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吉伯特· 阿查教授的討論。

我們如何判斷中國強權的興起，積極的還是消極的？

這取決於你的立場觀點。對中國強權崛起的判斷，方式各異，取決於你是從美國的角度，歐洲的角度，還是第三世界的角度作觀察。根據所採取的經濟或政治軍事角度，它將有不同的意義。從一個反對帝國主義的角度看，可以說，中國力量的崛起，有助於重新調整蘇聯解體後變成的單極世界，在這個意義上說，它無疑是正面的。從經濟角度看，中國在世界經濟中所占的分量相當可觀，它無可爭辯地發揮著積極作用。在最近的世界經濟危機期間，這一點可能再次被驗證。最大的問題是要知道，中國力量的崛起是否有可能加劇現存的冷戰機制，如果是，則可能加重並導致強烈的政治和軍事緊張局勢，這對於人類是危險的。

一些專家預計，在2025年美國和中國經濟曲線會相交。是不是有一個冷戰和對抗的風險？

有些人預期這個情況會發生得更早。2010年，中國經濟再次經歷了非常高速度的增長，增長率幾乎達到百分之十，引發了對經濟過熱的新擔心。如果這種強勁增長持續下去，這個曲線相交會很快發生。如果我們從西方的立場看這個問題，就會有一定的痛苦，因為看到──這是工業資本主義出現以來的第一次──一個有不同於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制度的國家成為世界上領先的經濟體。在十九世紀被英國主導，然後至今是美國控制的世界中，這是全新的情況。那麼，中國的崛起是否意味著冷戰的風險呢？從著名的結構主義的國際關係的角度來看，在一種被設想為 “零和遊戲”的力量關係框架內，一個新強權的崛起必然造成緊張局勢。不過，我覺得它不是一個結構上的必然性問題，而是一個政治決定的問題。在過去的分析中，決定性的是現存強權採取的態度，也即美國強權的態度。華盛頓的態度是決定性的：到目前為止，情況越來越是這樣的，即美國一如既往，試圖阻撓中國的崛起。北京已經覺察和看到，他們的戰略合圍之勢已經到位。如果他們持續這種行為，已經存在的冷戰機制必將變得尖銳。1999年，科索沃戰爭剛剛結束，我有一本書出版發行，書名就取為“新冷戰”。這種“新冷戰”的模式，指明了兩方之間日益增長的緊張情形，一方是莫斯科和北京，另一方則是華盛頓。在我看來，國際局勢的演變，似乎已經確認了有關這些強權之間的政治軍事關係趨勢的預測。隨著所謂的“單極時刻”，美國無敵的信念不僅激發了對華盛頓附庸國的霸權政策，而且也激發了對莫斯科和北京的霸權政策，它不只是施行在布殊行政期，而且是始於1990-91年。我們知道，布殊的這種帝國主義政策行為，導致了災難性的後果，甚至讓美國作為一個“超級大國”的信用都成了問題。經濟危機進一步讓這種威信掃地。今天，華盛頓奧巴馬政府正著手重新審查其政策，傾向於對莫斯科和北京採取較溫和的姿態。從長遠來看，如果華盛頓能成功地在聯合國和國際法以及集體機制的基礎上，按照整個世界以及美國大眾的利益，適應國際暫行架構，那麼冷戰機制的作用就可以停止，否則，特別是在華盛頓高端人事變動（在短期內這是可能的）後，如果華盛頓繼續執行其在中國與俄國邊境的侵略政策，在這種情況下，顯然，冷戰的動力將加劇。目前，中國的軍力還遠不能同美國相匹。後者仍然是世界軍事強權的老大，並在很大程度上，它在這一領域的花費相當於世界所有其他國家的開支。中國的軍費開支同美國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它隨著中國經濟地位的發展，也是進展迅速的。在這方面，決定性的是國內生產總值（GDP），而不是人均生產總值（GDP），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人均GDP水準仍將遠不及美國。美國的軍費開支幾乎占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五，這是巨大的。隨著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趕上並超過美國，北京將很快就能增加其軍事開支，達到甚至超越華盛頓的水準。一個新的全球軍備競賽，將大大增加全世界業已龐大的軍費開支，損害人民的發展和福祉，不要忘記，在像美國和蘇聯對抗這樣的氣氛中，沒有導致直接的或通過代理人的戰爭的東西，你就不會積累軍備。

超越同美國的一個簡單平衡，中國成為霸權的願望能實現嗎？

第一個提出的問題應該是要弄清楚，是否真的存在一個中國霸權的願望。顯然，對於西方世界的鷹派，這種願望是其基本假設。但是，如果我們從一個較中立，較客觀的立場觀察中國的行為，我們實在找不到證據來支持這樣的說法。其經濟活力和出口給它提供了巨大的貨幣儲備，在這個意義上，無可否認，中國的行為包括一個不可阻擋的經濟增長邏輯。而且它需要讓該儲備結出果實，不再或者越來越少地購買美國國債，而過去幾年裏，它是大量購買美國國債的。事實上，中國補貼了美國的預算赤字。因而，它在一定程度上資助了美國的軍備和戰爭。今天，北京的外匯儲備已非常接近3萬億美元，這是巨大的。今天，中國正在做十九世紀末資本主義經濟在其“帝國主義”突變中所作的事。因為它有大量的錢去投資，它不再滿足於出口貨物，而是越來越多地輸出資本，無論是對發展中國家或對西方經濟體都有資本輸出，甚至輸出到像希臘和葡萄牙這樣再通貨膨脹的國家。作為回報，它希望更好地進入國際市場，發展商業交流，優先獲得原材料，以及隨之而來的政治影響力。今天， 由中國散發的發展援助貸款超過了世界銀行。但在軍事方面，還沒有或尚未見有十九世紀末帝國主義的表現方式，那種方式用的是炮艦外交和軍國主義，旨在擴大政治和軍事統治。在中國的姿態中，目前還沒有任何可比較的東西。中國在軍事領域的重點主要是防禦性的：今天中國的困擾是美國的包圍圈。美國控制著中國的能源來源，特別是中東，中國比美國更加依賴那裏的石油。一個鮮明的悖論是，中國是沙特王國的主要客戶，而沙特是一個在政治軍事方面受到美國保護的國家。美國的手放在大多數向中國供油的開關龍頭上。它控制了中國貿易的海上航線。這顯然讓北京擔心。從中亞和阿富汗到日本，中國被美國的軍事基地包圍著。它擔心美國為了補償或減緩其經濟霸主地位的損失，基於其軍事霸權，正在尋求設置經濟或其他形式的障礙。美國的訛詐可能進而影響能源、貿易和許多的其他方面（技術等）。在海軍力量方面，美國有巨大的軍力可以投放：它有十一艘航空母艦，而中國一艘都沒有。美國海軍的能力是武力的投放。這不適合中國，它的邏輯是防禦性的。中國人在發展自己的潛艇艦隊，這是其最接近美國軍力的海軍軍備，至少在數量上是這樣的。針對美國航母，他們正在開發地對海的彈道導彈。這是他們避開美國海軍優勢的一個方法。回到我論述的出發點：球在美國的場地，美國人仍然能夠“引領世界時尚”，正如他們在20世紀90年代的戰略檔中所確定的那樣。他們仍然有主動權，到現在為止，他們是制定遊戲規則的人。他們要麼選擇採用新的姿態，認識到“單極時刻”只是一個短暫的“瞬間”，而且在集體機制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和平的國際關係框架，其遊戲規則適用於每一個人，這是明智可取的。 要麼繼續他們的愚蠢企圖，阻止一個戰略平衡局面的任何顯現。在這種情況下，冷戰的機制只會惡化，甚至變質。

歐洲人能否同中國保持較密切關係，因為這有可能鬆弛美國對它的控制？

在任何情況下，這都是北京希望的。它干預和幫助歐元重新升值，是其促進世界多極化願望的一部分，這也是莫斯科的願望。戰略多極化來自於經濟多極化。中國的貨幣正開始其成為國際貨幣的質變。這種經濟途徑表明，北京對歐洲是心懷善意的，並希望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與它建立夥伴關係。這要看歐洲是否知道如何把握這隻伸出的手。這意味著質疑其持續了幾十年的排隊在美國背後的作法。歐洲可以翻轉跟隨在華盛頓背後的這一頁，認識到，為了建設二十一世紀，只是這個世紀不能是一個“新的美國世紀”，另一種政策是必要的。這是一個政治選擇的問題，因為沒有結構上的自動機制。我們都直接與其有關。

2011年1月對吉伯特• 阿查的採訪

 吉伯特•阿查生長於黎巴嫩，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任教。他的暢銷書《野蠻衝突論》在2006年發行第二次擴大版，連帶有他同諾姆•喬姆斯基關於中東問題的對話，《危險的權力》。他是《33天的戰爭：以色列對黎巴嫩真主党的戰爭和它的後果》一書的合作者。他最近的著作是《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大屠殺：以阿戰爭敍述》，大都會圖書，紐約，2010年。

（由本文起，所有中譯文，俱為衞眾所譯，除了有刊出譯者名字的譯文之外──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