麟在一个电台节目,讲解新安排将会在二○一二年实施。稍后会将修订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有关建议不会作公众咨询,因为去年五月的立法会补选,投票率只有17%,比区议会一些补选更低,清楚显示市民期望选出的议员完成四年任期,不应中途无故辞职,政府有责任堵塞法例漏洞。

  林瑞麟又重申,由取得最大余额票数的候选人,而非由同一名单候选人替补,较能代表民意,亦堵塞漏洞,以防有知名度的政治人物当选后辞职,传位给新人云云。

  就立法会议员辞职或因其它情况而出缺的议席提出建议,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单方面宣布的。作为一个特区政府的行政部门,竟然可以颁令事关选举制度的改变,而又同时说:「不会作公众咨询」,直接交到立法会审议。这是甚么货色的管治方式!

 

市民被咨询的权利也剥夺

  市民大众连被咨询的权利都被林瑞麟及其一伙剥夺了!

这种就正是最赤裸裸的暴力!是特区政府施加于全体市民的暴力!

特区政府这种关起门来制订政策,然后再到立法会,借着立法会内分组点票等手段作橡皮图章式通过法案,早已激起反对的声音。早年有廿三条立法;近则有高铁拨款、财政预算案的六千元派糖方案等。那种行政强权主导的行事模式,何其丑陋。但正正由于这个畸形的政治制度源于不民主的基本法,致使一众大小特区政府的官员可以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视人民如草芥。

 

「暴力的漩涡」

  这个局面令笔者不期然再次想起在七十年代读过的一本书。

  那是一本写于越战年代,由一位巴西籍大主教兼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于一九七一年提出的,名为「暴力的漩涡」。

  这本书因应当时世界不同地域的不平衡发展、东西方集团的冷战和各个国内的不同程度的不公义状况,指出了一个威胁人类的景况:在世上任何一处地方,不公义的情况就是一种暴力的形式。这就是任何社会形态都会存在的基本暴力。

  没有人生而为奴,亦没有人愿意处于不公义、被人屈辱、被人规限的情况下。若一个人被局限在一个次等的状态下,其实他的生存状况就如一头动物。事实上,社会上正正有这样那样的特权社群,把另一些人赶进这样一种下等人、甚至更差的生存状况中,令他们处于不公义、屈辱、被设限,没有前景、没有希望的生活中。

  这种在建制中存在的暴力,是社会上存在的最根本的暴力形式。

  这种最根本的暴力,必然会引致跟随之而来的反抗。它可以来自被压迫者本身的反抗,亦可以是社会上的年青人看不过眼,誓要为建设一个更公正、更合乎人性的社会而反击。

  这种来自反抗的暴力,在世上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因为被压迫者不断地瞪眼看清这个社会的真面貌。

  同一时间,社会上的执政者、特权阶级感到极度震惊,视这些反抗者为激进分子、煽动者、破坏者等等。执政者和特权阶级,通常都会针对这些「激进分子、煽动者、破坏者」,他们欺人自欺地认为,只要这些人不搞事的话,被压迫者就不会知道社会上有不公义的状况,他们就会乖乖地继续做其顺民。

  时至今天,在信息发达的社会,根本难以想象这种愚民政策还可以立足于世上。

  当被压迫者和年青人起来反抗在社会上存在的根本暴力的时候,统治者就认为,他们不得不维持社会秩序而出动形形色色的武力镇压。他们会奉社会安宁、果断制止破坏秩序之名而行事,誓要把这些激进分子、煽动者、破坏者绳之以法。

  当然,这只是「暴力的漩涡」的开始。

 

这是一个不公义的社会

  对比当下的香港,上引的论述几乎完全在香港可以引证。

  这是一个不公义的社会。立法会通过的2012年政改方案,仍然是由小圈子选举选出特首和功能组别议席,使既得利益者、特权阶级可以继续延续、维护各大小集团和个人的利益。这种源自基本法的政治制度,早就应该扔到历史的垃圾堆,但偏偏却让它扼杀了好几代人的民主追求,使人们愈加怀疑十年后是否有真正普及而平等的选举。

  这是一个不公义的社会。过去,由港英年代的三高政策开始,已令市民一直对楼价大幅颷升表现不满。特区政府为了应对金融风暴的危机,救市不救人,不单停止卖地、停建停售居屋等等,它更不正视楼宇供应被大地产商操控的情况。特区政府不单对楼宇供应量、楼价大幅颷升等情况束手无策,近年,大量资金流入本港炒楼,直接间接促成楼价和租金大幅攀升,各行各业和升斗市民均大受影响。地产集团更将垄断势力伸延至零售、能源、运输、物流等行业,令全港市民的生活所需几乎全面落入地产集团的掌控中。

  这是一个不公义的社会。特区政府推行的种种社会建设,如贫穷人口、安老、住屋、教育、医疗、交通、文化等等民间的诉求,均摆出一副夕阳政府的嘴脸。当年青一辈的八十后、九十后指责这一切一切都是向有产者倾斜、令弱势社群更无助的时候,特区的高官可以厚颜无耻地维护大地产商,叫人学学做李嘉诚云云。至近日,更爆出信息科技部门的官员,收到长官指示的「政治任务」,要明益建制派有关社团的疑案。

  在在显示,这个特区政府已经由充斥亲疏有别的霸道,发展至全面忘掉大众对公义、关怀的社会的追求。换句话说,特区政府愈是倾向有产者、愈是融入中共官僚体制之内,它就愈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与人民为敌矣。

还我二零一二双普选!

全面普选而奋斗!

权力归于人民!

二零一一年五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