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淑青大姐

翁淑青大姐2010年7月27日逝世，终年84岁。今年四月我写了短文《监狱之花》，寄给她审核补充，她回信提了一些修正意见。仅隔三个月，她就去世了。当云芳电话告诉我时，噩耗使我惊呆，我事先不知她生病，未能去探视她。原来是她不让家人告诉朋友。

淑青在中学读书时，就接受托洛茨基思想，加入托派多数派的社会主义青年团（SY），1948年高中毕业后到了上海，在一所小学任教，是SY教师支部的成员。她的终身职业是教员，是一名小学园丁，她一生为社会培育了多少花朵是无法统计的。

她作为托派的一员，对宣传托洛茨基思想，很难说她有多大的贡献，但始终是一位忠诚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在最困难的岁月，默默地坚持原有的信念。她与赵青音、罗丽萍等同志一样，是为革命事业，为丈夫不惜牺牲幸福的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式的人物。

1952年12月22日（冬至），中国共产党大肃托派时，翁淑青也被捕，她除了与其他同志一样受牢狱之灾外，还多一层苦难。因为她当时已怀孕足月。经产前检查，胎位不正，可能难产。她于12月19日住进上海宝隆医院（现名长征医院）妇产科候产。我的妻子钱慧初曾去医院看望翁淑青，祝她顺利生下宝宝。就在1952年12月22日夜晚，住在产房的翁淑青也被捕了。因已临产，直接押送到提篮桥监狱医院，关押在一间小房间内，由二名女看守日夜监管。12月24 日因难产施行全身麻醉产下一女婴。监狱医院条件很差，也不会有妇产科，翁淑青就在那样艰难条件下，育下了“监狱之花”。产后经过四十天短暂哺乳，即被押到南车站路看守所和钱慧初、李淑荷等一起受审，还不许带婴孩。当时沈云芳翁淑青夫妇都没有亲人在上海。沈云芳是戴千里会计师事务所的职员。戴先生为人仗义正直，他毅然顶著立场不清的帽子，把翁淑青的女儿接回家中，专门雇了保姆抚养。

翁淑青、钱慧初、李淑荷等被视为受托派思想影响较轻的青年妇女，后来给她们办学习班，1953年秋后释放，由教育局另行分配工作，翁淑青分到静安区第二中心小学，钱慧初分到市二女中，名义上继续当教员，实际上是受管制的，以后的每次政治运动，都逃不脱受批斗的命运。

翁淑青的丈夫沈云芳判刑十年，期满后还被强迫留在青海劳改工厂就业。直到六十岁以后才回到上海与妻子团聚。翁淑青艰难地抚育女儿长大，她是为信念，为丈夫作出了很大的牺牲。

十多年后，沈云芳和翁淑青团聚，后来又育一子。戴千里先生那时已年迈，过著艰难的生活。一次沈云芳和翁淑青去看望病迈的戴先生，感谢他养育女儿之恩，而戴先生竟不把此当作一回事，毫无图报之想。戴先生不仅对沈翁有领养难女之恩情，而且当年沈云芳把会计师事务所作为托派对外通讯联络点之一，戴先生也是闻而不问的。戴先生已去世多年，他也是一位值得我们怀念的好先生。

还有，席时佳是温州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之一，1948年入英士大学外语系，解放后英士大学并入浙江大学，席时佳毕业后随丈夫到大连某大学任教。已没有继续从事托派活动，但1952年12月22日也在大连被捕，当时她已怀孕，1953年在狱中育下女婴，又是一朵“监狱之花”。1952年后，我们与席时佳失去联系，三十多年后才通讯，见面时，几十年后的重逢，谈的话题很多，关于狱中育女之事，仅提及而未详谈。

翁淑青因为产后没有得到调理，身体一直不好。但晚年仍关心政治，收集有关托派的文章复印寄给朋友。翁淑青思想纯正，待人热情，是同辈中公认的好大姐，大家都为失去了这位好同志、好大姐而惋惜。

我于今年4月21日，将《监狱之花》初稿寄给淑青，请她修改。她于4月28日给我回信。那可能是她写的最后的文字。改正了我的一些记忆错误，还补充我所不知的内容。她的来信中写道：“我和云芳都想到，还有方则正的妻子夏秀婵，夏建勋的妻子王崇媚也在上海监狱中产下女儿。现在方则正夫妻在美国，无法联系。夏建勋在温州，我已和他通电话，询问当年情况，他说妻子1953年7月在上海监狱产下女儿，只说那时很苦，其他不愿多谈。唉！真是往事不堪回首，只有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这场灾难的人，才能体验到其中苦味。”她的最后一句话，道出了常人无法体验到的苦楚。

录此作为对她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