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第六中學第四分校

國立第六中學第四分校

林東

四川羅江是個美麗安靜的小城，座落在紋江河畔。六中四分校借用城內的文武廟，山陝會館、城隍廟和三聖殿做校舍和學生宿舍，老師到民家租賃住房。

六中四分校從入川後的一九三九年三月開學上課到一九四二年二月，被國民政府教育部以“赤化”為藉口撤辦並取消，共存在三年。一九三九年、一九四○年兩年，我在六中四分校讀完初中二和初中三，初中畢業後，於一九四一年初離開羅江。

北京大學畢業後，任山東省立濟南第一初級中學（簡稱濟南一中）校長。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為了抗日救國，不做亡國奴，他毅然拋下妻兒，率先領導濟南一中二百多師生離開山東，歷時一年多，步行五千里長途跋涉，於一九三九年初到達抗戰大後方的四川羅江。他用“走萬里路，讀萬卷書”的豪情激勵我們堅持讀書學習，他吟詠陸遊的詩句鼓舞我們奮發圖強。一路上，幾次停頓下來，借住大殿或廟宇，地鋪睡覺，白天就成了讀書的課堂。他說：“知識是光，無知是暗”。他把五四時代北京大學的民主、自由精神灑落到我們的心田裏，他反對填鴨式的呆板教學方法，他主張自由學習，自由研究，自由閱讀。他教我們自治，一切實行民主，在他的倡導下，六中四分校成了一個自治、民主、自由的園地。受到六中守舊勢力的嫉恨，於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以“縱容左翼師生”罪名，被調到國民黨中央訓練團接受審查。經六中四分校師生向教育部抗議交涉，孫校長終於十二月一日平安回校。他講述在重慶所受困苦，聲淚俱下，莫須有三字害人以至於此，可謂毒辣之至。四分校全校師生開歡迎大會，特定名為“孫校長受訓畢業返校歡迎大會”。大會開得隆重而熱烈，在最後的餘興節目中，李廣田老師即興作歌，歌詞唱出了我們學生的心音：

歌詞中的“一二一”寓意是一九三八年在湖北鄖陽時，濟南一中師生遭到一股守舊黑暗勢力的圍攻和毆打，為避免沖突擴大，孫校長被迫帶領濟中二百多師生於十二月一日離開了那個險惡的環境，先行入川。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孫校長遭受審查磨難後勝利返校，才又有今日一會，十二月一日成為六中四分之紀念日，“一二一”又是前進的口令。

“別了泰山”，“逃出了泰安”，說的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日機大舉狂轟濫炸泰安城，我們飽受殘酷的戰爭洗禮，當天晚上，孫校長率領我們倉促逃出了泰山腳下那座還在炸彈硝煙中燃燒的泰安城，走上了抗日救國、求生存、求索自由和光的途程。

一九四○年四月，國民政府教育部硬是撤銷了他的六中四分校校長職務，委派他做中學教育督導員，企圖把他與四分校的師生剝離開來。他不屑於接受這一指派，一九四一年初他去成都四川大學教書。

他愛誦愛國詩人陸遊的詩句，他的一生也正是：“無意苦爭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

他信守五四精神的一生，先在國民黨的政治體制下，後在共產黨的體制下，都不討好。

一九二八年在濟南師範讀書，被軍閥張宗昌的特務隊逮捕，遭受苦刑月餘，國民革命北伐軍打到濟南才獲釋。一九二九年考入北京大學外文系，與同系的卞之琳和不同系的何其芳結識，三人成為文友，秉承五四文學革命精神，創新風格，寫詩寫散文，都成了現代知名的文學家。

一九三五年大學畢業，到濟南一中教國文課。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抗日戰爭爆發，濟南危機的時候隨濟南一中遷移到泰安，十二月二十四日，正是冰天雪地的時候，在敵機狂炸中又離開了泰安，輾轉南下，由河南而入湖北，在漢江左岸的鄖陽住過半年，又同濟中二百多師生徒步入川，在羅江六中四分校仍教國文課。他又先後引薦著名作家陳翔鶴和四川詩人方敬到四分校教國文課，一個近三百學生的初級中學，竟聚集了三位思想進步的著名文學家教語文課。

李老師選編中國的和外國的文學名著以及反映抗日戰爭的好文學作品作教材，因經費限制，不可能把他編選的教材印成講義，他就在課堂以讀代授，讓我們靜心聽講。凡詩歌、戲劇、散文、小説等，均可在課堂上生動地朗讀，使我們對作品更深刻的感受和理解。

他全文朗讀魯迅的《阿Q正傳》、《狂人日記》、《祥林嫂》等，引導我們認識魯迅精神，要像魯迅那樣地，到黑暗中去，去發掘更多的黑暗，去與黑暗作大的鬥爭！或者到光明處去，去學習戰鬥的方法，預備和黑暗作更大的鬥爭！他引用杜甫的詩句：“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後説：“屈原《離騷》，魯迅全集是我們文學之江河。”

他講解高爾基的作品，介紹我們閱讀《母親》、《我的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等。他在課堂上朗讀瞿秋白翻譯的《海燕》，最後他激情地提高朗誦的聲調：“讓暴風雨來得更厲害吧！”他指出海燕、鴨、鷗、企鵝等是形象地表現了在社會革命風暴中不同社會階層的人群相。李老師鼓勵我們要像高爾基那樣地在生活中勤奮學習，深入社會，瞭解社會，參加一切實際生活，充實自己。

他對舊俄時期作家的作品作了介紹講解，他用了三個多星期的課堂時間，全文朗讀了魯迅翻譯的果戈理《死魂靈》和《塔拉斯布爾巴》的片斷，果戈理對世事人情的洞察入微的描繪，使我感受到什麼才是藝術。那時期我讀了屠格涅夫的《羅亭》、《父與子》、《處女地》、《前夜》、《門檻》等，讀了托爾斯泰的《復活》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被污辱與被損害的》和《窮人》等。

他朗讀講授俄國十月革命後蘇聯作家的作品，如《第四十一》、《不走正路的安德倫》、《鐵流》、《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夏伯陽》、《被開墾的處女地》等，使我們瞭解俄國十月革命和革命者為理想和信念而勇於獻身的崇高精神。那時我正處於叛逆性的年段，安德倫的行為在我心理上引起共鳴。李老師講解奧斯特洛夫斯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時，他指出：在這書裏刻畫出一個在革命中成長，被革命的現實生活鍛煉成鋼一般堅強的青年戰士的形象，而這就是作者自己。

他把十九世紀法國﹑英國等國的著名文學家的作品介紹給我們，他認為閱讀著名作家的小說，可以間接獲得對社會生活的理解，可以擴大對人生的視野。他說巴爾札克的《人間喜劇》系列小說，是用藝術的畫筆描繪了資本主義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的社會生活畫面，就像馬克思用理性的手術刀解剖了資本主義社會。那時我正讀過《共產黨宣言》，因此，我很有興致地閱讀了《高老頭》﹑《歐也妮˙葛朗黛》等幾部巴爾札克的小說。

他從《全民抗戰》﹑《抗戰文藝》﹑《文藝陣地》﹑《七月》等文藝刊物上選好的作品朗讀講解，如張天翼的《華威先生》，姚雪垠的《差半車麥秸》，艾青的《他死在第二次》，高藍的《哭亡女莎菲》，天藍的《隊長騎馬去了》，還有柯仲平的詩等。

他主持編校刊式的文藝刊物《鍛冶廠》(一九三九年六月到一九四０年七月共出過十期，不容於國民黨統治當局而被迫停刊－一國民政府教育部多次派員到六中四分校檢查思想，提出“思想之糾正”)。刊名是李老師起的，借用俄國十月革命初期蘇聯一文學團體的名稱，李老師希望我們青年人在艱苦抗戰的時代，經受住鍛煉，都能鍛冶成有用的鋼材。

他還主持編輯《在風沙中前進》，收錄了十七位同學的三十篇作品，共計十多萬字，是從山東到四川五千里路途上所見所聞的實錄，青少年特有的敏感和正義感，對看不慣的種種社會醜惡腐敗黑暗現象，毫不留情地揭發，大加口誅筆伐，因之找不到敢於出版的出版商。

他每天還要抽出很多額外的時間，甚至直到深夜，閱讀和批改愛好文學的學生們的課外習作稿，化盡心血，像農民精心耕耘自己的土地那樣，勤奮地澆灌文學幼苗的成長。

一九四一年初，“皖南事變”後，國民黨發動第二次反共浪潮，國共合作的政治形勢惡化，受此影響，六中校本部的三青團製造事端，迫害思想進步的師生。四月，李廣田老師被迫離開了四分校，先是去西南聯大敘永分校教書，後去昆明西南聯合大學任教。抗日戰爭結束後，一九四六年秋隨校復員，先在天津南開大學執教，後到北平清華大學中文系任教授。一九四八年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新中國成立後，任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一九五二年調任昆明雲南大學校長。有種說法，這職務是毛澤東指定的，一九五六年當選為中國共產黨“八大”後補代表，列席“八大”。文革時期，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受迫害慘死。一九七八年平反昭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先後出版了《李廣田散文選》﹑《李廣田文學評論選》﹑二集《李廣田散文》(二十世紀中國文化名人文庫叢書)等。

在當時的報刊上，早已看到他的詩作，知道他是位著名的四川詩人。經李廣田老師的邀約，一九三九年八月五日到一九四O年六月二十日，在六中四分校工作了十個月，教初中一年級兩班的國文課。

一到校就寫首詩《一個贊禮》作為見面禮。詩的首節和末節抄如下：

看上去，方老師的年齡比李老師小，像剛出校門的大學生。他愛說：“我不是來教你們的，我是來向你們學習的，向你們的生活學習。我將從你們那兒得到的一定多於你們從我這裡學到的。”我們貼滿牆上的壁報，他都一一細看，參加我們的各種集會一一專題討論會﹑生活檢討會﹑詩歌朗頌晚會等。

一九三九年底我就聽說劉守身﹑張繼乾是共產黨，我不知道，也不會想到，方敬老師是他們的入黨介紹人。事隔半個世紀後，一九九O年四川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德陽巿中區黨史資料》書上，有方敬老師於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在德陽巿中區委黨史座談會上的發言記錄，他說：“我到羅江四分校時，黨組織對我是這樣說的：‘抗戰了，要大量地做青年工作和統戰工作，還要建黨，發展幾個黨員，播下種子。羅江地方雖小，但在西北﹑西南交通要道上，流亡出來的國立六中的群眾基礎好，四分校進步力量很大，校長也還民主。很重要，你去，去工作一年。’於是我就照這個指示在羅江工作了一年。”

方敬老師在六中四分校，實際活動了五個月就完成了建黨任務，吸收了三名學生入黨，組成一個黨小組。他們是：與我同年級的劉守身，比我低一學期的張繼乾，低兩學期的石仁厚。在同本《黨史資料》書上，載有劉守身於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在鄭州的訪談記錄，他說：“一九三九年八月底，中共成都巿委派方敬同志來到四分校，他與李廣田老師熟悉，通過李廣田老師的介紹掌握了一批進步同學的情況，其中對我﹑張繼乾﹑石仁厚三人又作了近兩個月的考察，前後同我們談了三次話，最後一次他才公開了他們的身份，問我們想不想加入共產黨，我說：‘我們早就找黨了’，我們三人都寫了申請書，批准後，十一月份由方敬領導我們宣誓。”劉守身還說：“一九四O年六月，中共成都巿委調走了方敬，方敬走的時候對我們說：‘今後你們幾個在這裡堅持工作，上級黨會經常派人與你們聯系，既要大膽，又要注意隱蔽。’方敬走後由張繼乾和我交替著與上級組織派來的人定期接頭。”

一九四O年六月二十日，方敬老師離開了六中四分校。一九四一年初，“皖南事變”後，白色恐怖，政治形勢緊張，學校裡有捕人的傳聞，二名共產黨同學離開了學校。劉守身去了北方，張繼乾回到被日軍占領的山東老家，後被敵偽殺害。石仁厚是四川人，去成都轉校。

由李廣田老師邀約引薦，於一九三九年四月到六中四分校教初中三年級一班的國文課。李老師告訴我們：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陳翔鶴在北平組建“沉鐘社”，魯迅說是：“中國最堅韌﹑最誠實，掙扎得最久的文學團體。”

到四分校之前，陳老師在成都幾所中學教國文課。據陳老師講：成都共有七十多所中學，無論是高中還是初中，幾乎都是以《古文觀止》﹑《經史百家雜抄》﹑《古文辭類篡》等為國文課教材，不准教白話文。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強迫青年人讀經復古，禁錮青年人的思想。

在四分校，陳老師看到學生們自由組織各種社團，出壁報，看到學生們的救亡歌詠隊和抗敵話劇團到街頭或下鄉宣傳活動，他高興地說：“在這裡聽不到也看不見在成都中學校裡的那種‘之乎者也’，‘咿咿呀呀，天下太平，懿輿盛哉，主子萬年’的怪聲現象了。”

他協助李廣田編輯《在風沙中前進》的三十篇稿件，並寫了《序言》。

序言裡寫道：“在他們的流亡中，他們看見了沿途的破產荒涼的農村，胼手胝足，勞苦終日不得一飽的大眾，以及兵匪﹑煙毒﹑疫癘﹑貪官污吏﹑土豪劣紳﹑苛捐雜稅，將國家弄得極端貧乏的每一個中國角落裡，都使得他們大大地睜開了眼睛。”“近一年來，他們每個人都幾乎從這裡而成長了起來，起初是敵人的炮火﹑飛機和炸彈，其次是他們在饑渴勞頓中所跨越過的魯﹑豫﹑鄂﹑陝等省區已行破產而且落後，一座座大小城鎮和農村。”“中國勞苦大眾的生活水準實在降落到悲慘得無可再悲慘的境地―─這些都是從這些青年的忠實敘訴可以看得出來。”“雖然他們所描寫的幾乎全部屬於黑暗和悲慘方面，不過在本質上，他們卻仍舊那樣的結實而樂觀──不怕省破家亡，不怕挨凍受餓，勞頓疾苦，也不怕四周一切充滿陰暗的景象，跌倒了馬上就會起來，經過一宿之後，又會充滿元氣地向前行進，這種強健的精神，是只有在一般富有生命力的頑皮孩子的身上，才能以找尋得到的。而且，或許也即是我們的時代之所以快要成為一個真正‘新時代’的主要原因了。”他還寫道：“他們太年青了，關於中國社會的種種‘玩意’，和人世的一切都是何等的艱難的而且複雜，他們似乎還不懂得，所以有時，就連對於他們直接負責的人，也不免毫不客氣地要加以‘口誅筆伐’，略有微辭。自然，他們都是富於向上性的，因此才有如此的事事力求‘完美’的要求。”

面對眼前這群從抗敵烈火中成長起來的青年，陳老師在序言裡感喟自問：“他們的前途，將來又會變成怎樣的呢？”陳老師自己作答：“從事實上看來，恐怕以後要使他們再行閉上眼睛，那一定是頗為困難的了。”

在序言的最後，陳老師寫道：“所以，在這裡，我即想‘借花獻佛’，將這本小書，謹獻給一般已經睜開了眼睛的一切人的眼前。”“而同時，我更不曾忘記，想借本書的力量，聊當作一個耳光，來重重地打在一切冀借盲目 ‘復古’之力，打算將中國全體青年悶殺，以達到自己升官發財之道的豬狗們肥胖的臉上﹗”

一九四一年初，“皖南事變”後，國民黨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三青團控制了六中四分校，三月，陳老師被辭退，他在六中四分校工作了整整兩年。

新中國建立後，他在北京主編《文學遺產》，專門研究我國的古典文學。文革時期，遭迫害致死。

陳老師是五四時期民主思潮中睜開了眼睛的一代人，半個世紀後，卻因他終生渴求民主自由不再閉上的眼睛，受到反五四精神的造神﹑偶像崇拜惡浪的沖擊，而遭厄運。

在北平讀大學時參加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一九三六年回到濟南在私立齊光中學教書，一九三七年秋季開學轉到濟南一中教書。“七七事變”抗日戰爭爆發後，隨濟南一中流亡到四川。一路上給學生講解抗日戰爭的性質和形勢的變化，指出抗戰速勝論是盲目的樂觀主義，抗戰必敗論是盲目的悲觀主義，批判唯武器論，宣傳陳獨秀在《我對抗戰的意見》中的十項主張。

一九三九年三月到一九四O年十月，他在六中四分校擔任公民課教員。他不用正中書局的公民課本，上課時帶著《大公報》﹑《新華日報》﹑《中央日報》，手裡拿著一支粉筆，在課堂上講解國際國內形勢。他指出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戰爭是爭取民族獨立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國的抗戰是正義的，日本的侵略是反動的。一九三九年九月爆發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性質是一樣的，仍然是帝國主義大國為爭奪世界控制權的不義戰爭。

他在課堂上公開講“僱傭勞動與資本”，揭示資本積累和資本家獲取利潤的秘密―剩餘價值。他講解“唯物辯証法與唯物史觀”，闡明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都是在不斷地發展中前進，新社會將取代舊社會。

從湖北鄖陽到四川羅江的二年多的時間，直接或間接受閻老師思想影響的學生共約五十多人，他們成立了“真理讀書會”，他們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托洛茨基的書。在羅江，他們利用星期日，到城外的山林裡或紋江河岸的石灘上，聽閻子桂講解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和《中國革命問題》等，對於中國革命和中國抗日戰爭，他們接受托洛茨基的理論觀點，認為以國民黨代表的中國資產階級不能完成反帝的民族解放任務和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只有中國無產階級領導農民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完成民族解放任務和民主革命任務，而無產階級專政又不可避免地侵犯資產階級所有制而提出社會主義革命要求，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和一切經濟發展落後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間存在著革命發展的不斷性(連續性)。

閻子桂鼓勵讀書會員到工廠去，到工人中間去，從事工人運動，求索和實踐中國革命的道路。在閻子桂和梁貽(他們都是抗日戰爭前參加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的一代托派)的策劃和安排下，一九三九年十月，“真理讀書會”員孟憲章﹑楊壽元﹑曹慶華﹑孫鴻智等十多名同學離開羅江去了重慶，他們是第一批走向工人的讀書會員，都進工廠當工人做工，只孫鴻智一個人退卻又回到學校讀書。一九四O年夏，國立六中綿陽校本部(高中部)的三青團迫害進步老師和進步學生(在當時被通稱“左傾分子”或被疑為異黨分子)，讀書會員傅國良被捕，又有第二批“真理讀書會”員範文華﹑蘇學常﹑康至全﹑劉志超﹑陳汝林﹑任玉壐等十多人離開綿陽(讀高中的)和羅江(讀初中的)去了重慶，多數進工廠當工人，閻子桂也於一九四O年暑假後秋季開學時離開羅江四分校去重慶。

一九四一年初“皖南事變”發生後，國共兩黨關係交惡，政治形勢緊張，六中校本部和各分校都嚴禁學生讀課外書和進步報刊，監控和迫害思想進步的師生，一九四一年暑假又有第三批真理讀書會員離校去重慶，他們是在梓潼六中一分校讀高中的李雨亭﹑隗寬﹑王學誠﹑單松岑﹑王香臣﹑張洪仁﹑杜文林﹑蔣復學等十人，多數進工廠做工。

一九四一年十月和一九四二年二月，重慶托派組織遭受國民黨特務先後兩次破壞，逮捕了楊壽元﹑曹慶華﹑張洪仁﹑任玉壐﹑杜文林﹑趙鳳田等十人，組織領導人梁貽﹑王振華也先後被捕。

閻子桂和妻杜銳逃離重慶去西安避難，由大學時的同學白某人推薦到中央軍校王曲分校當經濟學教官。

一九四七年，閻子桂考取公費去美國留學，以後流落海外，不知所終。

音樂老師。抗日戰爭前，“濟中”在濟南時，校園裡同時懸掛一面國旗和一面紫色的校旗。校歌是李廣田老師作詞，瞿亞先老師作曲的。歌詞：“我們是紫色的一群∕我們是早晨的太陽∕我們是迎日的朝雲∕我們是永久的少年人∕……∕看佛山常碧∕明湖常清∕趵突水常噴∕。…∕日新∕又日新∕日日新∕我們的精神長存∕”。為什麼把紫色定為校色，我沒有聽到任何解說，當時，我知道距“濟中”近的正誼中學的校旗是綠色的。

抗日戰爭爆發後，“濟中”被迫撤離濟南，開始流亡，李廣田老師和瞿亞先老師又合作了一首歌曲，歌詞：“咚咚咚咚咚∕戰鼓∕噠噠噠噠噠∕軍號∕全國同胞∕時候到了∕……∕聽信號∕聽信號∕……∕抗日的時候到了∕抗日的時候到了∕。”那時我們最愛唱的是“義勇軍進行曲”(即現在的國歌)，是抗日戰爭前，田漢為一部電影作的插曲。這首歌的歌詞和曲調同法國“馬賽曲”相似，都表述了為獨立﹑為自由，戰敵必勝的決心。流亡到泰安，聽到平津大學生們唱那首感人淚下的“松花江上”，瞿老師領唱了一遍，我就會唱了。流亡到河南許昌，瞿老師教我們唱“大刀進行曲”，曲詞：“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全國武裝的弟兄們∕抗戰的時候來到了∕抗戰的時候來到了∕前面有東北的義勇軍∕後面有全國的老百姓∕咱們中國軍隊勇敢前進∕看準了敵人∕殺一∕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殺一∕。”這首粗狂勇猛的歌曲，據說是駐防平津一帶的中國軍隊首先唱起來的。自從“九一八”事變，日本侵佔東北後，得寸進尺，又企圖侵佔華北，全國人民要求抗日救亡，南京國民黨政府對日妥協退讓，駐守華北的中國軍隊最受氣，經常遭受日本駐屯軍的挑釁，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盧溝橋駐軍吉星文團的士兵抗擊日軍侵略挑釁，“七七事變”，抗日戰爭爆發。“大刀進行曲”中的兩聲喊“殺”，象徵性地釋放了積壓在中國人民心頭的憤怒，這首歌曲成了抗戰時期最流行的歌曲。我在這裡走筆多寫幾句：揭開了八年抗日戰爭序幕的吉星文團長，沒有捐軀抗日戰場，卻在一九五八年“炮擊金門”時，被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炮彈打死在金門島。

一九三八年春節過後，濟中流亡到河南南陽地區的賒旗鎮(今餘旗縣)住了四個月。瞿老師組織“濟中抗敵救亡工作團”，分歌詠組和話劇組，上街宣傳，喚醒民眾抗日救亡，演出了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當兵去”等，正是戰雲密佈，保衛大武漢時，教我們唱黃自的一支抗戰歌曲，歌詞有：“旗正飄飄∕馬正蕭蕭∕好男兒∕好男兒∕報國∕報國∕在今朝∕國亡家破∕禍在眉梢∕要生存∕……”，高年級的好幾位同學，投筆從戎，去了武漢中央軍校。

徐州和鄭州先後失守後，流亡到河南各地區的山東學生，集中遷移到湖北的鄖陽，成立國立湖北中學，瞿老師把“濟中抗敵救亡工作團”改組為“狂飆劇團”，又增加排練了“荒漠笳聲”，“盲啞恨”，“淪亡之後”等十多幕話劇輪番演出，活躍了山城的抗戰氣氛。在鄖陽的半年裡，瞿老師教會我們許多新歌，其中我最喜歡唱的是“我們在太行山上”和兩支舊俄時期的歌曲：“工人歌”和“伏爾加河船夫曲”。

“在太行山上”的歌詞有：“紅日照遍了東方∕自由之神縱情歌唱∕看吧∕千山萬壑∕銅壁鐵牆∕抗日的烽火燃燒在太行山上∕氣焰千萬丈∕聽吧∕母親呼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場∕我們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強馬又壯∕……敵人從哪裡來∕我們就打到哪裡去∕敵人從哪裡進政∕我們就叫它在哪裡滅亡∕……。”一派民眾蠭起抗戰的景象，令人神往。我在國民黨抗戰的後方看到的是保甲長抽拉壯丁現象，壯丁逃跑，抓回被槍斃。看不慣醜惡的社會現實，神往自由民主的新天地，在鄖陽時期，數學老師宓仁甫和濟中校長的兒子孫冠文及他的同學劉桂華﹑劉振贏﹑俞新民等多人去了延安。俞新民比我高一年級，我與他相識，上世紀八十年代，在一本黨史資料上我看到他的名字，是某高校的黨委書記。國共合作抗戰初期的一九三八年前後，社會政治生活尚活躍，有相當程度的自由氣氛。一九三九年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後，才又祭起了防共反共的法寶，以維護一黨專政和個人獨裁制。

“工人歌”的歌詞：“生活像泥河一樣地流∕機器吃我們的肉∕煤煙塗黑我們的臉∕火氿燒焦了我們的心窩∕氿後引起心中煩愁∕無處洩恨無奈何∕常見父親打兒子∕丈夫打老婆∕全世界的工作兄弟∕我們處處受痛苦∕我們天天被人剝削∕這是最大的恥辱∕各地朋友拉起手來∕團結聯合一條心∕為了光明的新社會∕快把鬥爭來展開∕”。在我們學生中，一些信仰了馬恩列托學說的同學，進工廠當工人，從事工人運動，用這支歌很快就與青年工人唱到一塊。

武漢失守後，我們的學校又奉教育部命，遷移到四川綿陽地區，成立國立第六中學。瞿亞先老師率領二十四人的“狂飆劇團”經陝南到四川，一路上每到達一個城鎮都演出三天，有傷兵醫院的地方，還要到醫院慰問演出。

一九三九年二月，到達四川綿陽地區的羅江縣，以“濟中”師生為主體的國立六中四分校設在羅江，是六中的一個初中部。瞿老師在四分校仍任音樂教師。一九三九年上半年，他把一些喜歡唱歌又唱得好的同學集到一塊，利用星期日排練冼星海和光未然合作的“黃河大合唱”，在學校裡舉行過一次演唱會。女聲獨唱“黃河怨”的是高我一年級的陳懿為同學，他的長相和聲調都像女性，在“狂飆劇團”專門扮演女角色。當他唱到“……丈夫哇∕在天邊∕地下呀∕再團圓∕……”時，四十多歲的胡幹卿老師竟激動得哭倒了，瞿老師趕快跑來扶了胡老師離開演出場。兩天前，胡老師收到山東寄來的家信，他的老妻病逝。流亡在數千里之外，誰都有思鄉之情，何時才能與家人團聚？陳懿為演唱得又是那麼進入角色，低沉的哀怨傾訴，“地下呀∕再團圓∕”，聽了，我心裡也感到很不好受。

瞿亞先老師除了教音樂，他還喜歡油畫，他不吸煙，不喝酒，他唯一的消遣是找人搓幾圈麻將牌。一九四O年暑假，他主動辭職，學生們都不明白什麼原因，要求他不要走，他還是離開了，他去四川省立重慶中學教音樂課。

孟浪少年時，唱著瞿亞先老師教會的歌曲，走進了抗日戰爭的時代漩渦。如今已是垂垂暮年，低聲哼哼幾句那時會唱的歌詞，彷彿又回到了往事並非如煙的青少年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