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日本東北群島遭到了地震和海嘯的襲擊，面對其後果，日本經歷了多方面的危機。福島核災難，對發展的能量模式提出了問題。在對僵化的政治系統進行改革方面，政府的無能使得這些嘗試失敗了。經濟後果還很難評估，但它們必是沉重的（債務等等）。至於社會損害方面，它們肯定會很嚴重：富人會盡一切努力，確保這一危機---像其他危機一樣--- 由社會底層買單；他們將藉口緊急狀態，進一步損害工人和窮人的權利。

        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社會運動（此處作為一系列積極的運動）支離破碎，分門列派，往往植根于地區的現實情況，但沒有任何全國行動的能力。目前的危機，能重新凝結多方面的抵抗，產生強有力的鬥爭，就像1960-1970年的最後一次那樣，為全群島提供另一方案嗎？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雖然日本是第一個非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強權，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中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今天的第三，僅次於美國和中國），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後，它被整合為美國東亞地區的地緣戰略模式中的從屬者。

        從1945年起，勞工運動是由日本共產黨（JCP）的全日本產業聯盟大會（Sanbetsu）推動的，但社會的激進化過程，因為早在1947年的總罷工的取銷而被阻止。隨著冷戰，反共鎮壓和朝鮮衝突的開始，1950年以後，社會主義Sohyo（日本工會總評議會）工會聯合會主導了工會運動。十年後，這時圍繞著美國在印度支那軍事行動的升級，新一波的激進化成形了。但它再次受挫於20世紀70年代後半葉。

20世紀60年代的遺產

        這一時期出現的社會運動，深深地打著激進主義和失敗挫折的標誌。

工會: Sohyo（日本工會總評議會）聯合會在公共部門特別強大，而同Domei（同盟通信社）有關聯的極右翼工會，通常只是一些僅能夠在大型私營公司運作的組織。在20世紀90年代之交，Sohyo（日本工會總評議會）和Domei（同盟通信社）讓位給一個單一的聯盟Rengo（日本工會總聯合會，JTUC）。這個合併是為右翼的利益而進行的。與日本共產黨（JCP）相關的組織Zenroren（全國工會聯合會NCTU），社會主義左派和極左翼形成了自己的聯合會，這是非常小的組織，就像Zenrokyo（全國工會理事會NTUC，有13萬會員）或者全國跨專業工人聯盟（NUGW）一樣。

政治: 在中蘇衝突時，日本共產黨（JCP）先是宣佈自己傾向北京，然後“中立”，從而延誤了毛派組織的形成。因此，在60年代初，新左派主要是托派或盧森堡派。日本激進左派非常好鬥，被視為世界各地青年反帝浪潮的榮耀之一。不幸的是，它因為鬥爭的衰落而削弱了，並且不斷受到員警的騷擾，它的一些主要組織陷入自相殘殺的紛爭（uchigeba）中。日本的社會民主黨從來沒有提出過一個替代右翼統治的方案。至於日共，它主要是地方性的。近幾十年來，政治左派在日本只有些邊際影響。

農民: 日本農業基本上由小農場組成，右翼總是在這裏尋求選舉顧客。然而，在1966年到1978年，這一時期的主要鬥爭之一是由農民進行的，他們反對在東京以北的成田興建國際機場。阻止剝奪農民，拒絕專橫的發展模式，譴責日本在印度支那空戰中的角色，所有這些壯觀地結合在一起，組成激進運動，不斷地對抗成田市的鎮壓勢力。

婦女: 在很大的程度上，婦女的平等權利，是在1947年由美國佔領者制訂的憲法中正式得到承認的。但是，“第二波”女權主義浪潮早已在日本掀起，當時是學生激進化期間，尤其側重於爭取這些權利在勞工界（與激進左派有關）的實現，或者為家庭婦女爭取這些權力，從而引發起各種不​​同的傳統：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生態女性主義等等，而不是走向一個廣泛的自主而一致的婦女運動。

反戰運動: 拒絕以前的軍國主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和平主義在日本發現了真正的文化背景。在1960-70年代，它導致了一個強大激進的，反帝國主義，反對日美安全條約（AMPO）的運動。雖然全國動員水準下降，但圍繞著大型美軍基地，特別是在該群島南部的沖繩（2010年4月25日有90,000示威者），抵抗一直在持續。

環境: 在70年代，資本主義的瘋狂發展把公眾健康置於毒化的環境中，這個時候，生態問題的重要性被特別提了出來。最著名的例子是“水俁病”（Minamata ），一個化工廠（Chisso）把汞排放入海，造成沿海地區的致命污染，Minamata就是該地區的名字，為反對它，進行了一個長期的群眾鬥爭。

在全球化背景下:在1960-70年代（“火熱年代”） 的積極一代人和現今當代人之間割痕最深的國家中，日本可能就是其一，抵抗的持續性主要發生在局部地區，涉及許多問題：美國基地，核電站，社會互助網路，工業區的工會網路，環保，生活方式等。

        新自由主義 工人運動證明它無法應付20世紀90年代新自由主義攻勢。今天，風險很大，因為大雇主會抓住3月11日海嘯和福島災難開啟的危機機會，更多地挑戰社會權利。但是，在衰退時期，無論是在國民運動方面還是在主導的工會主義（移民，小企業）所遺棄的領導領域方面，激進的工會已經積累了在地方一級的各種組織經驗。

        同樣，因為農產品自由貿易邊界的開放，農民受到虛擬消失的威脅。這種威脅在國際層面上促進日本農民運動（Noumiren）和農民之路（Via Campesina）之間有更密切的關係。

國際:全球正義運動的其他成員，比如人民計畫Japonesia（多元化日本）或阿塔克（Attac，課征金融交易稅以協助公民的組織）的出現，其規模不同於其他國家的情況。就像在2008年7月北海道八國集團期間那樣，日本是反首腦會議的積極主辦者。日本組織參與全球論壇以及亞洲網路，但這種參與受限於語言障礙（雖然年輕人講西方語言比他們的父母多）。

        日本運動在東北亞聲援運動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例如在保護臺灣或韓國或臺灣勞工（前殖民地）方面。或從人民和非統治者理念的角度，發展國際安全在這方面也有作用，例如在2000年沖繩八國集團會議上。

在人道主義災害的背景下: 日本處在四個大陸板塊的交匯點，時刻擔心能摧毀東京的那類大地震的發生。2011年3月11日的9級強烈地震，帶來了一個超常的海嘯和福島災難。就目前來說，唯一的好消息是，日本的建築物很不錯地經受了地震衝擊。海嘯破壞了海岸，日本人民正面臨著的核災難，可以同烏克蘭切爾諾貝爾核災難（1986年）相比。

核電: 儘管對於廣島，長崎--- 美國所犯下的規模最大的戰爭罪行 --- 的記憶猶在，日本就像法國一樣，是這樣的一個國家，在那裏，精英們的（民用）“核共識”像鉛一樣地重壓在社會上，窒息任何挑戰。切爾諾貝爾事故引起的反核運動的浪潮，今天得已恢復。這種情況首先發生在各地區，從人民抵抗到重新要求關閉核反應爐，還有公民抗議，例如今年的4月10（17,500人在東京示威）。

社會後果: 海嘯（自然災害）和福島（人為災害）的社會後果是災難性的：成千上萬的人撤離，經歷恐懼，驚慌失措；一些員工可能會看到自己失去工作，他們的企業已經損毀或處在放射性威脅區；受污染地區的農民和漁民不能再生產任何東西，我們不知道，核危機會加劇惡化到什麼程度，放射性會蔓延到什麼地步。

社會運動已經學會在災害情況下如何行動， 1995年阪神大地震中全國工會聯合會NCTU的作為就是一例。不過，這是戰後第一次，他們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巨大的危機局勢。他們需要我們的幫助。

國際主義: 我們知道，近年來世界上有許多人道主義災難。在美國新奧爾良災後（2005年），日本今天的經驗證明，即使受影響的國家是經濟大國，聲援仍然是必要的。在發生危機時，不平等被放大了，如果社會運動沒有辦法來保護他們，那麼窮人將為災難買單，而對災難負有責任的並不是他們。

        我們必須能夠促進自己的人道主義援助觀念，它與政府的觀念無關，援助要回應緊急情況，直接向窮人送出救援，提出更廣泛和更可持續的社會問題，加強基層第一線的組織，捍衛最貧窮者的權利。戰鬥團結，從社會運動到社會運動，對我們來說確實是一個國際主義義務。

皮埃爾·魯塞是第四國際領導成員，特別參與了亞洲聲援運動。他是法國反資本主義新黨（NPA）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