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2011年

埃及2011年：一個歷史性的革命進程

舍蒂·凱瑞

2011年2月11日，1981年就掌權的胡斯尼·穆巴拉克，經過十八天的群眾示威遊行後，離開了權力。一個年輕人的簡單抗議，演變成了一波強大的運動，震動了整個埃及社會。一場革命正在進行中，但顯然尚無任何問題得到解決。

權力已被轉移到了武裝部隊的高級委員會手中，由他們管理過渡期。所發生的事情讓大家感到意外：埃及人本身，馬格裏布和中東地區的人民，記者和其他專家，沒有忘記帝國主義列強。繼突尼斯的勝利起義之後，埃及人民推翻了過去不可動搖的獨裁政權。所發生的事，不僅僅是一種骨牌效應的結果，它可以由埃及形勢本身的特殊性作解釋。

革命的過程是由突尼斯革命點燃的火花導致的，是一個不同尋常的無畏行為的後果。然而，一些年來，在埃及一直有抗議的氣氛，聲援巴勒斯坦人民和反對伊拉克的戰爭也加劇了這個氣氛，另外還有面書(Facebookers)和“夠了！”（Kefaya！）這代人之運動的影響，以及進入國內政治舞臺之大量青少年的作用。組織了許多示威，以抗議該政權制度，最多聚集了2000到3000人。由於腐敗興盛，後穆巴拉克時代帶來了嚴重的政治障礙。

大規模工人示威在繼續。工人並沒有獲益于代表或自治組織。面對一系列的罷工，當局更願意做出讓步，這反過來又導致了越來越多的信心。一個呼籲2008年4月6日進行總罷工以聲援工人的號召，導致了‘4月6日青年運動’的產生。這個組織集中精力於競選活動並聚集各種政治傾向和獨立候選人。

1月25日，第一次發動[1]滙集了約15000人：有事在發生。一些年來，言論較自由了。人們越來越公開地批評當權者。

有一個問號，即誰接替穆巴拉克，還有一個不滿情緒，即不滿權力囤積在商人的手中而且腐敗愈演愈烈。經濟開放導致了消費的發展，而且亦發展了基礎設施。社會正在發生變化。某些階層的人們正受害於貧困化。委屈和不滿在積累，特別是員警的濫權，還有日益增加的經濟困難和高失業率，導致的憤怒和不滿更深。住房方面的情況也變得更加困難。有的人重復突尼斯穆罕默德·布瓦吉吉自焚的模式。

從一開始，示威活動的參與程度就是一個重要因素，該示威同過去一向的規模不同，過去的示威，能夠被警方輕鬆和殘酷地驅散掉。這次示威抗議者採用的策略特別有效：主辦機構選擇了在不同的地點集合抗議者，然後前往約定的示威地點。

塔利爾廣場的示威在一些省份引起的迴響，被證明不只是重要的，而且是決定性的。蘇伊士運河目擊了一場近乎起義的行動。在亞歷山德里亞，警方的襲擊並沒有阻止任何事：人們反擊了！警察局和執政的民族民主黨（NDP）的地方總部被摧毀。亞歷山德里亞，地區政府總部（Goveronate）被圍，由穆巴拉克政權持有的大量檔幾乎全被公開燒毀。人口稠密的尼羅河三角洲地區則目擊了發生在阿-馬哈拉科布拉（Al-Malhalla Kobra），阿-曼蘇拉（al-Mansoura），丹塔，達曼胡爾地方的強大示威...

面對這種力量和決心，該政權無奈，只能讓步。2月1日，穆巴拉克承諾不參加下屆總統選舉。這第一個勝利並沒有讓示威者平息下來。之後不久，給‘tawrith’（權力只是轉交給穆巴拉克的兒子賈邁勒的建議）敲響了警鐘。然後，該政權使用雇傭軍‘Baltagya’粗暴地襲擊那些聚集在塔利爾廣場的人。但政府的退卻是明顯的。該政權甚至同意同反對勢力進行對話，其中有仍然被禁止的穆斯林兄弟會。該運動並沒有放棄而是堅持其穆巴拉克下臺的要求。民族民主黨（NDP）退出，而議會和媒體則不斷增長。

聯合反對派的領導人中有八，九十名議員，他們彙集了幾個反對黨，組建了一種‘反國會’。他們或多或少地試圖協調行動。年輕人在一起討論下一步應該怎麼做。在開始時，穆斯林兄弟會對示威遊行的支持有保留，但允許其成員以個人身份參加運動。

民眾對示威的支持正在增加，塔利爾廣場已經成為抗議行動的物質符號。在那裏也可以發現阿拉伯聯盟總部，被稱為摩嘎瑪（Mogamma） [2]的移民局大樓，美國大學，奧馬爾邁克萊姆清真寺[3]，豪華酒店和埃及博物館。此空間已成為騎著馬和駱駝的雇傭兵試圖使用武力和恐怖鎮壓抗議的象徵。

挨著埃及博物館的民族民主黨（NDP）總部被燒毀。這是對總統個人所體現的政權的廣泛巨大拒絕的表現。包括來自各個年齡層，不同背景，政治傾向迥異的人。通常彼此忽略或至少避免來往的社會各界人士如今互相接觸，交談合作。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間的團結體現了新精神。

1919年的革命情操發生在廣場上[4]，當時一種新的社會生活見到了曙光。一個小型的社會以食品，毛毯，醫療保健，休息區和安全（守衛塔，巡邏）的形式具體物質化。一個新的埃及出現了，它克服了傳統常見的分裂。

這一革命性的進程經歷了猶豫的時刻。因此，反對派呼籲任命憲法法院院長作為臨時總統，組織制憲大會的選舉。其他人則要求與反對派代表一起建立全國委員會，負責過渡期間事物。在阿-塔利爾聚集的年輕人堅守並不斷鬥爭，要求總統下臺。

激進青年一代一直是這個強大運動的引擎，它能夠在自己周圍凝聚廣泛的社會力量。儘管組織脆弱和領導層非常普通，但它保持了正確的方向，直到總統離開。我們還必須提到婦女的重要工作 ---在網路上，在團體裏和在街道上她們都有活動。

埃及革命首先是民主的。它要求廢除緊急司法例外狀態，並釋放政治犯，解散人民議會，解散評議會[5]和地方議會，更不用說，要求承認出版自由和結社自由。憲法的修改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應該由公民投票批准。因此，呼籲民主選舉產生制憲大會是一個重要的號召。獨立司法的發展，公民國家和獨立宗教當局的成立，這都是進步的跡象，儘管保守的伊斯蘭教（阿茲哈爾·謝赫，大穆夫提，沙拉菲的圈子等）和科普特教堂的大批神職人員對此懷有敵意。

隨著穆巴拉克離開，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SCAF）已做出信誓旦旦的保證，會把政權過渡給一個民選政府。示威者仍然非常懷疑。該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是由一批資深的軍官組成，其頭目是坦塔維元帥。國家元首離去了，憲法廢止了，議會解散了，但我們還是不能談論政權更迭。

軍隊在控制中，它仍然是一個擁有社會企業，農場，俱樂部，醫院和院校的重要機構。許多官員或前軍官在經濟生活，政府和媒體中仍然是重要的。軍官構成一種特殊的精英隊伍。軍隊是安全機構的關鍵因素，人數在35萬到50萬之間，它走出暗處，接手一切事情，以避免沉船。這種情況比1986年更危險，當時軍方不得不進行干預，以恢復秩序，反對義務士兵的一次起義。巨大的幻想存在，許多人表示對軍隊的同情。由於國家的歷史，由於反對以色列國的戰爭和愛國主義的重要性，軍隊因而享有很高的聲望。人們說這是一個人民的軍隊。在基層，這可能是真實的，但對於軍官們這不是真的。軍隊已經巧妙地拒絕了進入鎮壓的惡性循環。

在此之前，它留在幕後。現在，它走到了舞臺中央。那麼現在會發生什麼？這很難預測。現在，穆巴拉克離開了，辯論開始了：我們是在走向1975年的葡萄牙嗎？當時軍隊把權力給予平民。該政權將會接近平民嗎？它會否導致土耳其在80年代的情況？有一支強大的軍隊，但它處在一個形式上民主的框架內？會有什麼樣的憲法？會出現什麼樣的選舉？我們仍然只能猜測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一個古怪的陰謀論一直在某些媒體和知識界包括在歐洲流傳。穆巴拉克的垮臺不是政變。是向美國攤牌，但這本身並不是強大運動的來源。

革命的進程，削弱了宗教當局，因為穆斯林和基督教對政權的支持，它們同樣遭受到傷害。阿茲哈爾就是這個情況，它是一所大學和清真寺，同科普特教會一樣，它是官方宗教當局的基礎。埃及伊斯蘭教是多數。我們可以區分伊斯蘭沙拉菲，支持使用武力的激進伊斯蘭教，最後還有穆斯林兄弟會。也有獨立形式的伊斯蘭教，受伊斯蘭派以及宗教保守派影響的民族主義者，他們不關心政治。

沙拉菲是極端原教旨主義，它支持該政權。他們譴責示威和革命，認為那是一個兵變。該政權甚至允許他們進入國家電視臺和私人頻道，譴責示威者缺乏愛國主義（原文如此），譴責他們是美國-猶太復國主義或伊朗陰謀的一部分！

激進派阿-加馬特- 伊斯蘭米亞和阿-基哈特因鎮壓而破裂，他們致力於暴力策略。只有兩個歷史人物支持革命：阿布德和塔利格·阿-左摩 [6]。阿-阿-嘎瑪特·伊斯蘭米亞呼籲結束這一進程，拒絕要求穆巴拉克辭職，並表示願意參與政治對話。

常年遭受壓制和削弱的穆斯林兄弟會，因為穆巴拉克的垮臺而再次出現。他們在運動中起的作用重要，但謹慎。在運動發起後，他們加入了其中。在雇傭兵（baltagya）攻擊示威者期間，他們用組織能力證明了他們的效力，但他們與當權者談判的企圖是令人難以接受的，他們很快就打消了這個企圖。

穆斯林兄弟會在埃及政治中一直有著重要的地位。穆斯林兄弟會在1928年成立，自從30年代末以來，它就是一股政治力量。在納賽爾時期，他們遭受了很大的壓制。20世紀70年代，他們得以重建並發揮主導作用。如今，他們的結構是現代的和非傳統主義的，儘管他們持守一些非常保守的信仰，例如，拒絕接受一個女人或科普特信徒（埃及之土著基督教派---譯注）作國家元首。一個穆斯林兄弟會的領導人甚至認為，在一個伊斯蘭國家應再次讓科普特信徒支付人頭稅（guezia），或支付非穆斯林稅。然而，他們贊成議會制，他們也捍衛人權。

他們不再特別要求實施伊斯蘭教教法（伊斯蘭法），並採取支持抗議和民主的立場。既不是法西斯的也不是反對帝國主義的，他們還沒有成為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但所發生的一切，將取決於政治社會的動態和進程。

穆斯林兄弟會始終與政權保持著曖昧關係。2005年，當時迫於美國的壓力，他們被允許參加議會選舉，兄弟會 --- 在‘自治’的標籤下 --- 獲得了88個席位。 2010年，該政權的政策改變，結果他們只保留了一個席位！他們的策略一向是以自願克制的邏輯為特點。他們不希望直接對抗，與政府的關係受到其追求法律承認的願望的調控。這導致了面對該政權時，它的地位非常弱小。例如，在幾年前的某些事件中，他們能夠禁止反穆巴拉克的口號。他們的最高領導人曾經宣佈自己願意支援tawrîth（世襲繼承）。有好幾次，穆斯林兄弟會忍住不參加示威。

因此他們與反對派的關係很複雜。他們不想放棄自己的迴旋餘地。有一段時間，該政權使得他們在社會和文化領域中讓步，在文化檢查這樣的問題上，輕易地從電影或書籍上的原教旨主義者讓位給競選活動，以免在宗教和道德問題上顯得膽小。

穆斯林兄弟會也做了一些假行動。包括新幾代人和新的政治化的其他因素也起了作用。對於他們，該遊戲還沒有結束，他們也還沒有免除緊張和分裂。

他們常常似乎是附著於軍隊的；因此，穆巴拉克辭職前，他們與副總統奧馬爾·蘇萊曼討論。其中一個跡象，顯示軍隊似乎偏向他們，這個跡象就是憲法審查委員會現任主席屬於伊斯蘭運動，而副總席是兄弟會成員。該委員會包括廣泛的政治和宗教傾向。軍隊給他們空間和知名度，目的是恢復平靜。優素福·阿-卡拉達維的星期五祈禱會，也證明了這一點。此外，主導國家的部分精英不會反對一個軍人-兄弟會權力軸，以確保社會和平和地區穩定。

軍隊正試圖重新確立其權威，以不同的意義把這個爆炸性危機的結果“現代化”。這註定要做出讓步，包括向反對派開放。這是一個重新確定其控制（資訊控制，員警的作用，軍隊的合法性，政治結構）範圍的問題。軍隊處在國家首要的位置，它一向獲得美國和歐盟的政治和財政支持。

這似乎走向保守多元化的建立，使它能夠保持其權力，獲得大眾合法性和國際信譽。“民主化”將不僅是形式上的。一些首長位置將動搖，一些做法將被放棄。但那將是有限的，因為中心目標仍然是維護其利益，並確保新的社會平靜。反對革命的行為正在有條不紊地進行！

預測穆斯林兄弟會的行為為時尚早，它是主要的反對力量，其最近演變的性質還不清楚。他們會妥協接受一個像土耳其那樣的世俗國家嗎？還是會跟從巴基斯坦的例子，讓伊斯蘭教在國家和社會上發揮越來越多的作用？他們會看到自己被迫選擇一條中間道路嗎？這些方式與當前的經濟政策的追求並不是一致的，同以色列和美國密切合作關係也不一致。反對派的主要部分，伊斯蘭主義者同自由民主黨一樣，並不敵視新自由主義。

當示威運動展開時，隨著規模巨大的工人罷工和抗議浪潮，社會問題迅速變得突出。工人鬥爭的出現為反政府運動提供了燃料。他們首先採取了街頭示威的參與形式。

穆巴拉克下臺的前三天，爆發了罷工浪潮[關於這個題目，喬爾·貝寧寫了一些優秀的英語文章]，隨後蔓延和影響了整個地區的許多部門。蘇伊士運河受到影響，但未波及受影響船隻的航行 [這在帝國主義列強和海灣精英中間挑起了恐懼：世界貿易的8％通過蘇伊士運河]。這些罷工涉及不同部門的數以十萬計的工人，範圍廣及紡織，軍工，交通運輸，天然氣和石油，水泥，鋼鐵，醫院，大學，電信，不要忘記，還有蘇伊士運河地區。連員警都示威遊行要求更高的薪水，目的可能是重建自己因為鎮壓而損害的形象，修復人民中間的怨恨。

工作世界的現實是複雜和困難的：在價格暴漲背景下的工資，工作條件，某些公司的態度，缺乏積極的工會，工會資產；棘手的問題很多。失業率高：官方數字是12％，但實際上至少超過20％。價格上漲的不只是食物，還有交通和燃料。

這個波濤有過去的根由，有些人會說，過去的十年，儘管有嚴厲的鎮壓，工人鬥爭仍然興起和堅定：自1998年以來，已有200萬工人參加了3000次罷工，靜坐和示威。這些把經濟需求（工資，獎金），社會需求（就業權，失業救濟金，養老金，住房，醫療，免費教育），還有工會的要求聯合在一起。他們的影響迫使當權者做出讓步。

這方面的一個重要標誌是，在聲援2008年阿-馬哈拉阿-庫布拉紡織罷工的鬥爭中，產生了4月6日青年運動的名字。這場典型的鬥爭始於2006年12月，它不局限於具體的要求，而且直接參與同官方工會的交鋒。另一個重要的例子是2009年發生在坦塔亞麻紡織廠的五個月罷工。在此之前，一些形式的自我組織隨著一些事件發展了起來，如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反對伊拉克戰爭的示威。紡織工人的鬥爭，也給物業稅部門和運輸業指明了方向。

工人的干預，導致了一種更有組織的，集體的，特別社會形態的自我組織的產生。2月9日，運輸工人舉行了罷工，並宣佈他們要建立自己的獨立工會。他們要求解除緊急法，解散民族民主黨，要求一部新憲法，一個民族團結政府，起訴腐敗官員，1200埃及鎊（約130歐元）的最低工資。這最後一項的要求已包含在許多抗爭衝突中。

工人的動員和反政府的運動同官方工會交鋒，官方工會是名副其實的權力輸送帶。埃及工會聯合會（EFTU）由軍隊領導人成立于1957年，工會官員往往也是民族民主黨（PND）的成員。法律甚至禁止不附屬於埃及工會聯合會（EFTU）的工會的存在。工會官方的態度是支持當權者的，這更讓公眾不滿。許多工人想開始表達他們的要求。回聲的浪潮是如此強大，以至於埃及工會聯合會（EFTU）被迫表示支持突尼斯起義，要求價格控制，增加工資和補貼食品商店，提供穩定的食品，如麵包。

要求的範圍很廣，包括許多經濟問題：工資和獎金，但也有對合約條款的尊重，對大規模裁員行為的譴責，還提出讓老闆行為改變的要求。在一個專制環境中，從經濟要求轉向政治要求似乎很複雜。想要獨立工會制度的願望是很長時間的。它源於迄今很小的活動網路，這些網路渴望打破同當政者連接的結構形式，並鼓勵自主工會和獨立工會聯合會的建立。[7]。

建立一個左翼工會者的多元化聯盟，這是個老要求，由於要求有建立獨立工會的自由，這個老要求又獲得了新活力。帶著很大的困難，兩個獨立的工會設法獲得了法律承認：2008年，稅吏聯盟，2010年，衛生工作人員聯盟。緊跟著抗議和社會政策之後，1月30日，現有的獨立工會領導人和十多家公司的代表，公開了他們建立自治聯合會的計畫。軍方領導要工人階級的鬥爭浪潮回頭。它已經宣佈了禁止集會和罷工的計畫，反復呼籲平靜。它尚未能阻止該運動的發展，甚至當主要罷工（阿-馬哈拉阿-可布拉 ...）已經結束時，也是這樣。它甚至不能讓自己進行直接干預，因為這將被解釋為對抗革命進程。可以這樣繼續下去多久？要求回歸平靜和經濟復蘇的壓力是很高的。它們首先來自於資產階級，特別是埃及和海灣地區的資產階級，因為它們的損失很大。部分埃及社會也可能受了這種選擇方案的誘惑。

軍隊可能鼓勵一個社會規模的改革嗎？這是最不確定的，尤其因為埃及的精英們也標記有一個幾乎可以說是“封建”的專制精神，特別是在社會關係方面和在商業方面，更是這樣。尤其是因為該政權並沒有改變。工人成立工會或自治政治組織的前景，自主和鬥爭，是當局不會感到愉快的。

工人的行動，沉重地加壓在事件上，壓迫穆巴拉克下臺。社會底層的憤怒依然強勁。動盪階層的範圍證明了運動的活力。經濟和民主兩方面的要求，提出了工會制度，它的地位和現實的問題。對官方工會運動的廣泛不滿也已被革命加劇了。要求獨立有代表性的工會，這樣的現實空間已經開啟了。

政治舞臺正在經歷一場地震。無論是穆斯林兄弟會，華夫脫黨（Wafd），納賽爾主義者，或左派，所有的政治力量都被所發生的一切動搖了。有許多政治派別存在，但不一定是有組織的。更重要的是，新的一代已經出現在公共場合：面書用戶（Facebookers），也就是三十來歲的年輕人，他們學習，在全球化中調整，並通過新媒體互相連接。一個政治的新時期開始了。討論涉及到一千零一個題目：憲法，選舉，公民，腐敗，員警的作用，科普特人與穆斯林之間的關係，軍隊的作用，反腐敗鬥爭，社會問題... 埃及社會沸沸揚揚。用歌曲，詩歌和說唱表演對此做文化表達，強調這一活力。

請問穆罕默德·巴拉迪個人能統一反對派嗎？沒有什麼比這更不確定了。巴拉迪是可敬的，但只在國外更廣為人知。他因反對布殊的伊拉克戰爭計畫而獲諾貝爾和平獎，但他離開埃及很長的時間，在政治局勢方面他已是圈外人了。當然，他是許多期待和希望的目標，但他也讓他的支持者感到失望，因為他錯過了運動的開始期，還有他接近穆斯林兄弟會。他能利用他贏得的信用優勢嗎？其他可能出現的重要人物，如前外交部長和阿拉伯聯盟秘書長穆薩。

合法的反對派力量已經表明他們自己遠離運動，運動並沒有努力爭取他們。他們相當地不可信任，尤其是當穆巴拉克離開後，他們試圖與奧瑪·索雷曼談判，使其信用掃地。埃及反對派有廣泛的合法政黨，如華夫脫黨（Wafd），國家進步統一黨（the Tagammu）和納賽爾黨，更不用提穆斯林兄弟會了，它雖然自1954年就被禁止，但被該政權容忍。

也有來自“公民社會”的政治運動，如Kefaya（“夠了！”），或埃及變革運動，它來自幾個反對派勢力的活動分子聯盟，建立於2000年，當時有一個巨大的聲援第二次巴勒斯坦起義的運動。然後，在成為一個雖小卻充滿活力的反對穆巴拉克政權的民主反對派運動之前，這個運動反對布殊政府對伊拉克的入侵。

埃及左派已經存在了百年，其範圍包括非常不同派別；其實倒不如說說埃及的各個左派。革命進程為他們開闢了巨大的機遇。

最重要的是Tagammu'（聚會）黨（英文名稱是國家進步聯盟黨），它具有合法地位，在議會中擁有幾個席位。它成立於20世紀70年代，因為當時薩達特引入多黨制。這是唯一從大眾爭論中出現的政黨。一個關鍵人物是哈立德·摩黑定，是代表幾種傾向的自由軍官之一：馬克思主義者，社會主義者，民族主義者和開明的宗教團體。它還包括了1965年埃及共產黨解散後的許多前共產黨人。

國家進步聯盟黨（The Tagammu'）有報紙（Al Ahali），在全國有站點。它很快發現自己與薩達特有了衝突，特別是當它反對大衛營協議時，因而被壓制。無論是好還是壞，國家進步聯盟黨畢竟繼續存在，推出了一些候選人，成功地贏得一些選舉。它基本上是一個左翼改革黨，對政權不構成威脅，因為它非常包容該政權。其主席甚至說，穆巴拉克的辭職將是負面的，這導致了黨內的激烈辯論。

70年代中期，埃及共產黨秘密重建[8]，大量地捲入了國家進步聯盟黨（The Tagammu'）的活動，而同時試圖保持獨立的存在，儘管這樣做並非沒有困難。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和90年代初期，圍繞諸如蜜雪兒·卡邁勒這樣的人物，因為方向和運作的問題，埃及共產黨（CPE）產生分裂。現在這個小團體，因為它老化的基層和近期兩個主要官員的喪失（納比勒· 埃-拉拉利和約瑟夫·達爾維車），正處在大困難中。

隨著原教旨主義和保守主義在80年代的崛起，左派退卻並遭到了嚴重的內部危機。蘇聯的倒臺加劇了這一情況。有些左派團體，像革命共產主義聯盟，在20世紀70年代是相當激進的和非常突出的，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9]左右，甚至不復存在。許多左派活動家參與非政府組織的建立，從事人權事業。此外，許多左翼成員不再是任何組織的一部分。工團主義者和工會聯合會的領導人仍然出現在全國各地。

開羅大學，艾因沙姆斯大學和美國大學（AUC）的學生創建了一個名為社會主義革命者的團體。方向是托洛茨基主義的，它與英國的社會主義工人黨（SWP）聯合，其激進的活動性，和其認為蘇聯是國家資本主義的分析，聞名於世。該團體對伊斯蘭教主義提出了一種特殊的分析，並極力主張與之聯盟。它認為穆斯林兄弟會是一個改良主義運動。這個派別最近也有一個小分裂：因此，現在也有一個社會主義更新派，對其建設組織的方法做了批評，支持建立一個廣泛的左翼黨的想法。

從2000年後，一波新的社會抗議浪潮動搖了埃及。在十年的當中，罷工和工人鬥爭中爆發，特別是在尼羅河三角洲的工業城市馬哈利亞阿- 庫布拉發生的紡織品廠的罷工，呼籲質疑官方工會。我們目睹了不同職業領域的社會抗議和活動復蘇。建立聯盟網路的嘗試恢復了。一些非政府組織作了大量的工作，開會，培訓，做報告，辦雜誌。我們中間有卡邁勒·阿巴斯帶領的在赫勒萬的達阿卡達馬工會 [10]，卡邁勒·阿巴斯是前鋼鐵工人，1989年的大罷工後被捕，或者包括了聯合工會委員會，該委員會包括幾十個從開羅和不同派別省份的工會人士，其目的是尋求建立一個獨立和戰鬥的聲音。

各左翼力量參與了2011年的抗議活動。請注意，絕大多數走上街頭的人，不是任何黨派成員或不屬任何政治派別。這些公民是在表達他們對該政權的不滿和深刻反對，反對其專制濫權的行為，經濟的困難，巨額腐敗的聚集。

巨大的政治化現象正在形成。革命還導致了深刻的政治重組過程。在這種情況下，政治行動越來越多。穆斯林兄弟會已成立了一個合法政黨，名為正義自由黨。被穆斯林兄弟會驅逐的前成員為了發展較溫和的立場，組建了‘中央’ (Al-Wasat) 黨，它已獲得法律地位。

1月25日革命，要求公民國家，呼籲大規模的社會正義，這些激發了兩個左派倡議。

在革命開始時，獨立活動者和國家進步聯盟黨（Tagammu'）的前成員建立了左翼力量聯盟。接著是呼籲建立一項合法的廣泛的左翼政黨，並發起了法律行動。它的簽署者代表了廣泛的政治背景：前國家進步聯盟黨（Tagammu'）的成員，社會主義重建派的成員，20世紀70年代工會團體的前激進成員，知識份子，有社會民主黨背景的人們，及其他人。在1月26日週六的會議上，他們成立了合法大眾聯盟[11]，希望彙集不同傾向和世代的人們，促進社會正義和自由。

上週五，2月25日，一個有戰鬥力的工人網路圍繞在卡邁勒·哈利勒周圍，開始了合法地確立民主工黨的過程，領軍人物卡邁勒·哈利勒，是20世紀70年代的激進左翼人物，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派的領導人之一 [12]。它面向雇員（工人，農民，等等），旨在表達工人的聲音，支持他們的要求，維護他們的利益。他們的成立聲明說，儘管政治精英和企業主有自己的組織，但工人還沒有這種權利。

這兩項倡議正在收集簽名，並籌備他們的下一次會議。按照革命精神，他們的目標是打破政權，建立一個民主的公民國家，促進反對資本主義鬥爭的政治，維護工人階級的權利和利益。他們的目標可概括為自由，公民地位和社會正義。同樣的，目的是要產生一個新的政黨，一個真正的民主政黨...這兩個方案還包括社會和經濟需求（最低工資，結束私有化，服務於群眾的政策，等）

巴勒斯坦問題一直沒有顯著的作用，它不是民眾運動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動盪的深層原因實質上與內部的民主和社會問題有關係。自從與以色列簽署和平協議以來，埃及已與以色列國建立了關係。因為邊界和隧道問題，在第二次加沙地帶和約旦河西岸的暴動期間，官方的政策導致失望和不滿。親巴勒斯坦的情緒非常強烈：對已經持續了六十多年的佔領和壓迫有著很深的反向。通常情況下，埃及的追隨者們多主張一個“冷和平”，與猶太復國主義國家沒有貿易，沒有聯繫。奧巴馬的當選曾引起了巨大的希望，但有關巴勒斯坦問題的反美情緒又變得強大了。對現行政權與以色列的協議的挑戰尚未放上議事日程。不過，一些政治勢力（左翼，民族主義者，伊斯蘭主義者）將會提出它。

埃及革命有區域和全球層面的影響。重要的不是機械性的骨牌效應，但阿拉伯世界是充滿激情的：也門，阿爾及利亞，約旦，蘇丹，巴林，今天的利比亞，也許還有摩洛哥，也許還有明天的敘利亞，甚至伊朗！中東和馬格裏布的專制政權害怕會發生什麼。一個真正的“人民春天”在出現。這一波抗議浪潮類似於1989年震撼東歐國家的抗議潮。

在埃及，獨裁者已經下臺，革命的進程還遠遠沒有完成。這只是剛剛開始。由於帝國主義國家對該政權的支持，其中包括美國，還有不可小視的歐盟和法國的支持，於是，給當局的壓力和支持革命的戰鬥，對於正在埃及進行的鬥爭是很重要的。對現實情況和當前動態的認識，也將挑戰現有的刻板觀念和本地區的恐懼，將對生活在歐洲地區的阿拉伯人產生影響。

社會網路連接的年輕激進者的承諾激起了這一進程。街頭示威造成了這一歷史性的變化。這場革命意味著結束廣義的冷漠和對政治的冷淡，那些冷談通常在一個獨裁的情況下才存在的。

這種民眾浪潮正努力在一些國家爭取更多的民主度，這些國家的經濟自由化削弱了大部分人口的社會狀況，卻不回報以任何形式的自由。革命進程的勝利尚不能確定。民主轉型意味著很多陷阱；它不是在形式上的議會架構中的一個簡單的正常化進程問題，而且這個議會的後臺是軍隊。

這個勝利讓埃及人民自豪，它代表了對恐懼之牆的勝利。它可以作為在中東和馬格裏布各國人民的榜樣。即使還沒有解決任何事，它仍取得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進展。一切將取決於權力的平衡和動員。歷史性的轉變正在進行！

該文的完成，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因於在革命期間發表的許多文章。其所包括的材料來自：卡邁勒·阿巴斯，賈邁勒·維爾，法特瑪·拉馬丹·胡森·al·漢馬拉威，舒克日拉·阿萊，安·阿卜杜勒·拉赫曼，奧馬爾·查菲，雅辛尼·滕拉力，吉伯特·阿奇卡，艾哈邁德·肖奇，喬爾·本甯，左派，非政府組織及工會網路的聲明，還有同聲援運動參與者的對話。它所表達的看法，並不一定是出版者的意見。

舍蒂•凱瑞是參與了阿拉伯地區聲援運動的馬克思主義活動家。

[1]這一天也是國家員警節，它紀念的是1951年的這一天，當時英國軍隊襲擊並殺死了50個埃及警方人員。

[2]一個龐大的普魯士風格的行政大樓，建於1952年革命前，成為官僚主義的象徵，它在阿德爾·伊瑪目的喜劇電影‘恐怖主義和烤肉串（El Erhab Wal Kabab）’中是永遠不朽的。

[4]英國殖民主義使用基督教少數作為工具，分裂反殖民主義運動。1919年，強大的爭取獨立的示威加強了這兩個宗教的團結。瑟紀奧神父干預愛資哈爾清真寺的形象顯示一個強有力的象徵。

[8]在1965年的CPE（有兩個分支）選擇自行解散，加入納賽爾社會主義勢力，該勢力的基礎是衍生自蘇聯的通向社會主義的‘非資本主義道路’的理論。

[9]在20世紀90年代初出現聯合工黨，聚集20世紀70年代左派（共產黨工人黨，1月8日共產黨，共產主義大會黨和Al-Matraqa）的左派。該項目很快就擱淺。

[11]阿塔哈魯夫阿查比。見« i'lân ta'sisi « hezb… » »，開羅，2011年2月26日，« ta'sis hezb al tahâluf al cha'bi »，開羅，2011年2月28日。

[12]工人民主黨。見‘建立中的工人民主黨’，« 'Ummâl masr al qalb al nâbid lil-thawra »，2011年3月2日； « machrou' bernamig Hezb al 'ummâl al dimoqrati – taht al ta'sis»，2011年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