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和突尼斯的革命構成了國際形勢的歷史性轉捩點。這些革命改變遊戲的規則。將有突尼斯和埃及革命發生前後的不同。讚賞這個變化帶來的深度和所有影響尚為時尚早，但我們面臨著歷史的巨變。它們是這個21世紀第一波革命，更準確地說---因為2003年和2005年在玻利維亞也有革命---是阿拉伯世界的第一波革命，也是世界資本主義制度危機引發的第一波革命。

它們爆發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薄弱環節。它們涉及一個雙重進程，一個拒絕獨裁的政治進程，也是一個社會過程，因為數以百萬計的人不能再忍受基本食品價格的急劇上漲的糧食危機，或更普遍地，人們不能再忍受只給數以百萬計的青年人帶來失業和痛苦前景的制度。這些革命 --- 因為它們是在社會政治舞臺上爆發的群眾運動，而且出現了政權的危機，在這個意義上它們是革命 --- 結合了民主的問題，民族問題（反對帝國主義的國家主權問題）和社會問題。

這是阿拉伯世界的一個重大轉捩點，是在利比亞，巴林，阿爾及利亞，也門，約旦，巴勒斯坦的一個衝擊波，它也揭示了社會不穩定和動亂的來臨。在獨裁和民眾運動之間出現了第一階段的巨大戰鬥，形形色色各個勢力之間的對抗，旨在確保統治階級繼續保有權力，確保普通民眾對民主的渴望和其基本社會需求的滿足之間繼續存在分裂。

利比亞的屠殺還表明對這些革命運動展開了鎮壓。這波衝擊連遠方的中國都能感到。它會以特定的方式影響整個世界。

        在這個意義上說，儘管我們必須考慮到這些運動的特殊方面 --- 反對獨裁政權的動員，階級矛盾的類型，這些國家內部的分裂 --- 這些運動仍然處在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其特點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危機。

今天的危機及其引爆點

世界經濟危機仍在繼續。它已進入第四個年頭。它以金融危機，食品或原材料市場危機和公共債務危機的形式展開，在歐洲尤其是這樣。其綜合特性---經濟的，金融的，社會和氣候的特性---已被確認。“文明的危機”這一理念恰如其分地反映了這場危機的深度。 在世界經濟層面，有一些人，像保羅·克魯格曼（被認定為美國民主黨左翼的一個經濟學家）建議表示，這第三次大蕭條類似開始於19世紀70年代的歐洲和美國的經濟停滯--- 他稱之為長期停滯 --- 以及20世紀30年代的他稱之為大蕭條的停滯。

目前的增長率及其長期的預測都疲弱：2011年3％，2012年3.5％。各區域的增長率分列如下：歐洲為1％至2％，美國為2％至3％，而在所謂的新興國家為6％至7％。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失業率仍然很高，官方數字大約為10％，實際上要高得多。貧困在增加，受害的特別是婦女，青年和移民。

20世紀70年代末建立的積累模式正處於危機之中。20世紀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紀初主導美國和歐洲經濟政策的廣義債務再也不能彌補主要經濟部門的生產飽和，不再能補償帝國主義中心經濟體購買力的貪得無厭的能力極限。另一方面，生產和大眾消費並沒有復蘇。所有關於危機已過去的說法，或“我們已度過危機最嚴重的時候”的聲言，並不能掩蓋世界經濟陷入危機，並無好轉的情況，這在美國和歐洲尤其明顯。危機自身發生在帝國主義中心，但它也激化世界的轉捩點。

雖然這場危機打擊資本主義中心的國家，但在過去的五年，中國還是保持了10％的年增長速度。印度和巴西也處於類似的發展過程，只是稍微慢一些。我們可以說，這場危機首先是西方世界的危機，中國，印度以及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系列國家避開了危機，或者說儘管有危機，它們仍在發展。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強權。在類似電腦這樣的一些關鍵行業，它甚至還居首位。其軍事實力和武器開支已經大大增加，它尋求在未來幾年成為第一級的強權。

中國正在世界上顯現一場真正的擴展：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規模建設專案，為了原料和食品的生產，大規模地開發土地，購買歐洲遭遇“困難”的國家--- 希臘，葡萄牙，西班牙的債務。

當然，處在危機中的新興國家並沒有“脫身”。中國和新興國家沒有能力重新啟動世界經濟。這些國家在世界經濟結構中的涉入是脆弱的。不要忘記，中國GDP的42％來源於其出口，並且在中期內，中國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將取決於它構建一個內部市場的能力，其方式是建設新的基礎設施，增加工資和社會保障。

這些國家的經濟活力提出了一個問題，即推動當今世界經濟的火車頭，抑或不再是美國單獨一個，而是還包括有中國，印度和其他新興國家在內的幾個。中國的活力是這樣的，即它可以拉動如巴西和阿根廷這樣的原材料出口經濟，也拉動如德國那樣的資本輸出經濟。這是一個問題，但它是理解這個世界轉捩點的關鍵。

美國在衰退，但依然維持一個實力地位，這得益於它的經濟和金融市場的廣度和統一性，得益于其美元的力量，但最重要的是由於其政治和軍事的霸權，儘管在突尼斯或埃及的發展進程中它進退失據，其霸權依然讓人有感覺到。但它已不再是布殊時代的美帝國主義了。它必須與其他國家磋商 --- 在武器方面與俄羅斯磋商，而且不久要同中國或其他國家--- 拉丁美洲的巴西或與人民的壓力作協商。

在這個新的世界平衡中，美國雖衰退但保持其政治和軍事權力，有其巨大的市場和“它的美元”，倒是歐洲，在倒退回落。有的人甚至在談論1492年以來一直主導著世界的歐洲中心主義的危機 --- 1492年是發現美洲的日期。當前歷史時期和危機的突出因素之一，是歐洲結構上的衰弱疲軟。

一個新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的攻勢

在這場危機中，有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薄弱環節。今天我們在阿拉伯國家的矛盾爆發中看到它，在歐洲也見到它，在歐洲的資本和勞動之間的戰鬥中，對於統治階級，這場危機是一個槓杆，統治階級用它來摧毀一系列的社會權利和福利。由於利潤率不能由生產和大眾消費來恢復，世界競爭要求進一步降低歐洲和美國的勞動成本。有必要作進攻，放鬆管理，私有化。這個資本主義進攻，對統治階級作凱恩斯主義轉換的選擇進行辯論和提出質疑。

攻擊在即，是正面進攻，而不是社會妥協。小型的再度膨脹，小型的重建，沒有“需求”的政策，沒有對國家的社會及公共的再調整，速度喪失，所有的“綠色資本主義”項目也喪失。這些凱恩斯主義的限制進一步減少社會民主活動的範圍。經過幾個星期的恐慌，經濟金融化和金融市場的力量已經恢復。

人們甚至可以說是新自由主義在20世紀80年代後的第二波攻勢。不管怎樣，由雇主和政府發動的社會破壞確實比當年強烈。這種新的進攻具有全球性質。沒有什麼能避開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它的不等價交換，它對勞動力的重塑，是對整個社會權利的挑戰。

這也給拉丁美洲近年來的進步經驗帶來了壓力。在一定程度上，莫拉萊斯政府試圖增加石油價格的措施，是世界市場的壓力越來越大的後果之一。它甚至打擊了古巴經濟的核心。

如果整個古巴的工作部門“私有化”--- 近10％的員工 --- 相較於古巴和拉丁美洲的社會政治力量，將會有什麼後果？但並沒有宿命。拉丁美洲進步政府和古巴領導層對危機的態度，成了對這些潮流發展的關鍵測試。

歐洲危機

儘管歐洲有它的技術，社會，經濟實力，還有其積累的財富，它仍然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薄弱環節，因為它夾在美國和新興國家崛起的鉗子中。中國購買希臘，葡萄牙和西班牙的部分公共債務，是玩真的，並非象徵性的。從共生的因果關係觀點來看，該危機以一個“債務”危機的形式顯現。它已經把公共債務危機從銀行傳給了美國全國，該危機起於數十年的不平等的稅收政策，起于對金融和銀行業危機作公共的干預。

歐元區的公共赤字從2％升至6.5％，美國則從2.8%升至11％。2008年至2009年，歐元區的公共債務從GDP的69.4％升至78.7％，而美國從2007年至2009年的公共債務則從GDP的62%升至83％。這些國家目前處在危機的第一線，儘管歐洲聯盟和美國有所不同 --- 後者有遠為重大的通貨再膨脹經濟政策 --- 統治階級和兩個地方的政府都運用緊縮政策，這尤其會窒息公共政策。

歐洲危機的特性源於歐洲聯盟的結構類型：沒有民主的，沒有民眾參與的，沒有政治經濟統一性的，市場占主導地位的未完成政治內涵的實體。這個新自由主義的結構，遠未協調其經濟政策，鼓勵歐洲經濟的“分散的動力”，促進工業（德國）和金融（英國）動力的分散，促進高度發達的經濟體 --- 前共同市場和均勻發展者 --- 歐洲南部和東部之間的分散。

歐元有效地涵蓋不同發展水準和生產力水準的國家。遠未構成一個所謂“歐洲區”的經濟協調工具，它現在是訓練經濟體和人民以便服務於最強者的工具。這導致德國之類的國家和其他國家之間的緊張情勢，加給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難以承受的壓力。在這個階段，歐元區各國政府已創立了援助機制，回應徹底的新自由主義的結構改革，特別是為困難中的國家創立2013年“歐洲穩定基金”，基金為7500億歐元。這樣是否足夠，已經有爭論。爭論激發猜測。

        但是，除了這個債務問題外，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在當今世界的競爭中，歐洲的統治階級都相信，“歐洲社會模式”是與美國和中國競爭的主要障礙。有必要摧毀最近幾十年贏得的社會福利和成果。在今天的歐洲，存在一個真正的“社會戰爭”：凍結 --- 實際上是降低 --- 公務人員的工資，大幅減少社會和公共預算，破壞各級社會狀態，延長工作年齡 --- 改革養老金，挑戰35小時工作周，廢除數百萬的公共部門工作職務，打擊並私有化社會保障系統，衛生系統，學校（英國學生的學費暴漲）。

這些攻擊事件的最新例子是在都靈的菲亞特米拉費歐麗（FIAT Mirafiori）工廠的公投，在那裏，批准管理建議的結果，開啟了清算了結集體談判的路，清算不僅僅發生在工程，而且也發生在所有的專門分支和部門。分支機搆或部門的全國集體協議遭到完全破壞。在雇員和老闆之間 “談判”雇傭合同之前，它們就崩潰了。菲亞特董事會的政策還迫使工作條件惡化：團隊工作，夜間工作，處罰缺勤，凍結工資等等。

在歐洲，這類攻擊趨向於普遍化。隨著削減赤字的政策，他們不僅造成百萬人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惡化，而且越來越多地限制最終需求，結果是扼殺增長，帶來新的經濟衰退。削減赤字的政策會限制最終的需求，其後果只是抑制經濟增長，它確實會引起新的經濟衰退。這還不是一個緊縮計畫，其目標是在未來幾年減少打工者15至20％的購買力。解除福利狀態或其剩留物的做法，將會得到前所未有的推動。

右派和新自由主義的進攻

這個進攻，同資本主義正在經歷的歷史性和系統性危機有關，它同1980年代進攻的區別在於整個制度，其統治階級，其政黨，其機構的不穩定後果。所有的執政黨還有其他人都被幾十年的新自由主義反改革和制度危機動搖了。政治代表性的危機，社會主義的歷史性危機，民眾棄權的現象，認為政治精英們腐敗的感覺：這一切都在醞釀總體的政治危機。

在右翼，新自由主義社會反改革做法，削弱了傳統政黨的社會基礎，所以後者鼓動專制主義者，種族主義者，民粹主義者及員警，攻擊移民，攻擊羅姆人和穆斯林，以便獲得這個基地。他們像美國共和黨那樣，強化他們的反動進程。薩爾科齊或貝盧斯科尼的“民粹波拿巴主義”趨勢反映了一定的不穩定性。民粹主義或新法西斯運動獲得支持，它們特別是在瑞典，荷蘭，法國或匈牙利有基礎。在歐洲所有最近的選舉中，右派和極右派的選票有了增加。

社會民主與危機

在左翼，危機並沒有導致任何“凱恩斯主義轉向”。一個社會黨人的總裁出現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表現了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機構中的社會民主整合的程度。不像在20世紀30年代，不會從社會民主轉向左翼。社會自由的選擇是確認的。帕潘德里歐，薩派特羅和蘇格拉底的政策表明這個情況。歐洲社會黨的大方向，在歐洲層面上，讓他們感到安慰，並表明，超越每個社會黨反對右派的戰術定位，社會民主主義變成了社會自由主義。

即使有左派和右派之間的差異，有社會基礎的差異，有同工人政治關係史，工會，聯合運動的差異 --- 由工會機構接手的社會民主黨高層會議，刻意選擇了適應主導的危機管理模式的做法。我們還應該注意到，大型綠色組織的取向，日益偏向中左方。

社會抵抗的動力

分析和預測阿拉伯革命對國際範圍內的社會反抗的影響，為時尚早。但是，考慮這些革命，不僅要考慮到與危機相連的抵抗，而且還要考慮到阿拉伯世界的動盪，分析還要聯繫起出現在中國，亞洲和非洲人民中間的新組織，而且還有在歐洲這個架構中的新組織。

近幾個月最引人注目的因素是反抗緊縮計畫的鬥爭。總罷工已經在希臘，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國舉行。在法國，近三百萬人在兩個月內參加了示威和八次罷工運動...，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罷工有歷史性的廣度。我們的任務之一，是分析這些衝突的形式，內容和動力。在英國和義大利，學生示威表明了社會鬥爭的爆炸性程度。在德國，出現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多次反核動員。危機將持續下去。攻擊會加倍。

如果在歐洲有一個新的社會狀況，人民抵抗的聲音若是被聽到，那麼我們要注意兩個重要的政治事實：

a）鬥爭，甚至最大的鬥爭，在這個階段也不會導致統治階級的部分失敗或工人及其組織的勝利。我們沒有阻擋住資本主義的進攻，更不用說讓其逆轉了。我們可以看到，如果新自由主義的反改革行動繼續推進，那麼在希臘，法國，葡萄牙，西班牙罷工示威的工人，和在英國示威的學生，不會有經歷過重大失敗的感覺。他們會迷惑地感到將有進一步的戰鬥。

b）第二個突出的政治事實是，在有一定廣度的社會鬥爭的國家中，社會戰鬥力和政治反映之間存在間距。我們應該考慮每個國家情況的特殊性。在一些國家中，社會鬥爭水準薄弱。但即使在有社會運動的國家裏，在工會或政治層面也不相等：在社會運動中並沒有工會，政黨或左派潮流的有機增長。有多少成員或支持者？有可能各處都有工會和政黨成員的運動，但是，例如，1930年代和目前的局勢之間存在差異。例如，在1930年代，危機和社會抵抗導致工會會員，社會黨和共產黨，社會民主黨內部的左派成千上萬地增長。但社會自由的演變使這些黨派，面對階級鬥爭的興起，變得越來越“不可滲透”。

但是，我們也沒有看到工會有任何大規模的質的增長。於是我們可能會期待傳統左派組織之外的政黨和運動潮流的發展。在這個階段我們並沒有見到顯著的進展。今天在法國，在一次特殊的社會運動之後，我們可以期待的是，2012年總統大選的社會黨候選人可能會是一個更具“社會民主”背景的人。然而，社會黨（SP）的2012年總統選舉候選人，可能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多明尼克·斯特勞斯-卡恩，他是國際社會民主黨中最右翼的代表人物之一！

上個世紀工人運動的歷史性危機的影響仍然可以感覺到。建設一個革命的社會主義意識，需要新的經驗具體成形。我們必須注意到，目前的鬥爭水準，即使它是在反對統治階級和政府的攻擊中興起的，仍然沒有獲得足夠的政治動力，翻轉幾十年的新自由主義的反改革做法，奠定全面反攻和一個新的革命社會主義計畫的基礎。從而在歐洲建設激進左派或反資本主義政黨的過程，遭到了一系列困難。

突尼斯和埃及革命首批結果

其後果對阿拉伯世界是首先的和最重要的。這是半個世紀以來的第一批革命：在納賽爾主義以後，在阿拉伯民族主義興起和阿爾及利亞的革命之後。這是整個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和社會衝擊波，動員到了約旦、也門、阿爾及利亞、並且敘利亞、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情勢也日益緊張。

這些是民主、急進民主和社會的運動或動員。一個熟知阿拉伯世界的歷史學家把它們定性為“後伊斯蘭革命”。它指的不再只是伊朗。有新一代的青少年，現在還有工人，他們有組織和舉行罷工，想要找到他們自己的通向自決的道路。在這些革命的基礎上，將會有各個勢力的重新分派和重組：同青年激進化相關聯的新組織的出現 --- 急進的社會民主運動，伊斯蘭運動內部的分化 --- 就像目前在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工人運動和工會的復興重組。我們要強調突尼斯總工會（UGTT）的作用，尤其是其在突尼斯的戰鬥支部的重要性，還有尋求以獨立工會替代勾結穆巴拉克政權的工會的運動的重要性。

在當前進行的革命中，民主的，國家的和社會的需求，應同自我組織結合起來。在利比亞或巴林，我們要求結束屠殺和所有的鎮壓。在突尼斯和埃及，我們支持民主的要求，釋放所有政治犯，解散獨裁政權及其所有的機構，解散憲政民主聯盟（RCD）和民族民主黨（PND）以及所有鎮壓機器，成立沒有任何舊政權代表的臨時政府，臨時政府應是人民起義的代表，並且召開制憲大會。

在這個情況下，突尼斯的同志們正在討論一個建議，它反對所有的“續命”方案，討論應用激進民主方案，通過滿足民眾的社會需要，管理突尼斯總工會（UGTT）。關鍵問題是，要 從“擺脫本·阿里和穆巴拉克”進而轉向同獨裁決裂。與此同時，反資本家運動應該支持所有罷工，支持青年和婦女的所有民主運動，自我組織的萌芽在反對高物價、保護人民的鬥爭中發展。

這個阿拉伯革命的高潮，也將對中東危機，巴勒斯坦的政治局勢，以及與以色列的關係帶來中期和長期的影響。超越美帝國主義的操控，這個民眾動員的總動力削弱了該地區的帝國主義控制。它削弱了猶太復國主義的領導，它不能再把穆巴拉克當作其主要盟友之一。但是，這種領導首先被阿拉伯民主浪潮完全動搖了。作為一個整體非民主--- 獨裁或伊斯蘭政權 --- 的阿拉伯世界的代表性，已經受到了這些革命動力的徹底挑戰。最後，突尼斯，埃及，利比亞革命，會鼓勵反對阿巴斯的巴勒斯坦當局和哈馬斯的激進潮流，或激進民族主義民主潮流的出現。

對於世界人民，這些革命將是榜樣。當然，沒有機械作用，但它們將刺激對拒絕獨裁統治，民主願望和鬥爭形式進行反思。衝擊波傳播到遙遠的北京，即使暫時它只有象徵性的意義。有必要看到，中國當局對這些革命的宣傳影響感到恐懼。在世界各地，這些革命打破了封鎖阿拉伯社會的可怕閉圈---獨裁或伊斯蘭國家。它們打破了所有“文明衝突”的理論牆。它們為工人運動與阿拉伯青年一代的民主和社會聯盟創造了條件，特別是在有大量阿拉伯移民人口的國家。它們是加強所有反種族主義運動的支撐點。

關於革命者任務的討論要點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任務是什麼？答案是否依賴於對2007年爆發的危機所做出的診斷？它是否像所有過去已知的資本主義金融事件那樣，接下來是一個暫時的衰退？或者，它是一個在兩個層面上的制度性危機：因為超過三十多年金融積累制度已經是筋疲力盡了，另外，因為世界資本主義已經達到了同地球有限性和自然資源有關的極限。如果我們取第二個假設，我們就不能同意利用需求和金融系統調節手段的通貨再膨脹政策，需要的是徹底重組經濟，轉向社會需要，轉向工業和農業的生態轉型，轉向優質的非商業化公共服務，簡言之，同資本主義邏輯決裂，同資本私有制和現行的財富分配制度決裂。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計劃，它把立即的需要同反資本主義的對抗危機需要結合起來。不是工作者，而是資本家應為危機付出代價：捍衛社會福利、需求和基本權利，向金融交易徵稅，以及取消公共債務。這一計畫的經費可以來自銀行金融利潤以及大資本集團利潤。該方案應當伴隨著整個銀行系統的國有化或公共社會化，要提出資本所有權的問題。這種所有權問題的提出也應伴隨著反對私有化的鬥爭，並且在工作者和使用者對關鍵經濟部門的控制下，創立大型公共部門。

它的提出也要伴隨著生態問題，必要的重組以及中長期生態規劃。考慮到該星球上到處有自然災害發生，洪水，氣候混亂和山體滑坡發生日益頻繁，在這個情況下，生態面越來越重要，並應在我們的活動中佔據越來越多的地位。服務于工作者和人民需要的，關於生產的社會和組織重組，關於城市空間、交通、能源重組的所有建議，都應是我們激勵強調的。

在歐洲，這一計畫應該有一個大陸的層面。在歐洲，對危機的反應不是民族保護主義和退出歐元區。那會導致歐洲國家之間競爭的惡化，導致對人民的新攻擊，使最困難的國家受到打擊；更不用說沙文主義和排外運動的發展了。需要一個反應，這個反應是歐洲的，社會的，民主的以及生態的，但它與歐洲的政策和體制是決裂的。在這個意義上，不能用拯救歐元或歐洲聯盟作為藉口，加大反對人民的攻擊和緊縮計畫。

我們的回應，應該從捍衛每個國家工作者和人民的權利和要求開始，並站在歐洲一級的高度上。這意味著，即使有來自歐盟的驅逐恐嚇，也要拒絕任何緊縮政策。那麼，需要的是協調歐洲各國人民的策略和鬥爭，建立一個歐洲人的，國際主義的反應，把協同作為優先目標，協調和合作，以幫助受危機打擊最嚴重的各國人民，這一政策運用造福人民和歐洲的大型公共服務，特別是金融服務的財政和社會方法，使資本家和銀行家買單。

在反資本主義的行動計畫中，民主權利和需求的問題，特別是在保護民主自由和捍衛移民和無證移民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特性。

實現這些標目，依靠數以百萬計的勞動者和公民的社會政治運動，與統治階級和政府對抗。

更一般地，我們的方向應該激勵和引導這個運動，結合社會、工會和生態的鬥爭，團結社會、工會和所有左翼力量的政治行動，號召和領導社會自我組織的經驗。提議發起取消債務的歐洲運動，提議通過協會和工會的協調推動就業。還有必要接續達喀爾世界社會論壇的倡議。

在政治層面上，同一的鬥爭，應該還要加上獨立於社會民主黨派的系統性尋求，特別是在大城市，地區，議會和政府的選舉政策上要有獨立性。危機證實了一個全球性的政治選擇的必要特性，這個政治選擇是社會自由主義和傳統左翼黨派的替代者。最後，我們應促進團結和反資本主義的聯盟，鼓勵在各級水準的反資本主義協調的所有倡議，鼓勵各個鬥爭，各個黨派以及歐洲或地中海的反資本主義會議。

2011年2月22日

弗朗索瓦•薩巴多是第四國際執行局成員，和法國新反資本主義黨（NPA）的活動家。他是革命共產主義聯盟（LCR）全國領導層的長期成員。

（由此篇譯文起，俱為衞眾所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