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美和歐洲遭受艱難打擊之時，中國抵擋住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這得益於一個救援計畫，該計畫包括龐大的公共開支，低利率和消費補貼。中國的增長率在2009年達到9％，2010年為10.3％，讓跟在其身後的亞洲和拉丁美洲擺脫出危機。2010，它也設法把失業率保持在一個可接受的水準。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甚至超過了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美國的差距正在縮小。從總體上看，中國的崛起似乎沒有受到次貸危機的影響。進一步的仔細察究表明，真正的問題還在後面。

        中國工人不再接受過度的剝削了。2010年夏天，罷工浪潮蔓延。工人爭取提高工資，改善工作條件，爭取結社和談判的權利。自2010年中期以來，通貨膨脹加速，特別是食品價格的上漲加劇，給工人增加了新的問題，讓害怕不滿浪潮的政府更加憂慮。最重要的是，政府正在盡最大努力防止任何來自類似阿拉伯國家的民主革命蔓延開來。雖然中國的整體情況完全不同，但這些向中國工人展示的民主革命，確實有可能推翻那個最兇惡的強大獨裁政權。

中國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適應力

        到目前為止，金融危機對中國和亞洲的影響有限（散努克，2008）。亞洲銀行不像歐洲的銀行，並沒有特別涉入次級抵押貸款和有毒產品的麻煩裏。除韓國外，亞洲國家並不依賴於短期資金和銀行貸款為它們的經濟融資。他們沒有像東歐國家和希臘那樣陷入債務陷阱。他們中的大多數，尤其是中國，已經積累了大量的貨幣儲備，能夠應付發生在2008年底的資本外逃。亞洲國家受到的主要打擊，是因需求下滑而導致的對北美和歐洲出口的下降。

作為一般規則，在出口集中在製造業上的最開放的亞洲國家中，當美國是一個重要客戶時，衰退對它們的影響比較強大。例如，製成品出口在馬來西亞約占70％，在泰國和柬埔寨超過40％，在中國，韓國，菲律賓和越南約為30％，但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低於10％。這些特點說明，2008年至2009年，人口最多的三個亞洲國家，中國，印度和印尼等國家沒有經歷過一個季度的經濟衰退。這三個國家的活力，最重要的是中國，它是最大的，是亞洲國家最大的貿易夥伴，它領導了2009年第二季度的迅速反彈，導致了一個比世界其他地方更強大的“V”形復蘇。

幾個因素可以解釋亞洲國家的危機抵抗力和經濟復蘇的速度。

首先，為了減輕出口下降的衝擊，亞洲國家啟動了前所未有的地區救援計畫，它同1997-1999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相反，當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負責的結構調整計畫使危機惡化了。中國救援計畫的規模值得注意：兩年時間的開支總額占GDP的13.3％，為5850億美元。平均而言，亞洲國家宣佈的救援計畫總額占GDP的7.5％，相比之下，7國集團國家的這個數目只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8％。此外，亞洲救援計畫更側重於公共開支而不是減稅。平均而言，亞洲國家公共開支的增加達到80％，而20國集團公共開支的增加平均只有60％。唯一的例外是印尼，該國以減稅為主。這些公共開支，伴隨著擴張性的貨幣政策。

        亞洲各國央行的平均利率下降了2.25點，是過去危機期間的五倍多。由於銀行系統繼續工作，這對經濟增長產生積極影響。在越南和中國這樣的國家，擴張性貨幣政策發揮了主導作用。在中國，公共開支從2007年的23％輕微地增加到2008年的26％，但2009年回落至21％，而且在2010年救援計畫正式結束時，甚至降到17％。從總體上看，在吸收衰退的衝擊上，公共支出並沒有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實際上是發生在2009年的信用擴張，它導致31％的可觀增加。因為寬鬆的貨幣引發了新的投機泡沫（有關此點，以下有更多論述），中國政府決定給經濟降溫時，2010年它也回落到-4％。

其次，危機期間，居民消費保持穩定，而且就業並沒有崩潰。在危機的時候，在亞洲國家裏失業率通常不會有劇烈的增加，因為除少數國家外，多數國家都沒有失業救濟金。只要可能，只要有機會時，失去工作的企業工人會試圖在服務業找工作，或者做自雇工作，或者回歸家庭農場。在中國尤其是這樣，在2008年冬天，成千上萬的農民工回到內地，一直呆到2009年2月新年後。但是，由於經濟在2009年春季復蘇，他們中間很多人返回城市尋找收入較高些的工作。

第三，同許多嚴峻的預測相左，從2008年9月至2009年2月，中國的出口雖然下降，但並沒有崩潰，並且由於世界貿易的復蘇，很快就復原了。由於出口的內容中有很高的進口成分（約50％），所以進口下降了相同的比例，使經常帳戶幾乎總是正的，儘管幅度較小。這既揭示了中國對外部衝擊的適應力，同時也顯示了它的弱點。因為是加工貿易組成了中國貿易帳戶盈餘的大部分。由於其初級產品的進口含量很高，長期而言，傳統貿易活動是虧損的。

        為了保持加工貿易的競爭力，中國政府決定讓人民幣匯率釘住美元匯率，避免過高的工資增長。這就是為什麼2007年宣佈的新勞動法，應雇主的要求而暫停的原因。固定匯率的另一個困難在於，商品的價格上漲完全轉移到了中國經濟上。正如我們將會看到的，這兩個矛盾沉重地擠壓著中國政府的迴旋空間。

救援計畫的後果：以前矛盾的惡化

擴張性的預算和貨幣政策不能無限期延長下去。官方說法是，中國中央政府並不負有重債：其債務占GDP的比率，是輕微的，是國內生產總值的19％。這意味著，中央政府有足夠的迴旋餘地擴大公共開支。事實上，中央政府卻做出了不同的選擇。在所公佈的2008-2009年40000億人民幣的公共投資計畫中，實際上只有11800億元是中央預算，其餘是地方當局的財政開支。這些交織在一起，作出了最壯觀的宣佈，即驚人的累計人民幣達20萬億元的總投資項目。由於擴張性的貨幣政策，這些宣佈中的大多數已經實現。 地方當局受到鼓勵，可以間接舉債，因為他們沒有可以直接舉債的正式許可。在地方一級已建立了特殊的金融工具，以便繞過這項禁令。

地方當局在金融車輛裏注入資本，然後使用它來作抵押，從銀行貸款。地方當局帶來了不同種類的資本：土地；由本地銀行控制的投資基金賣出金融資產，再出售該金融資產獲得現金；用變相的短期貸款，來獲得更大的中期貸款，再用中期貸款償還短期貸款。2009年，這些脆弱的金融措施成倍地增長。在2008年之前，地方當局平均有2至4個特殊基金手段。在2009年救援計畫推出後，他們平均控制了10個基金工具。以這種方式資助的投資專案的大部分是在房地產和基礎設施方面，而且由國有企業經營。這有幾個負面影響。

第一，它助長了房地產和住房投機。2009年一季度投資的增長來自房地產投資，這個領域的價格在2009年猛增24％，在2011年的頭五個月猛增11％。第二，它創造了數額巨大的一種潛在的不良貸款，因為許多專案是不賺錢的。銀行資助了90％的投資資金，它正變得脆弱 --- 這已不是第一次了。1999年，不良貸款已達到貸款總額的36％。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已由國家成立，國家從銀行購買他們以便清理其資產負債表。截至2007年底，不良貸款仍然占總數的6.7％。貨幣當局希望避免重複同樣的故事。

第三，增加了公共債務。據維克托施（2010）的估計，把地方當局的公共債務併入國家債務的話，那麼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在2009年為71％，若是只考慮中央政府債務，其比例則為19％。它仍然是便於管理的，但它意味著無論是地方還是國家必須增加稅收。

問題是，一旦投機泡沫形成，緊縮通膨而不造成損害是非常困難的。地方當局約20％的財政收入依靠房地產。他們從農民手中徵用的土地，用作抵押或出售給開發商，土地的價值取決於房地產市場的價格，因此就可以在這個市場投機。在一個地方政治家和共產黨強權領導人並不總是同意中央權力的國家裏，提高中國銀行的利率，是減少銀行貸款和讓經濟冷卻的一個有力工具。但是，它揭示了很多不良貸款，而且地方財政處於危險之中。

最重要的是，在一個主要是靠投資帶動增長的國家裏，加息太多，可能會有非常強烈的衰退影響。相反，中國銀行不是提高利率，而是優先提高各個銀行必須維持在中央銀行的儲備金數目。2010年1月至2011年1月，中央儲備銀行把儲備金數目增加了七倍，而2010年10月和12月的利率只有輕微增加。貨幣管理當局也重新建立了信貸配額制度。問題是，銀行必會想方設法，繞過配額，擴大資產負債表以外的運作。

從總體上看，與2009年比較，似乎銀行貸款在2010年保持同樣的速度 --- 2009年是創紀錄的一年。讓銀行信貸控制雪上加霜的是匯率政策。2008年7月，中國決定重新建立美元與人民幣之間的固定匯率。但是，由於貿易帳戶始終處於盈餘狀態，中國銀行必須用人民幣購買美元。這促使更多的人民幣進入中國經濟體流通，而中國銀行則試圖通過發行債券收回這些錢。因為涉及到巨額資金，這種所謂的沖銷做法，證明更為困難。其結果是，有更​​多的錢在流通，給投機和通貨膨脹增加了另一種來源。投資者特別在市場對食品做投機買賣，推動了過去幾個月食品價格的上漲。

通貨膨脹已成為一個政治問題，因為人民抱怨生活費用增加，開始抗議。記住，阿拉伯國家的民主革命開始於對食品價格上漲的抗議，中國政府對這一問題很敏感。2010年11月，國務院公佈了一系列措施，旨在穩定食品價格。如果這些措施不夠，政府將不得不採取更為顯著的加息以降溫經濟，基於上述原因它並不願意這樣做。

是否會這樣做，以及在什麼情況下做，將取決於政治形勢和工人抗議活動的強度。這可能是為何政府容忍2008年夏天工人罷工的原因，那些罷工首先發生在本田公司和富士康公司，然後出現在數十個其他地方，主要是外國公司。工人們要求增加工資，改善他們的工作條件，尊重他們的基本權利和談判權利。政府通常會迅速鎮壓工人，尤其是當他們聲言要爭取自我組織的權利時，更是如此，但是這一次它卻決定讓工人罷工。它試圖分散工人對真正實際問題的注意，強調大部分公司是外國公司，如此挑動人民的民族主義神經。好像在中國企業，工人的工資待遇更好。這個故事，沒有人會相信。更嚴重的原因是，這個辦法，可以減輕圍繞通脹問題的社會壓力，為調整面向國內市場的增長鋪路，因為外國對中國產品的需求並不確定。

調整平衡增長，偏向國內市場

重新平衡增長是多數亞洲國家的經常性話題，這些國家的命運同促進出口的戰略相聯。1997-1999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後，關於減少經濟增長依賴於對西方國家的大量出口的必要性，已經有討論。但是，受害最重的國家（泰國，馬來西亞，韓國和印尼）的出口帶動的復蘇，再加上21世紀頭十年中國產品在國外市場中的成功，結束了辯論。現在辯論又回來了，因為有一個共識，即美國，歐洲和日本從危機中的復蘇將是緩慢和暫時的。

對亞洲出口產品的需求將會有長期的減少。  因此，東亞和東南亞現在更嚴重地面對一個必要性，即調整其增長戰略，轉向國內市場。西方國家贊成這個調整，因為他們會從中受益，有望向亞洲市場擴大出口。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堅持中國必須讓人民幣升值的緣故了。這將推動西方對中國的出口，並降低中國出口產品的價格競爭力。為了這個目的，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亞洲開發銀行的許多官方報告，討論調整平衡經濟增長的最佳途徑，辦法就是通過擴大內需，減少出口的重要性。

由於中國國內市場的重要性，而且還因為中國是許多亞洲國家最大的貿易夥伴，是國際和區域生產網路的中心樞紐，因此中國是這樣一個國家，其增長的重新平衡調整是最為重要的。事實是，中國結合了最明顯的不平衡。在這個國家，它有貿易盈餘以及因此而獲得大量的外匯儲備，其作為國內生產總值一部分的儲蓄是最高的，可是家庭的消費卻最低。2007年，危機前的一年，家庭的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已達到了歷史最低點，為35％，投資比例則非常高，為40％，經常帳戶的盈餘達到了創紀錄的水準，為國內生產總值的10％）。

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做？平衡增長顯然也就意味著降低投資和經常帳戶順差的重要性，還要增加家庭的消費。所提出的經濟建議，貌似技術中立，卻有社會和政治的後果。舉例來說，放棄人民幣釘住美元的匯率政策，重估人民幣匯率，將更多地有利於中國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因為他們有購買力，以較低的費用購買進口消費品，而絕大多數中國工人不能接觸到它們，因為它太昂貴。另一個問題是辯論的核心，就是中國的高儲蓄率問題。許多主流經濟學家認為，減少儲蓄是增加消費的最佳途徑。這個簡單而表面中立的建議的背後，是社會和政治的賭注。第一個問題是要確定誰在中國存錢。

最常見的解釋是，高家庭儲蓄率一般是高儲蓄率（布蘭查德和基阿瓦茲 2005；莫迪裏阿尼和曹 2004）的主要原因。一些經濟學家加上國家（威默，2009）儲蓄率的重要性，而其他人堅持企業和國家儲蓄的重要性（普拉薩德，俄斯瓦  2009年），（傑哈，普拉薩德和寺-荻原，2009），（ 霍夫曼和庫伊基斯 2008），甚至堅持（安德森，喬納森2009年）企業儲蓄的唯一重要性。更普遍而言，企業儲蓄增長的重要性不會是中國資本主義的唯一特點，而是許多亞洲國家的共同特徵（錢德拉，索納莉，納巴馬哈，和波特·那坦  2010）。

那些強調家庭儲蓄重要性的人，認為有必要建立或加強“社會安全網”。中國家庭儲蓄過多是因為謹慎的原因：人們必須存錢以便支付其醫療費用，支付他們子女的教育費用，要買房子或公寓，還有原因就是缺乏有意義的養老保險制度。他們承諾花更多的公共支出在教育，衛生，社會住房和養老金上。舉例來說，一個百分點的永久性公共開支的增加，平均分配給教育，保健和養老金，將導致家庭消費有一個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25個百分點的增加（巴達斯俄特·阿裏，2010年）。根據同一作者，在養老金上公共開支一個百分點的增加，對消費的影響較大，有1.6個百分點的增加，因為預防性儲蓄的減少將會更多。這些建議的方向是正確的，因為對一個更好的教育和衛生體制的需要是迫切的，因為中國大多數人並沒有退休金。

但所建議的是“社會安全網”，並非創建保障公民社會權利的完整的社會保障制度。此外，對於所要創建的制度類型，它沒有說出任何東西。僅舉一例，可以提議設立養老基金，作為最佳解決方案。這是世界銀行在許多國家建議或推行的。它將增加中國的金融力量，在中國，金融不像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還不是主導的力量。

危險的是中國完全轉化為資本主義的最後步驟。這些研究也沒有解釋如何資助這些社會支出。如果大部分資金是通過增加家庭收入稅收而籌措來的，那麼消費的正面作用將被削弱。

2009年1月，中國政府宣佈了一個“社會計畫”，用以完成其經濟刺激計畫。提出教育，醫療和養老金的改進或建立，應該特別注重農村人口。但是，這些措施是否全面，仍有待觀察。專門用於這些措施的預算的比例很小，政府也沒有解釋他們將如何融資。它對消費的影響是不確定的。無論如何，它需要時間。中國人民自己將經驗這些宣佈的現實情況，之後才會開始改變他們的行為，減少儲蓄和增加消費。

談到企業儲蓄，社會和政治問題也非常重要。其實，企業儲蓄並非再投資的利潤。事實上，在中國，企業儲蓄高意味著，較高比例的勞動價值並沒有轉化為工人較高的工資，但只是變成了投資的利潤部分。這個特點不僅在中國遇到，在許多亞洲國家也有，這一事實說明了在亞洲對工人的過度剝削很多。增加消費，平衡經濟增長的一個簡單方式是增加工資以減少企業的過多儲蓄。但這不是許多經濟學家提出的建議，尤其不是世界銀行（錢德拉，那巴和珀特，2010）經濟學家提出的建議。取而代之的是，他們建議制定和完善金融市場，讓更多的企業在股票市場上市。中國政府能夠修改法律，以改善公司治理，使公司支付股息給股東，但情形還不是這樣。最後，工人應當成為他們公司資本的股東，獲得紅利而不是增加工資。向盎格魯撒克遜（英國）資本主義的轉換將是完全的。

我們相信，這些建議不是認真可信的。要激發消費，工資的增加是非常簡單，比較公平和更確定的方式，尤其是在中國，就像在許多國家一樣，這些年來，那裏的勞動收入的比重在下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07年），（艾理斯和史密斯 2007年），（歐洲委員會2007年）。中國的情況是：勞動收入占GDP的份額已經從1992年的69.2％下降到2007年的57.5％。

這個比例的 11.7個百分點的下跌，受益的是一些企業，其利潤已經從1992年的11.5％上升至2007年的18.4％，而國家的收入從18.4％上升到24.1％。在重新平衡中國和亞洲的一般經濟增長的辯論中，這種勞動收入比例的負面演變，往往被忽視。在中國的情況下，根據阿齊茲和崔（2007）提出的簡單計算，可以證明，家庭勞動收入的比例，如果在整個1992-2007年期間，都停留在1992年達成的水準上，如果家庭儲蓄像實際觀察的那樣，同樣地演變，2007年的消費都會留在約46％的GDP的水準上。相反，在2007年消費已下跌了近10個百分點，達到36.4％，這是非常低的國際標準。可以推斷的是，在解釋家庭消費的下降方面，勞動收入比例的下降以及由此而來的利潤增加，是比家庭儲蓄增加遠為嚴重的因素。

結論

亞洲經濟增長的再平衡調整，只有通過有關工資的增長和亞洲國家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才能實現，雖然中國強大到足以靠自己做到這一步。這將鋪平道路，在區域經濟水準上建立比較以我為主的經濟體，較少地依賴出口，因而較少地受國際危機的影響。這也將是為中國和亞洲工人爭取社會正義的措施，幾十年來，為出口競爭，工人們遭受低工資，骯髒和危險的工作之苦。中國最近一波的罷工，還有越南，孟加拉和巴基斯坦的罷工表明，甚至在政治環境起初看起來不好的國家，也有社會力量可用。這是一個希望之因。

 約翰·散努克是經濟學家，亞洲問題專家。最近，他主持了國際資源經濟學協會（IIRE）的經濟學家研討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