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危机中崛起──一个新资本主义强权的出现


让·散努克

 

在北美和欧洲遭受艰难打击之时,中国抵挡住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这得益于一个救援计划,该计划包括庞大的公共开支,低利率和消费补贴。中国的增长率在2009年达到9%,2010年为10.3%,让跟在其身后的亚洲和拉丁美洲摆脱出危机。2010,它也设法把失业率保持在一个可接受的水平。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甚至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美国的差距正在缩小。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崛起似乎没有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进一步的仔细察究表明,真正的问题还在后面。

        中国工人不再接受过度的剥削了。2010年夏天,罢工浪潮蔓延。工人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争取结社和谈判的权利。自2010年中期以来,通货膨胀加速,特别是食品价格的上涨加剧,给工人增加了新的问题,让害怕不满浪潮的政府更加忧虑。最重要的是,政府正在尽最大努力防止任何来自类似阿拉伯国家的民主革命蔓延开来。虽然中国的整体情况完全不同,但这些向中国工人展示的民主革命,确实有可能推翻那个最凶恶的强大独裁政权。

 

中国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适应力

        到目前为止,金融危机对中国和亚洲的影响有限(散努克,2008)。亚洲银行不像欧洲的银行,并没有特别涉入次级抵押贷款和有毒产品的麻烦里。除韩国外,亚洲国家并不依赖于短期资金和银行贷款为它们的经济融资。他们没有像东欧国家和希腊那样陷入债务陷阱。他们中的大多数,尤其是中国,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货币储备,能够应付发生在2008年底的资本外逃。亚洲国家受到的主要打击,是因需求下滑而导致的对北美和欧洲出口的下降。

作为一般规则,在出口集中在制造业上的最开放的亚洲国家中,当美国是一个重要客户时,衰退对它们的影响比较强大。例如,制成品出口在马来西亚约占70%,在泰国和柬埔寨超过40%,在中国,韩国,菲律宾和越南约为30%,但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低于10%。这些特点说明,2008年至2009年,人口最多的三个亚洲国家,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没有经历过一个季度的经济衰退。这三个国家的活力,最重要的是中国,它是最大的,是亚洲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它领导了2009年第二季度的迅速反弹,导致了一个比世界其它地方更强大的“V”形复苏。

几个因素可以解释亚洲国家的危机抵抗力和经济复苏的速度。

首先,为了减轻出口下降的冲击,亚洲国家启动了前所未有的地区救援计划,它同1997-1999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相反,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的结构调整计划使危机恶化了。中国救援计划的规模值得注意:两年时间的开支总额占GDP13.3%,为5850亿美元。平均而言,亚洲国家宣布的救援计划总额占GDP7.5%,相比之下,7国集团国家的这个数目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8%。此外,亚洲救援计划更侧重于公共开支而不是减税。平均而言,亚洲国家公共开支的增加达到80%,而20国集团公共开支的增加平均只有60%。唯一的例外是印度尼西亚,该国以减税为主。这些公共开支,伴随着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亚洲各国央行的平均利率下降了2.25点,是过去危机期间的五倍多。由于银行系统继续工作,这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在越南和中国这样的国家,扩张性货币政策发挥了主导作用。在中国,公共开支从2007年的23%轻微地增加到2008年的26%,但2009年回落至21%,而且在2010年救援计划正式结束时,甚至降到17%。从总体上看,在吸收衰退的冲击上,公共支出并没有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是发生在2009年的信用扩张,它导致31%的可观增加。因为宽松的货币引发了新的投机泡沫(有关此点,以下有更多论述),中国政府决定给经济降温时,2010年它也回落到-4%。

其次,危机期间,居民消费保持稳定,而且就业并没有崩溃。在危机的时候,在亚洲国家里失业率通常不会有剧烈的增加,因为除少数国家外,多数国家都没有失业救济金。只要可能,只要有机会时,失去工作的企业工人会试图在服务业找工作,或者做自雇工作,或者回归家庭农场。在中国尤其是这样,在2008年冬天,成千上万的农民工回到内地,一直呆到20092月新年后。但是,由于经济在2009年春季复苏,他们中间很多人返回城市寻找收入较高些的工作。

第三,同许多严峻的预测相左,从20089月至20092月,中国的出口虽然下降,但并没有崩溃,并且由于世界贸易的复苏,很快就复原了。由于出口的内容中有很高的进口成分(约50%),所以进口下降了相同的比例,使经常帐户几乎总是正的,尽管幅度较小。这既揭示了中国对外部冲击的适应力,同时也显示了它的弱点。因为是加工贸易组成了中国贸易账户盈余的大部分。由于其初级产品的进口含量很高,长期而言,传统贸易活动是亏损的。

        为了保持加工贸易的竞争力,中国政府决定让人民币汇率钉住美元汇率,避免过高的工资增长。这就是为什么2007年宣布的新劳动法,应雇主的要求而暂停的原因。固定汇率的另一个困难在于,商品的价格上涨完全转移到了中国经济上。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这两个矛盾沉重地挤压着中国政府的回旋空间。

 

救援计划的后果:以前矛盾的恶化

扩张性的预算和货币政策不能无限期延长下去。官方说法是,中国中央政府并不负有重债:其债务占GDP的比率,是轻微的,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9%。这意味着,中央政府有足够的回旋余地扩大公共开支。事实上,中央政府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在所公布的2008-200940000亿人民币的公共投资计划中,实际上只有11800亿元是中央预算,其余是地方当局的财政开支。这些交织在一起,作出了最壮观的宣布,即惊人的累计人民币达20万亿元的总投资项目。由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这些宣布中的大多数已经实现。 地方当局受到鼓励,可以间接举债,因为他们没有可以直接举债的正式许可。在地方一级已建立了特殊的金融工具,以便绕过这项禁令。

地方当局在金融车辆里注入资本,然后使用它来作抵押,从银行贷款。地方当局带来了不同种类的资本:土地;由本地银行控制的投资基金卖出金融资产,再出售该金融资产获得现金;用变相的短期贷款,来获得更大的中期贷款,再用中期贷款偿还短期贷款。2009年,这些脆弱的金融措施成倍地增长。在2008年之前,地方当局平均有24个特殊基金手段。在2009年救援计划推出后,他们平均控制了10个基金工具。以这种方式资助的投资项目的大部分是在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方面,而且由国有企业经营。这有几个负面影响。

第一,它助长了房地产和住房投机。2009年一季度投资的增长来自房地产投资,这个领域的价格在2009年猛增24%,在2011年的头五个月猛增11%。第二,它创造了数额巨大的一种潜在的不良贷款,因为许多项目是不赚钱的。银行资助了90%的投资资金,它正变得脆弱 --- 这已不是第一次了。1999年,不良贷款已达到贷款总额的36%。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已由国家成立,国家从银行购买他们以便清理其资产负债表。截至2007年底,不良贷款仍然占总数的6.7%。货币当局希望避免重复同样的故事。

第三,增加了公共债务。据维克托施(2010)的估计,把地方当局的公共债务并入国家债务的话,那么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2009年为71%,若是只考虑中央政府债务,其比例则为19%。它仍然是便于管理的,但它意味着无论是地方还是国家必须增加税收。

问题是,一旦投机泡沫形成,紧缩通膨而不造成损害是非常困难的。地方当局约20%的财政收入依靠房地产。他们从农民手中征用的土地,用作抵押或出售给开发商,土地的价值取决于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因此就可以在这个市场投机。在一个地方政治家和共产党强权领导人并不总是同意中央权力的国家里,提高中国银行的利率,是减少银行贷款和让经济冷却的一个有力工具。但是,它揭示了很多不良贷款,而且地方财政处于危险之中。

最重要的是,在一个主要是靠投资带动增长的国家里,加息太多,可能会有非常强烈的衰退影响。相反,中国银行不是提高利率,而是优先提高各个银行必须维持在中央银行的储备金数目。20101月至20111月,中央储备银行把储备金数目增加了七倍,而201010月和12月的利率只有轻微增加。货币管理当局也重新建立了信贷配额制度。问题是,银行必会想方设法,绕过配额,扩大资产负债表以外的运作。

从总体上看,与2009年比较,似乎银行贷款在2010年保持同样的速度 --- 2009年是创纪录的一年。让银行信贷控制雪上加霜的是汇率政策。20087月,中国决定重新建立美元与人民币之间的固定汇率。但是,由于贸易账户始终处于盈余状态,中国银行必须用人民币购买美元。这促使更多的人民币进入中国经济体流通,而中国银行则试图通过发行债券收回这些钱。因为涉及到巨额资金,这种所谓的冲销做法,证明更为困难。其结果是,有更​​多的钱在流通,给投机和通货膨胀增加了另一种来源。投资者特别在市场对食品做投机买卖,推动了过去几个月食品价格的上涨。

通货膨胀已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因为人民抱怨生活费用增加,开始抗议。记住,阿拉伯国家的民主革命开始于对食品价格上涨的抗议,中国政府对这一问题很敏感。201011月,国务院公布了一系列措施,旨在稳定食品价格。如果这些措施不够,政府将不得不采取更为显著的加息以降温经济,基于上述原因它并不愿意这样做。

是否会这样做,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做,将取决于政治形势和工人抗议活动的强度。这可能是为何政府容忍2008年夏天工人罢工的原因,那些罢工首先发生在本田公司和富士康公司,然后出现在数十个其它地方,主要是外国公司。工人们要求增加工资,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尊重他们的基本权利和谈判权利。政府通常会迅速镇压工人,尤其是当他们声言要争取自我组织的权利时,更是如此,但是这一次它却决定让工人罢工。它试图分散工人对真正实际问题的注意,强调大部分公司是外国公司,如此挑动人民的民族主义神经。好像在中国企业,工人的工资待遇更好。这个故事,没有人会相信。更严重的原因是,这个办法,可以减轻围绕通胀问题的社会压力,为调整面向国内市场的增长铺路,因为外国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并不确定。

 

调整平衡增长,偏向国内市场

重新平衡增长是多数亚洲国家的经常性话题,这些国家的命运同促进出口的战略相联。1997-1999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后,关于减少经济增长依赖于对西方国家的大量出口的必要性,已经有讨论。但是,受害最重的国家(泰国,马来西亚,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出口带动的复苏,再加上21世纪头十年中国产品在国外市场中的成功,结束了辩论。现在辩论又回来了,因为有一个共识,即美国,欧洲和日本从危机中的复苏将是缓慢和暂时的。

对亚洲出口产品的需求将会有长期的减少。  因此,东亚和东南亚现在更严重地面对一个必要性,即调整其增长战略,转向国内市场。西方国家赞成这个调整,因为他们会从中受益,有望向亚洲市场扩大出口。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坚持中国必须让人民币升值的缘故了。这将推动西方对中国的出口,并降低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为了这个目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的许多官方报告,讨论调整平衡经济增长的最佳途径,办法就是通过扩大内需,减少出口的重要性。

由于中国国内市场的重要性,而且还因为中国是许多亚洲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是国际和区域生产网络的中心枢纽,因此中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其增长的重新平衡调整是最为重要的。事实是,中国结合了最明显的不平衡。在这个国家,它有贸易盈余以及因此而获得大量的外汇储备,其作为国内生产总值一部分的储蓄是最高的,可是家庭的消费却最低。2007年,危机前的一年,家庭的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达到了历史最低点,为35%,投资比例则非常高,为40%,经常帐户的盈余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0%)。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做?平衡增长显然也就意味着降低投资和经常帐户顺差的重要性,还要增加家庭的消费。所提出的经济建议,貌似技术中立,却有社会和政治的后果。举例来说,放弃人民币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重估人民币汇率,将更多地有利于中国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因为他们有购买力,以较低的费用购买进口消费品,而绝大多数中国工人不能接触到它们,因为它太昂贵。另一个问题是辩论的核心,就是中国的高储蓄率问题。许多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减少储蓄是增加消费的最佳途径。这个简单而表面中立的建议的背后,是社会和政治的赌注。第一个问题是要确定谁在中国存钱。

最常见的解释是,高家庭储蓄率一般是高储蓄率(布兰查德和基阿瓦兹 2005;莫迪里阿尼和曹 2004)的主要原因。一些经济学家加上国家(威默,2009)储蓄率的重要性,而其它人坚持企业和国家储蓄的重要性(普拉萨德,俄斯瓦  2009年),(杰哈,普拉萨德和寺-荻原,2009),( 霍夫曼和库伊基思 2008),甚至坚持(安德森,乔纳森2009年)企业储蓄的唯一重要性。更普遍而言,企业储蓄增长的重要性不会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唯一特点,而是许多亚洲国家的共同特征(钱德拉,索纳莉,纳巴马哈,和波特·那坦  2010)。

那些强调家庭储蓄重要性的人,认为有必要建立或加强“社会安全网”。中国家庭储蓄过多是因为谨慎的原因:人们必须存钱以便支付其医疗费用,支付他们子女的教育费用,要买房子或公寓,还有原因就是缺乏有意义的养老保险制度。他们承诺花更多的公共支出在教育,卫生,社会住房和养老金上。举例来说,一个百分点的永久性公共开支的增加,平均分配给教育,保健和养老金,将导致家庭消费有一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5个百分点的增加(巴达斯俄特·阿里,2010年)。根据同一作者,在养老金上公共开支一个百分点的增加,对消费的影响较大,有1.6个百分点的增加,因为预防性储蓄的减少将会更多。这些建议的方向是正确的,因为对一个更好的教育和卫生体制的需要是迫切的,因为中国大多数人并没有退休金。

但所建议的是“社会安全网”,并非创建保障公民社会权利的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此外,对于所要创建的制度类型,它没有说出任何东西。仅举一例,可以提议设立养老基金,作为最佳解决方案。这是世界银行在许多国家建议或推行的。它将增加中国的金融力量,在中国,金融不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不是主导的力量。

危险的是中国完全转化为资本主义的最后步骤。这些研究也没有解释如何资助这些社会支出。如果大部分资金是通过增加家庭收入税收而筹措来的,那么消费的正面作用将被削弱。

20091月,中国政府宣布了一个“社会计划”,用以完成其经济刺激计划。提出教育,医疗和养老金的改进或建立,应该特别注重农村人口。但是,这些措施是否全面,仍有待观察。专门用于这些措施的预算的比例很小,政府也没有解释他们将如何融资。它对消费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无论如何,它需要时间。中国人民自己将经验这些宣布的现实情况,之后才会开始改变他们的行为,减少储蓄和增加消费。

谈到企业储蓄,社会和政治问题也非常重要。其实,企业储蓄并非再投资的利润。事实上,在中国,企业储蓄高意味着,较高比例的劳动价值并没有转化为工人较高的工资,但只是变成了投资的利润部分。这个特点不仅在中国遇到,在许多亚洲国家也有,这一事实说明了在亚洲对工人的过度剥削很多。增加消费,平衡经济增长的一个简单方式是增加工资以减少企业的过多储蓄。但这不是许多经济学家提出的建议,尤其不是世界银行(钱德拉,那巴和珀特,2010)经济学家提出的建议。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建议制定和完善金融市场,让更多的企业在股票市场上市。中国政府能够修改法律,以改善公司治理,使公司支付股息给股东,但情形还不是这样。最后,工人应当成为他们公司资本的股东,获得红利而不是增加工资。向盎格鲁撒克逊(英国)资本主义的转换将是完全的。

我们相信,这些建议不是认真可信的。要激发消费,工资的增加是非常简单,比较公平和更确定的方式,尤其是在中国,就像在许多国家一样,这些年来,那里的劳动收入的比重在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7年),(埃利斯和史密斯 2007年),(欧洲委员会2007年)。中国的情况是:劳动收入占GDP的份额已经从1992年的69.2%下降到2007年的57.5%。

这个比例的 11.7个百分点的下跌,受益的是一些企业,其利润已经从1992年的11.5%上升至2007年的18.4%,而国家的收入从18.4%上升到24.1%。在重新平衡中国和亚洲的一般经济增长的辩论中,这种劳动收入比例的负面演变,往往被忽视。在中国的情况下,根据阿齐兹和崔(2007)提出的简单计算,可以证明,家庭劳动收入的比例,如果在整个1992-2007年期间,都停留在1992年达成的水平上,如果家庭储蓄像实际观察的那样,同样地演变,2007年的消费都会留在约46%的GDP的水平上。相反,在2007年消费已下跌了近10个百分点,达到36.4%,这是非常低的国际标准。可以推断的是,在解释家庭消费的下降方面,劳动收入比例的下降以及由此而来的利润增加,是比家庭储蓄增加远为严重的因素。

 

结论

亚洲经济增长的再平衡调整,只有通过有关工资的增长和亚洲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才能实现,虽然中国强大到足以靠自己做到这一步。这将铺平道路,在区域经济水平上建立比较以我为主的经济体,较少地依赖出口,因而较少地受国际危机的影响。这也将是为中国和亚洲工人争取社会正义的措施,几十年来,为出口竞争,工人们遭受低工资,肮脏和危险的工作之苦。中国最近一波的罢工,还有越南,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的罢工表明,甚至在政治环境起初看起来不好的国家,也有社会力量可用。这是一个希望之因。

 

 

 约翰·散努克是经济学家,亚洲问题专家。最近,他主持了国际资源经济学协会(IIRE)的经济学家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