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中美洲表面上的民主制度
从1970年代到1990年代，中美洲5国中的3个 -----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陷入内战，而第四个，洪都拉斯，变成了美国支持康切斯游击队的后勤中转站。由于战争和贫穷，这些国家遭受了巨大的动荡。鉴于经济和/或政治原因，许多人被迫流亡国外，大多数逃到北部，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巴拿马往往也列在其中，但它不被看著是中美洲国家。）
丹尼尔•奥尔特加：领导一个独裁政权，
在自称体现了桑迪诺传统的同时，煽动暴力
金•穆迪在其发表于《中流砥柱》ATC(Against the Current)，又译《逆流前进》第127期和128期（2007年3/4月和5 /6月）上的两篇文章中指出，美国移民在20世纪50年代下降了，在接下来的十年内，停滞不前，但从1970至2004年，外国出生的人口从九百七十万增长到三千四百二十万。三千四百二十万人中，有二千一百万人不是公民。据估计，在2004年，二千万就业的或寻找工作的移民中，近一千二百万人不是公民。到1984年，差不多50万萨尔瓦多人到了美国，多数定居在洛杉矶地区。
移民的爆增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来自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那些人“逃离全球化的残害。” 在中美洲国家的情形中，美国的军事干预是最重要的原因，但次要原因（对于墨西哥和加勒比地区而言是首要原因）是推销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贷款，它导致这些国家“开放”经济。对外商投资和关税的限制减少或取消了，工资被冻结，而物价则上涨并且生产企业私有化。在农业和种植园方面的美国投资将数以百万计的人驱离土地，建立了加勒比和墨西哥自由贸易区。
据美洲开发银行的资料，2007年，生活在美国的中美洲人能够向国内汇出一百二十一亿六千万美元：
萨尔瓦多二十七亿美元
危地马拉四十一亿美元
洪都拉斯二十七亿美元
尼加拉瓜九亿美元
（来自中美洲富裕国家的移民汇款五点九亿美元到哥斯达黎加和三点二亿美元到巴拿马。）
这些汇款占这些国家各自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9.4％和25.5％之间。在危地马拉，它们是外国直接投资金额的6倍，在萨尔瓦多是7倍，在洪都拉斯是3倍，在尼加拉瓜则是2倍。虽然这笔钱对于援助各个收钱家庭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它也降低了让这些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的要求，这些服务包括教育和卫生经费，失业津贴和养老金。压低的工资鼓励移民，而汇款是使国家撤出社会投资的润滑油。汇款代表祖国的社会安全价值。何塞•路易士•沙帕是尼加拉瓜月刊《航行》的成员和一名研究人员，他得出结论认为，“因此，汇款的再分配效应是一个有毒的礼物，因为它们让许多家庭受益，但代表一个纷扰，非理智的和分裂的战略，使他们更有可能在精英的战略中被笼络收买...。”（〈汇款远远超过发展的灵丹妙药〉《航行》杂志，27卷，＃320，2008年3月， 59页）。
在这包含两部分的文章的第二部分，沙帕检查了该笼络收买的性质：汇款使原住国的家庭购买手机和其他消费物，从而扩大市场。但是，这一增长战略，没有生产性的支持或“长期发展的眼光，也即除了其他事情外，还要考虑到一个物质问题，也就是居民和可供水之间的关系，或者向迅速日增的城市民众提供食品和能源服务的能力。”（卷27，＃31，2008年4月，48页）
理想移民
从美国商业的角度来看，理想的移民模式是“圆的”。也就是说，目的地国需要劳动力，而“临时工人计划”可以调节劳动力市场。这一计划把劳工送来就业，而当他们不再需要时，则把劳工送回去。因此，无管制的，特别是“无证件”的移民是一个问题：他们流动，他们换工作，他们同其他工人结伙以改善他们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当不需要他们时，他们可能甚至不回家（如果有一个家可去）。”
1990年至2007年，美国政府驱逐二千四百万移民出境，有些人在他们试图进入该国时被逐，其他一些则被移民官员逮著，还有一些人因被定罪而遭驱逐。1992年的罗德尼•金暴动后，加利福尼亚州实施打击团伙法，检察官开始起诉作为成年人的年轻帮派成员，数百人以重罪被送入监狱。随著1996年非法移民改革和移民责任法的通过，被判处1年以上监禁的非美国公民会被遣返他们的原籍国。因此，在1998年和2005年之间，美国移民驱逐出境了四万六千罪犯回到中美洲。其90％以上被驱逐到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许多人是儿童时移民到美国的，有一些人甚至不懂西班牙语。不是去处理贫困问题，美国反而发现了一种出口其社会问题的廉价方式。
2007年所有被驱逐者中， 98.56 ％来自拉丁美洲： 88.92 ％来自墨西哥， 7.76 ％来自中美洲，其余1.9 ％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在另一方面，2007年获得美国永久居住权的拉丁美洲人中有19％的墨西哥人和5％的中美洲人。
但是，有相当大量的中美洲移民被驱逐出墨西哥。2001年和2007年之间，美国驱逐472956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移民出境时，墨西哥驱逐了1,128,256移民。
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与公平贸易
所论及的这四个中美洲国家主要是农业国家，有特定产品进口到美国。传统上这些都是“甜点”食物：香蕉，咖啡，糖，但是也包括棉花和牛肉。最近，又包括了由鲜花到荷兰雪豆的一些特别项目。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多明尼加-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 - 多明尼加共和国也签署了该协定）通过的两年后，该条约承诺的发展没有在四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实现。基础设施的经常性缺乏，阻碍了农村农民参与国际贸易的能力。例如，在尼加拉瓜只有10％的柏油或水泥道路。虽然电力使农民的生产能力翻倍，但只有一半的尼加拉瓜有电力。 另一个不利于尼加拉瓜农民的是，他们无法完成档工作以便购买进行跨国贸易必需的执照。
正当多明尼加-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实施时，投入的费用急剧增加的同时，农产品的价格却没有增加。2006年1月和2008年3月之间，食品价格上涨68 ％ ，大米的价格增加了一倍，玉米上涨了128 ％，小麦上涨168％。大多数小型和中型中美洲农场无法获得信贷。另一方面，美国农业能够以玉米，大米，肉类，小麦和乳制品，进入这些国家的市场，从而破坏当地的生产。就业没有扩大，尽管较大的外国公司雇用了更多的人; 通常这些工人来自那些农场和企业无法谋生的农村和城市地区。因此可能会产生就业机会，但他们支付的工钱往往是低的。各个国家向外的移民也没有停止。
多明尼加-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下的知识产权，把任何药品赋予美国专利二十年，从而剥夺一个国家生产非专利药品的能力。最后，多明尼加-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打开了大门，让外商独资企业设立如大型采矿和水坝那样的巨型项目。最常见的是，这些做法把人民，尤其是土著社区，踢出他们的土地或者威胁毒害水，空气和农场周边的土地。（“多明尼加-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影响和选择，”停顿的中美洲联盟的第三次年度报告）
多明尼加-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同100亿美元的中美洲一体化和发展专案配合良好。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已同意建立一个综合运输和工业走廊，将与美国和加拿大连接起来。这个农业现代化，生产和贸易的系统意味著，农村人口，尤其是土著人口，将流离失所，以便使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可开采和运输。它们包括石油，矿产，木材和电力。在危地马拉，许多当地社区组织动员起来，反对这些工程建设，从而破坏了危地马拉政府与多为美国和加拿大公司的各跨国公司所作的“交易”。他们并不反对发展。例如，他们愿意用分散的，公有的和可再生的能源，满足其能源需求，如太阳能电池板或小规模的水电工程，而不是修建大型水坝，那将摧毁他们的土地。（见西瑞尔•蜜雪儿可在‘中流砥柱’第117和119期的文章。 ）
两个中美洲国家，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还签署了拉丁美洲玻利瓦尔省替代方案（ALBA），该方案由委内瑞拉倡议，并在很大程度上由委内瑞拉作担保。拉丁美洲玻利瓦尔省替代方案（ALBA）被看作是多明尼加-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DR-CAFTA）的一种替代方案。它依据的概念是共用每个国家的合作优势，从而创造一个团结局面。该想法是这样的，区域补偿资金的建立将意味著实现社会经济目标的一个有区别的处理方法。为推动这项工作，一些机构已经建立，包括中美洲多国石油公司Petroalba 和Albagas，多国电力公司Albaelectric。这是为了方便获取远低于市场价格与付款时间较长的石油。Albacom，Telesur和ALBATV是发展通讯的平行机构，同时ALLBA-药品是非专利药品的进口机构，以及ALBA-食品负责农业和工业供应。各个国家将负责执行这些专案，但在实践中，它们由公共和私营部门的联结机构实施。
但是，在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两国，拉丁美洲玻利瓦尔省替代方案（ALBA）的签署没有任何来自民间社会的参与或协商。虽然大多数组织同意ALBA的社会，分配，教育，粮食安全和减贫目标，但关于如何实行这些目标的资讯的缺乏，指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透明度的缺乏。应如何分发援助？将应用什么样的技术标准？农村的最弱势群体如何才能获得优先次序？会不会有偏袒现象发生，直接再生或强化现有的不平等？
另外一个观察中美洲的很重要的因素，是通过华盛顿的同“反恐战争”交杂一起的“毒品战”，在该地区再军事化中的美国利益份量。朝南方看远一点，看看哥伦比亚，这就最清楚了。自2000年以来，华盛顿在该国已花费了超过50亿美元的军事和反毒品援助。总部设在美国的公司（奇基塔商标公司：CQB，德拉蒙德公司和可口可乐公司）被指控勾结准军事部队。
2008年6月布殊总统签署“墨西哥计划，” 可以拨出16亿美元到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以制定和执行反毒品、反恐怖主义和边境安全的措施。一个月内，大赦国际呼吁调查为什么美国的私人保安公司教授一些这样的技巧，如“把被拘留者按在一个充满粪便和老鼠的深坑，迫使水浸到被拘留者的鼻孔，以确保资讯”给到墨西哥警察。尽管墨西哥和中美洲的暴力不断升级，华盛顿还是于2008年10月签署了一项二百六十万美元的援助萨尔瓦多一揽子协定，以打击团伙。
让我们来看看中美洲国家今天的状况。回到自己的原籍国后，那些被驱逐者或因某些原因自愿返回者，发现自己面临的是什么情况？对于那些从未离开过，或已经返回的人，政治经济形势是什么样的？
危地马拉
在36年的内战（从1960年到1996年和平协定的签署）里超过200000人死亡。在1980年代初期，军队，宪兵和“民防巡逻”，在分散于农村高地的450个玛雅社区，他们组织开展了大屠杀。成千的人逃入山区，部队在那儿追捕他们，毁坏庄稼和轰炸他们的营地。一些危地马拉人能够跨越墨西哥边境，在那里设立了难民营。在内战过程中， 100万危地马拉人成为内部或外部的难民。对于留在村庄的那些人，日常生活受到军队的严格控制。绑架，强奸，酷刑和失踪是军队恐吓居民的方式。后来的调查确定，在内战中，军事或准军事组织触犯了所有侵犯人权行为的93％和所有对妇女的性暴力的99％。
在2008年1月的就职演说中，总统阿尔瓦罗•科洛姆•卡瓦耶罗斯承诺他的政府是“一个社会民主的政府，一个关注社会的政府。”但是他还谈到他的当选为“政治奇迹”，表明国家的公民系统仍然多么脆弱。
作为和平进程的一部分，越过边界，生活在难民营的难民，在困难的情况下，组织了他们的返回，并在国际观察员的陪同下，得到了一些补偿和土地。今天，1200万人在该国居住。所有中美洲国家中，它的识字水准最低（70％）而土著人民的比例最高。它还拥有西半球最不平等的土地分配，2％的人拥有70％的生产用地。
违反了11年前签署的和平协定，军力一直在增加，部署在城市和农村地区，施行内部安全职能。鉴于一年有5000多人被杀，内战结束的现在，公民并没有更安全。在过去的选举周期，有50多名候选人和政治活动家被谋杀，而且每年有500-600妇女被杀害，但警察，军队和司法系统并没有调查，追查或惩罚对妇女或其他平民的犯罪行为。在一个高失业率和就业不足的国家，青年都犯罪化了。5年前实施“扫荡计划”（“扫荡行动”），在首都部署4000后备军部队，像对待成年人那样处理未成年人上升的犯罪行为。
另一项尚未付诸实现的和平协定之条款，是开放和解密安全部队档案的要求，并找到被杀害者和失踪者的尸体。妇女，政治活动家和工会活动家的谋杀案中表现出来的暴力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秘密武装团体，他们依赖腐败政客以促进国际贩毒（往往与哥伦比亚贩毒集团勾结），并维持对群众的控制。这些依赖于政治家和前军官的团体，也参与针对团伙和妇女的“社会清洗”。
冲突的解决办法是暴力的升级：自2006年以来，在克特萨尔特南戈地区的科阿特佩克镇，市政当局试图强行将那些传统的市场移至城镇郊区的一个大市场，后者是用美洲银行的钱构建的。这个大市场靠近一个垃圾场和两个坟场，但摊位的租金比集中在一起的市场更贵。驱逐始于2007年年底; 一年之后实施戒严。正在2008年耶诞节前，阿曼多•桑切斯，一个向供应商提供咨询意见的律师，被人开枪打死。2008年1月13号，阿曼多•可拉宗•蒙松在其市场摊位开业时，被杀害。
2008年，最后的工会化的危地马拉加工业区却邢（Choishin ）关闭，而且没有支付包括政府规定的遣散费在内的全部补偿。一些工作人员坚持要他们的遣散费以及重新安置的权利并且不能列入黑名单。这可能会提醒我们注意这些作为共和国视窗的工人和他们的成功静坐，但危地马拉的情况将不会有团结胜利的这样一个结局。
该国仍有一些工会存在，包括六个工会中的一个，伊萨瓦尔香蕉工人工会（SITRABI），根据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的规定提出申诉（连同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指控危地马拉政府没有坚持劳动法或起诉反对工会成员的罪行。几天后，其一名成员被暗杀在德尔蒙特的危地马拉子公司的场地。作为一个工会活动分子在危地马拉是危险的。2008年的前5个月，有八起谋杀案，一起企图谋杀案，两起过路车辆射击，以及绑架和轮奸一名工会高层官员的女儿。
据危地马拉人权监察员办事处的观察，在2008年的头3个月，从美国向危地马拉的驱逐案增加了20 ％。大多数是在大规模工厂扫荡中围捕的土著人民。
萨尔瓦多
该国是中美洲最小的，人口最稠密的（700.00万）。它是该地区第三大经济体（在哥斯大黎加和巴拿马之后）。与危地马拉的土著人口占多数不同，其土著人口在1932年的大屠杀中已经被消灭了。自那时以来，传统上的统治阶级咖啡种植者用武力争夺权力，给寡头提供了铁腕，充实了其高级官员和操纵政府的权力。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叛乱在1980年推翻了传统的寡头统治，但是，最温和的反叛力量基督教民主党，几乎立即开始为自己夺得权力，并把自己与军方结盟。这导致新的内战（1980至1992年），使一十八万人死于这场战争。
内战过程中，几个重要天主教徒被国家安全局杀害。最有名的是1980年的奥斯卡•阿努尔福•罗梅罗主教谋杀案，他被杀于主日弥撒讲道中。1989年，6个耶稣会教徒，知识份子和政治活动家，他们的管家和她的女儿被残酷杀害。在另一起案件中，3名美国修女被阻停在一个军队检查站，遭到强奸和谋杀。军队试图指责游击队犯下这些罪行。
真相调查委员会成员发表的1993年报告的结论是，前将军罗伯托•德•奥布松下令，明确地指示其充当“行刑队”的安全机构，杀死罗密欧。委员会列举了一些姓名，并指出政府工作人员随后的掩饰行为，确保为杀手们脱罪。5天后，立法机关通过的一项大赦法，似乎关闭了此案，不对侵犯人权者作任何进一步的惩罚。
萨尔瓦多的法律保护办公室的大主教管区把该案件交给了美洲人权委员会，后者于2000年裁定，萨尔瓦多政府应对执法不公负责，并提出三项建议：全面进行调查和惩处所有直接暴力罪犯，赔偿所有这些受害者以及取消大赦。将近十年后，萨尔瓦多政府还没有动作实施这些建议。
事实上，执政党民族主义共和联盟（ARENA），尽管由来自银行业，进口，电讯和农工业部门的强大商人领导，仍然在继续发扬军队的作用。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共和联盟（ARENA）企图使马蒂民族解放阵线FMLN — 游击队运动中出现的主要反对党 — 非法化，通过谴责它在内战中的一切暴力，并把它同恐怖主义、暴力和今天的混乱联系起来，使它成为非法组织。
2006年9月，立法机关通过了一项特别反恐怖主义法，此举全不顾社会运动，基督教民主党和马蒂民族解放阵线的反对，后者一致认为，该法案更多的是社会控制一个法律工具，而不是去阻止可能发生的恐怖主义行为。该法案似乎已经是民族主义共和联盟（ARENA）计划的第1号法令，其目的是惩罚其停滞的私有化计划。
在整个1990年代，萨尔瓦多是该地区的新自由主义模范。它执行了一项结构调整计划，放松管制基本菜篮子，促进了合作农业改革土地的销售和放松对银行的管制。推动一项税制改革的实施，取消咖啡和食糖出口税，取消资本财富税和实施了累退增值税。包括机场，电话和电力分配服务，城市住房研究所在内的大多数的国家经济活动实行私有化。到2001年，它的经济美元化。接下来的是供水及卫生系统和大部分教育的私有化。
反对卫生系统私有化的大规模动员，由卫生部门工会和在2002-04年占据街道的卫生工作者带领，成功地制止这一右翼专案。但成千上万的萨尔瓦多人的参预，也使该国政府注意到，它将不得不诉诸更强硬的手段，制止社会运动破坏新自由主义项目的稳定。
在推出新的和有争议的分散公共供水服务系统的计划时，政府选择在稣奇多多（Suchitoto）市开始，该市自1994年以来一直由马蒂民族解放阵线治理，政府以最挑衅的方式，精心准备军队和警察。2007年7月2日，社区组织在主要广场举办了水论坛，并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社会组织参加。据大主教区的法律监护办公室说，到早上7时，一个防暴警察特遣队，警方突击精英部队和军队，配备装有大口径机枪的半坦克抵达。一位军队排长告诉在九公里外设立了路障的居民，他有总统命令，镇压任何公路抗议。居民要求停留3小时，他给了他们5分钟。居民组合在一起，等待警方的行动，随后该排士兵，在两架直升机的支持下，发射橡皮子弹。在这一天，两个社区遭到武装部队攻击，14人被捕，62人受伤。在几个月前新成立的特别指令法院上，这14人被指控。许多法律专家认为这些法院不符合宪法，这些法院的建立是为了处理涉及有组织犯罪和绑架的案件。这14个人被指控犯有造成严重破坏和对公职人员的恐怖主义行为。
萨尔瓦多有高额的犯罪和侵犯人权行为，据推测，这些行为与贩毒和雇佣杀手团队有关联。 因此，萨尔瓦多已处于“帮派战争。” 2003年7月，立法机关通过了一项“马诺度拉”（“铁腕”）法律， 主张12岁以上的青年人只要是有帮派纹身或显示帮派符号，立即入狱2-5年。2004年8月，尽管共有20000团伙成员被逮捕，但当最高法院宣布该法律违反了关于儿童权利的联合国公约时，其中的95％就被释放了。
在2004年新的“超级马诺度拉” （“超级铁腕”）被立法机关通过。虽然，以团伙成员罪控告青年时，证据是必要的 — 从而正式遵守联合国公约 — 新法律加重了处罚（团伙成员处以2-5年的监禁，团伙头目处以9年的监禁）。在过去的5年，监狱人口已从6000增至1.2万，其中40 ％是帮派成员。然而，犯罪率仍在上升。
在过去两年，16个以上社区积极分子、工会会员和马蒂民族解放阵线（FMLN）的活跃分子被杀害，但当局意欲剔除杀戮的任何政治动机，而且这些杀戮真相仍未解开。例如，米格尔•安赫尔•瓦斯奎兹，电气工人工会领导人，被两颗子弹击在头部，是内战期间的暗杀风格。
刑法于是作了修改，为“严重扰乱公共秩序”创建一个特殊的类别，增加对公开抗议的处罚。但是，人民运动仍在继续，特别是围绕著布埃布拉-巴拿马规划的道路，反对如热电厂或集装箱港口那样的超大项目，因为它将破坏家庭和商业的捕鱼活动。
选举定于2009年初，先是市政选举，然后是总统选举。虽然执政党有控制选举机器和利用媒体传播恐惧的优势，马蒂民族解放阵线（FMLN）还是全面领先。萨卡总统宣布给公务员（1.84％的人口）加薪和19措施的所谓“同家庭结盟”一揽子计划，其目的在选战，而不是为社会投资。只有6-7％的国内生产总值将用于如教育和保健这样的基本社会项目，萨尔瓦多人均社会投资在该地区最低。（拉丁美洲平均值为13％。）即使面对恐吓，生活水准的下降和社会运动的恢复还是使马蒂民族解放阵线（FMLN）在所有问题上，处在它享有的最有利地位。
到2007年底，估计每天有740萨尔瓦多人离开自己的国家去美国。
洪都拉斯
虽然洪都拉斯没有遭受内战之苦，在20世纪80年代它成为康特拉训练营和美国的空军基地的一个后勤基地。政府对付左派的方式是秘密地安排法外处决。
这个七百四十万人的国家，每四名工人中就有一个以上的人失业。它有一个腐败政客的历史，这些政客使用他们的职权获取财产，并且盲目支援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去年春天，一群年轻检察官的38天绝食迫使审查一些案件，这些案件记录著著名商人和政客的腐败。然后在9月份，其中最激进的绝食发起人，路易士•哈威尔•桑托斯被枪击9次。虽然他活了下来，但他的肾脏和胆囊被摧毁;他的肝脏，膀胱，肠和肺被击穿孔。洪都拉斯人要求做广泛调查，要弄清楚总检察长办公室或最高法院里是否有人要负责。
类似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设立的“强硬”措施，2003年8月，受纽约市长朱利亚尼政策的鼓励，洪都拉斯采纳了“零容忍”政策。除了帮派成员的12年徒刑（后来延长至30年），法律允许警察和军队合作，在城市地区的巡逻。
在洪都拉斯，团伙对镇压措施回以不断升级的暴力，并要求废除该法律。随后的一年，袭击公共汽车，打死打伤乘客，这些事件频繁的发动，通常是对团伙成员的法外处决的回应。在每个事件中，给总统的资讯被遗留掉了。然而，可怕的帮派谋杀案以及帮派已成为方便的替罪羊 — 似乎镇压他们就会解决该国的毒品，谋杀，暴力问题以及一个不公正社会长期存在的问题。
虽然梅尔•塞拉亚总统已经签署了查韦斯拉丁美洲玻利瓦尔省替代方案（ALBA），它既没有引起美国使馆的强烈抗议，也没有导致塞拉亚放弃新自由主义政策。一位记者称它是纯粹的“戏剧”。然而，被查韦斯称作为“牛仔指挥官”的塞拉亚，可以用他对ALBA的怀抱迷惑基层人民。洪都拉斯开始在有利的条件下接受委内瑞拉的石油，还有在洪都拉斯加勒比地区勘探石油或建造一个水力发电厂的说法。然而，塞拉亚处在其总统任期的末尾;洪都拉斯在2009年将有全国选举。
尼加拉瓜
有五百五十万人口的尼加拉瓜是中美洲人口最稠密的国家。在1979年7月桑地诺革命把索摩查独裁政权推翻，并建立一个基础广泛的政府，其政治领导层是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FSLN）。他们开始发动规模巨大的成功的扫盲计划。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政府发现该国处在列根政府的围困中。即使国际刑事法院谴责华盛顿在尼加拉瓜港口布雷，令其赔偿修复，也未能阻止列根政府推翻其政府的企图。后索摩查时期的首次选举，在1984年举行，反对派抵制，而丹尼尔•奥尔特加当选为总统。美国资助的一个统一的反对派，参加了第二次选举。
当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FSLN）很清楚会在1990年的选举中失败时，领导层本身准备移交权力给新任总统奥莱塔•查莫罗。丹尼尔•奥尔特加宣布，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FSLN）将从下层工作，也就是说， FSLN将与群众组织一起工作，以防止20世纪80年代的革命进程倒退回头。最重要的是，没收索摩查和那些精英的巨大财产，大众扫盲和一个民主政府的建设。这包括向公民负责的警察部队，以及政府的第四个部门最高选举委员会，其任务是执行透明的选举进程。
1990年选举的失败，是由于美国给反对派的政治和财政支持，以及该国因为康特拉战争而筋疲力尽，康特拉战争得到非法的华盛顿协议的重大资助和武装。另外一个因素是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FSLN）政府的一系列错误：不适合农民或者国家的发展水准的一个模式的土地改革，以及误解大西洋沿岸土著人民的期望。这些错误加强了康特拉支持者的基础。
伤害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FSLN），使它离开政权的是“皮纳塔”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FSLN）把政府财产转移成了党的财产或其最高级别官员的财产。当权时，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FSLN）领导人从未设想过失去政权，因而并没有区分政府财产和党的资源。许多FSLN官员当时解释说，他们献身革命，现在一无所有。因此，他们认为自己有权确保自己的未来。
在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FSLN）所有这些失算下面的是这个现实，即FSLN是一个夺取政权的军事形式。一旦索摩查政权被推翻，它从未重新评估自己的角色。FSLN的军事性质导致一个等级组织文化，使它不容易转变成一个更适合于合作重组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较多方面任务的组织。1990年的失败后，在党内开办的质疑讨论中， FSLN似乎愿意讨论和评价自己的错误，然后自行调节。但有迹象表明，讨论只是表面上的，因为现实是：它的道德委员会从未评价“皮纳塔。”过程（1998年，当奥尔特加的养女和FSLN成员祖拉莫利卡•纳瓦埃斯，指控他性虐待时， FSLN道德委员会证明无法调查该项指控。10年后，她终于在美洲人权委员会撤回她的案件。）
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FSLN）的内部对话，从来没有产生过一个集体体制的党。相反，丹尼尔•奥尔特加集团越来越多的占据FSLN，挤掉然后驱逐那些提出了不同观点的人。选举失败后，FSLN缔造和领导的群众组织，不管1979年革命之前还是1979年革命之后建立的，都采取步骤实现自治，妇女运动也取得明显成功。但随著FSLN在1994年的分裂，其领导人，如朵拉•玛丽亚•特列斯和塞尔希奥•拉米雷斯离开另立党派，就是今天所谓的萨迪诺革新运动（MRS），其中许多组织回归到政党状态。
在筹备1996年总统大选时，党再次选择奥尔特加作为他们的候选人，并且被保守和腐败的阿诺尔多•阿莱曼挫败。然而， FSLN在立法机构仍然占有重大份额的成员，而且正如夏莫洛政权初期的情形那样，能够领导学生，工会和农民的群众组织，走上街头，反对政府的政策。阿雷曼需要购买社会和平，以稳定他的政府，而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FSLN）需要重新在政府机构中出现，从而为重新掌权奠定基础。经过30多个秘密会晤，协议出炉了；它导致基层组织的解散，使新自由主义成气候。 1999年， FSLN在最高选举委员会只有一名裁判官，在最高法院只有一个或两个法官。在总审计长办公室设立了更多的职位，在最高选举委员会（CSE），在最高法院，阿莱曼和奥尔特加塞满了他们的支持者。
当公共服务系统私有化和出售国有资产时，该条约给阿雷曼，奥尔特加及其圈子中的人以不公平的优势。国家银行在2000-01年度破产时，该集团获得数以百万计的补偿方案，这就突显了该不公平优势。
协议期间，针对阿莱曼的劣势，奥尔特加获得了权力。虽然2000年的选举，奥尔特加输给了时任阿雷曼的副总统的恩里克•博拉纽，一旦博拉纽看到阿雷曼因腐败被起诉，奥尔特加就能巩固对司法和选举机构的控制。阿雷曼被判处20年，是奥尔特加任命的法官允许他大部分时间在他的庄园服刑，过舒适的生活。
阿雷曼-奥尔特加协议，已经成为三方交易，增加了红衣主教奥万多•y•布拉沃和保守的天主教特权阶级的一个部门。仅2006年总统选举前一个星期，大回报就来了，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FSLN）议员投票通过一项法律，撤销19世纪后期的治疗性堕胎法令。现在，尼加拉瓜与萨尔瓦多和智利一起，是少数几个堕胎完全非法化的国家之一。在头一年，就至少有80尼加拉瓜妇女死亡，因为他们无法获得堕胎。这些死亡主要是流产的结果。
由于选举的时间安排，一些评论家认为，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FSLN）被迫采取反堕胎的立场，但丹尼尔•奥尔特加和罗萨里奥略•穆利罗，他的妻子和竞选经理两者都维护党的立场。（作为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合作伙伴，奥尔特加和穆利罗2005年在奥万多结婚。）
协议还允许对选举法作两个重要修改。首先，剔除了地方政党或联盟可以运作的机会，从而把系统推向两党模式。第二，特别规定，总统候选人不须赢得50％加1的选票 ，而只需多数，如果最高得票者，得票多于第二高的候选人至少5％就可以了。如果没有这两个修订，在一场三方参加的选战中，赢得38％选票的奥尔特加，就不可能成为总统。
即使在2006年选举前，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给奥尔特加提供了他的政治和经济支援。他承诺向尼加拉瓜提供价格优惠的石油，以及建立一个炼油厂，一个石化厂，连结比尔维（大西洋沿岸）与太平洋地区的高速公路，以及资助农村信贷计划。然而，奥尔特加政府一直拒绝把这些援助包括在国家预算中，因为那意味著被国民议会所控制。民间社会，反对党，媒体，甚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家都要求让这些援助的管理透明化。
由于奥尔特加的当选，很多人把他的胜利，同莫拉莱斯在玻利维亚，查韦斯在委内瑞拉和科雷亚在厄瓜多尔道的当选相提并论。尽管有分歧，即使在这么短的清单中，丹尼尔•奥尔特加是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人更为妥协的总统。他维持了同阿雷曼的协议，加深了他与保守的天主教特权阶级的合作，没能利用他上台的第一年，迫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受尼加拉瓜预算，优先考虑社会支出和进行避免财务透明度的战争。似乎没有人确切知道，2007年委内瑞拉援助尼加拉瓜多少钱。总统奥尔特加宣布为五点二亿美元，一个月后，他报告的只有一半;中央银行总计金额在一亿八千四百九十万美元。
虽然尼加拉瓜签署了拉丁美洲玻利瓦尔省替代方案（ALBA），但没有提供如何实施的详细说明，还有担心FSLN将利用其地位奖励其基层。全国农业联合会和农工合作社（FENACOOP）质疑政府分发委内瑞拉化肥的方式，但被告知将根据“紧迫性”分发。然而，他们发现三个不同的价格：“党员价格，一些协会领导人的价格和这两组之外者的价格。”
就职时，奥尔特加建立公民权利咨询会（CPC），把它作为一个“直接民主”的模式，穆利罗为其领导人。公民权利咨询会（CPC）将是一机制，国家有关的任务，包括教育，住房和健康，将通过它开展。零饥饿和零高利贷专案（由穆利罗经管，由委内瑞拉的金钱资助）的受益人也由公民权利咨询会（CPC）选择。但是尼加拉瓜已经有民间组织的历史。地方民主与发展网路同在农村，地区和市一级的公民委员会编织在一起。它独立于任何政党。其市政委员会力争让公众讨论市政预算，目前已被几项法律承认。该网路独立于任何政党。尽管如此，奥尔特加政府仍致力建立一个与其竞争的组织，即公民权利咨询会（CPC）。他的政府有意与反对派就他们的地位发生冲突，围绕立法，用法院做最终的运行，通过下落不明的委内瑞拉金钱，建立了一个忠实的基础。去年春天，丹尼尔•奥尔特加表示了他的决心，要给公民权利咨询会（CPC）以宪法地位。在筹备2008年的市政选举时，他要求FSLN的所有候选人签字承诺，如果当选，他们将“服从”公民权利咨询会（CPC）。
与此同时，奥尔特加政府在尼加拉瓜的300个非政府组织挑出17个，指责两个组织 — 英国牛津救济会和瑞典悉德论坛— 非法给妇女自治运动资金。在这里再次看到，正像卡洛斯•费尔南多•夏莫洛（他自己就是政府攻击的受害者） 所说的，政府要对社会运动作规范和控制，以便制造“民间社会的一种模式，一个不思考，只保持平静而且简单地服从的模式。”（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一直是FSLN报纸‘挡风墙’（Barricada） 的编辑。）
全国警察女警分所的总监，梅赛德斯•安皮警官指出，在2007年犯下的所有罪行中，40％是家庭中针对妇女和儿童的身体虐待或性暴力。马那危妇女医院的主任报告说，10个在他们医院分娩的母亲中，就有4个在15岁以下。其中一些已是第二次怀孕。鉴于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为什么女权主义组织受到攻击？首先，它是所有尼加拉瓜的基层组织中最自主的，第二，它一贯捍卫妇女的性和生殖权利。它讲出了关于该国高额的家庭暴力，并为争取制度上的改变而奋斗。然而，奥尔特加政府否认这些问题的存在。
2008年9月和10月，有一次，政府使用官方媒体作攻击，攻击著名的女权主义作家和活动家索非亚•门的内哥罗以及保护自治妇女运动。正如公民权利咨询会（CPC）企图取代FSLN无法控制的民间组织，该党在2008年9月22日创建了桑地诺妇女运动（MMS）。其性别观点是通过政府提供保健服务，信贷，教育和培训。
由于路易莎迪•艾曼达•诺萨尼加拉瓜妇女协会（AMNLAE）是桑地诺妇女成立的一个组织，他们被迫加入桑地诺妇女运动（MMS）。仅仅因为他们不太明白邀请，其马那危中心的两个组织就被强力接管。但是，一旦有60个中心的AMNLAE加入运动，然后运动就要求其主席朵拉•泽勒东（前FSLN国民大会代表）辞职。泽勒东的辞职信概述了摧毁AMNLAE自主权和工作的讹诈和威胁。在新的领导班子下面，AMNLAE恐怕将接受再教育，学习什么工作适合妇女运动。清楚的是，它将不会争取恢复治疗性流产的权利。总统本人就宣称“希律王在尼加拉瓜寻找儿童杀害。”
事实证明，政府的反非政府组织运动所产生的敌意水准，是2008年市政选举的热身。最高选举委员会（CSE）把登记选举联盟和候选人名单的日程提前，取消了北部加勒比海地区7个城市的选举，然后接受和认证保守党和桑地诺革新运动的候选人名单，取消了他们法律地位。废止了爱德华多•蒙特亚莱格雷作为一个党的候选人的权利，该党就是他所创立的尼加拉瓜自由党联盟（ALN），并授予他一个接近FSLN成员的地位。最高选举委员会（CSE）也拒绝认可观察员小组。
大选前夕的暴力发生在莱昂和马那危，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FSLN）成员和其支持者在街头攻击对手。在马那危大多数人口最多的社区，一队队的公民权利咨询会（CPC）成员，身穿FSLN T恤衫，挨家挨户地走访，当面询问居民，他们打算投票给谁，并写下他们的回答，制造一种紧张局势。
选举日唯一允许在投票站的观察员是党的监察员。由于在选票上，五个政党中的三个是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FSLN）或其支持党派，气氛往往是恐怖的。当晚宣布了初步结果，虽然FSLN的候选人被认为是劣势者，但它却在领先。
选举后的上午，全国获悉，马那危电脑中心被军管了，只有执政党的技术员在里面。第三，最高选举委员会（CSE）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 报告说FSLN 在90多个城市获胜，但提供的是百分比，而不是投票的数量。
从垃圾堆发现部分烧毁的选票到发现一批尚未分发的选民身份证，当独立的媒体记录到越来越多的欺诈证据时，不信任在增长。选举后的两天， 9名主教在尼加拉瓜主教会议发表了一项声明，指出选举的问题，并要求监测人员与最高选举委员会（CSE）一起审查选举的过程。道德与透明度监测人员（透明国际尼加拉瓜分部）没有被准许以观察员地位，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发表了初步报告，概述了9项严重违规行为。
在马那危，最高选举委员会（CSE）的结果表明，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FSLN）的亚历克•阿圭略击败了爱德华多•蒙特亚莱格雷（作为一个自由候选人）20000票。但是蒙特亚莱格雷坚称，他击败阿圭略29000票，并且有证据。鉴于越来越多的国内和国际压力，最高选举委员会（CSE）同意迅速重新点票，但排除独立观察员在场。蒙特亚莱格雷不同意验查。相反，他诉诸舆论，在新设立的网页（www.voto2008.org）发送城市大多数投票站的点票结果的副本，并向‘新闻报’发放资讯。有趣的是，阿雷曼全力支持蒙特亚莱格雷的挑战。立宪自由党（PLC）拒绝承认选举结果，并命令其代表和法官不要去工作。在立宪自由党（PLC）里发生了裂痕，阿雷曼的领导力下降而蒙特亚莱格雷的领导力则上升。
一群群的破坏者游荡了首都的街道，恐吓人民。有报告说公共雇员用了数个钟头在街头角落挥舞著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FSLN）的旗帜，总检察长克雷•埃斯特拉达对该报告作出反应，对一些记者说，“如果国家元首和FSLN政治领导人，丹尼尔•奥尔特加，决定号召他所有的支持者走上街头，那就不会有一块石头静静待在这个国家，或静静待在任何反对他的电视频道或其他媒体里。要感谢他没有这样做，由于这个管理著我们的人的智慧和平静，他没有这样做。”
在过去的十年里，尼加拉瓜团伙已决定暴力对抗，以同越来越多的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的团伙暴力相比较。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内战结束时已经放下了武器。但是现在暴力正在酝酿。在最近的 ‘新闻报’一篇文章中，80个以前的帮派成员现在与‘和平青年’联合指控说，政治煽动者已被招募，并供以头盔，手枪，棍棒，迫击炮和崭新的砍刀还有午餐，巴士车费和金钱（3-5美元）。这是一些破坏者，他们包围了反对党并阻止他们抗议欺骗性选举。几天后，他们被捧为不下于罗萨里奥•穆利罗的革命斗争的象征。
公众有质疑，为什么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FSLN）不退一步，允许最高选举委员会理清最明显的案件，以帮助该进程合法化？
首先，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FSLN）计划赢得100个市长席位。因为党必须把自己弄成是多数党而它却不是，所以把栏杆设高。FSLN必须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工具以减少反对派。这包括使用国家机器满足党的需要; 也包括使用恐吓和暴力强制执行其权力。这次竞选活动，就像总检察长指出的，显然是上层指导的。
第二，“赢得” 包括马那危的105 市长席位，FSLN的市长们签署了一项协定，服从公民权利咨询会（CPC）的命令，CPC是由党工作人员运作，由罗萨里奥•穆利罗指导的机构。因此，市长们都陷入了一个对奥尔特加-穆利罗团队负责的箩筐里，控制的钳子拧紧了。（立宪自由党（PLC）获得37市长席位，党内只有4个会倾向蒙特亚莱格雷的势力。）
独立势力哪里能反对这一合并的权力？一旦最高选举委员会（CSE）有合法性，但他们就已被阿雷曼-奥尔特加协议腐化了。
警察受宪法制约必须服从总统。在莱昂选举前的暴力的对抗中，警方提供了一个分裂的反应。但是，有证据显示，奥尔特加正在增加一般指挥官，提升他的支持者并把最有经验的警官退休掉。
仍然独立的两个机构是立法机关和媒体。对非政府组织发出的恐吓，在竞选期间结合反对派政党和候选人的荒漠化已使两党制和一个国家-政党-家庭规则的进一步巩固。
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FSLN）表示有兴趣于进一步的宪法“改革。” 目前，总统不能连任;奥尔特加要改变这种状况。另一种变数可能是罗萨里奥•穆利罗在2011年竞选总统。奥尔特加还表示，他希望把公民权利咨询会（CPC）写入宪法，是否取代立法机构或作为额外的政府部门，还不明确。另一个可能的宪政改革将走向一个更加议会的制度，其中获胜的政党选出总理。即使FSLN是协议中较强大的合作伙伴，它仍然需要阿雷曼和立宪自由党（PLC）。对于连续两年的立法会议，它至少需要9个立宪自由党（PLC）的立法者，以便通过宪法改革。然而，鉴于该欺诈的选举，阿雷曼可能无法结束谈判，并帮助推动修改宪法。
选举立即导致立法危机，2009年预算没有按照计划的时间批准。在诈骗之后，欧洲联盟冻结其付款（约80％的政府公共投资预算），美国也这样做（大约为8500万美元，它也是同一亿三千万美元贷款联系在一起的）。不过，12月1日丹尼尔•奥尔特加宣布，任何因国际援助的冻结或撤销造成的预算“黑洞”将改由委内瑞拉付款。
所有这一切权力纷扰对于大多数尼加拉瓜人是毫无意义的，他们每天的贫困压倒一切。虽然奥尔特加谈论 “社会民主”的复兴，谴责美帝国主义和欧洲殖民主义，奥尔特加政府第一个财政预算案的关注仍然是支付（不正当的）国内债务的新自由主义议程。查韦斯提供资金，但奥尔特加分钱，仿佛是他自己的零用钱，从而加深该国的腐败文化。
奥尔特加-穆利罗团队是一个专制政权，煽动暴力，而自称体现了桑迪诺遗产。它结合了左派面孔和锐利拳头。
参考资料
我的主要参考来源：
• envio ，一份月刊，涵盖中美洲，但重点是尼加拉瓜。分英文和西班牙文在马那危出版。其西班牙语网站www.envio.org.ni。
• NACLA美洲报告，双月刊杂志，涵盖拉丁美洲。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FSLN）摧毁治疗性流产法律的这一丑闻已经被广泛报导在美国主流媒体，这条法律见诸书本已经有一个多世纪。见卡伦•坎普维的文章“不左也不右：反女权主义时代的桑地诺主义”，2008年1-2月，第二卷，41，＃1。
•同样重要的是声援危地马拉人民的网路以及支持萨尔瓦多人民委员会的网站。
•“多明尼加-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DR – CAFTA）：影响和替代，”停滞的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联盟的第三次年度报告。非常有用的40页的报告。
戴安·菲利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和 “中流砥柱”杂志编辑。菲利是一名从零部件行业退休的汽车业工人。她是钢铁工人联合会235地区的会员。